作者：孙旭阳 转载自：微信公众号“卖杏花” 原文链接
关于《不止不休》，网上有条评论，认为这部电影原本没有准备上院线，所以一直搁了两年，直到张颂文《狂飙》后爆红，才借势推出。
导演王晶听我转述了这个说法后，微信上回复说，阴谋论的一大便利，就是让任何人都掌握了对某事件的解释权，即便他们对真相一无所知。他既然拍这部片子，肯定一开始就是冲着院线。
之所以延宕两年，是有一些无法抗拒的原因。“我难道几年前就找个算卦的，能算出来张老师今年会大红？”
《不止不休》是王晶第一次当导演，题材又偏文艺和理想主义。对他来说，坊间的一些猜测与其说是轻浮，不如说是残忍。
而这，本就是理想主义者——比如《不止不休》中白客和张颂文饰演的那群人的宿命。形格势禁，被道德绑架，被群众猜疑。蜗居在舆论的地下室里，像白客和女朋友一样，小心翼翼地伺候头顶的脏水。
因此评判这部电影，就不得不超越票房，从斑驳的光影里，辨析出更多的身形与人心。毕竟，这很可能是对纸媒黄金年代最后一次描摹。
最高仿的编辑部
在服装、道具和美术方面，《不止不休》中的纸媒编辑部，绝对称得上国产影视剧的极致。与其相比，前不久《狂飙》中对媒体和记者的描述，近乎儿戏。
《不止不休》召集了一大群媒体人——或许应该叫前媒体人参与创作，他们能提供的帮助，任何专业编剧和美工都无法企及。
最触动我的，是男一韩东（白客）与男二黄江（张颂文）在编辑部首次见面时，黄江的面目和装束跟我一位老朋友完全一样：胡子拉碴，大冬天的，套着一件春秋装的军绿风衬衫。
2015年夏天，这位朋友因为抑郁症去世。——去世前大概十天，他去外地采访，吃光了抗抑郁药物。
送走他4个月后，我写了一篇文章纪念他，篇名就叫《岂曰无衣》，讲的是，2010年夏天，他坐动车怕被空调冻着，我就送了他一件厚衬衫避寒，他非常喜欢这件衣服，以至于冬天也经常穿着充当外套。
影片中，黄江和韩东调查矿难时，特意爬伏到地上，蹭了一身灰。这很接地气。记者为了隐藏身份，借工服甚至顺走医生的白大褂穿，在矿难和其他事故现场都不鲜见。
导演告诉我，这个创意来自一位老记者的讲述：在他完成调查返回北京后，一个人走在长安街上，阳光照着他的旧衣裳，旧衣裳又一直散扬着从现场带回的尘土。
老记者感觉，“能有这一刻，做什么都值得”。
事实上，《不止不休》也是这群老记者的作品。电影院里，我看到字幕上闪过一个个熟悉的名字。多年前，这些名字都被打印在报刊的版权页和标题下方。时空重置，离散的人又重逢，只是变了角色。
他们之中还在做记者的，已十不存一。男主角韩东的原型，跟我在南方某报社曾同事五年。至今，他离开媒体也已经有七八年了。
《不止不休》中，先后有一支笔和一份报纸在北京的大气层中漂浮。电影没有交代它们的归宿，但谁都知道，它们飘到最后，一定会被地心引力收编。
捉襟见肘的真相
与高仿的内景相比，《不止不休》的外景就有些捉襟见肘。影片在2019年底开拍，距离韩东与黄江邂逅，已有16年之久。北京大部分的街景，早已不是旧日面目。
《不止不休》用大量特写镜头，竭力贴近那个时代那群人。走出编辑部，就用更多的远景和虚焦，躲闪这个时代的人和景。在不合时宜中，难免无奈和拧巴。
我没有看过内部观摩版以院线版来看，《不止不休》最大的BUG，是对都市报权力架构，以及由该架构决定的编发流程，处理得过于简单，甚至随意。
最扎眼的，是黄江的角色。如果照影片所说，他是一个记者，要下一线采访。这样的职务，并没有权力参与报纸的后期编辑，更没有权力撤稿，还是头版头题——这在任何一家都市报，都必须副总编辑以上。
《不休不止》对此的处理，过于粗糙。不过平心而论，如果不回避报社的科层级管理，不绕开都市报的风控体系，不将黄江升级为整个报社的人格化载体，故事便无法推动。
而在此之前，黄江和韩东供职的京城时报，已经凌空蹈虚。与现实能匹配给它的权力和职责比，它更接近新闻教科书对“媒体”的定位。
在现实与剧情的夹缝之中，不难看出《不止不休》一直在努力留存一些东西。比如韩东被派出所拷在暖气管上留置的细节，就是一次小小的控诉。
我们不要忘了，那可是2003年冬天。这一年春天，湖北青年孙志刚因为没有暂住证，被打死在强制收容机构里。这一年夏天，国务院出台新规定，废止了《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
所以问题来了，按理说，韩东和黄江在讨论此事时必然会提及的孙志刚事件，在电影中销声匿迹。
更让人沮丧的是，韩东的原型记者在报道反乙肝歧视之后，转到南方某报社。在入职体检时，应该还是要检查乙肝。
我确信，因为我在他之后入职。已经是2010年11月初，我的入职体检定点在广州天河区一家医院，当时还有乙肝三项的检测。因为这不符合国家规定，所以在抽血前，我还必须在一张承诺书上签名，表示是我自愿主动。
《不止不休》中韩东从实习生转记者入职，甚至连体检都没做。整部片子停留在一个光明的尾巴上，韩东永远年轻，永远热血澎湃，这如何不让人羡慕。
现实比想象更远
《不休不止》还有一些细节值得商榷，我一并点一下：
京城时报的报头，用的是宋体字，而报社门口的招牌上，报名用的是行楷，两者不一样，在现实中很少见；
对矿难的报道，标题起得过于随意。更符合业务标准的，应该是“山西某某市矿难死多少人被瞒报”，即便电影中《被掩埋的真相》的主标题可以用，那么副标题“兆家沟煤矿”前，至少也应该加上“山西”以点出省别；
彪哥家门口贴的封条，印的是“北京公安局西城分局”，少了一个“市”；
影片结尾，北京西站站前广场，出现了一块被虚化成马赛克的彩色大屏幕，那应该不是2003年的物件……
除了这些无伤大雅之处，《不止不休》中矿难家属领封口费的桥段，其实更欠缺推敲。
一条矿工的人命20万元，在当年确实是那个价格，随着国家越来越重视矿难，在2008年左右，一条人命已经涨到了60万元到100万元。
像电影中那么轻松地突破封锁，进入家属群居的宾馆，在现实中太需要运气了。
首先，矿难发生后，处置方不仅仅包括矿老板，也必然有当地矿业管理部门、警方以及宣传部门，他们远不像片中的“贾科长”那样好糊弄。
这些地方势力联手，需要应付的也不仅是家属，更包括各路真假记者。这些“记者”中，真正和韩东一样挖掘真相的，估计连十分之一都不到，其他都是冲着封口费而来。
在中部某省，就曾发生过几百名“记者”在矿难后排队领钱的盛况。一个“记者”能领多少钱，取决于其背后招牌的大小，以及掌握信息的多寡。
在这样的利益格局中，韩东想见到家属，会容易吗？
即使他突破门禁，接触到死者家属，家属在拿到钱后，也基本不会像电影中那么配合。这时候，他们已经和矿老板达成共识。
矿难有个惯例，在亲人被困井下后，家属首先想到的是救人。得知死讯后，就是谈钱。拿到钱后，媒体就会成为矿老板和死者家属共同提防的对象。
我知道这些，因为我曾辗转数地，被好几家矿难死者家属驱赶，其中有个家属还抽下挑水的扁担，作势要挥到我头上。
现实的吊诡离奇，任何编剧穷尽想象力也无法企及。
在韩东进入《京城时报》实习一个月前，我进入河南一家都市报实习。第二年夏天，我大学毕业进入另一家都市报，没过几天就遇到一件惨剧。
一位矿工被困井下，人们在井口处还能听到他用工具敲击管道的声音。但因为救援他的难度和开支都太大，矿方最终说服家属接受一个他们无法拒绝的价码，放弃了救援。
19年后，《不止不休》让我想起了这位矿工在地下数百米的敲击声。这部以理想之名逆流的诚意之作，恐是一场最后的祭奠。
散场后，被作为原型并客串出场的媒体人，以龙套或其他身份登上字幕的媒体人，都不得不继续从事“转型”后的工作，投身俗常的生活。
更多故事，将永不得流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