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利夏提:从禁书到种族灭绝

作者:伊利夏提       转载自:RFA

题图:美国维吾尔协会主席伊利夏提(简恒宇摄、风传媒制图)

很多人都知道德国犹太诗人海涅说过:”焚书的地方,最终也会烧人。”但可能没有太多人知道海涅这话的出处和背景。

海涅于1820年在波恩上大学时,德国刚战胜拿破仑法国不久,正是德国民族主义甚嚣尘上之际,制定了很多歧视和排斥犹太人的政策,被极端民族主义蛊惑的德国大学生,开始在各大学校园里焚烧不符合德意志民族主义的书本。看到此情此景的海涅,便以1492年西班牙征服格林纳达后,发生的强制穆斯林改信基督教,焚烧《古兰经》事件为背景,写了他一生唯一的剧本”Almansor”。

“焚书的地方,最终也会烧人。”便是海涅借这一剧本主角之口发出的警示。

海涅这句预言式警句,在近代,以希特勒纳粹德国的禁书、焚书、集中营和以犹太大屠杀冠名的屠杀,不幸被证实。

资料图片:一面中国国旗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旧城区内一座清真寺上飘扬。(路透社)

但海涅的这一预言式警句,尽管被血淋淋的屠杀、种族灭绝一再证实,忧心忡忡的文人学士也在不断地重复引用,试图阻止悲剧的重复发生;但极权政府却一再地冒天下之大不韪,变换手段和口号,继续禁书、焚书,也烧人;而极其可悲的是,极权统治下的部分民众,似乎也非常地健忘,不停地被极权政府的民族主义口号所蛊惑,加入到焚书,甚至烧人的行列;自觉不自觉地助纣为虐,成为极权政府的帮凶!

我作为一个维吾尔人,被迫生活在极权中国殖民统治下,一生也见证了发生在维吾尔民族头上的无数灾难,包括禁书、焚书和烧人。

我最早见证的禁书、焚书,甚至烧人,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那时我年龄很小,只是觉得禁书、焚书不应该,但没有太多的思考。

伴随76年毛泽东的死亡,文化大革命的结束,维吾尔人以为,在经历了那麽多血腥的人为灾难后,那一块儿土地上,应该再不会有禁书、焚书,更像想不到还会再出现杀人、’烧人’。

但,幼稚善意的人们想象不到的是,禁书和焚书,甚至烧人,就像是达摩克里斯之剑,一直就悬挂在维吾尔人头上,根本就没有远离过!

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刚刚获得一喘息机会的维吾尔人,开始挖掘被殖民者以革命的时髦词汇所刻意掩埋的维吾尔历史、文化、信仰和传统;幸存下来的老一辈维吾尔知识分子,大多刚从劳改农场、监狱释放回家;他们不顾遭受的身心伤害,开始全身心投入到复兴维吾尔民族文化的事业中,开始大量书写、翻译出版各类书籍。

然而,好景不长,伴随维吾尔出版业的短暂繁荣,禁书的名单也跟着来了。八十年代末,第一批由自治区政府正式下文被围剿批判并被禁止出版的书,我记得大概有六本。

著名维吾尔诗人、作家、历史学家图尔贡∙阿力玛斯的《维吾尔人》、《匈奴简史》和《维吾尔古典文学》名列榜首;其他被禁的书,有著名诗人、作家、学者阿布都热依木∙武铁库尔的《足迹》;三十年代被盛世才杀害维吾尔著名诗人阿布杜哈里克∙维吾尔的《诗集》;和描写当时轰动维吾尔人社会的、时任维吾尔自治区水利厅厅长的维吾尔∙米诺夫的女儿、著名维吾尔女演员夏提古丽∙维吾尔被炸身亡事件的书《夏提古丽∙维吾尔》。

当然,有很多八十年代出版发行的其他维吾尔书籍,特别是有关1944年成立东突厥斯坦(新疆)共和国历史的书,大都是昙花一现;尽管维吾尔自治区政府没有明文禁止,但基本上是刚听说书出版,过两天书店就没有了,也没有再出版过;如作家阿布都热合曼的《涛涛的伊犁河》、武铁库尔先生的《苏醒的大地》等历史小学。

最令历经文化大革命和新生一代维吾尔知识分子噤若寒蝉的批判围剿和’烧人’事件,发生于2001年的1月1日。那一天,在维吾尔自治区人民会堂举办著名演奏家努尔麦麦提∙吐尔逊的弹布尔演奏晚会,演奏过程中,作为演奏家朋友的维吾尔诗人吐尔逊江∙艾买提诗兴大发,即兴写了一首诗,并当场上台朗诵。

这首诗,不尽断送了演奏家的演艺生涯,而且还牵连了一大批维吾尔演艺界人士、及一大批维吾尔作家和诗人;演奏会第二天,自治区政府立即下文,开始了对维吾尔知识界的批判围剿和清洗;各大学开始了整顿教育;诗人被抓捕监禁;演奏家努尔麦麦提∙吐尔逊在隔离审查中,不堪精神折磨,很快便撒手人寰,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接努尔麦麦提∙吐尔逊新年演奏会之后的禁书、焚书和杀人,发生在2005年,年轻的维吾尔作家努尔买买提∙亚森,他因其发表于《喀什噶尔文学》的一篇寓言故事《野鸽子(Kok Kepter)》而于2005年被捕判刑,他的寓言故事被禁。据后来的报道,不到40岁的努尔买买提∙亚森,大约于2011年死于监狱关押中。

维吾尔人,书写出版文学艺术书籍是危险的,写诗、出版诗集也危险,书写上世界三十年代两次东突厥斯坦(新疆)共和国历史,更是雷区,稍不小心,不仅会书被禁止出版,人失去自由,甚至可能会坐大牢,甚至失踪消失。

书写出版有关伊斯兰信仰的维吾尔语书本则更加危险;要书写有关伊斯兰信仰的维吾尔语书籍,作者面临两种选择,要么是冒着生命危险自己非法出版,要么是放弃,让作品胎死腹中;所以,在维吾尔自治区,基本上找不到正式出版的维吾尔语伊斯兰书籍。

我在国内时拥有的伊斯兰书籍,要么是在夜市里买的维吾尔语非法出版物,要么是在回族人伊斯兰书店里买的中文非法出版物。

一些牵扯维吾尔历史的书,或者有关19世纪末维吾尔新式教育的书籍,如上世纪初维吾尔独立运动发起者之一的,参加过在喀什噶尔成立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的著名维吾尔政治活动家、作家、历史学家,默罕默德∙伊敏∙博格拉,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在喀布尔流亡期间,写作出版的《东突厥斯坦历史》,在国内时,只听说过,没有见过;依据中国殖民政府的不成文政策,维吾尔人拥有该书就是犯罪,被判刑入狱、甚至杀头都是可能的。

当然,降落维吾尔人头上的,最大规模的禁书、焚书,最终的烧人,则是始于2016年的维吾尔种族灭绝。

大概是在2018年年底,一位刚从乌鲁木齐回来的美国外教女士告诉我,她的很多大学维吾尔同事,悄悄地问她能否帮忙将他们家里的书籍扔到街头上的垃圾箱里;她哭着说,因为她自己也害怕,只帮助一两位她最好的朋友扔了一些书,但不得不拒绝其他同事的求助。

去年,在一个偶然的机会,碰到了于2022年死里逃生跑出来的一对中年维吾尔夫妇,都曾经是老师。他们告诉我,很多维吾尔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大学老师,在恐惧中,不得不主动上交很多家里的藏书;他们说,上交的维吾尔语书籍,堆满了大学的几间教室,后来被用车拉走了,不知道是被烧了、还是捣碎了。

这对中年夫妇告诉我,再后来,很多上交了书的维吾尔老师,开始一个个被抓捕失踪。他们说,当时,整个维吾尔人,无论是知识分子、还是官员,都生活在极度的恐惧中,而且每家都在家门口放着一个收拾好的小包和一两件厚衣服,以便突然上门被带走时有所准备。

我问他们,你们也准备了吗?女主人说,当然了;说完,她低头擦拭着眼角的泪水,男的一脸忧郁看着我说:”你们知道的只是冰山一角,我们是死里逃生;那里,对维吾尔人而言,已经是人间炼狱。”

我相信他说的是对的。就如二战时美国、英国的犹太人,对当时发生在东欧的犹太人大屠杀所知有限一样;今天,我们海外维吾尔人对发生在家乡维吾尔人头上的种族灭绝的了解,毫无疑问,也只是冰山一角;但是,作为生活在文明世界的我,也毫无疑问地确信,就如海涅在两个世纪前所警示的”焚书的地方,最终也会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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