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议报 转载自：议报
来源：议报英文版 yibao.net 2024 年 4 月 17 日
作者：欧思博
译者：Fredy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崛起和最近的部分衰落所产生的影响也许是冷战结束以来世界范围内最大的事件。但中国自 1979 年以来的崛起，以及 1949 年共产党夺取政权之前的一个世纪，也就是现在被中国共产党描述为耻辱的世纪，人们却知之甚少。本文试图重新解读自 1842 年以来中国被迫向西方世界开放其经济并放松人民和西方往来的大部分历史。
1842 年，自 1600 年代中期以来一直统治中国的满清王朝在 1842 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被英国与其他几个西方列强联合击败，被迫完全开放数个口岸给西方进行商品贸易和投资。也许更重要的是，这些港口成为向整个国家开放西方思想的支点，这些思想包括经济理论、科学方法、达尔文主义、妇女权利以及民主、人权和法治等政治主题。
与当前中国的宣传和西方社会普遍存在的传统观念相反，中国从未被彻底殖民过，跟非洲、（以前的）西半球或现在所谓的印度次大陆和其他地区的情况并不一样。然而，中国政治上软弱，其政府因此受到欺凌。在此期间，与中国最相似的国家也许是日本，但在被迫开放的同时，该国几乎立即陷入了如何应对的激烈斗争，最终导致了历史学家所说的明治维新，此后一个全国性政府与实际掌权者发起了一次疯狂的、最终成功的追赶西方的尝试。
相比之下，在中国，大多数学者认为，遥远的帝国政府最初并没有过度担心中国精英视为准野蛮文化的看似微小的渗透。很快，清朝就开始关注极其血腥的太平天国起义，这场叛乱造成数百万人死亡，而这场叛乱与外国帝国主义列强之间争夺在华地位的斗争关系不大。
就中国思想家所关注的程度而言，他们的思想（后来被学者们称为自强运动）认为，如果西方的器具具有军事价值，那么它们就值得关注。英国拥有第一支受益于大规模工业生产的武器的军队，其力量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得到了生动的展示。但是，在中国这个帝国的许多人看来，西方是二流文明，尽管他们可能幸运地拥有了这些神奇的器具。所以清朝所需要做的就是掌握一项非常简单的任务，即弄清楚如何制作器械，然后驱逐野蛮人。可惜的是，生产这些器械是一个持续动态过程的结果，中国必须——后来在外国压力下确实这么做了——改变其社会，使其变得动态、灵活、开放。
但在试图掌握武器制造方面，虽然只取得了部分成功，但清政府却继续输掉战争——首先是在 1850 年代后期输给了大致相同的列强，然后（不太彻底地）在 1880 年代输给了法国，更令人不安的是， 1895 年，日本人战胜了大清。后者的失败导致了一项和平条约，该条约或多或少强行向外国商业开放了整个国家（除了所谓的通商口岸）。
与此同时，一次又一次的失败让中国的许多思想家相信，这个国家的问题不仅仅是器具，事实上是整个社会和道德框架的缺陷。随着进入二十世纪，越来越多这样的人开始相信中国传统价值观是问题所在。在战争与和平时期控制中国的列强有着奇怪的想法，中国人必须学会并精通，尤其是因为其中之一——通过中国思想家介绍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表明不适应的社会就将被淘汰。
事后看来，在日本战败后，极度腐朽的清政府试图适应新的现实，但中国事实上的领导人慈禧太后在一场宫廷斗争后拒绝了 1898 年提出的政治和经济改革。 1911年，他们被一场短暂的军事起义推翻，短暂地被同情社会主义的孙中山取代，然后又被军事独裁者袁世凯取代。几年后袁世凯去世，中国很快陷入各种所谓军阀之间的内战。 （中国问题学者弗兰克·冯客特 (Frank Dikötter)认为“军阀时代”这个词具有误导性。）孙中山于 1925 年去世，他的继任者蒋介石作为他组建的国民党的领袖，发起了一场军事行动，统一了整个国家。除了延安堡垒外，中国共产党是一个诞生于 1921 年的暴力实体，孙中山已将其纳入其国民党联盟，这反映了他对“垄断资本主义”的怀疑态度。
历史学家将蒋介石统一全国（不算中共）到 1937 年日本入侵中国本土（日本已于 1931 年征服满洲）之间的时期称为“南京十年”。在此期间，由蒋介石的国民党（今天仍然是台湾的一个主要政党）独裁和彻底控制的政府大大增加了政府对内部经济的控制，部分原因是它相信国家对经济的管控，部分原因是这种控制，所有地方都一样（今天的中国共产党也是如此），给了从蒋介石到下层官员一个通过勒索企业致富的机会。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在外国坚持下大幅减少，在 1927 年之后卷土重来，并在 1949 年继续增长。到中共接管时，他们的大部分工作已经完成。
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和残暴引发了人们对共产主义运动的绝望和日益增长的同情。这一趋势因 1937 年日本入侵中国其他地区而中断，但在 1945 年投降后又恢复了。国民党人重新掌权，这个有社会主义倾向的政府在日本投降后彻底接管了以前由日本人拥有的企业，这进一步加剧了他们的腐败和残暴。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受到的支持与日俱增，并于 1949 年取得了胜利。
鉴于上述事件，有一个关于中国历史的传统叙事，由许多西方历史学家讲述，也是当今中国唯一可接受的故事。在这个叙述中，中国在1842年之前数千年处于封建政府的控制之下，之后外国掠夺者蜂拥而至，利用前工业化时期的弱势中国，直到1949年之前，一直使用他们强加的自由市场政策剥削中国人，包括通过国民党政府。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和他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宣布建立新中国，最终恢复了中国人的尊严，给了中国人民建设更美好未来的机会。在西方历史记载中，中共的胜利经常被描述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最后阶段。即使中共在夺权后犯下过分的行为，其结果更多的是无知而不是恶意，但他们在1949年的胜利在这种观点看来是中国从剥削中解放出来的顶峰。
但这个叙事并不准确，只有少数学者认可。首先，虽然1842年后的中国确实是一个软弱的政府，受到俄罗斯、美国和日本等西方列强的欺凌，但整个国家从来都不是殖民地。只有几个城市的少量领土被正式割让给这些外国，尽管它们在这些地区的主权确实是绝对的。 （包括其他时期，这给了亲共活动人士撰写和传播其宣传的机会。）虽然中国政府很软弱，但在政府软弱的同时，中国人作为个人却拥有了前所未有的机会。
其次，1842 年至 1937 年间的以经济和文化方面的互利交流至少也是跟剥削相同程度的特征。经济历史学家收集的证据表明，在所谓的殖民时代，中国人的健康状况显著改善，例如，这几十年来出国打工的中国男性的身高明显增加。最大的城市，尤其是那些拥有殖民区的城市，公共卫生和其他服务有了显著改善。此外，中国人涌入上海、天津等城市寻求经济机会，导致这些城市的人口激增，成为今天的特大城市。 （毫无疑问，许多为这一身份感到自豪的上海人都是那些不顾这座城市蒙受殖民耻辱而涌入这座城市的人的后代。当时，这座城市的一小部分被几个西方国家控制着，尽管当时的周边城市经济活动呈爆炸式增长。）许多中国人通过这种交换变得富有，许多其他人获得了体面生活的基本要素，包括体面的营养、更好的住房、从西方进口的基本消费品（例如牙膏）以及最重要的教育。 1842 年之前，尽管为经商或参加科举考试做准备的个人学习很常见，但对儿童进行有组织的学校教育在很大程度上还鲜为人知。但是，首先在英属香港，然后在上海和其他外国人明显存在的城市，学校首先由外国人建起来，然后由在这些学校接受培训的中国人建设，以教育大量中国儿童。外国的技术和商业模式也随之而来，中国人很快就掌握了这些东西，而且往往是在外国人的积极合作下。
但最重要的流入是思想。十九世纪中叶，人们对自由市场变革力量的信念达到了顶峰，尤其是在英国，当时人口和资金大量涌入中国的小片地区。因此，当一些中国人熟悉了这些征服者的文化时，他们也了解到了中国未知的思想。政府的合法性是通过人民的同意以及人权本身的理念来定义的。科学的理念是，通过产生可检验的假设，然后进行实验，可以逐渐理解自然世界，一开始非常不完美，但后来通过自由地做这些事情，可以更加彻底地理解自然世界。基于类似的试错过程，存在更广泛的人类理念的改进。自由市场实验尤其充满活力，即使其中一些实验是由外国人进行或与外国人一起进行的。其中包括妇女权利，这一时期西方国家对妇女权利的认识不断增强，这一观念给受过教育的中国男人和女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因此，尽管中国在 1842 年拥有持续、复杂的文明已有多个世纪的历史，但西方的发展，特别是近几个世纪的发展，对中国人来说却完全不了解。军事上优越的西方所施加的开放性，使许多中国人以从前无法想象的方式在物质、智力和精神上蓬勃发展。许多城市，尤其是上海，都洋溢着开放和日益繁荣的喧嚣。持怀疑态度的清朝以及后来功能不全的军阀政府很少能够自己做到这一点，中国的新富们自己承担起在小型正式殖民区之外提供急需的基础设施的责任。中国人在没有政府帮助的情况下，自己创造了自己的企业和自己的新文学风格，使他们的书面语言现代化，使其与口语语言相似，开始第一次为世界科学做出贡献，把现代货物运回家乡，并以许多其他方式改善中国人民的生活，超越他们自己。
历史上，无论是在拥挤的城市还是乡村，私营企业在中国并非不为人所知。但该国有着由帝国主导最实质性经济活动的悠久传统（可以说这个问题现在又回来了）。有时，比如委托商家在饥荒期间提供救济，这是好事，但有时，商家只得服从政权的指令，而政权总是着眼于维护稳定和权力，而不是自发的经济增长。 （有些事情永远不会改变。） 1842 年之后，外国商人带来了工业化大规模生产。在中国城市建造的工厂看起来并不吸引人，因为它们往往工资相对较低且工作条件不安全。但这种情况的存在恰恰是因为整个中国是一个非常贫穷的国家，而城市人口的激增正是因为作为一个整体，搬迁的人们知道他们可以生活得更好。除了这种影响之外，中国在这几十年里经历了巨大的文化和社会变革，向着更好的方向发展。外国列强是否羞辱了清朝和后来的国民政府？他们确实做了。与当时的欧洲和北美相比，上海工厂的工资和工作条件是否较低？的确是。但在这段时间里，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正在尝试前所未有的可能性。大量研究表明，他们生活得更好，向全球企业学习并很快帮助塑造全球企业。
1927 年，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党基本上结束了（中共除外）中国的内战，情况开始走下坡路。从那时到 1937 年，中央政府实行了越来越多的经济控制，这与其反对“资本主义”相一致。回想一下，这种信念可以追溯到国民党的创始人孙中山，他是资本主义的强烈批评者，并将中国共产党纳入了他的联盟。政府对经济控制的加强反过来又导致官员利用加强控制所带来的机会，通过工业规模的腐败从中国人民那里窃取财富。 1945年日本战败后，这种行为再次出现，中共实力增强，最终在1949年取得了胜利。
与革命后的苏联不同，中共并没有立即着手接管所有私有财产，尽管它确实迅速采取行动，消灭了数量惊人的真假对手。农民最初从他们的前地主（其中许多人只不过为了解决个人纠纷而被指控为地主）那里获得了土地，而到了 1957 年，他们逐渐被赶进了灾难性的公社，到了 1962 年，再加上毛泽东坚持继续向城市和其他共产主义国家运送稀缺的粮食，导致农村数千万人饿死。在城市，企业主看到自己的企业越来越受到中共官员的监管，经常被迫在可怕的批斗会上认罪，到了 1955 年底，毛泽东运用他强大的当面教育说服了剩下的企业主。外资企业作为资本家和外国人被视为双重剥削者，基本上被扣为人质，而其母公司则被勒索数百万美元的外汇。
正如现在在中国以外的地方普遍承认的那样（尽管中国人很少谈论它），普通中国人的苦难通过以文化大革命为代表的各种酷刑而继续存在。毛泽东去世两年后，中国小岗村的农民小冒着生命危险，秘密瓜分自己耕种的国有农田，让每个农民可以卖掉吃不完的粮食。在他们的成功消息传开后，地方官员甚至一些共产主义思想家开始进行适度的改革，这是中共在 1978 年晚些时候正式承诺的一项任务，当时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中国已沦为世界上最贫穷的十个国家之一。
众所周知，1989年天安门广场大屠杀两年后大幅加速的经济改革为普通中国人带来了巨大红利。但即便如此，中国现在仍然是一个中等收入国家，农村地区存在严重贫困，人均GDP总体与墨西哥或帕劳相当。中国要成为发达国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但三十年来，从实质性的、尽管尚未完成的经济改革开始实施，到习近平掌权后不久，首先是一些农村，然后是许多中国城市开始尝到现代繁荣的果实，尽管人们享有的选择自己生活的自由 ——类似1927 年之前的时期——被削减。在经济上，中国人在改革时代的大部分时间里都被允许自由发展，尽管程度上还不充分。这个时代的场景——工厂、摩天大楼、到世界各地学习和观光的中国人——都是众所周知的。由于1979年中国的贫困和幅员辽阔，最重要的也许是由于中共不容忍任何社会变革（例如代表妇女或少数民族权利），中国的发展仍然不完整。不幸的是，这成功地揭穿了一种天真的信念，韩国、台湾、马来西亚和智利等国家过去几年似乎证明了这一点：随着繁荣，新富裕起来的公众对负责任的自治政府提出了难以抗拒的要求。 1989 年 6 月的暴力事件发生后不久，双手沾满鲜血的邓小平（像所有革命时代的中共领导人一样）进行了这场赌博，并一度取得了成功。邓小平赌的是，中国人如此渴望摆脱他们的物质上的穷困以至于他们心甘情愿，也许部分乐意接受政治镇压，只要政治镇压不是离家太近，并且他们就可以自由地实现个人发家致富。继前几任领导人领导中国持续的发展经济并在国际上韬光养晦之后，习近平上任以来，开始以崛起的中国能够取代以西方为中心的国际秩序，并将中国置于世界主导地位的主题来执政。他瞄着中国历史上所在的位置，即世界的中心。
可惜的是，这种幻想搁浅了，因为习近平越来越多地运用权力来对付任何对经济和社会有扰动威胁的企业人士，典型的例子就是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他的蚂蚁集团有真正创新的金融技术，但他立即被中共逼迫就范。在他发表演讲批评中国金融监管的墨守成规之后，他被中共驯服了。 2010年代中期经济增长开始放缓。最致命的一击是中共对COVIID-19的处理，首先掩盖了其爆发，然后对于这个导致全世界数百万人死亡的整个事件，将任何调查其起源的行为视为另一场宣传斗争。中共在疫情后的经济和军事上的侵略行为不仅针对台湾，还针对日本、澳大利亚、菲律宾，也许最令人惊讶的是印度，这导致其邻国将中共视为一个不仅对内镇压而且对外危险的组织。
崇拜中国成就和文明的人想知道会发生什么。 1927年蒋介石的国民党巩固政权之前，尽管饱受内战和外国压力的困扰，中国人民仍然在一次又一次地努力建设一个更美好的国家，让中国更伟大，只要他们能够获得自由来实现这一目标。并且在南京十年期间他们也是在这样做，只不过程度较小。这样的旅程在1945年之后在世界其他有些地方完成了。中共和习近平在其教育和内部宣传中培养这样一种态度，即中共最大的胜利不是实现中国的繁荣和安全，而是扭转中国的百年屈辱，培育出“东升西降”的世界新秩序。中共和习近平为了自身利益，通过这种宣传，特别提倡与技术最先进的国家（目前包括日本、台湾和韩国）隔离，而这些国家恰恰是在过去几个世纪里创造了未来的地方。相反，习和中共提供了一个世界前景，其目标不是让中国人民为全球技术进步做出可能是相当大的贡献份额，相反，中国人民被要求禁锢在狭隘的民族主义中，把所有的一切打上“中国特色”，而这么做都是为了维持中共对14亿人民的腐败、残酷的控制。中国人民将为这种自私的孤立付出代价，但世界其他国家如果被实质性地剥夺了与中国在商业和科学领域合作的人才，也会付出同样的代价。
欧思博（Evan Osborne）是莱特州立大学的经济学教授，最近著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现代中国的经济自由主义》一书。yib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