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Never Forget 原文链接
题图：纽约时报报道截图 文章作者：Nyrola Elimä, Ben Mauk
CDT编辑注：11月10日，记者Nyrola Elimä和Ben Mauk在《纽约时报杂志》上发表历时两年完成的深度报道，讲述了维吾尔人哈桑·伊玛目（Hasan Imam）从新疆逃离定居海外的艰辛历程。这篇文章写道，2013年伊玛目和同行的几百名维吾尔人偷渡进入泰国后被当局羁押。关押三年后，他与20几名同伴冒险越狱逃到马来西亚后，又被投入看守所，最终在人权组织和律师的斡旋下获释并前往土耳其定居。文章写道，目前仍有至少48名维吾尔人被关押在泰国条件恶劣的看守所和监狱，近年已有至少5人在羁押中死亡。文章记录了中国如何向泰国施压，要求其遣返维吾尔人。近年来，除东南亚国家外，北京还向欧洲、中东、北非等地施加压力，并通过国际刑警组织等跨国机构压迫维吾尔人。文章写道，即便离开中国，“维吾尔人在任何地方都没有真正的安全。” Matters网友Never Forget将文章翻译成中文，本文是翻译的节选。CDT持续关注中国和全球范围内维吾尔人的境遇，并记录相关网络审查和抵抗行动。
非法越境且没有身份文件的维吾尔移民很容易受到勒索和人口贩卖之害。过去两年里，我们一直在调查维吾尔人从中国大规模逃离的现象，采访了30多名经过东南亚的走私路线幸存下来的人。路上常有人死亡或失踪。一位女子告诉我们，她4岁的女儿就死在了路上，在柬埔寨坐船的时候，孩子从过度拥挤的船上掉下去溺水身亡。有孩子在肮脏的安全屋里出生，也有父母因为害怕被逮捕和遣返将孩子遗弃在医院。这些孩子的父母确实有充分原因心怀恐惧，2009年，柬埔寨将20名申请联合国难民身份的维吾尔人遣返回中国，据“人权观察”报道，其中一些人后来被判处死刑。在维吾尔人出走的高峰时期，有人被缅甸驱逐出境，有人在试图进入吉尔吉斯斯坦时被枪杀，也有人在越南边境遇害。离开中国并不等于获得安全。
[…] 泰国警察包围了他们，一名警官通过扩音器用英语说，你们被贩子欺骗了，警方将带你们下山并安排接下来的去向。一名同行的难民将警察的讲话翻译成维吾尔语告诉大家。
[…] 越狱的那个夜晚，看守在牢房周围徘徊。伊玛目担心，他们过去几天的行为可能引起了看守的怀疑。但最终在凌晨1点30分，看守离开了，他们决定行动。他们把最后一层混凝土踢碎，踢出一个足够人钻出去的洞，然后一个接一个地通过食品袋拧成的绳索，降落到六英尺高的地面。环绕拘留所的墙上有带有倒刺的铁丝网，越狱的人们把一块毯子搭在铁丝网上。伊玛目是第二个穿过洞口的，但他停下脚步紧紧抓住毯子，为后面的人遮挡住铁丝网上的倒刺。他想起安瓦尔等人逃跑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血腥味引来了搜寻犬。
无止境的流亡
没有人知道在过去15年里有多少人逃离了新疆。在报道过程中，我们获得了一份中国政府的内部文件，该文件记录了这场大逃亡的规模：这是一份电子表格，创建于2018年之前，标题为《新疆涉嫌非法越境的高风险个体》，包含了17743名维吾尔人的姓名和个人详情，其中有许多人是我们采访过，还有目前在苏安普鲁在押的二十多名男子。
[…] 在许多国家和地区，中国仍能够施加巨大的影响。近年来，有维吾尔人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埃及、沙特阿拉伯和印尼被遣返到中国。在其中一些案例中，相关国家是在中国请求国际刑警组织红色通报后完成遣返的，而国际刑警组织明令禁止在政治迫害案件中使用红色通报。2021年，中国发出红色通报后，一名维吾尔男子在摩洛哥被捕，批评人士称其滥用红通，国际刑警组织随后撤销了该通缉令，但这名男子仍在监禁中；最近在2023年，欧洲人权法院命令马耳他停止遣返一对庇护申请未获批的维吾尔夫妇；在土耳其，数千名中国籍维吾尔人仍面临被遣返的风险。苏安普鲁的一些在押人员的亲属告诉我们，他们不敢发声，害怕因此失去居留身份。2019年，土耳其将四名维吾尔人遣返至塔吉克斯坦，他们随后被送往中国。维吾尔人权项目的研究员彼得·欧文说：“维吾尔人在任何地方都没有真正的安全。” （节选）
附录：冒险逃出中国后，他的麻烦才真正开始
作者：Nyrola Elimä and Ben Mauk
小时候，哈桑·伊玛目和父母在农场上生活，有时他会跑到一堆干草里躲起来。他家的农场位于一个小村庄，占地几英亩。房子后面有一个牛棚，旁边是一个干草仓库。仓库里，每堆草看起来都一模一样。在离门最远的那堆干草里，他的父亲铺了一些垫子，除非特意去找，否则根本发现不了。
村庄位于中国新疆喀什地区的喀格勒克县（叶城），介于昆仑山脉和塔克拉玛干沙漠之间，与印度和巴基斯坦接壤。伊玛目家里按政府的指示种植农作物，多是小麦和玉米。他们要遵守许多规定。村里的共产党干部到他们家里来时，伊玛目知道自己必须带着弟弟跑到干草垛里躲起来。他尽量一动不动地躺着，缓慢地呼吸，动作稍微大一点，都会引得蜘蛛从干草堆深处爬出来。有时候，干部们待一小会儿就离开了，这样伊玛目就可以回屋去继续看他的电视节目。但有时候干部们很长时间都不走，他和弟弟等着等着就睡着了，父亲会过来把他们俩抱回床上。
在新疆南部，干部来访是常有的事，其中一个目的就是查找是否有未登记在册的维吾尔儿童。虽然该地区不受中国一胎化政策的限制，但1988年政府发布了新的指令，限制城市维吾尔家庭只能生两个孩子，农村家庭可以有三个。违反此政策的家庭将被罚款，甚至可能面临监禁或强制节育措施。
长大后，伊玛目才明白为什么家人要把他藏起来：他生来就是要躲躲藏藏的。他和他的弟弟是五个孩子中最小的两个，都没有在政府登记注册。伊玛目没有出生证明，也没有户口，而在中国生活，户口是很重要的东西，从开设银行账户到申请驾照，几乎方方面面都需要户口。因为没有户口，伊玛目没有办法在正规学校就读。十岁前，他在家里接受教育；等他满十岁，父亲就带他进城，在一所地下伊斯兰学校（或称“马德拉萨”）学习。未登记在册的维吾尔儿童只能在这里上学。
几十年来，中国政府一直将维吾尔人视为具有分裂倾向的麻烦分子。当局设立安置项目，希望让更多的汉人到新疆安家。随着911事件和美国开启反恐战争，中国也表示要进行自己的“全球反恐战争”，维吾尔人和新疆其他穆斯林社群更加受到针对。伊玛目就读的马德拉萨被关停，他就回到家里，春天帮助父母播种，到了收割季节，就把麦子捆成捆、打谷子。
等到村干部发现伊玛目时，他几乎已是青少年了。他家并没有立刻受到惩罚，但一个家庭如果有没上户口的孩子，就很容易受欺负。2005年，13岁的伊玛目被送去塔克拉玛干沙漠参与土地开发项目，这是所谓的“哈沙尔系统”的一部分，是针对维吾尔人的强迫劳动项目。伊玛目连续两年挖土、修路，长时间劳动却没有收到任何报酬。项目结束后，政府将土地分给了来此定居的汉人。
伊玛目头脑聪明，他的父母希望他成为一名阿利姆（即宗教学者）。他们送他到新疆的首府乌鲁木齐学习阿拉伯语。两年后，他搬到了和田市，这曾是古代丝绸之路上著名的一站，以玉石行业闻名。同时，人们私下里知道和田市是一个学习阿拉伯语和伊斯兰教的地方。有来自新疆各地的维吾尔人到和田去，在独立学者家中秘密学习，这种伊斯兰复兴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无线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的普及。
那是一段短暂的自由时光。伊玛目离开乌鲁木齐不久后，2009年7月，大约一千人聚集抗议广东省两名维吾尔工人被暴徒杀害的事件。抗议活动演变为骚乱，造成至少200人丧生，其中有汉人也有维吾尔人。随后，维吾尔人及其文化表达受到残酷的镇压。政府设置宵禁，并将电话和互联网服务中断了将近一年。2012年，习近平上台。不久后，习近平在几次演讲中表示要在新疆建立一道“钢铁长城”。当局投入数十亿美元推进监控和面部识别技术；设立新的法律，无论是小偷小摸还是针对征地的抗议行动，只要是维吾尔人涉及犯罪，几乎都算作恐怖主义。在维吾尔人占多数的新疆南部地区，政府部署了武装准军事力量，给予其广泛的权力来拘留平民、搜查私人住宅。官方的突击搜查和任意逮捕引发了抵抗，有时甚至演变成暴力事件，有一些维吾尔人群体对汉人平民发起攻击。
有一次，和田市发生了一起袭击，目标可能是当地警察局，造成18人丧生。随后，和田当局开始着力打击维吾尔青年男子的聚会，即使是在私人住宅中的聚会也包括在内。伊玛目决心不去惹麻烦。但有一天下午，他从网吧回家路上被拘留。警方对他进行通宵审讯，把他在网上的聊天记录打印出来给他看，聊天记录显示伊玛目曾说想移居国外。警方还给他看他手机里关于伊斯兰教的信息。伊玛目不承认这些信息是他的，警方就对他进行殴打，并强迫他签署一份用中文写的供词，而伊玛目读不懂中文。
伊玛目被释放后的几周里，警察开始给他打电话，问他当地宗教学校的情况。伊玛目不知道该怎么办，他在和田待不下去了。政府已将城市划分为不同区域，并在每个区域周围设置了围栏和检查站。伊玛目没有身份证，无法乘坐公交车、看医生，甚至无法到别的区去。他的房东把房子卖了，逃到了国外，伊玛目就回到了喀什地区的喀格勒克县。但到2012年底，家乡也建了检查站，对人进行全身搜查。他父母的邻居们开始卖房。伊玛目意识到，自己必须逃出去。
在伊玛目计划离开之时，每个月有成千上万的维吾尔人逃离中国，而这场迁徙的小高潮很快就会被新疆的大规模拘留行动阻断，据估计有超过一百万的突厥裔和穆斯林人口被非法拘禁。边境逐渐封闭，几乎没有办法再逃出去。但在拘禁营出现前的几年里，一些家庭已经感受到了危险在与日俱增。
这些人的行动有一个名词：希吉拉（hijrah），有时被翻译为“出走”或“大逃亡”。逃离中国的维吾尔人大多数想去土耳其，土耳其穆斯林人口占多数，有庞大的维吾尔侨民社区。到2012年之前，维吾尔人离开新疆通常要穿越中亚的山脉，但中国与巴基斯坦和阿富汗达成安全协议后，这些国家开始逮捕和遣返维吾尔人。在2013年前后，一条新的路线建立起来，维吾尔人冒险走东南亚，通过陆路越境到马来西亚，在那里有蛇头网络帮助他们申请或者伪造旅行证件，再前往土耳其。
中国当局将所有这类移民都归为“希吉拉恐怖主义”，要求其他国家逮捕并遣返寻求庇护的维吾尔人。而中国的要求已经越来越难以拒绝。自从大迁徙开始以来，中国以投资、援助和军事协议等方式显著增强了在东南亚的影响力，随之而来的是，中国能够在任何地方对维吾尔人进行追踪。对维吾尔人而言，许多人离开家十多年后仍然没有找到一个安全的容身之处。有数百人被强行送回中国，另有数百人被监禁或长期拘留。在他们看来，这个世界已经抛弃了他们。
从广州到曼谷
2014年2月，伊玛目用朋友的身份证前往乌鲁木齐，从那买了当天的火车票去广州。这是一段长达55小时的旅程，火车上满是汉人旅客，但也有几名维吾尔人。在新疆以外居住的维吾尔人名声不好，伊玛目听说他们大多数人涉及非法活动：贩毒、人口贩卖、卖淫。无论他们因为什么原因出门，都有便衣警察跟踪他们。伊玛目装作什么也没看到。
抵达广州那天，天气阴冷潮湿。在车站，伊玛目买了一部临时手机和SIM卡，拨打了一个号码，号码是他当年在和田的房东给他的。电话那边一个男子指引伊玛目走到不远处的一家酒店，他办理了入住，在酒店里开始等待。
伊玛目在酒店里待了10天，除了出去买食物，几乎不出门。门外的每一个声响都让他心惊肉跳。第11天，一个人出现了，伊玛目觉得他是蛇头的中间人。中间人告诉伊玛目他将和一组20名维吾尔人一起上路，他们也都住在这家酒店里。伊玛目付了三万元现金（约5000美元），中间人说这笔钱够带他到柬埔寨，之后他需要再付钱。中间人告诫伊玛目，如果他在过境后被捕，就说自己是土耳其公民。同组的人都扔掉了身份证，并剪掉了带有中文的衣物标签。
当天下午，这队人离开广州，乘坐两辆大车，大约10小时后抵达广西南宁，这里位于越南边境附近。他们换了一辆大型面包车，车上没有座椅，只有一排排倒扣在地板上的塑料桶。几个人贩子都是汉人，不会讲维吾尔语，也没什么话需要讲。行至半夜，车开始翻山，雨下得很大。在泥泞的土路上走到一半时，面包车陷入了泥中。他们下车继续徒步，进入越南。伊玛目远远看到，山脚下有一个边境哨所。
下山的路非常难走。一位怀抱幼儿的母亲不慎滑倒，孩子开始大哭，人贩子示意她捂住孩子的嘴。伊玛目担心孩子会窒息，但他什么也没说。到了山脚下，另一队人贩子在等待他们。他们一起深一脚浅一脚地穿过一片肮脏的泥地。伊玛目脚下一直打滑，弄得满身泥污。他旁边的女士吐了出来。
午夜时分，他们到了一个小村庄。伊玛目用水龙头冲了冲身上的泥。黎明时分，又来了几辆面包车，司机是越南人。上车开了四个小时，司机用蹩脚的中文告诉他们，已经到达河内的汽车站。他们说，车站工作人员知道你们的身份，会帮你们购买前往柬埔寨边境的车票。
接下来的一切都如蛇头所说。经过两天两夜，公共汽车抵达边境，伊玛目和同行者被带着穿过农田和森林，进入柬埔寨，在那里有几辆面包车等着他们，车里已经坐满了移民。面包车整夜行驶，黎明时分到达乡下的一间酒店，酒店里脏乱拥挤，有几十人睡在房间和走廊里，这里都是维吾尔人。伊玛目向一名穿着军装、带着武器的男子支付了第二笔费用，大约1500美元现金。那人给了他一条红绳，告诉他绑在手腕上，到马来西亚之前都别摘下来。
第二天早上，伊玛目和同行的人上了军用面包车，偷渡进入泰国。这是几次过境中最为顺利的一次。每次到检查站停车时，司机都会与警官交谈，并把一些钱递到警官手中——伊玛目觉得他们递钱的姿势非常优雅。他们到达曼谷郊外一家五层楼的酒店，这和柬埔寨的酒店一样拥挤，里面也都是维吾尔人。有一个移民在酒店厨房帮忙分发食物，他告诉伊玛目前一晚准备了300多份餐食。
能走到这一步的人都很幸运。非法越境且没有身份文件的维吾尔移民很容易受到勒索和人口贩卖之害。过去两年里，我们一直在调查维吾尔人从中国大规模逃离的现象，采访了30多名走过东南亚的偷渡路线并幸存下来的人。这条路上常有人死亡或失踪。一位女子告诉我们，她4岁的女儿就死在了路上，在柬埔寨坐船的时候，孩子从过度拥挤的船上掉了下去，溺水身亡。有孩子在肮脏的安全屋里出生，也有父母因为害怕被逮捕和遣返将孩子遗弃在医院。这些孩子的父母确实有充分的原因心怀恐惧，2009年，柬埔寨将20名申请联合国难民身份的维吾尔人遣返回中国，据“人权观察”报道，其中一些人后来被判处死刑。在维吾尔人出走的高峰时期，有人被缅甸驱逐出境，有人在试图进入吉尔吉斯斯坦时被枪杀，也有人在越南边境遇害。离开中国并不等于获得安全。
丛林中的突袭
伊玛目一行人在酒店待了一周才轮到他们出发。他们被带到附近的一个村庄，并按照安排登上一列开往南方的火车。这是他们出发以来第一次没有向导带领。伊玛目感到紧张，但一切似乎都已提前安排好了。有列车员走过车厢检查车票，但看到他手上的红绳，就没有再打扰他。甚至警察好像也都知道，这些绳子是安全通行的保证。
火车向南行驶了一夜，抵达马来西亚边境附近的一个车站，有向导上车带领他们沿着铁轨走到了几辆车旁边，车载着他们继续行驶，在一片森林的边上停下来，他们下车开始步行。
天色已晚，森林的寂静令人恐惧。这里没有铺好的路，连踩出来的小径也没有，只有泥巴和草地，到处散落着空塑料水瓶。不久，他们走到一片空地，那里已经聚集了几百人，大家静静地坐着，每个人的手腕上都戴着一条绳子，有的是红色，有的是绿色、蓝色或黄色，甚至小婴儿也戴着。每个人的面孔看上去都是维吾尔人。
空地上的第一夜，伊玛目和另一个人挤在一块防水布上，但他睡不着觉。天气很冷，他能看到旁边的人在瑟瑟发抖，营地弥漫着人们的体味。第二天，有向导来带领一小组人离开，伊玛目明白了，他们都会按照先来后到的顺序被带过边境，进入马来西亚。在轮到他之前，他必须等待。
伊玛目得知，这片丛林里有好几块这样的空地。在他们附近，可能有数百甚至数千名维吾尔同胞，还有病弱的罗兴亚难民，大家都想要去马来西亚。不时有人贩子来带人走。有时候，人贩子会带来米饭和蔬菜，维吾尔人就在篝火上做饭。有一次，人贩子牵来一头牛，维吾尔人将牛宰杀了。
但随着时间一分一秒过去，人贩子回来的次数越来越少。有人询问为什么迟迟不带他们走，其中一个人贩子解释说，现在越境更困难了。马来西亚有一架飞机失踪了，山上有救援队伍在搜寻。两周后，营地的食物已经吃完了，剩下的少量饮用水被留给儿童、孕妇和病人。在另一个营地里，一群人被迫从充满藻类的死水湖中取水喝。有几个人生了病。伊玛目手腕上的红绳已被污垢染黑。
2014年3月12日夜幕降临时，消息传开，伊玛目所在的空地上大约200人将被一起带过边境。一个人贩子带领他们在陡峭的山坡上徒步。接近山顶时，他指示他们在一个橡胶种植园里等待，然后就走了。突然间，枪声响起。有一群男人和狗冲着他们飞奔而来。伊玛目吓得动弹不得。
这是一次突袭。泰国警察包围了他们，一名警官通过扩音器用英语说，你们被人贩子欺骗了，警方将带你们下山并安排接下来的去向。一名同行的难民将警察的讲话翻译成维吾尔语告诉大家。
在伊玛目一行人下山的路上，有记者带着摄像机和明亮的灯光站在路边。他尽全力避开镜头，担心中国当局会从新闻中识别出他的脸。从泰国新闻播出的突袭片段看，队伍里的其他人都和伊玛目有同样的想法，画面中的人们要么盯着地面，要么害怕地挡住自己的脸。
他们被带上法庭，并因非法入境泰国而被定罪。几天后，又有近200名维吾尔人在另一次突袭中被逮捕。这两组人多数是以家庭为单位行动的，被拘留的人三分之二是妇女和儿童。他们被拍照和判刑后，家庭就被拆散开了。大多数妇女和儿童被带到边境附近一个无人看守的收容所。其他人，包括所有成年男性和大一些的男孩，被送往一个名为帕当贝萨的移民拘留中心（I.D.C.）。
长期以来，泰国一直是人口走私和贩卖的中心。伊玛目逃亡的那年，美国国务院在年度《人口贩卖报告》中将泰国的评级降至最低，这份报告基于对人口贩卖法律的遵从度给各国进行排名。新闻机构报道称，每年有数千人被贩卖到马来西亚。这几次突袭向世界展示了这一行业的庞大规模。
在伊玛目被捕后大约一个月，泰国军事政变推翻了政府。新政府表示，他们其中一项政策目标就是结束旧政府时期由于宽松和腐败而导致人口贩卖猖獗的状况。警方后来在伊玛目被捕的山脉中发现了数十个偷渡营，以及超过30个罗兴亚移民的大规模墓地。从他们被捕的那一刻起，伊玛目和他的同行者就成了软弱无能的旧政府的象征，是丢脸的存在，必须要藏起来。
困在泰国
在泰国，政变几乎已成为一种传统。自1932年建立君主立宪制以来，泰国已经历过十几次政变。2014年上台的军政府自称“国家和平秩序委员会”，格外专制。当局逮捕抗议者，强化审查制度，并暂停选举。泰国主要的几个盟国都对新政府提出谴责。美国是泰国几十年来最重要的安全合作伙伴及主要的投资和贸易来源，但政变后美国就暂停了数百万美元的援助，同时减少军事合作并实施制裁。欧盟也采取了类似行动。
欧美的撤资加速了泰国近几十年最重大的政治重组进程。泰国军政府向邻国缅甸和柬埔寨这两个曾经的对手示好，而更重要的改变是寻求与中国建立新的联系。2013年，中国首次成为泰国最大的贸易伙伴；现在，泰政府明确表示要加强两国的合作。政变两周后，军政府领导人巴育·占奥差与中国代表会面，探讨商贸机会。
在维吾尔人被捕事件的新闻报道中，中国的影响力也显露无遗。土耳其的新闻媒体对这次逮捕行动进行了报道，虽然伊玛目试图躲避记者，但他的脸还是出现在新闻报道的照片中。在文章里，中国官员表示在偷渡营地中发现的人是维吾尔人，而不是他们自称的土耳其人。“一旦我们确认他们是中国人，他们就将被送回中国，”这名官员说。
为了避免被遣返，关在帕当贝萨移民拘留中心的一些人希望联合国能允许他们登记成为庇护申请人，但没有收到任何回应。泰国没有加入联合国1951年的难民公约，也未签署1967年的议定书，泰国法律不给任何人难民或庇护地位。在泰国，所有寻求庇护的人都被视为非法移民，受到1979年移民法的约束，这项法赋予当局几乎无限的权力拘留非法入境的外国人。关于如何对待被拘留的移民，泰国几乎没有规定，也不限制拘留的时间长短。伊玛目不禁想，也许自己的命里就是要蹲监狱吧，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泰国，都是一样。
在帕当贝萨，伊玛目开始和别人讲自己的故事，这是他离开中国以来第一次敞开心扉。和他一起被拘留的人当中，有一位49岁的同伴，名叫穆赫特，是位农民。穆赫特的年纪比伊玛目大不少，但他很尊重这位年轻人的学识，经常请伊玛目向他解释《古兰经》。有时，穆赫特的儿子约尔瓦斯也会加入他们的讨论。关在这的人都是和家人一起逃亡的。穆赫特的妻子、女儿和小儿子以及约尔瓦斯的妻子都被带到政府运营的庇护所，随后逃了出去；由于庇护所没有人看守，有130多名维吾尔人在被捕后的几周和几个月里成功逃脱，包括穆赫特和约尔瓦斯的家人在内，有的人已经抵达土耳其。
在帕当贝萨拘留所里，人与人之间建立的联系不一定能长久。帕当贝萨不是为长期监禁设计的监狱，这里拘留的人（包括20多名小孩）挤在狭小的牢房里，灯光是永远亮着的。在3月的突袭后，又过了大约三个月，当局将一些维吾尔人分配到其他拘留中心，但这里仍然拥挤不堪，卫生条件恶劣。10月，一个3岁的维吾尔男孩患上了结核病，和他同行的人里没有他的家人。其他关在这的人请求拘留所送孩子去医院，但他还是被留在中心两个月之久，最终他被转移到医院，但没有活下来，于12月离世。（这是泰国拘留中已知的第二起维吾尔人死亡案例。同年6月，一名女子在拘留中心生下一个婴儿，婴儿两天后死亡。）
男孩去世后，剩下的男子大多数被带到附近另一处拘留中心，名叫萨道。在转移的前一天，伊玛目把身上剩下的钱藏在一个枣罐最下面，上面用枣塞得严严实实。
萨道像是一个监狱，四周有围墙环绕。房间像大型的笼子，里面关着成百上千人。新来的人很快意识到，不同的拘留者受到的对待是不同的。来自孟加拉国和巴基斯坦的移民只在这里短暂拘留几天，就会被遣返回自己的国家。就算同样在政治上敏感的少数族群罗兴亚人，也比维吾尔人享有更多特权。他们可以穿自己的衣服，可以贿赂看守拿到违禁品，比如手机。所有关在这里的人当中，只有维吾尔人在一开始被迫穿上深橙色的上衣和黑色裤子（伊玛目回忆说“就像关塔那摩一样”），而且不能打电话。其他在押人员有证件和I.D.C.编号，维吾尔人都没有，仿佛他们是不存在的一样。
到2015年5月，有将近400名维吾尔人关在泰国的看守所。虽然许多人权组织呼吁释放他们，中国仍继续要求遣返这些人。当土耳其政府提出愿意接收一部分在押维吾尔人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要求土耳其“停止干涉安置工作”。
然后，在6月30日，没有任何预先通知的情况下，拘留所里约173名人被带上飞机，飞往土耳其，其中大多数是妇女和儿童。萨道看守所的警卫对伊玛目同监的几名男子说，他们的妻子和孩子已被释放。这个消息让他们松了一口气。
一周后，几名看守走进伊玛目的牢房，看着笔记本念了一串名字，一共大约40人，都关在两个相邻的牢房里。看守说，这些人也将被送往土耳其。约尔瓦斯是其中之一。伊玛目看着他们离开，心里感到莫名的不安。一夜过去了，没有任何消息。第二天下午，也就是7月9日，消息传来说这些人并没有到达土耳其，而是被遣返回了中国。随着消息传播出去，绝望的哭声在萨道看守所里萦绕不绝。在伊玛目的牢房里，有人昏倒在地。
关在萨道的维吾尔人用钱买通其他狱友，用他们的通话时间给外界打电话，他们得知其他拘留中心也有维吾尔人被遣返回中国。遣返行动让许多家庭四分五裂，在被遣返回中国的人当中，许多人的家人一周前刚被送往土耳其。兄弟姐妹、配偶甚至父母和子女就这样无缘无故被分开了。泰国政府声称被送往中国的是中国公民，被送往土耳其的是土耳其公民，而所有维吾尔人都知道这完全在撒谎。伊玛目记得，他告诉穆赫特他的儿子约尔瓦斯在遣返之列，穆赫特听了绝望至极。
泰国说被送走的维吾尔人共有109名，但我们分析中国内部文件、照片和来自土耳其亲属的信息发现，实际人数可能有150人之多。由于人数的差异，维吾尔流亡社群中流传谣言称一些人已经在泰国被杀害，而中国和泰国从未公布被遣返的人的身份，这更加剧了人们的恐惧。
我们的调查还发现，泰国当局与中国在长达数月的时间里密切合作，安排将这些维吾尔人遣返中国的事宜。我们从新疆一家公安局获得的文件显示，泰国当局向中国当局发送了306名维吾尔成年人和71名儿童的照片，以对他们进行识别，随后中国当局命令警察部门从在押人员亲属那里采集血样，与在泰国采集的样本进行比对。在土耳其提出接纳部分维吾尔人后，泰国和中国的代表仍然进行了秘密会晤，并初步达成协议“将306名维吾尔人遣送回中国”，这表明两国原本计划的遣返行动规模更大。本文首次写明了这些文件的内容，揭示了泰国和中国当局之间合作的紧密程度。
遣返行动引发了美国和土耳其的谴责。在伊斯坦布尔，被遣返者的亲属闯入泰国领事馆，打碎窗户并投掷石块。人权组织警告说，被遣返的人可能会受到酷刑折磨甚至被处死刑。联合国难民署（UNHCR）高级助理专员在声明中表示，对遣返行动感到震惊，称这是“公然违反国际法”；这样直率的措辞是十分罕见的。据《卫报》报道，泰国曾对联合国难民署保证，维吾尔人将得到保护。
中国当局自己似乎也认识到大多数被遣返的维吾尔人并非犯罪分子。中国官方体系下的媒体说这些被遣返回来的维吾尔人是“偷渡客”和“蛇头’”，只有13人是涉嫌“参与恐怖主义”的逃犯。2015年9月，中国公安部长在一次内部讲话中表示，从泰国被遣返的维吾尔人中有三分之一“打算加入‘圣战’”，但并未提供相关证据，也没有对任何被遣返者提出任何指控。他们就这样从公众视线里消失了。
泰国领导层似乎对遣返行动引发的愤怒感到意外，但现任总理巴育·占奥差面对公众时表现得态度坚决。“如果我们送他们回去，出了问题，那与我们无关，”他还补充说，中国已经保证了他们的安全。“我们不这样还能怎样？难道应该继续养他们一辈子，让他们在这里再生三窝孩子吗？”
遣返行动使泰国和中国走得更近了。就在一周多前，泰国皇家海军批准购买三艘中国潜艇，价值10亿美元。至于留在泰国的维吾尔人（至少有60名男子），根据泰国政府发言人的说法，这些人正在“等待国籍核实”。一旦确认了国籍，他们也将被遣返。伊玛目意识到，无论是出于冷漠还是恐惧，没有人会来救他们的，他们只能自救。
重大发现
2015年8月17日，遣返行动过去六个星期后，曼谷市中心热门旅游景点伊拉旺四面佛神坛发生爆炸，造成20人死亡，125人受伤。总理巴育称这次爆炸是“泰国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事件”。
直到今天，没有人对此负责。泰国当局一开始暗示，反对2014年政变的政治团体应承担责任。接下来两周里，各种报道互相矛盾，调查未能打破僵局，但最终当局指控两名维吾尔移民实施了这次爆炸，他们名叫比拉尔·穆罕默德和尤苏福·米拉里。两名嫌疑人被关押在军事监狱中，当局不允许他们请律师。两人表示在审讯中遭受了酷刑，而且审讯是用英语进行的，他们不懂英语。调查期间，当局甚至先后宣称这两人承认自己是同一个嫌疑人：闭路电视录像显示，一名身着黄色上衣的男子在神坛放置了炸弹。在相隔两周的时间里，当局先后强迫这两名维吾尔男子穿上黄色上衣，对着媒体的镜头重新演示放置炸弹的过程。
泰国政府否认这次爆炸是对遣返行动的报复，但是这两人被捕后，拘留所的维吾尔人均被视为恐怖分子。萨道的看守进入牢房进行搜查时，在押人员都要戴上手铐，就如同犯人一样。一些人担心爆炸事件会让他们更快被遣返。
然而，除此之外，萨道看守所内的生活并没有什么变化。对伊玛目来说，每一天都一成不变。男人们在牢房里吃饭、睡觉和祷告。月复一月，年复一年，一切都没有变化，直到2017年10月的一天，也就是他们被捕三年多后，萨道的主楼翻修，仍被拘留在此的维吾尔人被转移到拘留中心场地上的一个辅楼里。自2015年1月那次转移以来，这是伊玛目第一次踏出户外，院子里满是碎片。
辅楼较小，感觉上条件更差。这些维吾尔人被分在两个牢房中，中间隔着一排金属栅栏，四周是旧混凝土墙。天花板上装有两个摄像头。每个牢房的一个角落有一个开放式厕所。男人们把毯子围在厕所周围以保护隐私。看守把毯子撤掉，他们又会重新挂上；最终，看守不再坚持。
除了维吾尔人，这已经没有其他在押人员了，维吾尔人也找不到别人买违禁品，因此他们把可能用到的东西都尽量留着，比如送饭时用的厚厚的、食品级的塑料袋。这些袋子几乎像毯子一样；每个都可以卷起来，有韧性。伊玛目的牢房天花板附近有一个窄窄的通风口。几名男子将塑料袋绑在一起，打了结，做成一根爬绳。他们把绳子系在通风口的栏杆上，以便能爬上去看看外面。看守似乎并不打算管他们。
第一次通过通风口向外望时，阳光刺痛了伊玛目的眼睛。他以前的牢房是没有窗户的。他看着明亮的院子和四周的高墙，墙和楼周围的地面都铺有带刺的铁丝网。院子外有一条路，人们骑着摩托车飞驰而过。路的另一边是郁郁葱葱的丛林。
一天，又轮到伊玛目拽着绳子爬上去向外看，他瞥见墙上有一根粗大的钉子伸出来，在栏杆和通风口之间，正好和天花板一个高度。他把钉子取了下来。在一个空荡荡的牢房里，有一根两英寸长的钉子能帮大忙：可以用作缝纫针，或者锥子也行。他把钉子藏在了枕头下。
几天后，伊玛目将钉子藏在手心，走向厕所。由于挂上了毯子，厕所及其周围成了监控摄像头拍不到的死角。他用钉子在墙上刮擦，混凝土开始破碎。20分钟后，他刮出了一个手指大小的小洞。在洞的后面，墙砖已经露了出来。伊玛目叫来了一位他信任的狱友，两人在毯子的遮挡下轮流掏了大约两个小时。等他们筋疲力尽地坐在地上时，一大片砖墙已经暴露在外。他们从厕所走出来，把自己做的事告诉了狱友们。
越狱
在伊玛目决定越狱前，已有其他人尝试过了，多数都没成功。几年前，有人偷偷把一个锯条片带进帕当贝萨，但没能成功逃脱；还有一次，在押人员把饭菜里面的辣椒籽拣出来，打算在守卫靠近他们的时候把辣椒吹进守卫的眼睛里。2015年1月，一个名叫安瓦尔的青少年和其他七名男子一起从萨道逃脱。其中一人成功抵达土耳其，但安瓦尔和其他人在泰国境内被捕并入狱。安瓦尔服刑完毕后，与一个名叫比拉尔的逃犯一起被送回萨道，比拉尔在监狱里遭到暴力殴打，回来后经常头痛，有时还会吐血。伊玛目知道越狱的风险很高。
很快隔壁监室的人也得知了这一计划，并开始动手在自己监室挖洞。他们找到了其他工具，并通过牢房中间的栅栏把工具分享给狱友：一把勺子，一个皮带扣，一个浴缸塞。天花板上转动的风扇声音很响，他们就借助这个声音为掩护进行挖掘，而风扇从早上8点开到晚上11点关闭，这就意味着他们只能在白天挖洞，每个人一个小时，轮番工作。砖与砖之间的砂浆很容易就挖开了，混凝土可以被碎至粉末状，从马桶冲下去。砖的部分挖穿了，后面还有混凝土，但这同样挡不住人们的坚持。四天后，两组人都挖通了建筑外墙。
越狱的那个夜晚，看守在牢房周围徘徊。伊玛目担心，他们过去几天的行为可能引起了看守的怀疑。但最终在凌晨1点30分，看守离开了，他们决定行动。他们把最后一层混凝土踢碎，踢出一个足够人钻出去的洞，然后一个接一个地通过食品袋拧成的绳索，从六英尺高的墙上跳到地面。环绕拘留所的墙上有带有倒刺的铁丝网，越狱的人们把一块毯子搭在铁丝网上。伊玛目是第二个穿过洞口的，但他停下脚步紧紧抓住毯子，为后面的人遮挡住铁丝网上的倒刺。他想起安瓦尔等人逃跑之所以最终失败，就是因为身上的血腥味引来了搜寻犬。
他们本来打算设法翻越外墙，但跳到院子里以后，他们发现没有翻墙的必要了，因为工人们正在安装一个新的大门，那天晚上，未完工的大门是敞开的，无人看守。伊玛目和其他人逃入了森林。在幸运的眷顾下，两个牢房共24人中有20人赶在守卫到来之前成功逃脱。但穆赫特是少数没有逃出来的人之一。
在森林中，他们四散奔逃。伊玛目最终与七名男子一组，他们整夜行走，直到大约凌晨5点，他们听到附近一座清真寺传来一天中的第一次祈祷呼声，决定原地休整，直到天黑再行动。
那天晚上，他们听到远处道路上有车辆往来的声音，听起来像是一个小镇。不久，他们走到一条路旁，看到道路前方有一个检查站。伊玛目意识到他们已经到了泰国和马来西亚的边境。这附近没有小镇，他们听到的车声人声肯定是当局在搜寻他们。
他们掉头就走，要是留在大路上肯定会被抓住。接下来的几天里，他们在森林里穿行，从黄昏到黎明，不断行走。一天晚上，他们看到了手电筒的光，还听到了狗叫，便躺在地上静静地等了几个小时，直到搜寻队的声音远去。他们丧失了方向感，不再知道边界在哪里。他们从拘留所带出来一些枣和饼干，但逃亡到第三天，食物已所剩无几。伊玛目和另一名在拘留中心学了几句泰语的逃犯阿卜杜拉两次走进一座小镇想买食物，但当地人好像认出了他们，他们不得不逃回森林里。口渴的时候，他们就喝雨水。
在第二次差点被抓之后，一名同行的人失去了耐心，决定独自一人离开，留下了其他六人。绝望之中，伊玛目和阿卜杜拉进入了第三个小镇，在那里，他们用伊玛目藏在枣罐中带出来的泰铢和美元，从一家杂货店买到了一部手机、一张SIM卡和一个充电宝。
其他四人在他们返回时欣喜若狂。借助手机的GPS，他们向马来西亚边境方向前进。一行人走到一条河边，沿着河岸行走。看到水中突出的高草后，他们下到水里。河对岸有一条路，他们穿过去，然后爬上一座山。山顶有一条长长的隔离墙，上面装有带倒刺的铁丝网。他们相互帮助，翻过隔离墙进入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惊魂
黎明时分，伊玛目在一片森林中醒来，饿得神志不清。一名同行者不停地呕吐。他们的手上被铁丝网割得全是伤口。一行人找到了一条路，并用手机给土耳其的熟人打电话。一些人不敢冒险帮他们，说他们的大头照在新闻上到处都是；但有一个人同意给他们一名蛇头的电话号码，这名蛇头在边境附近经营着一家小杂货店。蛇头安排他们在附近一座清真寺的后门会面。
在这名蛇头的带领下，他们到了一栋房子。伊玛目以为自己一定会死在泰国的森林里。而在这间房子里，他们睡在温暖的床上，还一起做饭吃，一切就像梦一样。他用在泰国买的手机拍了一张自拍，以记录这一自由的时刻。
蛇头将他们从安全屋送到吉隆坡的一间大公寓。两周过去，还有其他人陆陆续续到了这里，总共有11人从萨道逃脱。一天晚上，楼下传来异响。伊玛目冲到窗边，看见楼外停着警车。屋里的人们四散逃跑。伊玛目躲进了一个壁橱。一声巨响后，有人破门而入，把伊玛目从壁橱中拖出来，推倒在地，他感到一只警靴踩在自己头上。男人们惊声尖叫。伊玛目闭上了眼睛。
他们被带到马来西亚皇家警察总部，中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已经在那里等待他们了。伊玛目和其他人报上他们离开中国时取的假名，可是中方的工作人员知道他们的真实姓名，并为马来西亚当局把他们的真名记录下来——但伊玛目除外，中方不知道他的真名，只知道他在新疆偶尔使用的假驾照上的名字。
他们又被关了起来，并再次面临被遣返。但与在泰国不同的是，有人权律师介入了他们的案件。他们被告知，中国已请求国际刑警组织针对他们中的一些人发布了红色通报（这是一种跨国执法逮捕体系，参与国可自愿选择是否配合），以要求他们被遣返。最让他们害怕的要数被带到机场附近的移民办公室，准备被送往中国，但他们最终说服当局将他们送回拘留所。这次差点被遣返后，过了两个月，他们收到了土耳其给他们的旅行文件。2018年10月9日，也就是在马来西亚近一年后，这11个人全体被带到吉隆坡机场。警车开着警笛，他们像囚犯一样被铐在一起。伊玛目想知道：这是搞什么把戏？难道还是要被回中国了吗？一些人开始啜泣。
但到了机场，他们的铐子被取下来，登上土耳其航空前往伊斯坦布尔的航班。当其他乘客开始登机时，他们还不放心地询问同机旅客，飞机到底要去哪，就怕出现意外。
在押者之死
伊玛目逃脱后，泰国仍有50多名维吾尔人在拘留之中。根据人权专家的说法，中国继续要求泰国遣返他们。泰国既不愿冒着引发另一场国际风波的风险遣返，也不愿违抗中国的意愿释放这些人。泰国当局把这些在押的维吾尔人从一个移民拘留中心转去另一个，令他们愈发绝望。我们发现，多年来这些在押者有十几次越狱尝试。虽然没有哪次像伊玛目那次一样成功逃脱那么多人，但在2022年7月11日，包括安瓦尔在内的三名在押人员从靠近缅甸边境的一个中心逃走了。安瓦尔和另一名男子最终抵达了土耳其。伊玛目看到新闻后立即认出他们是自己以前的狱友。
每一次有人越狱，媒体和组织都会再次关注维吾尔人的境遇，呼吁释放他们。而安瓦尔的逃脱，是泰国移民局犯的最后一次失误。仍然在押的维吾尔人被转移到泰国最大的移民拘留中心苏安普鲁，这座拘留所距离曼谷市中心一条繁忙的道路不远，看起来很不显眼。
在泰国，苏安普鲁因其恶劣的生活条件而臭名昭著。其牢房嘈杂、肮脏而且充满危险。据以前被拘留在此的人说，这里的看守给牢头的权力很大，谁不听话就会被打。有报告称，这里拥挤到一些在押人员要坐着才能睡觉。
在苏安普鲁，维吾尔在押人员往往不被允许会见访客，也无法获得法律援助，许多人健康状况很差。他们说自己肛门出血、尿道疼痛、背痛和严重营养不良。有几个人已经无法行走。除了偶尔到一个护士站就诊外，他们一天24小时被困在拥挤的牢房中。
有一份地下流传的名单写着仍被困在泰国的维吾尔人的名字，伊玛目从中认出了21个以前的狱友。然而，有一个名字已经消失不见。伊玛目抵达土耳其后得知，在监狱遭受殴打后落下头痛问题的狱友比拉尔，在萨道越狱事件后大约六个月去世。他的死几乎没有媒体报道，泰国政府也没有任何声明。
另外两起死亡是最近几个月发生的。2023年2月11日，苏安普鲁一名49岁的在押人员阿齐兹·阿卜杜拉因肺炎去世。阿卜杜拉及其家人在2014年的突袭中与伊玛目一起被捕。他的兄弟被遣返回中国，妻子和孩子逃去了土耳其。据他的家人说，阿卜杜拉去世前至少有一周的时间一直在呕血，但泰国当局拒绝给他治疗。两个月后，即4月21日，另一名在押人员穆罕默德·图尔逊去世。官方给出的死因是呼吸和循环衰竭。像阿卜杜拉一样，图尔逊的妻子和孩子也被安置在土耳其。官方从未解释持续羁押这两名死者的原因。
和几年前比拉尔悄无声息的死亡相比，这两名在押人员短短两个月内相继去世受到广泛报道，并受到人权组织的谴责。泰国国家人权委员会对维吾尔人的境遇进行了调查。尽管委员会没有被允许进入维吾尔人的牢房，但其报告确认了他们恶劣的生活条件的具体情况，并得出结论称无限期拘留他们已经构成人权侵犯。我们还获得了委员会主席写给泰国总理的一封信，其中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维吾尔人的直白建议，这封信尚未公开。信件日期为2023年4月，确认维吾尔人被禁止与亲属、律师或权利倡导者联系，并与其他在押人员受到区别对待。信中还透露了“有国家愿意接收并安置这些在押人员”，并敦促相关机构寻找重新安置维吾尔人的办法。今年二月由八名联合国官员发送给泰国政府的信件中也提出了这样的敦促。
但泰国政府没有改变立场。三月，即许多在押人员被捕十周年，泰国外交部长潘普里·帕希坦努科恩在回答记者提问时为长期拘禁的做法提出了辩护。“他们非法进入泰国，必须面对法律程序，”他说。帕希坦努科恩未详细说明这一程序何时可能结束，但补充道，无论是对泰国政府的批评，还是暗示说泰国害怕中国这样的说法，都不会影响当局决策。
抵达土耳其后，伊玛目进入了一个维吾尔流亡者社群，其中包括几名偷渡幸存者。每当泰国传来新的悲剧，伊玛目都关注着，他特别关心穆赫特的状况，这位经常听他讲解古兰经的狱友现在还关在苏安普鲁。穆赫特的家庭因逃亡而四分五裂：他的妻子、小儿子和女儿阿依努尔抵达了土耳其，而他的大儿子约尔瓦斯被遣返回中国。伊玛目经常想起穆赫特，也是因为在抵达土耳其一年半后，他与阿依努尔结为夫妻，也就是说他的前狱友穆赫特现在是他的岳父了。
无止境的流亡
没有人知道在过去15年里有多少人逃离新疆。在报道中，我们获得了一份中国政府的内部文件，该文件记录了这场大逃亡的规模：这是一份电子表格，创建于2018年之前，标题为《新疆涉嫌非法越境的高风险个体》，含有17743名维吾尔人的姓名和个人详情，其中有许多人是我们采访过的，还有目前在苏安普鲁在押的二十多名男子也包括其中。
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这些人努力在中国以外寻找一个安全的容身之处，但他们有成千上万的人遭受了残酷和冷漠的对待。在数百起案件中，东道国屈从于中国的要求将他们遣返，而非为他们提供保护。还有更多人在这些国家遭受监禁、恐吓和其他形式的跨国压迫。在全球范围内，没有哪个群体像维吾尔人那样受到如此激进的跨国监视和追捕。
2018年起，由于人们逐渐了解到中国在新疆的人权侵犯，遣返行动有所减缓。马来西亚允许伊玛目和他的10名狱友飞往土耳其，似乎是国际对待维吾尔难民态度的转折点。就在之前一年，马来西亚还将几名维吾尔人遣返到中国。但随着新疆的情况被更多人所知，马来西亚当局宣布不再遣返维吾尔人。2019年，瑞典成为第一个允许新疆维吾尔人基于受迫害群体的身份而非个体具体情况申请庇护的国家。
然而，其他国家对此反应迟缓。2023年2月，加拿大宣布将接纳10000名无合法身份的维吾尔人和其他突厥裔穆斯林。但直到现在，尚无人被安置。而美国虽然已经将中国对维吾尔人的迫害定性为种族灭绝，但很少有维吾尔人成功在美国拿到庇护。根据维吾尔人权项目（U.H.R.P.）的数据，多达1000人正在等待他们的庇护申请结果。
在许多国家和地区，中国仍能施加巨大的影响。近年来，有维吾尔人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埃及、沙特阿拉伯和印尼被遣返到中国。在其中一些案例中，相关国家是在中国请求国际刑警组织发出红色通报后完成遣返的，而国际刑警组织明令禁止在政治迫害案件中使用红色通报。2021年，中国发出红色通报后，一名维吾尔男子在摩洛哥被捕，批评人士称其滥用红通，国际刑警组织随后撤销了该通报，但这名男子仍在监禁中；最近在2023年，欧洲人权法院命令马耳他停止遣返一对庇护申请未获批的维吾尔夫妇；在土耳其，数千名中国籍维吾尔人仍面临被遣返的风险。苏安普鲁的一些在押人员的亲属告诉我们，他们不敢发声，害怕因此失去居留身份。2019年，土耳其将四名维吾尔人遣返至塔吉克斯坦，他们随后被送往中国。维吾尔人权项目的研究员彼得·欧文说：“维吾尔人在任何地方都没有真正的安全。”
在泰国，43名维吾尔人仍关押在苏安普鲁，另有五人因2019年试图越狱而在曼谷一所监狱服刑。即便已经有五人在羁押中死亡，幸存下来的维吾尔人何时能被释放仍然是未知数。十年来，在押维吾尔人苦苦挣扎度日，而泰国与中国的关系显著加强。2020年以来，中国已成为泰国最大的直接外国投资者。两国还通过扩大联合训练演习和近十项重大军事交易加深了军事联系。根据多个为维吾尔人的境遇与当局进行斡旋的消息来源称，泰国在与维吾尔人相关的各个方面都承受着来自中国政府的巨大压力。民间组织“人民赋权基金会”的主席查丽达·塔加隆苏克说：“泰国认为这是最高级别的安全问题。”
一些法律专家认为在四面佛爆炸案审判结果出台前，在押维吾尔人哪也去不了。如果这种说法准确，那么这些人面临的可能是许多年的等待。这两名维吾尔被告的审判已经拖延了近十年，在政府更替和疫情封锁期间中断。去年，我们与被告人的律师取得联系时，还有数百名控方证人尚未作证。审判庭常有中国政府的代表到场观察。2023年12月，国际人权联合会和国际法官委员会向联合国请愿，要求纠正逮捕和审判中的“诸多违反人权和正当程序的情况”，并指出这反映了“泰国对维吾尔人的迫害模式”。
最有可能打破僵局的机构可能是联合国难民署。难民署在泰国和缅甸边境为难民营里的庇护申请者提供支持。但在处理维吾尔难民寻求庇护的问题上，难民署的记录不佳。根据2023年维吾尔人权项目的报告，难民署常常“无法为维吾尔难民提供有意义的保护”。联合国难民署可以探访并登记苏安普鲁的其他在押人员，但接触不到维吾尔人。2024年5月，《新人道主义者》杂志发布的一项调查发现，多年来泰国请求联合国难民署在促进维吾尔人的释放方面发挥更积极的作用，但难民署拒绝了泰国的请求。报道中引述了一份难民署的内部文件，文件称相关行动可能对“难民署在中国的运作产生负面影响”，涉及的项目总额价值为770万美元。
联合国难民署在回应《新人道主义者》的报道时说：“在任何阶段我们都未被允许接触该群体或参与案件处理以促进解决方案。”难民署的一名发言人对我们表示，机构“对维吾尔人的长期拘留深感关切”，但由于保密限制，他们无法公开详细说明他们的处理办法。
最终，只有泰国政府有权力停止拘留维吾尔人。近年来，一些反对党的政治家为他们的释放发声。2023年6月，在“难民日”的一个小组讨论会上，国会议员坎纳维·苏旺表示，除非采取行动，“他们将在拘留中死去，没有未来。”然而，这样的公开异议是不寻常的，在没有外部压力抗衡中国的情况下，泰国似乎不大可能采取干预。
由于无法与外界接触，苏安普鲁在押的维吾尔人只能偷偷传递的信息，与亲属和支持者联系。我们与几名在押人员进行了交流，其中一人说他已经10年没有见过阳光。他定期发来苏安普鲁越来越糟糕的情况，并说2023年两名狱友的死亡令他们更加绝望。“如果及时送医，两人的死亡本可以避免，”他对我们说，“我们恳求他们，但换来的只有无视。” 2024年3月，两名维吾尔男子从拘留中心逃脱。第二天，他们再次被捕，泰国没有发布脱逃的相关信息，但看起来这次逃跑让拘留所的情况进一步恶化。“现在I.D.C.一片混乱，”同一名在押人员今年3月对我们说，“我可能暂时无法与你联系了。”他说，希望外界知道他还活着，而且迫切需要帮助。“我不想在这里死去，”他说，“我不想被埋在一个没有我的名字的坟墓里。”从那以后，他再没有发来过任何消息。
新生
在土耳其，伊玛目保持着自由身。他考取了驾照，他从未想过自己能拥有这样一份身份证明，他还找到了一份卡车司机的工作。他感受到的这种自由十分罕见。由于经常受到中国当局的威胁，大多数离开中国的维吾尔人都不愿讲述他们的逃亡经历。在我们采访的数十名幸存者中，许多人要求匿名。其他曾被拘留的人，包括阿依努尔和与伊玛目一起逃脱的一名男子，都要求只使用名字的首字母或昵称，以保护他们家人。伊玛目同意分享他的故事，部分原因是他认为中国没有他的生活记录。他是一个没有过去的人。
伊玛目和阿依努尔有三个年幼的女儿，但家庭仍感觉不完整，穆赫特的缺席自不必说，同时阿依努尔对她哥哥约尔瓦斯的情况一无所知，其他2015年从泰国被遣返的维吾尔人也没有消息。根据我们从一个公安局获得的定罪数据记录看，中国政府对2013年和2014年非法越境的维吾尔人判处了6至20年的监禁，其中一些人被指控“参与恐怖组织”。那些从中国逃出去的人，有些人的家人和朋友也被判处长期监禁。伊玛目已经十多年没有从新疆的家人那里收到过消息了。他们安全吗？他们知道他还活着吗？他们还有机会见到他的孩子吗？
来到土耳其的第一年里，伊玛目经常做噩梦。有时他感到怎么也醒不过来，等最终醒来时，他浑身大汗淋漓。他环顾自己的新房间，砰砰跳着的心脏需要很长时间才能缓过来。而就算缓过来了，他也害怕再次入睡。
“那是无休止的等待，”伊玛目谈到他在拘留中的岁月。“想到自己随时可能被遣返回中国，那种恐惧是持续的折磨。”被遣返不仅意味着监禁甚至丧命，还意味着他所爱的每一个人都会受到惩罚。伊玛目和其他狱友一直在想，等到遣返回去的那一刻，该认下哪些罪，以及如何认罪才能保护他们的家人不受当局伤害。“有时我们互相鼓劲，谈论让人快乐的事情，甚至有时会笑出声，”伊玛目说，“但在内心深处，我们知道那种快乐是稍纵即逝的。”
Additional reporting by Ryn Jirenuwat
This article was written with the support of the Pulitzer Center.
Nyrola Elimä is a journalist and researcher from Xinjiang, China, who has contributed to award-winning reports and written on Uyghur issues for international magazines.
Ben Mauk has reported for the magazine across Asia and the Middle East. He is working on a boo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