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群客 转载自：网络
春秋战国（公元前770年－公元前221年）约550年间，是百家争鸣、人才辈出、学术风气活跃的时代。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公元前479年4月11日)就是出现在这个时期。到了公元前476年左右，各国开始混战不休，故被后世称之为“战国”。从公元前476年到公元1949年，2500年间，战乱不断，所有和平安定的年份加起来也就不到300年，其中包括文景、光武、贞观、开元，康乾时期。特别是”开元”与“康乾”这两个盛世，都以国家的统一，社会的稳定，经济的发展，文化的繁荣以及吏治的清明等鲜明特征在历史上留下了极为厚重的一页。据说这些当政者，除了”康乾”，大都喜好黄帝老子之说、遵行无为之治(不瞎折腾)。于是民间有一种说法：治世道，乱世佛，由治入乱是儒家。近年来儒家思想被捧得较高，好像成了中华文化之骨，世界各地还建立不少孔夫子学院，美其名曰弘扬中华文化。
据《春秋》记载，在春秋时期242年间各种战争448次。到了战国时期，仅大规模的战争就有222次。战国鼎盛时期仅六大国人口之和有4220万之多，但到了秦统一天下后人口不足3000万。秦国军队最凶，官兵砍下敌方战俘的头，系在身上邀功，被称为虎狼之军。秦军在白起将军率领下赢得的几场知名战争，大概也就知道了战国时期杀戮的规模。伊阙之战杀秦军死韩魏联军二十四万，长平之战坑杀赵军四十五万，华阳之战杀死赵魏联军十三万，与赵将贾偃的交战中溺毙赵卒两万，五成之战杀死韩军五万，水灌郢都楚国军民死亡至少有数十万。
秦国统一中原后，秦始皇很快病逝。秦二世的残暴统治，各地农民不堪欺压，纷纷起义。陈胜，吴广农民起义就发生在这时期。同时各地诸侯乘机起兵造反。自公元前209年到前202年，七年时间，全国人口由秦二世时期2900万，骤然降至汉初约750万，人口锐减70%！大都市长安人口仅剩十分之二三。甚至出现了“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尴尬境地。其中秦朝末期，”英雄”楚霸王项羽六次屠城，第一次 襄城屠城，坑杀全城平民和秦军和，无论男女老少，一个活口不留。第二次 城阳大屠杀，杀光了辅助秦军抵抗的全城平民。第三次 新安大屠杀，秦将章邯投降后，项羽杀秦降卒20万。第四次 咸阳大屠杀，项羽入关后，杀戮关中平民无计，大烧，大杀，大劫掠，大掘墓。火烧秦宫室。第五次 齐城大屠杀，坑杀田荣降卒数目不详，逼反复辟后的齐国。第六次 外黄大屠杀。项羽正和刘邦涿鹿全国，刘邦差遣彭越等人，进犯项羽的运粮部队，又占领17城，并驻守外黄城！愤怒的项羽亲自上阵，攻下外黄城。因彭越守城时，有外黄的大众辅佐守城，愤怒的项羽要杀掉外黄城全部15岁以上的男丁，消息透露后，外黄城哭声一片，外黄令门客的13岁儿子，说服了项羽抛弃残杀。
汉武帝在位50多年(前140-前87)，发动大规模匈奴战争 。汉武帝虽与秦始皇一样为中华多民族的统一做出了贡献，但民生付出的代价更为惨烈。他在位53年几度讨伐匈奴，造成“海内虚耗，人口减半”，50%的人死于战场或突遭劫杀。晚年的武帝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写下《轮台罪己诏》“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表示与民更始，发展生产，与民休息。
公元2年，西汉人口5959万。经过西汉末年的王莽称帝、绿林军起义、赤眉军起义、铜马军起义等事件，到刘秀称帝的公元25年，人口只剩下1800万，损失率达69％。据记载，其中光武帝刘秀纵容下属吴汉屠成都、刘嘉屠长聚及唐子乡、臧宫连屠大城、耿弇屠城三百、任光屠邯郸等等事件；20年间，西安的人口从68万减到28万，大荔从91万减到14万，兴平县从83万减到9万，绥远县从69万减到2万。
汉末黄巾起义与三国混战。公元156年，汉朝末年，人口5007万，经过黄巾起义和三国混战，公元208年赤壁大战后的全国人口为140万，公元221年人口下降到90万，损失了98.3%。曹孟德云“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余一，念之断人肠”，绝无虚传,中原民族几乎亡种灭族。一直到公元265年，三国人口总计才恢复到767万。
期间，汉献帝初平元年(公元190年)二月，董卓部属的羌兵在洛阳城抢劫正在乡社集会的老百姓。士兵们杀死全部男子，凶残地割下他们的头颅，血淋淋地并排在车辕上，令人触目惊心。此外，他们还趁机掳走：大批妇女和大量财物。诗人描述为“马前悬人头，车后载妇女”。回到洛阳后，他的手下将领把头颅集中起来加以焚烧，而把妇女和财物赏赐给士兵。一次，朝中许多官员被董卓邀请去赴宴。宴会上，酒过三巡，董卓把诱降俘虏的几百名北方反叛者押到会场，先命令士兵剪掉他们的舌头，然后有的人被斩断手脚，有的人被挖掉眼睛。其手段之残忍，令所有在场官员被吓得筷子抖落在地。另有一次，董卓把俘虏来的数百名起义士兵先用布条缠绑全身，头朝下倒立，然后浇上油膏，点火活活将他们烧死。迁都长安时，为了防止官员和人民逃回故都洛阳，董卓将整个洛阳城以及附近二百里内的宫殿、宗庙、府库等大批建筑物全部焚火烧毁。
西晋八王之乱。从公元291年开始，晋朝皇族汝南王亮、楚王玮、赵王伦、齐王、长沙王、河间王、东海王司马越及成都王颖八王为争夺皇位，在洛阳相互攻杀，战乱历时16年之久。结果晋怀帝继位，东海王司马越夺权。匈奴族人刘渊在八王之乱中与成都王联结，并借此联结匈奴诸部，壮大实力。成都王被王浚等击败后，刘渊就乘时而起，建立汉国，更是日后灭亡西晋的力量。魏晋年间，除匈奴外其他外族亦有内迁，而八王之乱期间及后续亦屡见外族参与中原战事，如并州刺史刘琨曾多次与代王拓跋猗卢联结对抗汉国的进攻；王浚与司马腾亦曾与乌桓人及段部鲜卑联手对抗成都王，这些促成五胡乱华及十六国时代。
苦县之战永嘉五年（311年），苟晞上奏司马越的罪行，晋怀帝亦下诏讨伐司马越，不久司马越在忧惧之中于项县去世。太尉王衍及襄阳王司马范率军护送灵柩归东海封国安葬。大军虽然没有发布司马越的死讯，但羯族人石勒所率骑兵还是在四月追至苦县宁平城，击败将军钱端，将这支晋朝中央军队及所俘官员共十多万人尽数杀害，晋廷遂再无力量抵抗外族政权。不久洛阳发生永嘉之乱，永嘉五年（311年）外族军队击败西晋京师洛阳的守军，攻陷洛阳并大肆抢掠，杀戮近几万洛阳官民，俘掳晋怀帝等王公大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汉人政权治所被外族攻破后统治集团几乎全灭的事件，之后西晋于316年灭亡。
攻占洛阳后，汉军押着晋怀帝司马炽返回了汉 国的都城平阳，刘聪(刘渊之子，新汉帝)封晋怀帝为会稽郡公，接着就软禁了他。刘聪在平 阳的朝堂上宴请群臣，让晋怀帝身着仆人的青衣衫，为席间的各个臣子斟酒。西晋的旧吏见此情形，不禁悲从中来，当即大哭了起来。刘聪见了这样的场面，认为这些旧吏和晋怀帝的感情依 旧很深，他们必定想着有一天能重兴晋朝，因此就动了杀机。他当即命士兵把席间的十几个西晋旧吏拉出去杀了，接着又逼晋怀帝喝毒酒自杀。
晋王朝灭亡后，百余年间先后由胡人及汉人建立数十个强弱不等、大小各异的政权，史称“五胡乱华”。这入主中原的五个主要胡族为匈奴、羯、鲜卑、氐、羌，史称五胡，习惯称为五胡十六国。
公元304年，段部鲜卑乘机大掠中原，在大肆抢掠后，掳掠了数万名汉族少女。回师途中一路上大肆奸淫，同时把这些汉族少女充作军粮，宰杀烹食。走到河北易水时，吃得只剩下八千人。幽州刺史王浚发现后，要求鲜卑人留下这八千名少女，鲜卑人一时吃不掉，又不想放掉，于是将八千少女全部淹死于易水，易水为之断流。
羯族比之鲜卑显然更加凶残得多，史载他们行军作战并不带粮草，专门掳掠汉族女子作为军粮，羯族称汉族女子为“双脚羊”。夜间奸淫，白天则宰杀烹食。在其所建立的后赵政权中，汉族几乎被完全灭绝。汉族将军冉闵灭后赵政权，一次解放被掳掠的汉族女子达二十万。这些汉族女子不是被掳去作妻作妾的，而是作为“双脚羊”一样的家畜，随时随地被奸淫蹂躏，也可能随时随地被宰杀烹食。此时，有五万多少女无家可归，被冉闵收留，但不幸的是，冉闵很快被慕容鲜卑击败，这五万名少女又全部落入慕容鲜卑的手中。慕容鲜卑奸淫污辱，同时把这五万名少女充作军粮，一个冬天就吃了个干净，城外这五万名少女的碎骨残骸堆成了小山。
公元395年，北魏道武帝拓跋珪率军攻燕，大败燕军，俘虏燕军五万余人，全部活埋。
在冉闵杀胡后，当时只有一支万人的羯族部族，因为向北投降鲜卑而保留下来．后来鲜卑人帮助他们杀了冉闵，鲜卑入主中原。这支羯人在鲜卑的统治下以打仗为业。鲜卑内战时羯酋造反，压抑久了的羯族人，疯狂地杀着鲜卑人，差点将鲜卑灭族。
侯景之乱，在鲜卑复仇的打击下，羯人在候景带领下跑到南方梁朝统治区，好心的南方梁朝政府接纳了他们，收为雇佣军。忘恩负义的侯景杀死了梁武帝，对江南汉人实施血腥的种族屠杀，使原本人口众多，千里沃土的江南变成赤地千里，尸骨遍地，杂草丛生的不毛之地，仅屠建康城（现在的南京)就将全城四万户约二十万人杀绝。直到后来，南梁将领陈霸先领珠江流域的两广军队，准备充分后北伐江南，花了很大代价才灭此悍族。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候景之乱。
趙明帝石勒（274年－333年8月17日）羯族人，是五胡十六國時代後趙的開國君主，其侄子石虎，外号“混世魔王”。石勒任他为征虏将军，每攻占一座城池时，就进行屠城，男女老少一个不留，很少留下活口。石勒死后，石虎弑君自立，杀了石勒的儿子、兄弟、养母。比他爹石勒还要令人发指。鄴城以西三里，有石虎所建的桑梓苑，苑內臨漳水修建了很多座豪華的宮殿，下令从民间强行掠夺十三岁至二十岁的女子三万余人。仅在345年一年间，各郡县官吏为搜罗美女上交差事，公然抢掠貌美的有夫之妇九千余人，不忍受夺妻之辱而反抗的男人均遭残杀，逼得三千多女人自杀，一大批家庭夫妻离散，家破人亡。石虎的长子石宣，害怕弟弟石韬跟自己夺位，先派人刺死石韬，再密谋干掉老爹提前接班。事败之后，石虎立即登上高台，将石宣绑到台下，先拔掉头发舌头，砍断手脚，剜去眼睛，扔进柴堆活活烧死。石宣所有的妻妾儿女，全都处斩。石宣的幼子才5岁，拉着祖父的衣带不肯放松，连衣带都被拉断，但仍被硬拖出去杀死。太子宫的官吏差役数千人全被车裂。石虎死后，登基33天的儿子，被另一个儿子杀掉。183天后，又被另一个儿子杀掉。103天后，一名汉族将军冉闵杀尽皇室，随后下令：“凡杀一个胡人者，官升三级。”霎时间，仅首都邺城屠杀胡人20万，总共造成数百万人的死亡。
西燕慕容冲屠长安。西燕在当时，作为一个连十六国都算不上的极为短暂、不稳定的小国，在历史上却留下屠长安城恶名。西燕威帝慕容冲(359年-386年)，十六国时期西燕国第二任君主，鲜卑人。少年慕容冲因为姿貌过美竟被前秦天王苻坚占作娈童，与其姐清河公主皆被苻坚宠幸。前秦建元十九年(383年)，前秦于淝水之战大败次年(384年)慕容冲之叔慕容垂于河北叛变，兄慕容泓亦于华阴举兵称济北王，因此时任平阳太守的慕容冲也在河东起兵，其后并归慕容泓，一同西进长安。不久，谋臣高盖等人杀慕容泓，改立慕容冲为皇帝。385年，慕容冲经过一番惨烈的攻防后占领了长安，然后屠城。慕容冲率西燕军队杀入长安城，纵兵烧杀掠夺，见人就杀，死者不计其数，伏尸遍地流血千里。《北史》:“冲毒暴，及坚出如五将山，冲入长安，纵兵大掠，死者不可胜数。”《资治通鉴》卷106这样记载：“冲纵兵暴掠，关中士民，道路断绝，千里无烟。”。更始二年(386年)，慕容冲为左将军韩延所杀。
上接5胡16国，下接隋朝的南北朝，战乱不断。鲜卑族的拓跋焘发动三十万大军进攻宋国，居然不带一点粮草，除了掠夺的食量，就是“掠人而食”了。北朝的北齐，辖有2000万人口，到北周时人口仅900万。南朝刘宋辖有469万人口，到南陈灭亡时只剩200万人，损失率达60%。
隋朝（581年—619年）是中國历史之中，上承南北朝、下啟唐朝的一個重要的朝代，史学家常把它和唐朝合称隋唐。隋朝源自581年隋文帝楊坚受禪建立隋朝，至619年王世充废隋恭帝，杨侗為止，国祚39年。
隋文帝仁寿四年(604年)，文帝杨坚的次子杨广发动宫廷政变，杀死了父亲和哥哥杨勇，霸占父亲最宠爱的陈夫人。他扩建洛阳皇宫，每月役丁200万人。修运河，隋炀帝“诏发天下丁夫，男年十五以上，五十以下，俱要至。如有匿之者斩三族”，役夫达543万余人。昼夜开掘，男人不足，女人充数，死者过半。如此浩大的工程，其目的只是为了满足隋炀帝到江都享受骄奢淫逸的腐朽生活。又三次率军进攻高丽，伤亡无数。。加之，流民起义、军阀割据。全国人口由606年4602万人，减至618年的1665万人。
隋末乱世狂贼朱粲，最初为隋朝末期的县级官吏，615年随军讨伐变民途中逃跑后聚十万之众造反。转战安徽、湖北、陕西和四川等地杀戮无数。朱粲屠城的主要目的是要解决军粮的问题！ 就是这样一支灭绝人性的部队，东杀西屠，征下郡县，不问善恶、无分良莠，全部杀光、烧光、抢光，所到之处人烟灭绝，严重地破坏了社会经济，给中原民众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朱粲在征战中因缺粮难以为继就烹煮人肉。朱粲后遭淮安豪族的反叛攻打，败退后向唐朝投降，被唐高祖李渊封为楚王，并派遣散骑常侍段确慰劳朱粲，不料却触怒朱粲，被朱粲烹食，朱粲旋即投奔王世充。621年，唐王李世民攻灭王世充，朱粲被杀于洛水。
隋末至唐初，从公元611到628年18年间，兵变、民变和宫廷政变共136次，有50多位称帝称王者，均统兵15万人以上，各据一方，相互混战。全国户数由890万减至290万，人口由公元606年的4602万人，减到639年的1235万人，损失率73%。
唐朝名将，薛仁贵出身于河东薛氏世族，在贞观末年投军，征战数十年，曾大败九姓铁勒，降服高句丽，击破突厥，功勋卓著。公元661年，铁勒酋长比粟毒伙同其他部落起兵犯境，唐高宗任命郑仁泰为铁勒道行军大总管，薛仁贵为铁勒道行军副大总管，出兵讨伐思结、拔也固、仆骨、同罗四部。当时铁勒九姓拥兵十几万，凭借天山之地利，企图与大唐军队一决胜负，但被唐军打得大败。铁勒部被迫投降，为了消除后患，薛仁贵命令部下将13万已经投降的铁勒人就地坑杀。
唐朝中期：安禄山、史思明之“安史之乱”。公元755年至公元763年，爆发了安史之乱，历时8年。唐朝皇帝为夺回江山，竟乞求匈奴、回纥帮忙收复洛阳，应允其任意抢掠三日，使洛阳成了一片废墟。历时8年的残杀，使黄河流域萧条凄惨，人烟断绝，兽游鬼哭。中国人口从900万户锐减至200万户，3/4的人惨死于变乱之中，残存者以纸为衣。公元755年，全国有5292万人口，到760年，全国人口仅余1699万。损失率68%。
唐末之乱，黄巢起义军“人吃人”。当黄巢占据长安时，其部属“杀人满街，巢不能禁”。待到城内百姓心向大唐时，“巢怒，纵兵屠杀，流血成川，谓之洗城”。所过之地，“百姓净尽、赤地千里”。无论男女，不分老幼，悉数纳入巨舂，顷刻磨成肉糜，并称之为“捣磨寨”。陈州四周的老百姓被吃光了，就“纵兵四掠，自河南、许、汝、唐、邓、孟、郑、汴、曹、徐、兖等数十州，咸被其毒”。879年，黄巢在攻占广州后制造屠城血案、劫掠财货，屠杀回教徒、基督教徒、犹太人及平民共12万人（一说20余万）。
公元880年，黄巢带兵攻陷长安，自立为帝，几个月后，出现粮荒，长安城里一片混乱。小股唐军乘乱攻城，黄巢十分虚弱，立刻带了少数随从逃出城。唐军进城之后，受到长安百姓的欢迎。黄巢到了城外定下神来，才发现入城唐军人数很少，随即反攻入城。重入长安的黄巢，对于百姓欢迎唐军一事恨之入骨，居然下令血洗长安城。这座当时世界人口最多的第一大城市长安，人烟断绝，成为一座空城。883年4月，黄巢逃出长安之时，下令纵火。这座周、秦以来一直作为首都的古城，有一千五百多年的建都史，当时世界最大的百万人口城市，一炬成灰。
唐末到五代十国(公元907-979年)，前后历时70年，中国内外一片混战，亿万生灵涂炭。前后58个皇帝，有42个死于非命。唐武宗(841年-846年在位)时，全国有496万户，后周世宗(955年-960年在位)进，仅余120万户。损失率76%。
公元1215年，成吉思汗铁木真攻陷金国都城中都（北京），对城中居民进行了长达一个月之久的大屠杀，超过100万人未能幸免。
公元1221年，铁木真第一次西征，对撒马尔罕进行了疯狂屠杀。当时蒙古兵有5万人，平均每人杀死24个百姓，共计120万，就像杀猪宰羊一般。蒙古人灭花剌子模，屠杀撒马尔罕城约百万人；灭西夏，屠八十余万人。蒙古人数次西征，凡有抵抗即屠城，共屠数百城，包括屠杀了巴格达的数十万人口，整个中亚一片废墟。
宣和三年(1122年)，全国人口9347万。到元初至元十一年(1274年)，人口仅剩887万。损失率高达91%。
忽必烈攻屠南宋。铁木真的孙子忽必烈。这位元朝的建立者施行种族灭绝政策，大肆屠杀汉人、南人累计1800万之多，中国北方90%汉族平民几乎惨遭种族灭绝，公元1279年，元蒙两度攻陷四川成都，随即展开大屠杀，当时人口估计有1300—2000多万人，屠杀后竟然不满80万人，几乎成了无人区。这种惨绝人寰的种族灭绝，已作为世界记录收录在《吉尼斯世界记录大全》上（1985年版）。宋代时中国人口有保守估算约一亿两千万多，而至元代仅余5000万。在蒙古人杀戮和统治下，中国丧失了近7000万人口。
农民大起义建立明朝。农民军先自相残杀，尔后再挥师驱元。元代陶宗仪《南村辍耕录》云，“天下兵甲方殷，而淮右之军嗜食人，以小儿为上。或使坐两缸间，外逼以火；或于铁架上生炙；或缚其手足，先用沸汤浇泼，却以竹帚刷去苦皮；或盛夹袋中，入巨锅活煮；或男子止断其双腿，妇女则特剜其两乳。酷毒万状，不可具言。”。他们把人肉叫做“想肉”，意谓食之而使人想也。“淮右之军”即朱元璋之军，这个吃人上瘾的军队最后多夺得江山。他杀来杀去，先征服了中国人，才转向驱赶已经式微的蒙古人。
夺得天下后，朱元璋翻脸不认人，“火烧独角楼”，大杀功臣、朝臣。据史书记载，胡惟庸、李善长、蓝玉三案总共杀人达10万之多。朱元璋在位30年，杀人20万，基本上将功臣杀光。明朝最著名的酷刑莫过于“剥皮楦草”，就是将一个活人的皮剥下来，再塞上草。明初的几个皇帝竟都滥用此刑，而且剥皮时如果让被剥皮者早死了，明朝竟规定：“有即毙者，行刑之人坐死。” 朱元璋在各州县设有“剥皮亭”，官员一旦被指控贪污，无须审判即被剥皮，悬皮于亭中，以示警戒。他惩治官僚，如空印案、郭桓案，数万人被连累致死。因贪污罪名死于监狱或被判刑的，每年都有数万人。这比现代的中纪委厉害多了，但明王朝最终仍然陷于腐败泥淖而最后灭亡。
朱元璋儿子朱棣比起乃父来，毫不逊色。1402年，他夺了亲侄子的皇位，导致几十万人战死沙场。建文帝宫中的宫人、女官、太监被杀戮几尽。他曾一次枉杀1.4万多人。他还将忠于建文帝的旧臣如方孝孺等人全部杀死。仅方孝孺一家，灭“十族”就杀掉873人！对于方孝孺的妻女，丧尽天良的朱棣竟把她们送进军营，让士兵轮奸，一个女子一日一夜要受20余名男子的凌辱。有被摧残致死的，朱棣就下圣谕将尸体喂狗吃。永乐末年，他大肆屠杀宫女、宦官，在这次大惨案中，被杀的宫女有3000人之多。明太祖朱元璋死后，用了46名妃妾、宫女殉葬。在以后的70年中，这种野蛮的制度又在皇帝与诸王中流行。明成祖死亡(1424年)的当天，30多名宫女都被吊死陪葬。
从李自成起义到吴三桂灭亡，明末清初国内混战54年。明末全国人口为1亿，到清世祖时全国人口只剩下1400万人了。锐减80%多，损失人口8000多万。特别要提到的是杀人魔王张献忠。明末四川大屠杀。明末清初四川的人口经过了一轮被大屠杀而急剧减少的过程，四川的人口从明神宗万历六年（1578年）口三百一十万二千七十三一百年间，人口从三百多万到一万多，几乎灭绝殆尽。而做为当时统治者的清政府所宣扬的人口减少原因，是全归于明末清初“流寇“张献忠占据四川时的大屠杀。史载张献忠在退出成都前对城内平民和老弱残兵进行了疯狂屠杀，而后又对四川各地展开大屠杀。屠杀过后的全川人口仅约八万，十里不见人烟，成都全城居民才数十户（零散人口不计）。而经历过成都大屠杀的西方传教士安司铎在回忆录中说:“锦绣蓉城顿成旷野，无人居住，一片荒凉景象，非笔舌所能形容……凡城镇村庄房屋皆纵火焚毁，而仓秉山林也遭毁灭。四乡无人迹，皆成旷野。” 今天也有很多的史学家认为，四川的大屠杀其实是因为对四川人的顽强抵抗，清军采取的报复行为，即不论是“张贼”，还是无辜的平民，一律斩杀。1649年清政府贴出的公告称：“民贼相混，玉石难分。或屠全城，或屠男而留女”。而从张献忠死后十年后，四川人对清军的不断抵抗也可以看出，如果是张献忠屠了四川，四川人对打击张献忠的清朝军队似乎也是欢迎才对，而不是如此剧烈的抵抗。满人在征服中国的进程中，四川的屠杀也完全可能是清朝军队所为。张献忠的屠杀与清兵入侵，使四川人口由600多万锐减至50万，只剩下10%左右。整个中国，“县无完村，村无完家，家无完人，人无完妇”。
满族征服汉族之道，屠杀。对蒙古人和朝鲜人却不是这样。努尔哈赤的清军占领辽东地区后，先是担心当地穷人无法生活而造反，把辽东地区的贫民都抓起来杀掉，称“杀穷鬼”。两年后，清军又怕辽东的富人不堪压迫而反抗，又把辽东地区的富人几乎杀光，称为“杀富户”。共杀辽民300多万，辽东地区的汉人基本被杀光。皇太极破锦州，三日搜杀，妇孺不免；掠济南，城中积尸13万。扬州城破，扬州顿成地狱，死者达80余万。比地狱更难忘是人民引颈受戮的场面。史载：只要遇见一个满族士兵，“南人不论多寡，皆垂首匍伏，引颈受刀，无一敢逃者”。一个清兵，遇见数十名青壮男子，清兵横刀一呼：“蛮子来!蛮子来!”这些人皆战战兢兢，无一敢动。这个清兵押着这些人(无捆绑)去杀人场，没有一人敢反抗，甚至没有一人敢跑。到刑场后，清兵喝令：“跪!”呼啦啦全部跪倒，任其屠杀。
清军在江阴一县，就杀了17万人，全城仅50人幸存。嘉定三屠杀了50多万人。1649年，清军占领湖南湘潭后屠城。同年平定大同的反清暴乱，大同全城军民被屠尽，“附逆抗拒”州县及汾州全城也不分良莠一概屠杀。1650年攻破广州时屠城，“屠戮甚惨，居民几无噍类……累骸烬成阜，行人于二三里外望如积雪”。
满清入关后，对明代朱姓宗室。除鲁王朱以海一系逃至菲律宾得以存留外，其余几乎全部斩尽杀绝。崇祯的长子被多尔衮绞死，其次子隐姓埋名在民间数十年，不慎暴露了身份，年已70多岁的他，和他的两个儿子仍被康熙帝下令凌迟处死。明朝永历帝尽管逃到了缅甸，还是被清朝抓回云南，全家被杀。
1645年（清顺治二年），清军将领多铎率军进攻扬州，当时南明将领史可法率部对清军殊死抵抗，多次击退清军的进攻，清军损失惨重。阴历四月二十五日，最终因双方实力悬殊，清军攻占扬州。多铎恼怒扬州军民的抵抗和清军的伤亡，因此下令在扬州城内进行大屠杀，由于南明将领史可法的殊死抵抗，清军攻占扬州后进行屠城，仅仅收殓的尸体就超过了80万具。当时的幸存者王秀楚所著《扬州十日记》中记载大屠杀共持续十日，史称“扬州十日”。
1645年6月，清政府再下剃发令，命令十天之内，全国百姓一律剃头结辫，“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这一政策受到汉的激烈反抗，其中嘉定县的反抗尤为激烈。闰六月十三日，城郊居民一呼而起，打败来剿清军。百姓公推黄淳耀、侯峒曾出面领导抗清。降将李成栋率清兵猛攻，清军用大炮轰城，最终攻入。侯峒曾投河而死，黄淳耀自缢，城中无一人投降。清军愤而屠城，杀两万多人后弃城而去。次日朱瑛又率众入城，组织抗清，很快又失败，嘉定县再遭清兵屠杀。八月十六日明将吴之藩起兵，反攻嘉定，结果再次失败，嘉定第三次被清军屠城，史称“嘉定三屠”。
其实，清军除了嘉定三屠和扬州十日之外，还有苏州之屠、南昌之屠、赣州之屠、江阴之屠、昆山之屠、嘉兴之屠、海宁之屠、济南之屠、金华之屠、厦门之屠、潮州之屠，沅江之屠、舟山之屠、湘潭之屠、南雄之屠、泾县之屠、大同之屠、汾州之屠、太谷之屠、泌州之屠、泽州之屠等。据史学家统计，满清入关后，中国人口损失总数可能超过5000万。
清朝的白莲教起义(1796-1805)
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全国人口为39110万人，起义失败后，全国人口为27566万人，相互屠杀损失了1.1亿人口。白莲教起义军在历时9年多的战斗中，占据或攻破州县达204个，抗击清政府从16个省征调来的大批军队，歼灭了大量清军，击毙副将以下将弁400余名，提镇等一、二品大员20余名。清政府耗费军费2亿两，相当于4年的财政收入。这次起义使清王朝元气大伤，此后清王朝的统治逐渐走向衰落。
同治三年(1864年)，曾国藩率湘军攻入“天京”后，杀害数十万人。整个天京城所余3万多名太平天国将士，无一投降，全部战死或者自杀。太平天国强盛时，南京最多时有100万人口，到光绪登基时，十几年的时间，南京只剩下不到50万人口。
同治陕甘回变，是于19世纪清朝同治年间发生在中国西北地区的一场大规模起义或民族仇杀。这次战争的起因主要是回汉矛盾，战争主要表现为失去理智的民族仇杀。同治回乱自1862年起直至1873年结束，持续10余年后才被清廷镇压。 这场暴乱除了在陕西及甘肃外，还波及宁夏、青海及新疆，对中国西北地区经济和文化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史料显示，陕甘两省共损失人口总数保守估计约2,000余万，造成汉族聚居的村落及城镇出现十室九空的惨状。
庚子俄难，1900年(清光绪26年，庚子年)7月17-21日，沙俄侵略者在黑龙江左岸，先后制造了震惊世界的海兰泡（今黑河市对岸布拉戈维申斯克）惨案，当时约有6000人被俄兵手持刀斧砍杀和推入江中溺水而亡；江东六十四屯（今俄境自黄河口至孙吴县霍尔漠津对岸南北长214里、东西最宽90里的土地）惨案，经过沙俄血洗后约有7000余人被杀的惨案。
日寇南京大屠杀。1937年，日军在攻占上海后，直逼南京。国民党军队在南京外围与日军多次进行激战，但最终未能阻挡日军的多路攻击。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占南京城，在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和第6师团师团长谷寿夫等指挥下，日军对南京城内平民和投降的军人俘虏进行了长达6周惨绝人寰的大规模屠杀。据1946年2月中国南京军事法庭查证:日军集体大屠杀28起，屠杀19万人，零散屠杀858起，屠杀15万人，中国军民被杀害多达30多万人。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有3500万军民牺牲。
杀，杀，杀始终贯穿整个中国社会的发展。朝代更换的杀戮，反叛与统治间的杀戮，种族与利益之间的杀戮，入侵与扩张的杀戮。怜悯与仁慈被杀光了，正义与公平被杀光了，自由与独立的意识被杀光了，责任与担当被杀光了，信任与自信被杀光了，生命的尊严与自然的和谐被杀光了。相反，在这种无休止的杀戮中，滋长出来却是自私，冷酷，残忍，独尊，虚伪，贪婪，虚浮。当我们接受这些现实的时候，我们就不难解释中国近代和现代所发生的一切。中华民族就是在这种腥风血雨的杀戮中成长起来的，自然中华文化与这杀戮息息相关。不妨我们称之为”杀戮文化”。
杀戮文化的特征之一:对生命的冷漠
国共内战中，长春围困战，双方阵亡将士也就5000人。但是由于围城150多天，城内百姓饿死至少十几万人，有说30万人。国民党指责共产党围城不让城内百姓出来，没人道。确实共产党为了增加国民党军的困难，逼迫国民党军投降，楞不让城内百姓出来逃生。可国民党也难逃天责。打不赢战争，为了百姓就投降，或者拼死拼活地突围呀，围城部队10万人，守城部队也十万人，而且国军都是美式先进装备，还有空军支援。就是死守，你也放点军粮与守城百姓生死共存。话也说回来，国民党没把城中百姓当军粮就不错了。国共为了各自的利益，眼睁睁地看着十几万人饿死。
中国在1957-1960年间的大跃进，因重工轻农，极左激进的人民公社运动，造成农村大面积断粮，全国3-4千万农民饿死。最高领导人可能不知道底下的灾情多严重，可各级领导部门对饿殍遍野，视而不见，而且还谎报功绩。如果这些地方领导官员对生命略有尊重，制止愚蠢的政策，也不会饿死那么多人。在这些官员的眼里，个人的利益比普通百姓的生命重要。
杀戮文化的特征之二:缺乏宽容与仁慈
1949年，共产党取得大陆政权，对旧政权的遗老遗少门，尽管他们也都放下武器了，还是进行了秋后算账。中国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1954年1月在一份报告中说，共逮捕了262万人，其中杀了71万2000人，是全国人口的千分之1.31；判刑劳改129万人；管制120万人；教育释放了38万人。。又据1996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4个部门合编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的报告中称：从1949年初到1952年2月进行的“镇反”中，镇压了反革命分子157.61万多人，其中87.36万余人被判死刑。没被判刑，直接批斗打死的也不在少数，只是无法统计而已。比较一下，国共在1945年到1949年底内战中，双方军员共阵亡60万人左右。剩余的旧国民党的党政军人员在后来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吃尽了苦头，其子女生活也受到很大的牵连，直到1980年，改革开放以后这些人才逐渐恢复正常的生活。
美国南北战争进行了4年，双方共阵亡62 .5万人，当时每60个人中就有一人献身。到了1865年，南方联军的士兵们已经是只能用野洋葱、野草和烂土豆充饥了。大势已去，继续战争只是无谓的牺牲。李将军下令打起了白旗。1865年4月9日。北军的格兰特将军和南军的李将军先后在阿波马托克斯会面。在简单的寒暄和叙旧后(都是西点军校的同学，在墨西哥战争中同为战友)，谈到了投降的事宜。李将军提出，败军不受辱，必须保证他的将士们的尊严，不受骚扰。格兰特将军答应，只要南军士兵放下武器，就可以立即自行回家。李将军说，他的士兵在回家途中的安全，以及回家以后的安宁必须有所保障，所以要求格兰特将军给每个士兵发一份有格兰特将军签署的证明书，证明他们已经是放下了武器而受联邦军队保护的平民了。格兰特将军询问南军需要多少份这样的证明书。李将军给出数字，格兰特将军马上命令下属立即安排手工印刷证明书北军连夜开印，填写，由格兰特将军和他的助手签字，总共是28231份。就这样，投降的南军将士，每人都得到一份联邦军队保证书，各自回家了。此后每一名降军，不论那是一名普通士兵，还是高低级的军官，都没有被追究和查处，没有被逮捕和坐牢，没有因“历史问题”而影响正常普通平民的生活。
杀戮文化的特征之三:国家稳定的基础是”杀”
1989年，北京学生运动引起的北京枪杀事件后，流传一句话”杀二十万，保二十年平安”。 谁说的这句话，已无从考证了。其实当今的社会，不需要杀二十万了，北京学生运动也就死了300夺人，似乎社会又稳定了30年。
共产党的大将军王震，解放初期领兵驻入新疆，当地的回民和维吾尔族，对新政权有抵制行为，招来王将军一通猛杀，号称”新疆50年，不出一个反革命”。
1927年，国民党认为北洋军伐已被打垮，企图独揽国家政权，国民党开始清理异党，同时大开杀戒，中共“六大”所作的不完全统计，1927年4月至1928年上半年，在“清党”名义下被杀害的有31万多人，其中共产党人2．6万余人。1947年，国民党为退守台湾，为稳定台湾岛的局势，国民党镇压当地人暴乱(2. 28 事件)，杀了2万左右的台湾当地人。
其实国共民党，执政的理念是一样的，就是一个字”杀”当头，国民党曾有人提过”宁错杀3千，也不放过一个”，共产党信仰的是”枪杆子里出政权”，至今国家的军队仍然是在党的领导下。执政者坚信”杀”或掌握军队，政权才能巩固 ，社会才能安定。只是国民党在台湾实行民主制度之后，沦为在野党，杀性没了。
杀戮文化的特征之四:残忍
古代杀人，除了暴力冲突，互相厮杀外，就是用杀人来威慑社会，让人们对施暴者产生畏惧和服从。为了达到恐吓的效果，要么大量地杀人，要么杀人的方式特别残酷，例如，车裂分尸，凌迟，剥皮，点天灯，活埋，斩腰等等。古代皇帝最忌讳就是谋反和篡权，今天我们称之为颠覆国家政权罪，10年前，称为反革命罪。皇帝咬着牙要杀绝此类人，不只杀当事人，还要灭其九族。至少要斩草除根，以防后患无穷。
现代社会，残酷的虐杀很少了。可是执政者对不同正见者和挑战者的打击和迫害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手段颇多，暗杀，劳教，批斗，软禁，囚禁，判刑，流放，驱逐 ，开出公职…
刘少奇不就是对大跃进的极左做法表达了不满么，遭到的虐待世人皆知。彭德怀不就是批评毛 在大跃进中的激进的做法，后果如何! 薄公子不就是挑战了某公子的大位，招了个终生监禁之祸。”量小非君子，无度不丈夫” 今天已经演化成，”恨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没有”狠”字，就别在江湖上混。
残忍不仅是朝廷的专利，残忍的行为在民间也无处不有。文革的时候，红卫兵小将们猛击”地富反坏右”，走资当权派。高，初中生据然用皮带将昔日的老师，用皮带活活抽死。《建国以来历次政治运动事实》一文指出文革间172.8万人非正常死亡。不包括13.5万人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和武斗中死亡23.7万，703万余人伤残；7万多个家庭被毁。文革中的凶残不就是杀戮文化基因之一。
当今社会，有拐卖妇女的，有偷盗贩卖儿童的，有买地沟油的，为了利益，什么毫无人性手段都敢用。世界上有几个国家有这种荒唐和毫无人性的事情发生。可我们的国度里，屡禁不绝。这跟我们的杀戮文化的残忍性无关吗？
杀戮文化的特征之五:专制
专制的政权都是从杀戮中取得的，都是革命先烈用鲜血换来的。大臣是朝廷的，朝廷是皇上的，皇帝是祖辈杀出来的。现代流行的民主，自由。和独立，杀戮文化中没有这些词。我的就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不服，你过来抢。不敢，你就做奴才。
当然历代皇帝也都不蠢，想永久保住政权和江山，防止有人铤而走险，于是各种办法就出台了，首先是思想防范，理论上要占领道德高地，宣传上要深入人心。法家儒家的思想就迎合了统治者的需要，
之一， “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 森严的封建等级制度是儒家思想更卑鄙的“三纲”理论还在于把人分成三六九等，而且这种成分划分是与生俱来的，而且不能改变的。
之二，“为人臣不忠，当死；言而不当，亦当死”，最后“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愚忠!
之三：“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就是说，不符合礼仪的，不合法条的事情别做。这些礼淡然是由衙门和朝廷制定的。
什么中庸之道，什么”仁、义、礼、智、信、恕、忠、孝、悌 ”的礼仪规范，在赤裸裸地杀戮和血淋淋的革命面前，就一文不值。把儒家思想捧为中华文化的精髓，荒唐可耻。
其次在组织机构发面，各朝廷围绕着维稳想尽各种办法。明朝的东厂，西厂，锦衣卫是由宦官执掌的特权监察、情治机，偵查异見人士，以镇压反对力量。中原地带的“传统维稳”，除实行以刑部为中央，以“清吏司”为地方的司法、监察体制外，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了严密的“维稳网络”，即以布政使与按察使“两使”相配合的双层维稳制度。现代社会大同小异，就不提了。
杀戮文化的特征之六:叛逆
“那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农民起义或地方势力叛逆在中国历史上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官逼民反，起义的农民公然与朝廷做对，与帝王的军队厮杀，有的推翻了皇朝，成了新的皇帝， 当然大部分反叛还是被朝廷剿灭了。
农民起义有两个特点，破坏性较大和杀戮规模较大。农民起义所需战争的资源绝大多数要通过抢劫官府和富户，起义军往往经常流动，起义军需要四处攻城掠地。这些都对社会财富造成极大的破坏。除了起义军与官军相互厮杀，造成双方士卒的死亡，起义军要杀勾结官府的阶层，官府要杀同情起义的平民，杀戮的规模较大。由于内战，生产劳力的短缺，和生产资料的缺失，常有饥荒发生，饥饿和疾病要夺去更多的平民生命。
农民起义的第二特点，起义都是被迫进行的。起义者并不是想解放受压迫的民族，建立新的公平社会，绝大多数都是被逼得”上梁山”。这些起义者，要么被剿灭了，要么招安了，少数则把王朝掀翻了，自己当上皇帝，如朱元璋。当上皇帝后，还是专制老套路，历史进入新的循环。
古时候，冷兵器是主要的战争武器，反叛的民众相对容易形成势力， 从而农民起义不断。现代社会，社会发展了，交通发展了，技术及武器发展了，真正意义上的揭杆起义实例几乎不见了。但是杀戮的意识并没有远去。电视报纸上我们常常看到国家领导要求，军队要绝对服从党的领导。其实谁都知道，国家机器对镇压反叛是有效的利器，同时也是对统治者有效的威胁。苏联和东欧的巨变就是一个很好的诠释。
杀戮文化的特征之七:健忘
中华民族经历数不清的战乱和杀戮，也许是战乱过于频繁，也许是杀戮过于恐怖，也许是对杀戮羞耻，这个民族对杀戮过于淡漠。不去总结杀和被杀的深刻原因，不去探索如何防止杀戮的机制，因此杀戮一次又一次的发生。
就拿文化革命的内乱来说，几百万人遭到了杀害，几千万人受到伤害 ，仅仅几段文字，抓捕几个造反派的头头，就把这段残酷的历史给掩盖过去了。对受害者的家属不予赔偿，对行凶者不予追究，对造成灾难的原因不予深刻反思。美其名曰”向前看”抚慰把受害者。40年后的今天，为文革叫好的大有人在，对文革一无所知的人大有人在，文革的推动者依然横在高高的庙堂，文革的狂喧和效忠舞又弥漫在广场之间。似乎我们理解了”向前看”所有含义，那就是”走着瞧”。
从1949年到现在也就70年，这个国家制造了多少政治运动，镇反，反右，大跃进，文革 …哪次运动不是杀戮或变相的杀戮。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制造南京大屠杀。我们建立了国家纪念碑，年年悼念遇害的人们，谴责那场战争。可我们70年间杀戮的平民就不是人吗？他们不值得悼念吗?那些凶手就不须遭谴责吗？选择性的记忆，可以提高民族凝聚力，可以博得世人的同情，可以激发建立强大的国防雄心。可是改变不了杀戮文化的本性。
杀戮文化的特征之八:奴性
杀戮的目的就是驯服平民大众，被制服的人们就是奴才。奴才的本性就是顺从，它是杀戮文化中不可缺少的部份。奴性概括为三个主要的特征：一是缺乏独立思想，二是缺乏平等精神，三是对权力崇拜拜。
杀戮文化熏陶出来的奴性，第一个特征是：缺乏独立的思想。这是二千多年杀戮和愚民统治的结果，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封杀异端。秦始皇，焚书诗坑儒书，毁消典籍。汉武帝，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康熙文字狱。缺乏独立思想的人，没有逻辑思维和理性发展，容易受到蛊惑而被人操纵。
奴性的第二个特征是：缺乏平等精神。杀戮中产生的权力是绝对的，权力把人分为权贵与平民。让人从心底里接受了这种不平等，久而久之，不平等就变成天经地义的事了，变成了奴性的一种精神。 奴性的不平等精神，造就了奴性的两面性格，即自卑又狂妄，两面性格表现出来，就是即不能平等对待别人，也不敢平等看待自己。现实社会中，奉承上级，欺压下级的现象就是一个写照。活在社会最低层的人，主要表现在没有勇气平等看待自己。
奴性的第三个特征是，国人对权力崇拜原因，是权力的残酷，几千年的封建王权(包括杀戮权)，可以为所欲为，平民对权力产生了恐惧和无奈，久而久之，这种恐惧与无奈便转化为敬畏了。正如人类对大自然界灾难的恐惧与无奈，转变为对鬼神的敬畏而衍生出对神明的崇拜一样。
杀戮文化也不是没有一点好处，那就是孕育了中华民族的韧性和吃苦耐劳的精神。凭借这些优点中华民族得以在几次民族灭亡之际，又缓了过来。中华民族要屹立在世界民族之列，必须改进自己的文化缺陷，引进先进的文化思想，那就是，仁慈，宽容，民主，反省，自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