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哈斯格尔勒 转载自：《炎黄春秋》 2009年第1期
1967年，滕海清来内蒙古担任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主任，对内蒙古实行全面军管。
1968年1月10日，根据由南方支边来内蒙古大学的一位历史教员捕风捉影的情报，在自治区革委会核心组几个负责人的策划下成立了挖新、老内人党的工作小组。
1968年2月4日，滕海清带着李树德（内蒙古革委会副主任）向康生、江青汇报准备挖“内人党”，得到首肯，并得到康生的指示：“内人党至今还有地下活动，开始可能揪得宽点，不要怕！”
1968年4月14日—26日，在郭以青的指挥、策划下，对时任内蒙古大学党委副书记的巴图进行“车轮战”式的审判。酷刑下巴图编造了假口供，指认鲍荫扎布等16名厅、部、盟、市级干部是内人党骨干。这16人立刻遭到秘密逮捕并分别设立专案进行突审。
1968年4月26日，高锦明签发了由“滕办”主任李德臣起草的《关于“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叛国案件的报告》，直接报送了党中央毛主席、中央文革。
在全内蒙古范围内一场骇人听闻的挖“新内人党”运动就开始了。
文革中的内蒙古革委会领导，前排左起：滕海清、吴涛、高锦明。
这次从金字塔的顶端发动、领导、布置，不断督战的运动之火，到了金字塔的最底层，火就越烧越旺越大，到后来已发展到无法控制，给国家、给蒙古民族、给内蒙古地区造成的损失是永远无法计算和估量的。
现在我们就官方发布的数字，仅看一下能数得过来的损失，就可见一斑了：
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犯的起诉书指控：“内蒙古自治区因‘内人党’等冤案，有三十四万六千多名干部群众遭到诬陷迫害，一万六千二百二十二人被迫害致死。”
曾任内蒙古党委第二书记的廷懋就“内人党”冤案于1981年8月1日致信黄克诚说：“内蒙在‘文革’中打‘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和挖‘新内人党’，死两万多人，伤残十七万，被株连的上百万人。”
而民间的“三十二寡妇上访团”的统计数字是：致死4万多人；伤残人数为14万多人；被抓、被挖、被迫害的人数大约有70万。“三十二寡妇上访团”的数字可能更接近于真实。
当时我在乌兰察布盟GY县中学工作。我是这场冤案的受害者之一。
1968年12月6日一早，突然通知我去县委大礼堂开大会。
礼堂的前门脸上挂的是“宽严大会”的会标。一会儿，县军管的首脑腾有几宣布：今天是宽严大会，也是挖“内人党”的动员大会。话音刚落，在一片有序、高昂的“打倒……！”声中，原县委正副书记、正副县长等6人，每个人都被迫低头、弯腰、喷气式由两个革命派同志一人揪着一只胳膊再用另一只手分别压着他们的左右肩，六个人在十二个人的押送下鱼贯出场。此时的口号声响天震地，声嘶力竭。看到了真正的“内人党”，真正的阶级敌人，群众的情绪很是激愤。
宣布完这6个人的罪行，不断有人上台批判声讨。
又是排山倒海的口号声，这时又押上来一个人，这人是广播站的孟克，蒙古族，我认识他。这么忠厚老实的人也是“内人党”？！这太可怕了！押上来的孟克没有低头、弯腰，还是穿着那件深咖啡色的中山装。他被当场宣布因认罪态度好从宽处理，当场释放，并立马给他戴上了一个大大的毛主席像章，金光闪闪。他成了今天被从宽的样板。
常言说：“不做亏心事，不怕半夜鬼叫门。”可是在那个疯狂的年代，什么“常言道”“俗话说”都将失去意义。我似乎看到那台血水四溢、泛着白骨的绞肉机在步步向我逼近。
那时我已是三口之家，丈夫，也是老师，儿子两岁半。
从12月6日下午至12月7日晚为“务虚阶段”，说是在等待“内人党”自觉登记。别人的感受是什么我不知道，我是在难耐的惶遽中一分一秒挨过来的。这时在校内已形成了强大的挖“内人党”攻势，各类标语口号都直指“内人党”。到处可见巨幅口号：“内人党不投降，就叫它灭亡！”
7日下午，全体教职员工都迅速、主动地贴着各自的大字标语。我也跟在人群后面假作镇静地努力参与着。高音喇叭里反复宣读着敦促“内人党”投降书，《敦促杜聿明投降书》和《南京政府向何处去》等文章。突然播了一篇校内文章引起了我的高度注意：我校就有“内人党”分子，在我校的“内人党”中有老的，有小的；有蒙古族，有汉族；有男的，有女的……
晚上7点整按组集合开会。会议的主题是：敦促“内人党”自首投降。一直没有一个人自首投降，但每一个人都在争先恐后地朗读《敦促杜聿明投降书》和《南京政府向何处去》，以表自己的清白。
突然挖肃组长点我的名字并大叫：“不要装模作样了，老实交代你的问题！”“站起来，站到中间去！”虽然我有思想准备，但我的第一感觉还是愕然、吃惊和羞辱。
我被勒令站到了中央。人的尊严就这样被剥得精光。我好像被裸体放在了展台上，无处躲，无处藏。羞辱，愤怒，可怜巴巴的无奈。质问声、勒令声响成一片。往日的同事、好友马上转变了态度与平时判若两人。火力越来越猛，从开始的“说清楚”逐步升级到“必须交代”，勒令、怒斥，一会儿又升级到人格侮辱和谩骂。
挖肃组长：交代你何时、何地、何人介绍加入了“内人党！”
我不是“内人党”。
挖肃组长：你是蒙古人，你能不是“内人党”吗？
我是蒙古人，但我决不是“内人党”。
挖肃组长：拿出你不是“内人党”的证明！
我无言以答，因为我无法拿出证据。
轮番批斗、审问，狂呼口号说要打掉反革命气焰。好笑，我都成了被捆着四个踢子放在祭坛前的猪羊，瞪着可怜的双眼伸着脖子等着挨刀了，还谈何气焰。辱骂、恫吓直到凌晨。工、军宣队的队员一起都来了。由工宣队S指导员出面宣布了对我的隔离审查。马上从外面又进来几个手提棍棒的学生押送我回家。他们推搡着，工宣队W队长、S指导员紧跟在后。我暗想，这是去取行李。到家后，我才明白他们是来抄家的，持棍棒者动作敏捷地跳上桌凳，扯开我家纸顶棚，拿着事先准备好的大号手电筒东照西照，大声地呵斥着。他们将我床上的铺垫掀开时将我两岁多的儿子惊醒，孩子被吓得大声地嚎叫要妈妈。
抄家大约进行了一个小时左右，他们很扫兴，什么也没有找到。
我抱着儿子，儿子又睡了。他们宣布抄家结束；我请求我要带儿子一起坐牢。工宣队S指导员马上转过身来从我怀中夺过孩子扔在床上，并厉声勒令我：走！同时将我强行推出门外。孩子在我身后撕心裂肝般地哭嚎着。手持棍棒的学生在工宣队的陪同下将我押到校内原来的播音室，一间真正的黑屋：所有的门窗全用大字报纸糊得严严实实，顶棚上吊的是一只可能是15瓦的灯泡。昏暗、阴冷、霉味。
第二天8点，工、军宣队的几个头头和专案组组长来了。他们是来给我做“思想工作”的，动员让我自己主动承认、交代问题。这时我还是很有信心地希望我能向他们解释清楚：我不是“内人党”，抓我是一场误会。然而，他们是众口对我一人，每个人一张嘴不是毛主席语录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理论。
从12月8日一早我就开始了“喷气式”，就是上身和下身要弯成90度角，两只手臂从后向上高高举起。是他们七手八脚强行“帮助”我做好的这个姿势。并交代说，只要我不交代就一直这样站下去。难熬的一天过去了，我还寄希望夜晚会休息，10点过了，12点也过了。这时我才被告知：这叫“喷气式车轮战”，什么时候交代清楚了，什么时候马上休息。
他们是三班制。轮流值班的除两名女老师外，还有红卫兵学生、工宣队、军宣队的人，已经是第四个昼夜了。这时的我头脑反而清醒和冷静了许多，我已经清楚地意识到了我已陷在一个冤案之中，而且我是其中的重要人物，不然不会在老百姓中第一个抓我。我面对的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但我能做到的只能是不和他们争论、解释。因为我没有任何问题可承认和交代，也决不会编假话骗人再乱咬乱供；我的良心和人格都不容许。
我无法回答他们的问题，我精疲力竭。这四昼夜我几乎没有吃东西，只是在第四天被军管的S连长灌了一茶缸子牛奶。从被抓的第一天起我就来了月经，血很多，而且越来越多，棉裤的两条裤腿成了硬壳。在大学时我是速度滑冰运动员，无冰期的陆上训练，其中有些练习基本上和“喷气式”差不多。
第五天晚上我被叫到专案组。他们把我的丈夫叫来做我的思想工作，一看见他，自己的亲人，我委屈的泪水怎么也遏制不住了。抽噎中我只说了一句话：“我不是‘内人党’。”我看见他也哭了，我就更哭了，由抽泣变成了号啕大哭。无奈，他们只好将我丈夫拉走了。
我又被押回了我的黑屋，依然还是那个“喷气式”。为了能得到几分钟的喘息，我频频要求去厕所。轮班看我的红卫兵小将是我教过的高中一年级学生。这次押送我去厕所的是小宁，厕所在操场的东北角上，离我的黑屋有二三百米左右；小宁是个胖乎乎的老实孩子，她母亲在县医院工作，是一位很热心的东北老太太，我们认识。小宁突然对我说：“我妈让转告你，不行就先承认了，外面已经死人了。”我听得清清楚楚，我也清清楚楚地告诉她：“我不能，说我是骨干分子，我交代谁去？”
后来才知道，在下午的会上布置了下一步的战略部署，也正是在这次会议上强调提出：“在挖‘内人党’运动中，一定要稳准狠，其中要在‘狠’字上下功夫。”
第六天开始将看押我的人马全部换了班，接班的是原初二的学生，我没有教过。这些人已经是十七八岁的大小伙子了。
据说，在这次军管会的会议上，学校的运动受到了批评。说来也就是，全县第一个揪的老百姓“内人党”，居然能始终抗拒不交代，下一步运动怎么搞？据说，这次会上县军管会首领魏政委向中学的各路头头摊出了关于我的底牌，并下了死令：“哈斯格尔勒绝对是‘内人党’，我们有百分之二百的把握，关起门来打狗绝不会错。”
看守们全换成了新面孔，武斗也升了级。揪头发，扇嘴巴，用拳头打后枕部（因为是低头弯腰状态），用大头鞋踢小腿，将本来就向后翘着的两只胳膊再使劲向上提，这叫“燕别翅”，工宣队S指导员亲自上阵，将我“别着翅”的手再使劲向里掰，说这叫“吃猪蹄”。还有“冷静思考”和“热情招待”：先将你拉到外面雪地里冻，冻到一定程度，再把你拉回屋里，让你紧挨着烧得快红的铁火炉站立，并且头要向着火炉上方。我真担心我会跌倒在烧红的火炉上面，因为我已经是在摇摇晃晃中勉强站着，不断地出现间断性的意识不清。我常常不知道我是站在哪里，有时觉得自己是在悬崖边；或是在深深的谷底，上面的一切都是旋转状向我压来；又好像身处在农村长满荆棘的田头小路上，还清清楚楚听到围在我身边的那几只狰狞的恶犬，不断地向我狂吠。真的，我当时确实听见了狗叫；但是不管我在哪里，又总觉得我的儿子在我的身后不断地哭叫着，不断地拉扯着我的衣服。这时我已经不会思考，可是奇怪的是只要他们对我动武，我马上头脑就清醒些。我那时思考的主要问题是：我怎样才能死？触电？菜园中有一口深井？割腕？没有刀。吞金，没有金。我满脑子全是各种死亡的构图。似乎我的全部存在只是为了死亡。
后来他们对我降低了要求，说我是一般成员，只要承认了，就可以马上回到人民中来；说我没有发展成员，也用不着揭发别人。显然这是欺骗，因为从他们之间的谈话中我知道，我校在我之后抓的那几个人，有几个都指认是我发展了他们。同时还拿来了一本黄颜色纸的32开的小册子，说这是全县已挖出的“内人党”分子名单，共27人。好笑，里面居然有人指认我是他们的发展人，说只要我在那上面指认一个是我的“内人党”发展人就行了。我拒绝了，还是唯一的那句话：“我不是‘内人党’。”
对我加大了火力，拳打脚踢、辱骂、继续“车轮战”。工宣队队长，是一位煤矿工人，嗓音带有磁性，说话流里流气，在我的记忆中他只会背一段毛主席语录：“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今天他亲自出马，又一次读了那段语录，大声勒令我交代，见我没反应，就冲上来用左手一把揪住我胸部的衣服，近近的逼视着我。他一只手紧紧的提着我，又唾液四溅地狂吼：
老实交代你的“内人党”问题！
我说：我不是。
他说：我们有充分的证据。
我说：把证据拿出来。
他说：现在是等你主动交代，立功赎罪。到时候我们会拿出证据。
我强令他放开手，他还真的放开了手。
他说：还有5分钟12点（夜里），给你5分钟时间好好想想；不交代12点整就枪毙。
我当时对“枪毙”一词是深信不疑的，几天来我在他们身上已经看不出一点点人性的东西。我从他们之间的谈话中和审问我的过程中我了解到：我是全县老百姓中第一个被揪出来的；我在被揪出来的人中态度又极其不好，一直顽抗；我也得知了外面有人被打死，我对我自己活着出去已不抱希望；更现实的是我被折磨得已经到了根本不想活的地步。我当时唯一痛心的一件事，我对不起我年迈的父母，他们始终挣扎在人间的最底层。父母生养了我，并在那样困苦的条件下让我念完了大学。我原本要改变他们处境的想法无法实现了，连养育之恩都不能报了……
工宣队长说：5分钟到了，你何去何从？
“你枪毙了我，也不是‘内人党’。”
工宣队长又一次将我从胸部提拉起来，那副狰狞的面孔离我那么近，细长的眼睛都变大了，涨红着脸，咬着牙抡起胳膊狠狠地抽了我两个大嘴巴。
我当时只觉得我已经到了另一个世界。我两眼不断地冒着金星，一切都离我越来越远了，我听不到任何声音了。过了多长时间我不知道，但我渐渐听清楚了，几个人在七嘴八舌说我在装死。我努力睁开了眼睛，在天旋地转中我寻找着打我的人，满腔的怒火已使我到了无法呼吸的地步。我的正前方的小课桌上有一个外壳是孔眼铁皮的热水瓶。我企图抄起热水瓶去砸那个队长。哪里有我的行动自由？早有人大叫一声将我按住。
打人的人更是恼羞成怒，暴跳如雷，那气势好像要将我一口吞下，或是两把就把我扯得粉碎。他搓着双手，大步走来走去，边咆哮着：不要脸！给脸不要脸！敬酒不吃吃罚酒……他最后一句话竟是：“再给你5分钟！”
“5分钟也不要了。我绝不是‘内人党’！我告诉你们：历史总有一天会证明我是一个大好人！”
工宣队长又一次饿虎扑食般地将我揪住，左右开弓打耳光……此后几天的事情我一点记忆也没有。
到底打了我多少耳光，我不得而知。但是当时有人见过我去厕所，见的人后来说：绝不敢认那就是我：头肿得很大，形状和颜色更像一个大番瓜，目光呆滞，两个人架着，趔趄着移动着脚步……第二天工宣队队长在教工“内人党”学习班上不无炫耀的恶狠狠地说：“连个小小的黄毛丫头都拿不下来，笑话！让她嚣张，我一次打了她十六个嘴巴，不是也彻底老实了吗？这就是不老实的榜样！”
再后来又是怎么打的？怎么站的？谁动手打的？我一概不知。
我一觉醒来发现我躺在床上，还有被褥。看守看见我醒来了，也没有人对我大喊大叫，也没有再勒令我做“喷气式”弯腰、低头认罪。这时有人对我说：“承认了，就没事了。看，现在多好。”我百思不得其解：我承认什么了？
几十年后，在呼和浩特的大街上邂逅一个原该中学的女学生，寒暄过后，她特别详细地询问我的身体状况。我一一如实作答：眼底，腰椎，胸椎，尾椎，尾骶骨，神经系统都有问题，只是我这个人不太在乎，不会轻易趴下。她看着我，笑了笑，犹豫了一下说：“老师，搞‘内人党’时，搞你搞到第九昼夜时值班的有我一个，不过我先声明我绝对没有打过你。”我有些愕然，这是唯一的一个当时参与搞我“内人党”的那么多人中，敢于承认事实，当面说出真相的人。她紧接着说：“老师，我真佩服你的坚强，同学们也都佩服你的为人和骨气。最后几天你已完全神智不清，开始胡说。总是反复说：小玮回家（注：小玮是我儿子，当时只有两岁多）……往哪儿拉我呀？枪毙我也是好人！但当工、军宣队审问时，只要问是不是‘内人党’，都坚决说：不是。而对其他一些问题的回答显然都文不对题地胡说。后来人家就不再问‘是不是’这样的问题了，而只强调时间、地点、人。你的回答居然是1942年（注：我的出生年），这当然不行。反反复复，问来问去，突然他们就宣布说承认了。那种状态下，话都不会说了，能承认啥？”
“那么认罪书？……”我久久搞不清，是谁替我写了“认罪书”。
学生说：是工宣队W队长写的。你当时既不会正常说话，更不会写字了。工宣队W队长自告奋勇说：“我替她写吧，让她休息。”短短的一页东西，前后又都是套话，十分钟不到就写好了。那个队长真流氓，因为你不会写字了，只好按手印，真就像拉杨白劳那样按的手印。
我“承认”了，我承认了真好，不挨武斗了，不用“车轮战”了。但有时，不知道是他们高兴了，还是他们不高兴的时候，我还得低头弯腰“喷气式”。他们说，这是因为我态度始终不好，还没有交代罪恶，因此还是一直关押着。
不要说夜里，白天就出现幻视，幻听。反反复复叨叨的就是我的儿子。不知是恻隐还是策略，真的有人把我儿子领来了。儿子真懂事，让来就来，让走就走，一点也不哭闹。我估计在他那小小的心眼儿里早已知道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厉害。还是在“车轮战”期间，不知是哪位好心的老师做了点饭菜，放在饭盒里让只有两岁多的儿子给我送来，有半尺深的雪，儿子是怎么走来的？从宿舍到关我的黑屋足有200米的距离。我听到了是我儿子在喊我，突然工宣队W队长一边大喊“去”一边一脚踢开了门，门正好是向外开，门口的两个小台阶比门口大不了多少，儿子惊恐中被门一撞就滚下了台阶，饭菜全撒了。
现在好了，能不时地见到儿子了。儿子的到来无疑对我是一剂最佳良药，我的身体和精神状态开始好转。
有一天一大早来通知说，一会儿去参加“宽严大会”。马上工宣队W队长进来严厉警告我：“只准老老实实，不准乱说乱动。”我仍然是由几个人押送着去了会场——学生大食堂。不知道为什么让我坐在最后。一会儿宣布“宽严大会”开始。只见我丈夫走上了主席台，他要做啥？我眼睁睁地看着他开始了发言，用他那略带南方调的普通话说，“我现在讲一讲，我是怎样加入的‘内人党’和如何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的”，我目瞪口呆，我无法理解他在说什么；也不明白他在做什么。当他说到他是怎样受了我的骗，上了我的贼船时，我突然抑制不住，竟然哈哈大笑起来。
他被吓坏了？是胆小？是自卫？还是习惯？
然而，不管怎么说，当我看见一个人能如此轻易地放弃直立行走，而马上顺从地像狗一样爬行，并且按着主人的意图去表演一切时，我鄙视。
后来我才清楚，工、军宣队给他自由和宽大的条件是彻底揭发我，和我划清界限；他按着工、军宣队的意图，毫无羞色地承认，是我发展他加入了“内人党”。他的出卖和背叛对我的伤害是致命的，比工、军宣队，比无产阶级的铁拳还要厉害！
我被抓起来时还只有26岁，1964年大学毕业。没有亲历过认真的政治运动。虽然不是红旗下出生，却是在共产党的教育下长大的。对共产党的伟大、光荣、正确也没有怀疑过；对社会，对国家，对政治向来也没有过认真的思考和分析，对存在的一切向来不会提出什么怀疑和意见。
26岁的我，已成了重度伤残。除了肉体上的伤残及病痛外，更要命的是整个人完全处于麻木状态：大脑，思想，心灵，也包括灵魂。
单独在黑屋里隔离关了43天，放我回家是因为我的孩子已病得生命垂危。而且当时军管还有令：任何医院不得收治“内人党”及其家属。儿子能活下来是偶遇一位好心医生冒险伸出了援手紧急施救，儿子才得以逃生。救命之恩，感激终生。
白天还必须参加继续交代和揭发“内人党”问题的“学习班”，让我参加的是重点人特殊管理小“学习班”，依然没有任何自由。这种情况一直到1969年5月7日，我又一次心脏出问题并伴随扁桃体化脓，我住进了包头市二医院。等我病好转出院后，回到家里，整个形势已经有了明显变化。已经给一些人平反了，但是不包括我。
有一天，我前夫回包头市看望他父母，我在整理东西时发现了他的一个绿色塑料皮的笔记本，比32开本略小，我翻开一看，顿时我目瞪口呆，天旋地转，这竟然是他揭发我的提纲？光是提纲就有8页！？这时的我呆呆地瘫坐在那里，已经无力再愤怒、无力伤心了。过了好大一会儿，我还是强制自己平静下来看了一遍这篇追命的提纲。他把凡是他知道的有关我和我娘家人的过去和现在的一些真实的事情都写上了，这些事情当然不是什么阶级敌人活动，却都在后面生硬地加了一个“内人党”尾巴，比如说，我曾于1963年暑假去巴盟探望过我的表姐，就在这个真实的事情后面，他却能编造说，这是我专程去那里发展“内人党”组织。他的所谓揭发材料几乎全是这样构成的。这样的揭发是最具杀伤力的。
看过“提纲”后，我又开始神志恍惚。彻夜无眠，一大早我请一个学生帮忙把我的行李搬到了一个空房子里，从此我彻底离开了那个倒霉的家，离开了那个革命的男人。
我最亲的亲人——丈夫在我大难临头之际背叛了我、出卖了我，我孤立无助到了极点。
这场噩梦，它给我造成的损失是极其惨重的，26岁我就成了重残，整整10年我不能和正常人一样的生活，学习，工作。也是这场运动给我只有两岁多的儿子留下了无法改变的伤残和病痛，永远夺去了他的健康和幸福，并且从小就离开了亲生父亲。
然而，这不是我一个人的灾难，我只是整个冤案中的七十万分之一；我只是伤残者中的十几万分之一。
下面是几个盟市的统计数字（根据内蒙党委落办文件和阿拉腾德力海编著的《内蒙古挖肃灾难实录》一书）。
这里的“盟”的级别等于其他省的“地区”，但人口要少得多。当时整个蒙古族人口大约是130万。
1.锡林郭勒盟挖“内人党”打死、逼死1863人。
2.伊克昭盟打“内人党”15万人，占当时74万人口的21%。打死1260人。打伤5016人。打残2322人，完全丧失工作能力的739人。
3.乌兰察布盟打死1686人，伤8628人，残4650人。
4.巴彦淖尔盟挖8415人，死363人，重残3608人。
5.哲里木盟挖48500人，死3900人，伤残14000人。
6.呼伦贝尔盟挖47500人，关押14329人，死2307人。
这里统计的死亡人数只是6个盟的数字，就已达11379人。显然这里没有包括阿拉善盟，昭乌达盟、兴安盟、呼和浩特市和包头市的死亡人数。
这里统计的伤残人数，也只是伊克昭盟、乌兰察布盟、巴彦淖尔盟和哲里木盟4个盟的数字，就已达38224人。
这里面还没有包括内蒙古军区，各盟军分区打死、打残的人数。光一个内蒙古军区政治部就打死10人，一个省军区有多少个部？内蒙古军区打“乌兰夫反党集团”235人，挖“内人党”3567人。军区机关挖“内人党”：司令部160人；政治部195人（死亡率10／195），后勤部217人。
《炎黄春秋》 2009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