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高瞻 转载自：北京之春
可歌可泣的中国人民抗战胜利八十周年了。每一个同类日子，“天下无耻第一，古今不肖无双”的中国共产党，都一定会要死皮赖脸、恬不知耻、厚颜寡廉的大事声张、纪念、庆祝那场它不但隔岸观火、袖手旁观、幸灾乐祸而且还千方百计捣乱破坏、釜底抽薪的民族战争的胜利，自吹自擂自己是抗日战争的“领导力量”、“中流砥柱”。一个号称有过亿党员的全世界第一大执政党，居然如此不顾体面、自甘下流，公然在全人类面前指鹿为马、信口雌黄，可见“贼的儿子永远是贼”的《流浪者》式血统论至少在它身上是应验的：共产党先天劣质、出身低端、基因下贱，在落草流窜、为匪为盗的年代里为非作歹、无恶不作、伤天害理，如今窃据庙堂、僭登大宝已经七十余年，仍然牢记本色、不忘初心，依旧像《水浒》里雷横骂刘唐的“贼心贼肝”、“贼头贼脸贼骨头”，还是流氓嘴脸、混账行径、一副滚刀肉胚子。共产党如此丧心病狂的妄想，用动力心理学来解释，就犹如夜行坟场时声嘶力竭的嚎歌，潜意识是遮掩、压抑和转移对自己终将被钉上耻辱柱的黑暗历史与龌龊案底的心虚、胆寒和恐惧，企图用一千遍的谎言来洗白原罪、攫取合法性；同时，煽动中国人民对外的盲目、持久仇恨，嫁祸乱于他人。
然而，时至今日，除了马英九们不学无术、“忘记历史就等于背叛”的蠢蛋和国民党逆子贰臣还会上当入彀、幻想着再次与狼共舞，共产党的弥天大谎早就无法瞒天过海、欺世盗名。多年以来，共产党当年“假抗日、实卖国、真内战”的如山铁证，历历在目、汗牛充栋、不胜枚举，“已觉不新鲜”。但是，在有关揭露真相的史料中，绝大多数人都忽略了一部具有极其重要价值的著作，这就是张国焘的《我的回忆》。
张国焘（1897年11月26日—1979年12月3日），生于江西省萍乡，早年就读于北大，是五四运动的领袖；后来他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者和早期领导人，也是中共军队的创始人之一并担任过红军总政委。张国焘是少有的得到过斯大林亲授机宜的中共元勋，当年在中国政坛和共产国际都有着巨大名声——1956年11月12日毛泽东为纪念孙中山诞辰九十周年写的文章里特别吹嘘“我听过他多次讲演”，而张国焘却是多次与孙中山竟日长谈：由此可见毛泽东当年与张国焘相比是多么的土豹子——。张国焘1932年成为“鄂豫皖苏区”领导人，在长征途中他率领实力远超“中央红军”的四方面军与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发生路线和权力斗争，另立“中央”。后毛泽东在苏联的支持下，用尽诡计，一步步剥夺了张国焘的军政权力，并对他进行了无休止的批判、整肃和迫害。1938年4月，受尽凌辱的张国焘在陕甘宁边区主席的任上乘祭黄帝陵之机逃出共区，弃暗投明，毅然皈依国民政府，随后被开除共产党籍。中共篡政后，张国焘客居香港；在香港期间，应美国大学邀请，历时数年，写成记录了1919至1938他人生最重要二十年生命历程和历史风云的百万字回忆著作《我的回忆》。
作为延安初期中共最高领导层政治局常委的一员，张国焘虽然在权力倾轧中完全失势，已经无法决策大计、干预人事、介入军事、谋划阴谋，但仍然不可或缺的要参与中共的战略制定和政策讨论，因此对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高层抗战政策形成和演变的经过及其初衷、意图、底细、隐秘、心思、内幕知道的一清二楚，他的回忆无疑是亲自与闻、直接面对、最贴切、最真实、最权威、最细致的资料。
1936年西安事变和1937年七七事变后，1937年7月15日，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事发表宣言，声明与国民党共赴国难，以彻底实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为奋斗目标；并郑重承诺：取消一切推翻国民政府的暴动政策和赤化运动，终止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取消苏维埃政府，改编红军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动、担任抗日前线职责；以上各项立即实行，以便统一团结的全国力量，抵抗外敌侵略。对此，张国焘写到：
芦沟桥事变后，由于战事的发展，给中共游击战争以广泛发展的机会，毛泽东得以因利成便，走上统治中国的王座，更是人们所预料不到的。
当时人们的抗日情绪达到了沸腾点，延安自然也不例外。毛泽东等利用这种兴奋的情绪，大声疾呼在全国范围内，抗日不分党派，只要抗日，便是一家人……这些号召不仅激励士气，而且这顶抗日的大帽子可以掩护一切，主要是使野心家能在这顶大帽子之下实现自私的勾当。
有识之士对抗日前途当时都不敢过分乐观。他们强调，中国不得不抗日，与其不抵抗而亡国,不如起而抵抗也许还有一线生机……这些善良的希望往往集中到一点，即是抗日无论如何艰巨，最重要的是全国抗日政府的体系能够始终维持不坠。即使中国受尽折磨，只要统一的抗日政府存在，将来总有翻身之一日。这种忧时国的论调在延安也有一些高级知识分子慎重提出过，但毛泽东等不予重视。中共的要人们也和普通群众一样，高呼抗日必胜、抗战到底，反对唯武器论，反对抗日缺乏信心等等。但他们口中所喊的与他们心中所想的并不一致，这是有许多事实可以证明的
……
芦沟桥战争发生之初，毛泽东等很担心南京不能坚持抗战，因此在在为南京政府坚持抗日打气。当年八月初，中日战争正在华北大规模进行，于是毛泽东等放心了，他公开表示：“蒋介石这股祸水终于撞向日本那边去了。”张闻天也很得意的说：“抗战终于爆发了,蒋介石已无力危害我们”……南京政府曾屡次催促中共军队从速改编，开赴山西前线，并准备派联络参谋到延安来。这些事曾引起毛泽东等的极大反感，认为是渗透捣乱行为，不利于中共。毛泽东、张闻天等开始夸大其词的说：“蒋介石对外虽然抗战，但对内依然是像以往那样反动。”因此他们断言，国民党抗战不会有好结果，不是在战争中一败涂地，便会中途妥协。他们开始扬言，中共所领导的军队，不会受到国民党政府的平等待遇；如果听任国民党将领们的指挥那末红军可能被送到前线去充当日军炮火的牺牲品。如果中共所领导的军事力量被牺牲了，国民党便会乘势压迫丧失了军事本钱的中共……
当时毛泽东聚精会神处理红军的改编工作。七月下旬, 南京与延安间，往返电商有关这件改编工作的实际处理办法。南京方面所注意的是迅速完成改编工作，以便中共军队能开赴前线抗日；毛泽东所注重的显然不是迅速开赴前线，而是如何保护他唯一的本钱，使红军不致在改编中受到损失，更企图运用这套本钱以备将来夺取天下……这次改编工作中，毛完成了他对红军的控制。这自然是他第一个要达到的目的。毛泽东所企图达到的第二个目的，是对付南京的压力，使红军虽经改编，仍不致为广大国民革命军所消化，要留 有自由发展的余地。当时毛氏向南京所呈报的红军总人数是四万八千多人,连延安的后方人员亦计算在内，其实作战部队只三万多一点。南京方面却只承认改编人数为两万多。这个争执的着眼点，自然是部队经费和一切补给种类的数量问题……毛氏所愿意接受的，只是改编之名，他要保留红军的一切成规……国民革命军实际上并没有甚么国民党的领导，也不重视政治工作，毛氏惟恐受到国民党这些影响，因此特别强调红军原有的领导和政治工作体系，无论如何也不能改变。
张国焘的这些回忆，除了无情揭露了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在全国人民万众一心奋起救亡之际，为了一党之私和个人野心，完全弃国家民族于不顾，根本无所谓亡国灭种与否，用尽伎俩、玩弄阴谋，抗拒改编、逃避战斗之外，还有几个生动、特别的看点：
第一，虽然今天多数中国人都已经清楚明了，日本军国主义者正是中国共产党的大救主，中共所以能在抱头鼠窜、奄奄一息中死里逃生，进而窃据江山、荼毒天下，就是利用了日本侵略中国、蒋介石倾力抵抗的良机，坐山观虎斗、吃里爬外兼背后下黑手；但在共产党一手遮天的上世纪六十年代，张国焘一阵见血的断言，不但是真知灼见，而且还凤毛麟角。
第二，近十几年来，共产党重度幻觉症一样喋喋不休的狂想“中国共产党最早代表全民族发出了武装抗日的怒吼”、“最早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早提出全面全民族抗战路线”等等。不错，在自己还是钻尽狗洞、食光垃圾的丧家犬之时，九一八事变次日，中共满洲省委就发表了《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再次日中共中央又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之后的两年，中共中央、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先后发表了十多份宣言、决议，强烈谴责蒋介石“卖国”、“揭露”控诉国民政府“不抵抗”，号召全中国“爱国”党派、团体和民众在全国掀起抗日救亡的高潮；从1933年开始，中共更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其中央的名义先后发表《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八一宣言》，提出在东北和全国组织反日民族统一战线，声称愿意在“保证民众民主权利”的基础上和“创立武装的义勇军，以保卫中国及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完整”的条件下，与任何武装部队订立作战协定，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而且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红军，红军愿与其携手共同救国；与此同时，中共在各地、各行业，策划激进的运动、集会、示威、抗议，煽动民众把愤怒矛头指向国民政府、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张国焘的回忆以铁的证据告诉我们，中共上述所有极力鼓吹抗战的言行，一方面是秉奉苏联意旨，挑动中日争端、激化中日矛盾、扩大中日冲突，从而干扰日本北进战略、减轻苏联的压力，一方面是煽动社会对抗、制造国内动乱、动摇国家根本，以此即可自保又能浑水摸鱼，最好的结局，当然是借汹涌民意逼迫蒋介石不得不停止剿匪安内提前与日本开战，将“蒋介石这股祸水撞向日本”、使“抗战终于爆发，蒋介石再无力危害我们”，进而乱中对全；同时，还可以拉抗日大旗做虎皮，欺骗舆论、蛊惑人心、愚弄大众、转移视线，把一个杀人放火、洗劫屠戮、男盗女娼的匪帮洗刷成深明大义、爱国无私、以民族利益为先的正经团伙。
第三，虽然从孙中山到蒋介石都口口声声坚称国民革命军是“党军”，但基本上属于“叫狗不咬人”。孙中山理论的民主核心、政策的宪政方向，蒋介石的传统政治观、社会观、价值观和道德底线，与列宁的极权主义和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化是终究格格不入、南辕北辙。他们也许一时被诱惑误入歧途，但最后还是会回归良知与信念。因此，即便在那个内忧外患的年代、在如是动乱分裂的岁月，正规的国民革命军暨中央军，实际已经实现了和守执着军队的国家化。
1937年8月上旬，日军向平津以南进攻，威胁山西，南京急电八路军即速开赴山西前线，受阎锡山指挥阻止日军前进。毛泽东代朱德草拟复电，老是借故推托，不是说补给尚待充实，就是说编制还未完竣，一再要求展缓出发。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战事全面展开，八路军出发山西前线的事无法继续拖延了。毛泽东提议中共中央立即举行一次扩大会议，以便在八路军出发前决定中共在抗日时期的全盘政策。1937年8月20日左右，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延安附近的洛川举行，这就是中共党史大肆吹嘘的“在全国抗战刚刚爆发的历史转折关头召开”、“对制定全面抗战路线和战略方针具有里程碑意义”、“指明了坚持长期抗战、争取最后胜利、与国民党所实行的片面抗战路线不同的正确抗战路线”的洛川会议。而中共党史永远隐瞒的是：就在这次会议上，中共领导集团内部因抗日政策发生了严重的分歧、矛盾和争论。张国焘对于这次会议有着详尽的夹叙夹议：
中共中央书记张闻天首先在会议上提出了抗战爆发以后中共基本任务的报告。他说明已往中共的方针是推动国民党抗战，现在抗战既已成为事实，就应从根本上考虑中共在抗战中的任务。他认为国民党的抗战，只是片面的和军事性的；国民党的本质仍属反动……国民党不是为了真正的全民抗战，而是为了维持反动政权的单纯军事性抗战。由此他认为中共的任务，既要与日本侵略势力作战，又要反对反动的南京统治。他引证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采取使沙皇政府失败的政策为根据，认为中共在抗战中的基本策略，应该一箭双雕，使日本和蒋介石和一切反动势力相继失败，最后胜利归于劳苦工农大众和中共……他强调中共的抗日政策是十足的失败主义策略，因此肯定必须使蒋介石失败，使日本和蒋介石等都因战争而瓦解……
毛泽东继张闻天之后发言，表明支持张闻天的见解，接着对中共和八路军应采取的实际策略详加阐述。他认为日本军事势力远胜中国，抗战决无幸胜之理。前此中共强调武力抵抗日本，并不是认为就此可以打胜，而是为解决国内矛盾所必需。现在抗战既已爆发，就应冷静认识抗战是艰巨的任务，国民党的反动本质是不会改变的，只有在持久抗战中, 中共能采取正确的策略，才能使中国人民有获得胜利的希望。他警告会众不要为爱国主义所迷惑，不要到前线去充当抗日英雄，要知道日本的飞机大炮所能给予我们的危害将远过于蒋介石以前所给予我们的危害。他主张八路军应坚持游击战争，避开与日军的正面冲突，避实就虚，绕到日军的后方去打游击，主要任务是扩充八路军的实力，并在敌人后方建立中共所领导的抗日游击根据地。毛泽东接着强调中共和八路军应该绝对的维持独立自主，他说明八路军此后仍应完全遵照中共中央军委会的指示行事，南京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和各战区司令长官对八路军有任何命令，都应先报告延安、听候处断。凡是不利于八路军的任何命令，概应用各种借口，予以推脱……
我当场听了张闻天、毛泽东的言论，觉得他们把底牌揭开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遭到破坏，民族大义也不受重视，抗日烈火也并没有改变这两个自私的阴谋家的心肠。我决定不顾后果、仗义执言，首先指责张闻天的谬论。按照中共的不成文成规，每逢当权者提出政策后，反对派或被视为反对者可优先发言，以便正反两面意见都能供会议讨论。我继起发言，首先针对张闻天所说过的话，指出现在的抗日战争不能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相提并论：我们这次是民族自卫战争，而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帝国主义的争霸战。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并没有与沙皇建立起对外的民族统一战线，因此主张要沙皇失败，现在我们已与国民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因此是不能提出使蒋介石失败的主张的。我接着强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将经历一个历史时期，应与抗日战争相始终，甚至要延长到抗日胜利以后。试想蒋介石如果中途与日本妥协，对中共有百害而无一利，首先日本的压力会完全落在中共身上。中共既然与蒋介石氏同舟共济，就不能有别的选择，只有推动他们抗战到底，影响他在内政上实施若干改革和求得进步。根据目前情况，蒋介石若失败中共也难逃失败的厄运，因为彼此命运是联在一起的。因此，我提出胜利主义的策略来与张闻天的主张相抗，并说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是使日本侵略失败，抗日的全体中国人不分党派都应获得胜利。现在大家为抗日努力，将来都应该分享胜利的果实。至于那一个能在抗日竞赛中走在前面，要看各自努力的程度而定，并相信中共决不会落后。我发言后，周恩来针对毛泽东的发言表示不同的看法。他主要说明蒋介石既已抗战，就决不会中途妥协；他从蒋介石个人倔强性格和当时国内外的形势来分析，认为毛等这种顾虑并不存在。他也强调中共应从积极抗战中来提高它的政治地位，尤其要顾到我们过去所说过的话，过去我们一直说中共与国民党精诚合作，共谋抗日胜利，八路军将开到抗战的最前线去担负冲锋陷阵的责任，现在我们不好在事实上有表里不一的表现。他接着指出中共和八路军的独立自主只能就相对而言，不好公开违抗南京的命令。他提出许多方法可以实现相当的独立自主，例如我们可以向南京公开说明，应按八路军的游击专长来分配它的作战任务。在敌后抗日游击根据地中，也可以在形式上奉行国民政府的法令，而实际保留我们自己的精神。他不赞成八路军专打避实就虚的游击战，这样会被人认为抗战不力，他主张在有利情形之下，可以与日寇进行较大规模的运动战。即使八路军在这种运动战中蒙受相当的损失也是值得的，因为这可以在全国人民面前证明我们努力抗战。接着其他到会者或多或少的表示对张闻天、毛泽东的意见不能完全同意。有的说到我们所提倡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实行时不好变化得太快。有的说到仍应委曲求全，力争抗战胜利。有的说到绝对的独立自主不易实行。有的说到八路军将来在前线作战，不能限于只打游击战。
即使在看遍了共产党好话说尽、坏事做绝、恶贯满盈的今天，读到张国焘回忆录的以上内容，仍然犹自感到触目惊心、不寒而栗。中国共产党从始至终，不光从未有过和国民党结成统一战线、精诚团结、携手御寇、同仇敌忾、共同抗战的想法，而且根本就是在诱使、怂恿、协助日本军队尽可能多的消灭中华民族的有生力量和宝贵生命，其歹毒，阴险、罪恶等同于资敌叛国。蒋介石在外敌和内奸的苦苦支撑了八年，真的实属不易。
前些年在海外流传的日本学者远藤誉所著《毛泽东：与日军共谋的男人》和更早出版的抗战时期日本驻华外交官岩井英一回忆录《回想的上海》虽然证据确凿，但作者毕竟是“外部势力”，不少人看了还将信将疑；而张国焘回忆录的作者则以共产党曾经最高领袖的身份，为上述两部书做了辩无可辨、盖棺论定和末日审判般的背书。
张国焘的回忆中用了很多篇幅，讲述遵义会议之后和抗战前后，张闻天不但逢君之恶、助纣为虐，而且和毛泽东狼狈为奸、通同作歹，干了无数坏事。然而此后不久，张闻天即被毛泽东一脚踢开，远离中枢；十年后又在庐山会议上被打成反党集团成员，一撸到底；文化大革命中，更遭到批斗、监视、逐出北京、含恨而亡——真的是天理昭昭、报应不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