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Heidi Holz 转载自：议报
题图：The Fundação Oriente via Wikimedia Commons
来源：War on the Rocks
作者：Heidi Holz
译者：撒母耳
近年来，随着中美战略竞争的加剧，国际媒体领域的“叙事之争”愈演愈烈。但在推动了解北京的影响力操控的过程中，华盛顿各界和更广泛的中国观察界倾向于根据他们在美国体系中所处的位置来关注中共活动的特定方面。在某些情况下，这些狭隘且往往支离破碎的观点削弱了华盛顿在信息领域与中共国竞争的能力。
有三种分析中国影响力操控的狭隘方法尤其令人担忧。第一种是过度关注北京的隐蔽影响力行动，并将其与北京为塑造目标受众的观念而进行的更广泛且非常公开的努力割裂开来。第二种是过度关注北京社交媒体策略的最新演变。第三种是过度依赖数字工具和大数据分析来了解北京的行为。这些对中国影响力操控的狭隘——或“孤立”的审视虽然重要，但会导致碎片化的应对措施，妨碍实施更加协调的政策方针。
制定明智的政策以应对北京的全球宣传活动——无论是隐蔽的、公开的、数字的还是模拟的——的关键，是全面研究这些活动，并根据对中共的了解制定政策。这种综合分析可用于预测中共国的行为，为美国的战略传播规划提供信息，并制作旨在让受众免受北京叙事影响的信息。目前，美国还没有一个单独的机构负责并得到资助来执行这项跨领域的任务。为了赢得叙事之战，美国应该指定并资助一个组织，其使命是为整个政府的美国战略传播规划提供信息，以帮助华盛顿领先于北京的影响力行动。
公开的行动也很重要
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在其《2024 年度威胁评估》中警告称，中共国正在“扩大其全球隐蔽影响力态势”，以挑起对美国领导力的怀疑，破坏民主，并扩大北京的影响力。该评估报告称，中共的隐蔽影响力活动融入了越来越复杂的元素，例如生成式人工智能和俄罗斯式战术，目的是在2024年大选前加剧分歧。
但中共国的影响力活动并不局限于暗地里。北京为影响外国看法所做的努力包括一系列复杂的公开和秘密策略。北京利用其庞大的国营媒体集团，公开寻求向世界各地的受众宣传中国的正面形象——如习近平所说的“讲好中国故事”——并抹黑、削弱和非法化其竞争对手，尤其是美国及其伙伴和盟友。
这场运动的推动因素是，认为美国及其伙伴和盟友正在对中国发动“舆论战”。在中国的战略思维中，舆论战是“三大战”之一，指的是利用媒体影响舆论并获得国内外受众的支持。这三大战还包括心理战——利用信息和媒体支持军事行动并推进政治和军事目标——以及法律战——利用国际和国内法律获得国际支持并控制军事行动的政治影响。
中国为扩大其在全球媒体环境中的公开影响力所做的努力已有20多年，可以追溯到胡锦涛时代初期（2002-2012 年）。到21世纪初期，中国作为全球经济参与者的崛起已是不可否认的事实。2001 年，两个重要事件正式标志着中国作为新兴经济强国的地位：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北京获选主办2008年夏季奥运会。然而，尽管取得了这些公开的成功，北京仍担心，西方媒体对中国的反华偏见继续损害中国的国际形象，并阻碍其发展国际影响力的努力。2004 年，中共发布了一系列旨在改善中国对外媒体的指示，并重新成立了对外宣传工作领导小组，标志着中共领导层对这一工作的决心。
2008 年，当奥运火炬传递沿途爆发抗议活动时，北京遭遇了在海外“赢得民心”的持续失败。这次公关失败让中共政府更加坚信，需要改进其对外宣传。不到一年后，中共国开始了一项耗资约66 亿美元的宣传运动，以扩大其在全球的媒体影响力并改善其国际新闻报道。
中国正在进行的塑造外国看法的全球运动几乎涉及目标国家信息环境的所有方面，包括印刷媒体、数字媒体和广播媒体，甚至信息通信基础设施。例如，在湄公河地区，中国积极寻求建立影响力，包括与所有五个国家（泰国、老挝、越南、柬埔寨和缅甸）的当地媒体达成内容共享协议，对多个国家的当地媒体进行金融投资，以及中国公司投资电信基础设施建设。中国非但没有试图隐藏这些活动，反而经常将其吹捧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努力的一部分。
不仅仅是数字媒体
与世界上许多政府和媒体组织一样，中共国的宣传机构也适应了数字时代。中共国营媒体已成功从印刷和广播跃升至网络，从传统媒体跃升至新媒体。例如，中共官方的新华社在 Facebook、X、新浪微博（类似于 X 的中国微型博客网站）和 YouTube 上都拥有强大的影响力。新华社的 YouTube 频道拥有 143 万粉丝。此外，北京还采用了一系列社交媒体操纵策略，包括审查、机器人、网络喷子（troll）和雇佣有影响力的人，甚至已经开始尝试生成式人工智能。
但中共塑造影响力的所有努力并非都在网上。尽管这是一项至关重要的努力，但专注于北京的数字足迹的分析可能无法捕捉到其线下活动的范围，例如其广播宣传和针对记者的努力。例如，中共官方的海外广播机构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以 61 种语言制作多媒体内容，在全球播出。它的短波广播覆盖太平洋岛国等国家，在这些国家，广播历来是主要的新闻来源。
中共政府影响国外媒体和国内外记者的努力也远远超出了数字领域，进入了现实世界的人际交往领域。中共政府代理人使用的手段既有明目张胆的，比如以人身暴力威胁记者；也有微妙的，比如暗示外国新闻机构如果不采取亲北京的立场，可能会失去进入中国市场的渠道。最近，北京以“请喝茶”威胁外国记者——这是一种常见的做法，即传唤个人，并威胁他们如果发布违背中共政府利益的信息，将以违反中国国家安全法或反间谍法的罪名受到刑事起诉。北京还以拒绝发放或续签签证的方式惩罚外国学者和记者，以报复他们对中共政府不利的报道。对于那些依靠进入中国谋生的人来说，这种做法可能会毁掉他们的职业生涯，因此会给他们带来巨大的自我审查压力。
过度依赖数字工具
中国庞大的数字存在有利于使用数字监测工具和分析模型。的确，这些工具在捕捉、量化和了解中共国在网络上的影响力活动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尽管这些工具对监测中共政府利用数字领域的努力非常重要，但分析人员很容易过度关注这些工具的产出，而失去对背景的感知。
试图使用大数据分析来监测中共政府网络足迹的方法，可能会脱离对中共的更广泛理解——它的当务之急、目标和历史。这可能导致对数据的错误解读，得出的结论缺乏预测力。例如，一个外行人读了微软公司关于中国威胁行为者信息行动的一份出色报告——可以理解的是，这份报告重点关注数字领域中6 到12 个月的不连续期间——很容易就会觉得，中国的网络影响力行动正在迅速提高其编造与目标受众产生共鸣的叙事的能力。然而，当你把这些行动置于更广阔的历史和政治背景中时，就会发现情况更加复杂——而且可能没有那么可怕。中共国的影响力行动和宣传运动是一种制度的产物，在这个制度下，政治正确性往往优先于其他一切——包括有效性。
历史的重要性
综合分析北京施加影响的所有努力——公开的、隐蔽的、数字的、人力的和模拟的，并基于对统治中国的共产党的理解，对于制定明智的应对政策至关重要。
首先，需要牢记的是，寻求塑造外国的看法对中共来说并不是一种新行为，它使用的许多策略已历经数十年的打磨。对外宣传是中共运作的一个核心要素，并且贯穿其整个历史。培养外国的“中国之友”等策略，可以追溯到几十年前。毛泽东本人精心培养了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关系，斯诺对中共及其领导人的同情报道在1930年代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同样，从近90 年前共产党军队在延安的窑洞躲避中国国民党军队以来，该党一直在印刷自己的报纸，并通过电台传播自己的信息。这两种做法在随后的几十年里被中共政府不断完善和调整运用，至今仍是其对外宣传的核心要素。
其次，将中共国的媒体行为置于近期党内改革的背景下，可以洞察北京的叙事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会如何演变。自上台以来，习近平一直试图通过2018年进行的组织改革来加强中共对中国媒体生态系统的控制。作为这些改革的一部分，中共撤销了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将其职责移交给中宣部。中共对中国媒体的控制得到巩固，这对其未来的行为产生了严重影响。这表明，在中国的媒体行为中，党的要求可能会发挥更大的作用，而不是实现真实受众参与的商业要求。这也意味着，中共国推动的叙事很可能具有高度的可预测性，并支持中共政府试图向世界讲述的关于自己的主流叙事——即使这些叙事对目标受众来说并不特别有吸引力。
事实上，在我观察中国媒体行为的近20年里，我的主要收获之一是，北京的叙事往往相当可预测。无论中国媒体报道什么具体事件，它都会抓住一切机会来履行共产党的任务，宣传中共国的正面形象。从最广泛的层面来看，以下叙事贯穿于中国媒体的对外报道：中国是和平的；中国的合作方式是互利共赢的；中国是国际社会负责任的成员；中国是发展中国家更好的合作伙伴。
另一方面，中国媒体也本能地试图削弱和非法化中国的竞争对手，尤其是美国。中国媒体对美国的典型报道——尤其是美国与中国竞争的活动——围绕着以下叙事：美国寻求维持其全球霸权；美国军队是一支破坏稳定的力量；美国的合作方式是自私自利的；美国利用国际组织欺凌其他国家；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带有政治附加条件。
中国媒体对特定主题和政策问题的报道——如南海领土争端或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军事部署——所宣传的信息通常属于这些主叙事的范畴，并强化了中共政府的官方立场。在新华社的英文网站上快速搜索“美国”、“军事”和“破坏稳定”等词，就会出现一系列标题，试图将美军描绘成破坏南海、中东、东南亚乃至全球稳定的力量。
建议
如果中共国的叙事是可以预测的，那么我们就有可能抢占先机。人们读到或听到的第一条信息往往能产生最强烈的共鸣——心理学家称之为“首因效应”（primacy effect）。在关键问题上，美国可以通过分析中共过去对类似行动的反应，来预测中共的言辞反应，并精心设计信息，使受众免受中共政府叙事的影响。例如，如果将美军描绘成破坏稳定的力量是中共针对印太地区伙伴和盟友传递信息的常态，那么美国的战略传播就可以预先传递有关特定行动或部署的稳定作用的信息。同样，鉴于中共可能会试图将美国对印太国家的援助描绘成旨在维护美国霸权并削弱其政府，美国围绕援助计划传递的信息应该强调尊重这些国家的主权。
华盛顿应该设立一个组织，负责为美国针对中共国的战略传播提供信息。目前，美国国务院全球参与中心的任务是“指导、领导、同步、整合和协调美国联邦政府识别、理解、揭露和反击外国政府和非政府的宣传和虚假信息的工作”。这是一项绝对关键的任务，但它与在信息领域与中共国竞争所需的能力还稍有差距。它使美国处于落后状态——在有可能预测、计划和领先于中共国信息的时候，还在被动应对。授权一个组织了解和预测对手的宣传和虚假信息活动，可以让美国先发制人地应对中国的影响力行动。
至少，这个组织可以为联邦机构提供咨询，在全面了解中共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影响力活动以及中共政府可能做出的反应的基础上，就如何量身定制战略传播提出建议。一个更有雄心的方法是授权这个设想中的组织，制定一份美国所有政府部门的全球战略传播计划。
为了赢得这场叙事之战，美国应指定一个实体并为其提供足够的资金，以预测对手的信息并抢占先机的方式，为其战略传播规划提供信息。要完成这一使命，就需要以对中国的了解为基础，全面分析中国的影响力行动——公开的、隐蔽的、数字的、人力的和模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