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严家祺 转载自：美国之音
题图：著名记者高瑜女士（左）在纽约探访严家祺、高皋夫妇
在当代中国，发生过两次天安门事件。恢复天安门事件的历史真相，第一次已经引起中国历史的大变革。八十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是1976年天安门事件恢复历史真相的直接结果，现在的中国，将面临第二次大变革，这是超过第一次的前所未有的大变革，这将是1989年天安门事件恢复历史真相的直接结果。历史发展有一种不可抗拒性，用人为办法抵挡一种大趋势，这种趋势将更强烈。
在人类产生以前，自然界的各种变化只有一种因素起作用，这就是自然的力量。动物行为也是自然力量。人类历史，则是由两种力量起作用，这就是自然力量和人为力量。人的有目的、有意识的行为，是改变自然力方向的行为，一个人或一些人，特别是掌握巨大权力和影响力的个人，可以在一段时间内改变人类历史的走向。16世纪欧洲的新教革命，是马丁·路德一个人发起的。缔造美国的《五月花号公约》是一个人想出、41人签名提出的。共产主义在19世纪的传播，出自马克思、恩格斯两人，邓小平通过六四埋葬了共产主义。宫廷政治中的嫉妒、怨恨也会改变历史的方向。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与江青嫉妒王光美访问印度尼西亚的无限风光密切相关。
人类社会现象与自然现象之间有一条根本的分界线，这就是理性可以发现自然规律，使人掌握和控制自然力，理性计算的利益决定人的行为，而情感形成的信仰、信念，决定行为的方向。科学包含人类最高的理性，宗教反映人类最深的情感。
在一国政治和全球政治中，地缘政治的力量、正义的力量是自然的力量，在政治圈中，一个人怕另一个人，这也是自然力量，而国家的军力、国家首脑人物的决策都是人为力量。
一个国家历史，如果有一个关系到全国的重大历史事件，在没有言论自由的国家，当权者竭尽全力要掩盖真相，正义就会受到压制。正义的力量是一种自然力量，对正义长年累月的压制，会使正义爆发出更大的力量。
1976年和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是中国特有的事件，一是有几百万人参加，规模巨大，历时数十天，最后都以暴力镇压收场。在现代民主国家，出现这样大规模的和平抗议运动，最后结果一般造成政府权力的更迭或个别当权者的下台。局部的暴力可能发生，但不会发生动用大规模的军队、机枪、坦克，屠杀数以千计的学生和市民这样的事件。1989年北京六四大屠杀的惨烈场面，通过电视传遍了全世界，受到了全世界人民和大多数国家政府的声讨和谴责，这是正义的力量，这一力量，是一种不可改变、不可动摇、不可抗拒的力量，导致了共产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在全球的衰亡，造成了东欧许多国家共产党政权的垮台、苏联大帝国的解体，正是这一力量，造成了二十世纪全球政治气候根本性的改变，二十一世纪虽然有局部的战争和革命，但历史的大方向已经改变，成了信息革命和人工智能的世纪。
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有三大组成部分，一是天安门学生运动，二是中南海宫廷政治，三是六四事件。
恢复历史真相也有三点：一是要否定《人民日报》4·26社论，天安门学生运动不是动乱，而是几百万人参加的、空前规模的、伟大的爱国民主运动；
第二是恢复当时中南海宫廷政治的真相。在政治上，一个人怕另一个人，在发生冲突时，前一个人就会面临失败。这是一种无法改变的自然力量。邓小平怕毛泽东，而赵紫阳怕邓小平。赵紫阳是一个好总理，在天安门学生运动期间，在5月16日前，曾经做了大量工作，赵紫阳提出“在民主与法制轨道上解决问题”，反对邓小平在北京戒严，都是正确的。但在5月16日这一天，1976年天安门事件的记忆，赵紫阳对邓小平的惧怕，使赵紫阳放弃了自己应负的责任，他本来可以召开政治局会议、召开中央委员会临时全会，可以作出其他选择，但他与戈尔巴乔夫谈话，向全中国和全世界公开表示，学生不能撤离广场，是因为最高决定者是邓小平，而邓小平不改变学生运动是动乱的说法。赵紫阳会见戈尔巴乔夫谈话，鲍彤多次打电话，要中央电台反复广播，这是向全中国人民反复宣布的一件大事。赵紫阳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承认自己“本来”可以不向戈尔巴乔夫这样说。赵紫阳因这一谈话，被邓小平赶下了台并遭受了长达15年的软禁。在软禁期间赵紫阳的回忆录《改革历程》一书中，用一章篇幅谈及“同戈尔巴乔夫的谈话”。赵紫阳说：邓小平“对我同戈尔巴乔夫的谈话恐怕不止是恼怒，而是真正伤了他的感情。六四後他在接见李政道教授时说过，赵在学生动乱时把他抛了出来，实际上是讲我把邓抛了出来，社会上也有这种看法。我在会见戈尔巴乔夫时，谈了有关邓在我国我党的地位。这番话完全是要维护邓，结果引起大误会，认为我是推卸责任，关键时把他抛出来。这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究竟邓为什么认为我是有意把他抛出来，推卸责任？是什么人，如何在邓面前挑拨的，我至今也不知道。我本来出于好心，在维护他，保护他的形象，而尽到自己应尽的一份责任，却不料引起极大的误会，感到我是有意伤害他，我确实对这件事感到很大的委屈。这件事我本来可以不做，何必多此一举，实在有些懊悔！”（来源：张万舒《六四事件全景实录》，第67-68页，天地图书有限公司，香港。2009年）
赵紫阳的秘书鲍彤说：“紫阳同志同戈尔巴乔夫谈话时关于小平同志的一段话是我在起草时主动加上去的。”鲍彤还说：“紫阳同志在向朱良同志和我交代起草讲稿时没有讲这个意思。”鲍彤是起草人，最後讲不讲，完全由赵紫阳本人的决定。（来源：陈小雅《八九民运史》第6卷第229页，公民社出版，Washington DC，2019年）
5月17日邓小平自然成了参与天安门运动的几百万人和全中国人民谴责的目标，使天安门学生更加不离开广场。我起草5·17宣言，没有害怕和危险的感觉，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写出来的。在赵紫阳去世后二十年、事隔几十年的今天，有必要把历史真相一一呈现出来。恢复中南海宫廷政治的真相，还包括要让人们清楚地了解当时万里、李鹏、乔石、胡启立、杨尚昆、陈希同和反对戒严的几位上将的作为。
恢复历史真相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让正义的阳光照遍中国大地，公开宣布六四是的一场对手无寸铁的北京市民和学生的大屠杀，要把发生大屠杀的法律责任一一查清，给天安门母亲和所有六四死难者家属以关怀和赔偿。
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至今历时35年，在这么长的时间内之所以没有恢复历史真相，与六四后邓小平在加强政治控制的同时，走“半资本主义”道路，大规模引进外国生产技术，中国走上工业化的道路，密切相关。1789年后，法国大革命失败的真相就摆在全法国、全世界面前，19世纪法国和西欧的政治气候发生大变，争取民主的声音变得微小，这一点与1989年后的中国有相似之处。在1789年法国大革命后的几十年中，在英国工业革命的影响下，法国在19世纪中期，在一个新的专制环境下实现了当时经济的“现代化”，巴黎街道面貌就是在那个时代改变的。早期资本主义产生的两级分化，使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在19世纪中叶开始抬头，法国大革命的失败，也使保守主义、浪漫主义在西欧国家蔓延。狂妄愚蠢的路易·波拿巴，为当皇帝，把法兰西共和国改变为法兰西帝国，1870年普法战争失败，才使法国一步一步走向新的共和。
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改变了20世纪的世界面貌，可以说，天安门学生运动，就是20世纪世界面貌变革的第一推动力。天安门事件改变了全世界的政治，但没有改变中国，中国的当权者以为这样的事情，三十年不讲、不谈，一代人过去，事情就过去了。在21世纪信息革命和人工智能时代，当代人工智能开拓者沃尔夫勒姆（Stephen Wolfram）提出了“人工智能”的三大核心观念，其中一点就是，人的价值在于历史。在涉及全中国、全人类的重大历史问题上，掩盖历史真相、让人遗忘历史，是不可能的。中国大地上没有正义，就不可能建立法治，中国要成为人权得到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的文明国家，第一要做的就是恢复六四真相，让正义的阳光照遍中国大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