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维舟 转载自：微信公众号“维舟的方舟” 原文链接
中国社会是阴谋论的沃壤。每当什么重大事件出来，总有很多惊悚的“内幕”在网上流传。虽然这类论调有很多盛行已久，早为人所不取（如“共济会和犹太人操纵世界”），但要反驳它却也相当不容易，因为从本质上说，阴谋论不需要证据。
这个现象早就有人注意到了，但解释却众说不一。在“搜狗问问”上，关于“为什么中国人喜爱阴谋论”的回答相当典型，即将之归结为一种“弱者思维”，认为“阴谋论反映了一种弱者的心态。近代中国人总被人欺负，欺负久了就落下病根儿了，对谁都会防着”。这是一种相当宽泛的解释，也显然把阴谋论简单看作只是“弱者的恶意揣测”。
另一种流行的解释，则大体认为这是“民智未开”的结果，认为其信奉者主要都是一些“信息闭塞、文化程度较低、头脑简单和不具备逻辑思维能力的底层民众”，因为阴谋论提供了一种无须分析信息、深入思考就能“弄清”复杂问题的路径，而且“能使头脑简单的人自我感觉头脑不简单”。
这看起来不无道理，但确切地说，即便是受过良好教育、在某一领域颇有成就的高智商人才，也会相信阴谋论，因为绝大部分人在自己专长之外的知识都是有限的。
关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阴谋论：指控它为英国军情六处、美国CIA、以色列、基地组织、ISIS和博科圣地等提供资助
从历史上来看，西方各国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大抵也都曾出现阴谋论盛行的阶段。卡尔·波普尔在1972年著成的《猜想与反驳》一书中解释了阴谋论的起源（这被艾柯赞许为对阴谋论最精辟的解释），明确指出它对世界的想像通常是神秘化的，是对“上帝死了”之后的世界的世俗化理解：
说起来，阴谋好似某种理论，但实际上，它比许多形式的有神论更为原始，与《荷马史诗》中的世界颇为相似。在荷马笔下，特洛伊平原上发生的一切无非是对奥林匹斯山上错综复杂的权力纷争的一种反射。
同样，关于阴谋的社会学理论不过是一种有神论，一种迷信，即所有的一切都有赖于神的兴致或意志。如今，这种迷信源于人类对神灵的信仰的削弱及其引发的困惑：“谁取代了神？”是一批大权在握的人和团体——险恶的压迫团体，人们可以将经济大萧条和其他所有社会弊病统统推到他们身上……一旦阴谋派理论家掌权，他们将用阴谋论来解释一切真实事件。
这恐怕就是为什么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国家尤其容易盛行阴谋论：一方面，对神灵的信仰削弱了，而人们又仍旧习惯性地将事件归结为某个神秘力量的操纵；另一面，祛魅的现代政治看起来平淡无奇，以至于有时很难让人相信真相就只是这么简单。
虽然你也许把阴谋论看作是一种头脑简单的偷懒解释，但正如艾柯所言，阴谋论的信奉者却常常认为他们知道的真相更复杂、曲折和引人入胜：“阴谋心理之所以会产生，是因为那些关于恐怖事件的浅显解释令人们感到不满足，因而无法接受。”
余英时曾说，中古之人都重灵界而轻物界，我们现在视为玄虚的事在当时都是“真实”，而如今被视为“真实”的事物在那时却被看作是“表象”。这在阴谋论中也不时可见——他们往往嗤之以鼻地告诉你，所得到的公开信息都是“表象”，而那些看起来莫测高深的“内幕”才是“真实”。
在阴谋论的论调中，最常使用的质问是：“这一切难道都仅仅只是巧合吗？”这正是巫术的原理：没有任何偶然。
问题是，诸如林肯和肯尼迪总统被暗杀之类的事件，都可以找出一大串“巧合”，9·11事件更可谓是巧合猜测行为的集大成者。巧合确实常常仅仅只是巧合而已，内在并无逻辑关联。
如果一个人很喜欢“思考”，但却不注重逻辑分析，又刚愎自用地拒斥反证，那么阴谋论对他将有着莫大的吸引力。
著名的阴谋论：共济会对世界的操纵。三角形和眼睛是共济会标志。
在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转型过程中，会让身处其中的人感到晕眩：社会变得复杂、陌生而难以理解，人们固然有了阶层流动和社会迁移的自由，但又缺乏安全感，感到整个世界都越来越“看不懂”，他们有一种强烈的渴望，就是能有一个明确的（最好也是简单的）答案告诉他们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与此同时，在这个社会里，各种情绪涌动，很多规则也都还不透明，看到一些原本自己鄙视的边缘群体忽然通过不知道什么手段暴发，那种嫉恨很难平息，每个人于是都希望自己的处境可以归咎于某些替罪羊。
使这种心理需求合理化的一点是：此时政治活动、利益代表等政治运作也都没有完全公开化，私相授受的事是公开的秘密，往往一小群人就能通过密室政治操纵重大事件的发生和进程。
在这种情况下，阴谋论几乎可以说是一种合理化解释，如果你只相信那些公开信息，倒才会被他们嗤笑为头脑简单，因为现实政治确实是以不公开的方式运作的。
《鹿鼎记》虽是小说，但对韦小宝的描述倒恰好符合这种心态：
他在皇宫中住得久了，知道泄露机密乃是朝廷中宫中的大忌，重则抄家杀头，轻则永无进身的机会，因此人人都是神神密密，鬼鬼祟祟，显得高深莫测，表面上却装得本人甚么都知道，不过不便跟你说而已。
这样一来，对事实真相就难免用揣测、想像来代替确凿的证据了。
在法国大革命期间，仅凭对个人动机的揣测就可以给人定罪。革命本身就由“少数几位全能领袖在目后操纵主导”（《暴力与反暴力》），因而在那种“多疑的政治风格”下，他们也完全相信有人同样行事，结果是发现了“随处可见的巨大阴谋”。革命党人时常强调：那些藏在暗处的敌人极其谨慎狡猾，几乎留下任何证据让人窥知其真实动机。
普鲁多姆写道：
这已经成为一种共识，阴谋不可能借由书面证据来证实，因为只有傻瓜才会留下书面证据为人掣肘。既然书面证据不可得，人们就转而借助主观观察并对大小事件的内涵进行推敲，这些观察和推断一样能够串联成证据。
值得注意的是，此时阴谋论者的态度并非法治精神下的“无证据，不定罪”，而是转而认为“既然阴谋不会留下证据，那么我定你罪就不需要证据”。这也是为什么证据很难推翻阴谋论，因为它说到底全凭主观意志而无视证据。
法国大革命期间，当著名的雅各宾派成员雅克-阿莱西·蒂里奥翻出革命记录证明自己没有实施“阴谋”时，巴黎公社官员、记者雅克-雷内·埃贝尔反驳道：
这些对革命的奉献又能说明什么呢？阴谋家经常采取这种套路。为了欺骗人民，他们不得不服务人民。一个人必须赢得人民的信任才能更好地虐待人民。
回头来看中国社会，我们或许可以理解为何当下充斥着各种阴谋论：转型期的社会不满、焦虑与困惑，信息和政治运作又不透明，相比起客观证据，人们常常倒是更坚信自己的主观判断。
换言之，人们之所以揣测，是因为他们正确地意识到有一个自己看不见的“黑箱”，只不过他们对“黑箱”的内幕做了主观的、常常是错误的想像。事实上，一个阴谋论盛行的社会，往往也正是一个谣言流行的社会，因为两者有着类似的心理基底。
这是一个“弱者思维”下“愚昧落后”的社会吗？这很难说。从西欧各国的现代化历程来看，阴谋论最盛行的时期，往往倒是社会经济各方面相较之前急速繁荣的阶段。
例如直到19世纪中叶的法国，路易·弗约才开创了现代反犹主义，因为在他看来，犹太人掌握了金融权力、控制舆论、还在大学里教课以主导经营思想，断言他们搞阴谋诡计和秘密领导。
德国的反犹主义兴起稍晚，同样是现代化的产物，因为正是在这样一个社会各阶层拉开差距的时代，人们积蓄的不满才需要找到解释和替罪羊。
如果这是一个历史性现象，那么它会伴随着现代化的深入最终消除吗？很不幸，这也很难说。当世阴谋论最盛行的地方，恐怕就是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了（见《梦幻之地》一书）。
9·11事件之后，阴谋论的解释层出不穷；这次新冠疫情之后，也有大量美国人相信病毒是超级富豪比尔·盖茨的阴谋；甚至连特朗普总统也多次公开鼓吹极右翼的阴谋论——即美国已被一个“影子政府”（deep state）所劫持操控。
美国流行的一些阴谋论近些年传回国内，被很多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信之不疑，铁口直断为“真实内幕”，居然又反向输出到美国。
任何一个社会的运作都不可能完全透明，尤其在美国这样一个“代理人社会”，很多事务都是层层转包，普通人很难弄清楚其中的复杂链条，在一个比欧洲更平民化的社会中，阴谋论也可说是“普通人的参政形式”，体现着他们对建制化的政治运作的困惑与不满——这本身就是特朗普崛起的背景之一。
和谣言一样，这是一种反权力，在美国关于9·11事件真相的阴谋论中，“所有派别，无论持哪种观点，都无一例外地认为官方公布的事件经过是虚假、幼稚，且具有愚弄性的”（艾柯语），换言之，阴谋论、谣言与“公信力危机”正是一体两面。
但看似吊诡的一点是：这种论调却又会挫败人们斗争的意志。因为假如那个阴谋如此强大，以至于任何反抗都难以挣脱，那么一个人除非是超级英雄，否则其努力是注定会失败的。
丹尼尔·乔利等研究证明：“与长期接触反阴谋论信息的人相比，长期接触宣扬阴谋论信息的人会对政治感到懈怠。”在这个意义上，阴谋论其实是宿命论的一个变体，与中国社会中盛行的对权力的宿命论暗合，也就是不相信自己的所作所为能带来什么真正的改变。
既然到美国那样也还是阴谋论盛行，是不是中国也就没必要做什么了？恰恰相反，我认为我们需要做太多太多，因为只有更多人学会独立思考、自主判断，我们才有望走出这样的困境。
那怎么做呢？简言之，反着做就好了：透明公开的运作和信息供给，兼听则明的习惯养成，在此基础上，更多地依赖证据而非仅凭揣测。
当然，社会的焦虑不满和心理投射更难消除，至于阴谋论和谣言则更可能永远伴随着我们，指望一劳永逸能清除它们，那是不现实的，公开透明的制度之所以重要，独立思考的思辨能力之所以可贵，也正在于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