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初瀚文 转载自：议报
无论是故国还是世界的情势，都与二十年前大不相同了。然而，这个人的思想人格，这个人的著作文章，这个人为自由和公义奋袂而起的勇锐，随着岁月的流逝，却从来都没有褪色过。这是我始终相信的。
二零零四年冬读研期间，开设“西方法律思想史”科目的教授布置的学期作业，是我这辈子漫长学生生涯中最难忘、最有价值的一份作业。
这份学期作业，是让我们逾二十位法学和伦理学研究生，在一堆由古代、近现代的西方思想家名单中（记得好像约五、六十位），每人选择一、二位思想家作为选题对象，撰写一至两篇课程论文。
在这张时间跨度超过两千年、从古希腊古罗马直到二十世纪的思想家名单中，当时的我，一眼就选中了18世纪下半叶的欧美启蒙思想家、政治哲学理论家、《常识》一书的作者——托马斯•潘恩。
然后，满怀兴奋和期待的我，去学校图书馆里搜遍、借阅、复印了几乎所有关于潘恩的书籍、文章和资料。
接下来寒假的日子里，学校里绝大多数学生都回家了，偌大的校园里人影寥寥。
我是少数的留守学生之一。每日埋首于有关潘恩的书籍、文章和资料丛中，一边阅读、摘录、记笔记、写心得；一边在书桌前撰文、列提纲、反复修改，直至完稿。
那年昆明的冬天特别冷，窗外的天空萧索而清寥。可我的心里，却时常温暖如春。
现在回想起来，那真是一段幸福的日子啊。每日相伴的，是这位早生我两个多世纪的人类思想界先贤。他的著作，他的思想，他的生平，他的风骨，连同他一生无尽的苦难，让我一次次地心潮澎湃，同时又唏嘘不已。真是万千感触在心头，在心头。
幸好，有这样难得的机缘，可以长歌当哭，可以一诉衷肠。
事实上，在这很久以前，“潘恩”于我，就是一个特别心仪的名字，《常识》是一本特别想读的书。
那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的中国大陆，许多的真相被掩盖，许多的史实被扭曲，一切有关常识的言说都弥足珍贵。那些青葱懵懂的日子啊，常被身边人视为异类、常感孤独的我，只零星地读过一点他人介绍潘恩的文字，一颗心就固执地向这位人类思想史上的狂飙人物倾斜。
十多年后，在昆明那个冬天集中研读潘恩的日子里，一种故人重逢的喜悦之情油然而生。
如今，在这个秋天，由于某种机缘，我又重新捧读起潘恩的著作文章来。
掐指算来，又是将近二十年过去了。无论是故国还是世界的情势，都与二十年前大不相同了。然而，这个人的思想人格，这个人的著作文章，这个人为自由和公义奋袂而起的勇锐，随着岁月的流逝，却从来都没有褪色过。这是我始终相信的。
以下的文字，就当是故人再度重逢的一点感悟吧。
一、他来到了北美
历史学界有一个形象的说法：华盛顿在马背上领导了一场独立战争，杰弗逊在头脑中思考了一场美国革命。
意思是说，这两位家喻户晓的美国开国元勋，各自以自己擅长且独特的方式，对美国独立革命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然而，无论是华盛顿，还是杰斐逊，还是其他的一群后来被视为美利坚开国元勋的反英运动领袖们，虽说他们在普罗大众的心目中是斗士和启蒙者，但他们对于肇始于1760年代的反抗运动的目标、性质和意义，在《独立宣言》于1776年夏发布之前，长期以来一直都是蒙昧不清、茫然不明的。
而给予华盛顿、杰弗逊、以及其他北美反英运动领袖们以独立、共和、民主等先进思想启蒙的，却是一个来自于大西洋彼岸的英伦三岛的底层人。
他，就是潘恩。
换言之，这个从英国来的底层人，称得上是北美独立革命时期、北美大陆上启蒙者群体的“启蒙者”。
37岁那年，潘恩以契约奴的身份——亦称契约劳工、契约佣工、白奴，乘坐一艘从英格兰驶来的双桅纵帆船，来到北美东岸费城。
此前一、两年，潘恩因为发表文章、组织请愿，抗议英格兰当局的政策，导致英格兰下级税吏的工资过低、工作条件不良，而遭当局认定有“反政府思想”予以解雇。
他就这样丢掉了工作。
于是，他下决心离开英国，流亡北美。
经过两个多月的海上航行，帆船抵达费城码头。
具体日期，是1774年的11月30日。
彼时，北美大陆来到了自身命运转变的历史关口。
不久前，第一届大陆会议在费城召开，意味着北美十三个殖民地已经正式联合起来，共同反抗它们的宗主国——大英帝国。
反抗什么？
反抗近一、二十年来英国当局在北美的种种暴行、暴政、倒行逆施。
数月后，独立战争的枪声将要打响。
这是北美东岸十一月的最后一天，一个普普通通的日子。
时序已入深秋，冬的气息正隐隐袭来。
可就在这一天，一个出身底层的英国人，来到了大西洋彼岸的北美，来到了这个正值一场反抗运动风暴期的英属殖民地，来到了北美反抗运动的重要中心——费城。
北美乃至世界的历史，从此改写。
这无疑是北美新大陆的福音。
从哥伦布的船队，到五月花号的帆船，到清教徒大觉醒的运动，再到波士顿沉海的茶叶，祭祀的篝火，一次次在这片新世界的土地上燃起。如今，当旷野的风肆虐，兵燹的阴影笼罩大地，万千生民的眼睛迷惘，有声音从遥远的天际传来：看哪，那个英伦三岛来的契约奴提着明灯，即将会有焰光，从茫茫暗夜中发出了。
谁能想得到呢？这个来自英格兰的契约奴，这个遭当局迫害的英国下级税吏，这个穷困潦倒的失业者，这个技术熟练的前束胸裁缝，这个长期挣扎在社会底层、却坚持读书、听讲座、做笔记的自学者，仅仅在半年之后，因缘际会而成为《宾夕法尼亚杂志》编辑和撰稿人的他，面对这片对自身前途感到困惑和迷惘的新大陆，他昂首伸眉，精神抖擞，踌躇满志地说：“从我进入这块土地的那一刻起，我就想把它点燃。”
点燃什么？
他的意思是，点燃北美革命的火焰，而不是熄灭它。
他想说的是，北美不可以，绝不可以跟作为宗主国的大英帝国和解、以所谓的和平方式解决美英冲突；
北美不可以，将反抗的层次，仅仅停留于争取“当自由的英国人的权利”；
北美不可以，仅仅只是为了实现或恢复北美殖民地的自治而已。
进一步的，他擎着燃烧的金灯台宣告：独立是北美唯一的出路。北美应当走向彻底的独立。现在是与宗主国分手的时候了！
在当时，这无疑是一声危言耸听的宣告，一道石破天惊的论断，一种让人胆战心惊的思维模式。
在一个尊崇王权、依附母国、“效忠英国王室”、“北美是仁慈的君主统治下的自治领土”等观念深入人心的大陆上，这样的宣告，意味着，它同时惹怒了暴力帝国、以及对暴君本人仍然心怀崇奉和敬畏的北美各阶层人士。
对于北美人来说，联合王国长期以来可不是什么“暴力帝国”，而是给予北美自治权、在北美采取宽松统治政策的宗主国。
自从1588年英国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开始了对北美的殖民、1607年英国在北美建立首个殖民地——詹姆斯敦，一个半多世纪或近两个世纪以来，北美人享受着宗主国英国的宽松统治所带来的和平与繁荣，过着宁静的田园生活。
因此，在漫长的时间里，大多数的北美人，乐意成为“英国的海外殖民地子民”、“英王最忠诚的臣民”。
与此同时，英王在北美人心中一直是神一样的存在。
在北美，没有人敢对其心生一丝“暴君”的念头。
相反，北美人对英国君王，却有着发自内心的崇仰和敬畏。
一百多年来，在北美各阶层人们的心目中，英王向来都是北美“最仁慈的君主”；而北美人；则是英国君主统治下的臣民，对英王既有效忠的义务，也有自发的效忠意愿。在归属上，北美人一直都视大不列颠为“母国”，自认是英国人的后裔，是英联王国在海外的“子女”。
至于近些年来北美的反抗，缘起于英国议会的暴虐，矛头对准的也是英国议会，而不是联合王国的国家元首、国家象征——英国国王。
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当年北美人的反抗，颇有点中国古代侠盗“反贪官，不反皇帝”、“反奸臣，不反天子”的味道。
反抗的目的，只是为了谋求恢复到英法七年战争（1754至1763年）结束时的自治状态，也即，在承认英国的宗主国地位的前提下，北美享有自己治理自己、不受干涉的权利；
并且，希望北美十三个殖民地的议会，能够与英国的国会，具有同等的地位。
比如，殖民地议会能拥有完全的立法权，而不被行政首长（总督）分享；
又比如，殖民地议会的决定，无须行政首长（总督）的批准等。
简言之，北美人拒绝成为英国治下的“次等公民”，而希望能恢复昔日“自由的英国人”的地位。
倘若能达此目标，北美人就心满意足啦。
就连在北美德高望重的睿智长者、资深反英运动领袖富兰克林，他所追求的，也只不过是“殖民地的高度自治”罢了。
但如果因此就要从英国独立出去的话，对于大多数北美人来说，那简直就是“逆子”，是不可理喻的离经叛道，更是罪责难逃的“叛国”。
并且，在当时的北美，广泛流传着一种观点：如果北美从“母国”独立出来，建立一个新国家，无异于让历史上那些混乱、萧条、悲惨的一幕在新大陆重演。
远的，如古罗马，在公元四世纪，分裂为东罗马帝国和西罗马帝国；
近的，如波兰，在1772年，被三个邻国瓜分。
这是习惯于安宁生活的北美人所万难接受的，甚至于，想想都怕。
以上这些反对独立、效忠母国的理由，听起来句句在理。
并且，这些是北美人长期以来逐渐形成的集体心理；或者说，共识。
这时，谁要是胆敢提出独立，真可谓是冒天下之大不韪。
看起来，这个刚刚从英国飘洋过海而来的契约奴，这个准备鼓吹北美独立的撰文者，这个新大陆暗夜中的燃灯者，将要面对冰一般的风刀霜剑。
也许，金灯台将会被风霜吹灭。燃灯者，也会在黎明前夕倒下。
事实上，在当时，也有寥寥无几的少数人——塞缪尔•亚当斯、约翰•亚当斯、本杰明•拉许等人，觉知到北美有权利从大英帝国独立出来，进而建立一个新国家。
这些少数人，清醒地看到了北美的前途在于独立，却又囿于种种现实的顾虑，而不敢发出公开呼吁。
当然，这也怪不得他们。
因为在当时，谁要是胆敢提出独立，那就意味着“大逆不道”，也等同于犯下了“叛国罪”。
等待他们的，将会是北美殖民地内外各阶层人士的群起攻击、前途尽毁；还有可能招来牢狱之灾，甚至于，绞刑架。
二、勇敢地点燃火焰，坚定地说出常识
但他还是点燃了火焰。
火焰啊，火焰。这是他一生的向往，也是他一生的志业。
就算为之身心烧灼。就算为它承受风刀霜剑。
作为一个执笔为文的政论作者，一个以思想为业的启蒙思想者，他必须是谎言和蒙蔽的戳穿者，同时又是真理和真相的言说者。
他必须在暗室内凿开光线，在深渊里发现甘泉，并且保持一份磐石般的冷静。
他要昂首走进无物之阵，点燃每一根灯芯。哪怕被各种的旗帜淹没，被各样的武器击倒。这些对他来说，也都是在所不惜的。
反正他曾经一无所有，如今也准备辞掉杂志编辑和撰稿人的工作。
这样一来，也就不用担心会失去什么了。
曾经的他，自年少时起就经历过当童工、挨打、遭骂、饥饿、歧视、失业、迫害等等的各种磨难，早已习惯了与挫磨共枕，与苦难同行。
前方再有怎样的打击或磨难，他也丝毫不会畏惧，不会退缩，也已经预备好心态去坦然面对了。
1775年5月，北美殖民地各州的代表，从四面八方赶来，齐聚费城，召开了第二届大陆会议。
这次会议，通过了北美致英国国王乔治三世的一份文件，名为——《橄榄枝请愿书》。
该文件名为“橄榄枝”，顾名思义，就是以此表达和平、友善的意愿。
在这份文件里，对于近年来的美英冲突、乃至不时发生的一些局部、小型战斗，北美做了一番解释和声明：由于宗主国的种种弊政，北美拥有拿起武器反抗的权利。
但与此同时，北美通过该文件，仍然重申，今后会继续效忠英国，希望英国能回应北美的正当要求，以避免全面战争的爆发。
总之，北美这次的请愿书——或者说，递出的橄榄枝——所表达的意愿是：希望在冲突升级之前，能够解决彼此冲突，结束敌对状态，恢复彼此和平。
也就是说，战争虽然已经打响，但北美并不想与宗主国英国，就此彻底撕破脸。
消息传出，潘恩立即向罗伯特•艾肯特——《宾夕法尼亚杂志》创办人和经营者、来自苏格兰的出版商罗伯特•艾肯特——辞职，以便腾出时间，专门从事一段时间的撰述工作。
这是他酝酿已久的一项写作计划。
在他的心里，有着对君主专制制度的憎恶——从学理上的唾弃，到亲身经历的创痛。
在他的脑海里，也同时有着对北美大陆未来新生图景的擘画。
他希望通过自己的笔，写出一本小书，让这块新大陆经历一场思维上的脱胎换骨，让这块土地上的人们重新活出价值和意义。
他的笔触犀利而理性，语调铿锵而恢弘，让人想起了这块土地近一、二十年来所遭受的苦难和屈辱，也让人看到了这块土地未来的光明图景。
面对笼罩在北美人心头的那巨大权威的阴影，面对北美人心中“君权神授”的长期观念，潘恩运用人权理论，直截了当地指出：
“英国王室并不神圣，我们只应相信一个真理，那就是——‘人权平等的光辉神圣原则’。
所有的人都处于同一地位，因此，所有的人生来就是平等的，并具有平等的天赋权利，恰象后代始终是造物主创造出来而不是当代生殖出来的，虽然生殖是人类代代相传的唯一方式。
人权的起源，不应仅仅停留在古代的某一时间阶段，不能来源于无数的所谓权威的说法，而应追溯到人从造物主手中诞生的时刻。
在原初时期，他当时是什么？是人。人也就是他最高的和唯一的称号，没有再高的称号可以给他了。
每个孩子的出生，都必须认为是从上帝那里获得生存。世界对他就应象对第一个人一样新奇，他在世界上的天赋权利也是完全一样的……这是一切真理中最伟大的真理。而发扬这个真理，是具有最高的意义的。
在宇宙万物的体系中，人类本来是平等的，……有一种不能用自然的或宗教的理由来解释的巨大的差别，那就是把人们分成‘国王’和‘臣民’。男女是自然做出的差别，善与恶是上苍作出的选择；但是，有一类人一降生人世，就高出于其余的人，俨然像一个新的人种那样与众不同。这很值得深究，深究他们究竟是能促进人类幸福，还是招致人类苦难？
在英国，除了挑起战争和卖官鬻爵，国王几乎无事可做；坦白地说，就是把国家变得陷入贫穷，制造纷争。独揽大权，会让一个人变得傲慢，被妄自尊大毒害了心灵，然后沦为一个恶棍或蠢货。对于个人来说，让他每年收入八十万英镑，且受人顶礼膜拜，这真是一桩好买卖！在上帝的眼中，一个普通的诚实人，也要比从古到今所有加冕的坏蛋更有价值。”
这是18世纪下半叶最为惊心动魄的声音之一。
时隔两个多世纪之后，依然让我读得心荡神迷，不能自已。
在当时，在一个各大洲、各个国家和地区到处都是君主、帝王、皇帝、国王、僭主、世袭制的世界，在一个“君权神授”、“天子受命于天”等观念大行其道的时代，如此直接地指出“君主专制”之荒谬、揭穿“专制君王”丑恶面目的言词，真可谓惊世骇俗、晴空霹雳。
潘恩不知道的是，在遥远的东方，在他撰写《常识》一书将近一百年前，有一位名叫唐甄的大清帝国初期思想家。
此人的观点，与他有异曲同工之妙，称得上是他隔着半个地球、素未谋面但气类相投的同道中人。
东方文人唐甄，在其写于清代初期的政论著作《潜书》中，提出了“帝王皆贼”的观点，同样是惊世震俗、霹雳晴空。
他的原话是：“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
翻成白话文就是：自秦朝以来，凡是历史上称为“帝王”的人，全都是盗贼。
原因呢？
唐甄指出，皇帝未登基前常常杀人如麻；一旦爬上皇位，就只顾自已的享乐，而不管民众的死活；这种以暴力手段去掠取别人生命、财富的，当然就是贼。唐认为那些做皇帝的家伙，完全是为了一已的私利，即“食天下人之肉以为一人之私”，也即：攫取天下人的财富、乃至身家性命，以满足皇帝一个人的私欲。
唐甄还提出了“天子虽尊亦人”的具平等意识的观点。
翻成白话文就是：自命“天子”的帝王虽然地位尊贵，但与平民百姓一样，同样是人。
这样的论述，无论是在大清帝国初期，还是放在自秦以降两千多年的中华绝对皇权帝制时代里，都可以说是狮子吼、海潮音。
比唐甄小14岁的清初学者潘耒，称许他的这位唐姓学界前辈时说：“见人所不及见，言人所不敢言”。
意思是，（唐先生）能看到一般人所看不到的真相，说出常人所不敢说的话。
大约两百年后，清末民初的梁启超在读到唐甄的《潜书》时，不禁拍案叫绝，由衷赞许道：“醒人之良药，逆耳之忠言。”
这句话的意思是：唐先生发出的声音，听起来分外刺耳，让人不舒服。但如此正直的言论、直言不讳的观点，可以使昏昧糊涂、不明事理的国人为之震惊，进而醒悟过来，实在是国族的一剂良药，国族的一位良医。
无论是潘耒还是梁启超，他们对唐甄的赞誉，放在西方思想家潘恩的身上，怕也是恰如其分吧。
潘恩的论述充满了思想的力量和良知的义愤。身为一个教友会的基督徒，他相信在这个世界上，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不分高低贵贱的；个人的权利，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哪怕这个人身处社会底层，极其贫穷；而人的权利，乃是来源于居于天宇的造物主，因此称之为——天赋人权。
而他有生以来所经历、所耳闻目睹的种种社会情状，飘漾着凄惨的弱者的悲号，劳苦的生灵的受伤，以及被侮辱者被损坏者的血泪。
这些悲号、受伤和血泪，像是一道永不消弭的创疤，长久地烙印在他的心头。
作为一个年轻时熟读启蒙运动时期人文社著作的底层民间学者，自由、平等、人权、民主、人道主义等思想理念，早就在他的心田里扎下了根，有如高大松柏的树根，深深地覆埋于土壤里。
并且，他谙晓个中的学理，有能力也有意愿将它们用通俗易懂的文字表达出来。
作为一个有生以来饱受歧视和欺压的底层人，潘恩无比地懂得自由和人权的价值，更懂得平等和尊严的可贵。
他想要告诉这块土地上的人们，这些天赋人权的法理源头，乃是“更高的法”，即“一国法律之上的法律”、“超越国家一时法律的终极正义”。
基于此，他说，任何掌权者或统治者、或国家，一旦违反了天赋人权，那么就冒犯了至高的造物主。
而这，正是傲慢自大的英国国王所干的事、所造的孽。
至于英国议会呢，则无疑是助纣为虐、恶迹昭著，他说。
还说，英王在北美大陆的所作所为，表面上看起来均是依“法”行事，但由于违反了天赋人权，就触犯了“更高的法、终极正义”，因此冒犯了他口口声声说要敬拜的造物主。
话说到这里，潘恩止不住地怒斥道，英王不应该被尊称为“陛下”，而是个不折不扣的恶棍、坏蛋！
如此敢怒敢言、有理有据的评论，出自这位在英国本土生活了将近40年的大英帝国子民，读起来既让人感到惊愕，同时又酣畅淋漓。
正如有历史学者曾这样评论说：“《常识》一书，把英国国王与议会的权威撕成了碎片。”
说到这，潘恩总结道，人的权利或天赋人权，它既不是上层人赋予下层人的，也不是当权者赋予民众的，而是天生的、超等级的、超社会的和超政治的，是任何人、任何君主或政府须臾不可剥夺的。每个人从出生那天起，就理所当然地拥有起码的人权，比如生命权、人格平等权、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愿望的权利，等等。
带着悲愤的语气，潘恩特别强调说，世人尤其要警惕那些掌权者、王国或帝国、以及任何的政府或国家，也就是掌握公共权力的人或机构。
因为，他们或它们，一旦作恶起来，其恶果，将远超于一般的普通人！
我不知道读者诸君在读到潘恩的这些论述时，内心是什么感受？
我自己每次在读到它们时，都感到似有一阵狂浪怒涛，在有力地冲击着我的胸腔，心里久久难以平静。
从小我就被告知说，在集体利益、民族振兴和国家荣誉面前，个人是渺小的，任何个人利益和行为都是微不足道的；各种传媒总是在谆谆教导我说，国是第一位的，国家是每个人的安身立命之本，没有国家的强盛就没有个人的幸福；
从小到大，学校里的各种教科书，总是在反复地向我传递着国家至上、爱戴和忠于领袖、拥护和歌颂政党之类的信息；我的全部人生意义，都在于沿着政党和领袖所指明的方向，在这个国家里做一颗实现伟大美好远景的小小的螺丝钉。
可是，这位两百多年前的资产阶级国家开国元勋，却让我知道了造物主所赐予每一个孩子的独特价值、所赋予世间每一个人的人权和尊严。
正是这位两个多世纪前的资产阶级思想家，让我明白了，生而为“人”，就是每个孩子从造物主而来的最高的和唯一的称号；他在这个世界上的权利和价值，并非来自国家、政党或领袖，而是来源于创造天地的造物主；人权，或曰个人的权利，也就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权利，是一切真理中最伟大的真理。
并且，这位美帝国主义的鼓吹手和催产士，用他流传于世的文字告诉我，在国家之上，还有“更高的法”！
那就是：超越国家的属于造物主的“终级正义”。
同时，他抽丝剥茧地揭露君王、政府和专制国家的丑陋和邪恶，理性地指斥君王的罪、政府的恶、国家的罪错。
这是我作为一个七十年代生人，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读小学、中学时期，所万万根本难以想象的。
1918年，36岁的中华民国教育部公务员周树人首次以“鲁迅”为笔名，借他笔下的“狂人”之口，发出了一声沉重的感慨：“有了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我，当初虽然不知道，现在明白，难见真的人！”
而在时光过了将近一百年之后的我，此生何其有幸，竟得以见识了“真的人”。
为什么这么说？
原因是，这位出身英伦三岛的“真的人”，这位两百多年前的底层民间学者，在面对自己的故国、元首、强人领袖、强势政府、一个庞大且强盛的国家时，却一点儿也不感到自卑渺小，更没有自甘卑微、低贱。反而，却展现出了一个天地之间有尊严的人的鄙厌，唾弃，傲骨嶙嶙。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天有十日，人有十等”，是社会的基本规范，鲁迅先生则将之归纳为“有贵贱，有大小，有上下，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别人，一级一级的制驭着”。
可是，这位两百多年前出身英国的启蒙思想者和政治哲学理论家却告诉我，所有的人生来就是平等的，并具有平等的天赋的权利；不应该有一类人一降生人世，或是一群物种或人群，竟能够高出其他人一等，把其他的人当作“臣民”，而自己则是高高在上的统治或领导阶层。
读书至此，只想浩叹，三叹，仰天长啸。
一种糅合着悲愤和奋兴的长叹。
我觉得自己很幸运。在有生之年，能与潘恩的文字和思想相遇。
在我自小接受的沦肌浃髓的思想毒素面前，这些文字，是我的解毒剂。
三、热爱自由的人们挺身向前来吧
而在当年，也就是18世纪下半叶，这些文字，是处于昏蒙状态的北美大陆的清醒剂。
它们，唤醒了一个沉睡的大陆。
循着天赋人权、人人生而平等的思路，潘恩用力扯下了当时蒙在英国君主专制的脸上的华丽面纱，将英国式君主专制政体的丑陋面目，真实地展现在世人面前：
“君主专制的构成中有极其荒谬的东西，它先是剥夺了一个人获取信息的手段，然后又赋予他在需要最高判断的情况下采取行动的权力。国王的身份切断了他与外部世界的联系，而国王的事务却又要求他透彻地了解外部世界。因此，这两个不同的部分很不自然地互相对立，互相摧残，从而证明整个角色是荒谬和无用的。
现在使人类陷入混乱的，乃是帝王的傲慢。事实上，如果没有人盯着，国王是不值得信任的，或者换句话说，对绝对权力的渴望，是君主专制与生俱来的弊病。
现今的英国式政体，是君主暴政残余和贵族暴政残余的肮脏结合，是这两者利益的集中代表。其存在的唯一目的，无非是为君王、贵族谋求超出一般国民的不当利益罢了。尽管这些年来，英国试图从国王专权向君主共和转变，但国王及其贵族仍牢牢地掌握权力，国王有权随意任命所有官员，并且裹挟议会。
因此，它不仅是君王、达官显宦和贵族们用以剥削本国人民的利器，也是宗主国借以盘剥殖民地人民的工具。
请问，北美殖民地人民难道甘心就这样继续被人奴役、任人宰割吗？”
不！绝不！潘恩自问自答道。他提出来，北美应该成为一群自由人集居的大陆，这里的人们，每天都有权享有“平等的天赋权利”的阳光的照耀。
既然答案是否定的，潘恩大声宣扬道，那么，北美就应该将高高在上的君王从王座上拉下来，以便这块大陆成为一处“人人皆享有自由平等的权利”的土地。
为了摆脱奴役状态，为了“人人皆享有自由平等的权利”，进一步地，潘恩从“天赋人权说”出发去论证——为什么要将君王拉下高高在上的王座？他是这么说的：
“一切社会权利和权力均根源和服务于天赋人权。人们参加社会和建立政府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享受和保护人权。
如果政府不尊重甚至侵犯人民的正当权利，人民就有权推翻它并建立新的政府，也就是用抗争的手段推翻暴政。
英国殖民者在北美的统治，是违反建立政府的目的的。伴随着王权的极度骄傲和横暴，英国殖民者彻底沦为了盗贼、杀人凶手和野蛮凶恶的势力，他们在北美用残忍而奸诈的手段，推行了无穷的虐政和暴行，对北美人犯下了数不清的天理所不容的侵害和侮辱。
因此，北美殖民地人民有权予以推翻他们，然后建立自己的政府。
并且，不仅英国殖民主义者在北美的统治违反人权和不合法，而且英王在英国的统治也是建立在征服的基础之上的，是一个法国的野杂种带了一队武装的土匪登陆，违反当地人民的意愿而自立为英格兰国王。”
潘恩指出，既然连英王——一个法国的野杂种——在英国的统治都不合法，那么其在北美的统治更不合法了。这样说来，北美人民起来反抗更是正义的了。
说到这里，潘恩充满激情地呐喊道：
“啊！你们这些热爱人类的人！你们这些不但敢反对暴政而且敢反对暴君的人，请站到前面来！”
最后，他热情地向北美公众呼吁：
“热爱自由的人们挺身向前来吧！自由在全世界受到追逐，亚洲和非洲将它驱除，欧洲也将它视为异己，英国也已对它下了逐客令。接受这个逃亡者吧，及时地为人类准备一个避难所吧。”
一位热烈宣扬人权、捍卫人类自由、抨击暴政和暴君的思想者的心声，跃然纸上。
他写在纸上的每一个字词、每一行语句，都是舆论思想战场上的箭簇和号角。
透过这字里行间，能看见一颗燃得通红的心，和夜阑人静时书桌上一束孤直但旺炽的烛光。
这一束烛光，将要引燃暗夜中千千万万的烛炬，直至照亮溟蒙沉沉的夜空。
这是引路的灯火，在舞跃，在歌笑，于是涤荡了夜空的阴霭。
黑夜已深，白昼将近，在这晖光和烛影里，人们望见了黎明。
看来，半生的困厄、磨难与流亡，并没有使这个来自英伦的底层人消沉丧志，更没有丧失掉追求真理、说出真相、直面不公不义的勇气。
显然，他有着对苦难和歧视极为敏感的触角，可他同时拥有一股与强权和暴横进行抗争的强大意志。因此，他能够用自己的全部人生体验，和内心的道德良知，去呼唤大地上每一个劳苦愁烦的生民所应享有的、平等的自由和权利。
从少年走到中年，从英伦来到北美，虽然他早已经满身伤痕，但是他并不愿意就此沉默，忍抑，遁世隐居。
他想要长啸，发出嗥鸣，像一只孤征的鹰。
飞过峦谷烟岭，走过城镇乡间，渡过沧海深洋，这个人如今寓居友爱之城一隅。放眼整个新大陆，想起昔日夜幕下的贫民窟、贫民窟里的暗巷里弄、村庄、农田、作坊、店铺、拾荒者的茅棚子、湿漉漉的地窖、童工遭虐、农夫惫喘、水手疲匮、雇工劳倦、乞丐饥冻、少时好友上绞刑台……而近年来，目睹了新大陆万千生民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景况，苦难的众生啊，从不列颠来到新大陆，爱你们的人从不曾忘记你们的眼眸，无助，疲惫，忧伤盈盈。铺开一摞稿纸，手握鹅毛笔，思索脚下土地的前世今生，我不禁泪眼婆娑，悲从中来。
就这样的，这个握笔人，这个渡海乘船而来的契约奴，后来的杂志编辑和撰稿人，自许世界公民的政论作者，在义愤填膺、悲悯萦心的状态下，至高者的灵进入他的心田，诉诸他的稿纸。
“常识。一个英国人著。”这是他为自己这本小书所取的书名，及署名。
为什么会起这样一个书名？
原因是，他并不觉得自己所写的是多么高深的理论，或是如何如何深奥的道理。
在他看来，这些文字只不过是些常识——一般人都能理解、知晓的普通的知识或道理——罢了。
透过这简单、浅白的书名，同时又是如此谦卑的告白，他笔下文字紧贴大地的气质表露无疑。
作为一个长期挣扎于社会底层的写作者，他深深地懂得该如何与贩夫走卒、引车卖浆者流进行沟通、平等对话。
虽然说《常识》这本小书里的文字，展现了他丰厚的政治哲学理论功底、人文社会科学学养，但作为一个背负神遣和历史责任感的向公众传道的使徒，他的笔触又十分的浅显易懂，流溢出能引起普罗大众共鸣的气息。
在人类社会的很多个时代，因着年月的积累，逐渐形成了既定的观念秩序、及约定俗成的大众心理。
人们通常会从集体社会心理出发，去进行自觉或不自觉的思考；或者从经验和日常认识形成的固有观念中，去思考、面对和解决问题。
这样的思维模式，大多出自人的本能的从众心理——即符合社会规范、合乎社会期望。
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让自己安心，获得心理上的依靠、慰藉。
与此同时，也为了避免让自己沦为非主流、不合群的“另类”，而遭致社会的排斥或嘲讽，甚至于，打压和迫害。
这其中，固然有良善的、文明的、普世的观念或真理。
但是，也不乏错误的、荒谬的、反文明的观念或心理。
前者，比如“人命关天”、“日心说”、“人人生而平等”、“政府是必要的恶”、“无代表的税收即为暴政”等等；
后者，比如“土豆不可食用”、“番茄有毒”、“地心说”、“君权神圣”、“老子反动儿混蛋”、“北美独立是大逆不道”等等。
在历史上，当一个时代被一种错谬的惯性思维所笼罩，当那个时代的人们普遍囿于偏见的藩篱、或是被蒙蔽了见识，或者大多数人处于一种困惑的思维模式时，这时候，敢于对“从来如此”的既定观念秩序提出置疑、甚至勇于打破既有观念、集体心理的言行，无疑是一种离经叛道。
伴随而来的，常常是如霜似剑的嘲讽、攻击和毁谤，甚至于，打压迫害。
其实，在很多时候，在打破旧有错谬观念的同时，表达出来的那些令人耳目一新的新观念，只不过是些常识而已。
这种常识，往浅里说，是人人都能够明白的道理；
往深里说，却是凌驾于所有知识、学识、经验等等之上的人类内心深处的共同价值观。
可是，说出这些常识，却需要“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气和智慧。
在18世纪下半叶欧美风云起伏的革命浪潮面前，当北美大陆几乎所有人的思维都困在泥淖、对北美的前景困惑不清，仿若群羊迷失了方向，甚至那些杰出勇健的反英运动领袖、革命家们都在迷惘的时候，能清醒地把常识说出来的，只有形单影只的少数人。
庆幸的是，在那变革激荡的时代里头，在那风雨晦暝的历史关头，正是有了这种人，勇气才有了方向，变革才有了根基。
这时，我们有幸看到，正是这位《常识》一书的作者，站在时代最前列的政治哲学理论家，出身英国底层而自学成才的文化人，选择了与众人相反的方向，挺身而出，宣示常识。
在《常识》一书中，这位英国底层文化人平静地对北美人民叙说，长期以来，我们受到历史积累下来的偏见的捆绑，为迷信——盲目的信仰和崇拜——付出了极大的代价：自由被掠取，权利被抑制，财产被剥夺，人身被限制，甚至于，失去家园和生命。
因此，他呼吁道，北美人啊，在今天，就让我们打开心门，从此转眼不看虚假，走出绚丽的迷梦，在真理的光照中活出新生命吧。
并且，请务必记住，自由，比所谓的“和平和繁荣”更重要。
也许，宗主国曾经给我们带来了虚幻的和平、表相的繁荣。
但是，这样一个昏邪的君主专制制度，终究会掠去我们的自由。
而一旦自由被夺走，我们就会成为一群匍匐在地的可怜虫，丧失了上帝所赐予我们的宝贵的尊严。我，一个来自大西洋彼岸的英国人，此时此刻郑重呼吁，北美人啊，让我们起来进行正义的反抗，以“爱自由”、“爱人类”的名义，挺身反抗暴政并且反抗暴君吧。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一旦以疾风扫秋叶之姿将暴政和暴君驱出，在获得了自由之后，北美该往何处去？
四、为开辟人类历史自由民主的新时代而战
对此，潘恩自有他的想法。并且，胸有成竹。
循着他所阐述的天赋人权、人人生而平等的思路，潘恩将隆隆炮火对准了世袭制、君臣等级制度和君主专制政体，而将煌煌赞词献给他心目中较为公义、较为理想的政制——共和政体和代议制。
简单来说，北美必须抛弃君主专制，走向民主共和。
原因何在？
因为，后者不像前者——国家权力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即世袭的君王和贵族，而是由一国的全体国民及其民选代表所拥有。
潘恩解释说，一旦特殊权力和报酬待遇给予少数人，就会变成各种腐败现象的中心。
这样的观点，在当时的世界，是破天荒的。
换言之，北美要勇于走出人类的一条新路。
他一再强调，在自己撰写的《常识》这本小书中，有关共和民主的观点，要比呼吁独立的那些论述更有价值，更有分量。
在潘恩心里面，北美的独立，如果不伴随着一场对政体模式、政府原则的革新，而单单只是为了脱离英国而独立的话，他对之就不会有这样如痴如狂的热情、经久不息的执着。
对于他来说，独立之后的革故鼎新、创设新制，在北美大陆建立一套对世界具有示范意义的政治制度和模式，才是他提笔撰述时心心念念的首要考量。
通过《常识》一书，潘恩说出了长期酝酿于心的话：“北美的政治方向和政治制度，是‘荒唐透顶和毫无用处’的君主专制所无法管理的。”
潘恩继而忿愤地指出，说英国是殖民地的母国，是北美的父母，但它的所作所为却格外丢脸：豺狼尚不食子，野蛮人也不自相残杀，英国却要在北美选择武力争执；而我们，只是被动地接受挑战。事实上，欧洲，而不是英国，才是北美的父母之邦。
他大声宣告说，随着从争论到使用武力，一个新纪元也将随之而起，一种新的思想方法也将随之诞生。
伴随着北美独立的不仅仅是脱离英国，还将是一场对政府的原则和实践的革命；这场革命的成果，将会以“宪章”的文字形式固定下来。潘恩呼吁道，让我们努力吧，北美要为宪章加冕！北美的法律就是国王！
说得真好啊，真个是气吞山河。接着，潘恩肯定地说，共和制自然会、也应当与“代议制”——由公众选出来的代表组成议事机构——结合起来。
因为，共和制的宗旨，乃是“增进公众的幸福”，而非仅仅为了少数上层社会——君主和贵族阶层——的利益；
潘恩表示，共和制下的国家权力，不像君主制那样由世袭的国王和贵族所掌握，而是由一国的全体国民、以及经由民众选出的民意代表所共同拥有。
更因为，在共和制的制度设计之下，国家权力乃是出自人民的自愿授权。
用什么方式授权？
潘恩的答案是，通过法律，包括一国之中最高的法——宪法。所以说，法律在“共和制”这样的政治体制之中，就是“国王”——因为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
潘恩进一步表示，既然法律成了国王，那么在这种政体之下，过去的君王将从高高在上的王座上跌落下来。在没有了君王的国度里，人人便均享有自由平等的权利了。
话说到这里，潘恩以一副身处穷乡僻壤的传道人的口吻，喊出了人类的新信念：
“只要我们能够把一个合理的政权形式，一个与众不同的独立的政体留给后代，花任何代价来换取都是便宜的！一旦战争结束，新成立的政体应置于共和、宪政、自由和法治的制度框架内。”
他的意思是，北美人民进行的这场反抗运动、独立战争和肩负的历史使命，不仅仅是为北美十三州本土而战，更是为了开创近代民主制度——共和政体——而战，为了开辟人类历史自由民主的新时代而战。
这无疑是一个高屋建瓴的定论。
这样一来，潘恩将北美反抗运动、独立战争的层次，一下子提升了若干级，提升到了为人类社会创建一个“山巅之城”的高度。
也即，（北美要）成为一座世人都在看着的、具有示范意义的、拥有正直和奉献等良善品质的“矗立在山巅的城”；
同时，潘恩将北美反抗的层次，也提升到了人类典范的高度。
也即，（北美要）成为暗浊尘世的“世上的光”。以便实践《圣经》中所教导的“你们是世上的光。城立在山巔，是不能隐藏的。”
与此同时，这样的定论，或者说呐喊，也展现了他理论思想家身份之外的另外一重身份：良政布道者、善治传道人。
而作为一个良政善治的传道布道者，是需要激情满怀、一腔热血在胸间的。于是，人们听到，潘恩慷慨激昂地高呼道：
“北美的事业在很大程度上是全人类的事业！这是一份太阳照耀下的最高尚的事业！这不是涉及一城、一县、一州或一国的事业，而是涉及整整一个大陆，以至于，成为黑暗世界的‘世上的光’。”
他为这个未来的新生的国家，取名为——美利坚合众国。
由此，这个来自英国的底层之子，竟成了美国的国名的命名人。
这就是一个常识传播者的理念之花。这也是一个纯粹灵魂的热血、理性、悟性和想象力的集中体现。
他总结这场在北美已经延绵一、二十年的反抗运动，进而发出诗意的呐喊：
“北美的反抗以至革命，不是所谓子女对母亲的背叛，而是人类对理想的追求。北美的幸福是全人类应该追求的幸福，北美的道路也是全人类应该走的道路。为了维护人类的天赋权利和尊严，应当建立一个自由、独立的美国。”
接着，潘恩告诉读者，北美要建成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和制度？
但是，北美的独立建国，并非为了创建或追求一个乌托邦——一个理想完美的、消除丑恶现象（如贫穷、不公和苦难等）的国家，也不是为了“征服美洲”或“给全人类自由”；
而是要在一个不完美的、堕落而黑暗的世界上，建立一个相较而言如明光照耀、持守公义和良善的国度；
而是要在人类社会已尝试过各种糟糕的政治制度之后，创建一种较之其它制度不太那么糟糕、尊重人权和维护人性尊严的制度；
而是要在一个弯曲悖谬、背离上帝正道和诫命的世界上，依照清教徒的信仰建设一个敬虔而清明的基督徒社会。
总之，北美不是要建造空中楼阁，而是要脚踏实地向前行；
北美不是要追求乌托邦，而是要创建一个切实的“保障自由、人权和人性尊严”之国。
这本书名为《常识》的仅有五十页的著作，确切地说，小册子，于1776年1月出版。
它有如寒冬腊月的一声惊雷，给北美各阶层人们带来了思想上的巨大冲击、震撼。
《常识》出版三个月内，就发行了十多万册。
这在当年，用“销量惊人”来形容，也是一点儿也不过分的。
后来，在当时不足两百万人的北美，几乎达到了每个成年男子人手一册《常识》的地步。
就这样，这本小册子在北美十三个殖民地中间热销、传阅。人们彼此谈论、聚众朗读、热烈辩论。
最终带来的，是北美各阶层人们思维观念的巨大转变，甚至可以说是，脱胎换骨。
当时英国一家报纸惊叹：“《常识》无人不读”、“凡读过这本书的人都彻底改变了态度，哪怕在一小时之前，他还是一个强烈反对独立思想的人。”
在前线作战的大陆军总司令乔治•华盛顿，读了之后坦言：“这本书在我的内心产生了难以名状的改变。它以令人无法辩驳的说理，让人清楚无误地认识到与英国分离的正当性，并正在有力地改变着许多人的思想。”
对此现象，有评论家认为：“一部《常识》胜过美洲十万革命军。”
从那以后，除了19世纪中叶反奴隶制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之外，在美国，再也没有一本出版物曾发生过那样巨大的影响。
这时代的最强音，像是有备而来的一阵飓风，扫除了萦绕在北美人民心头的困惑和恐惧，鼓舞着北美人民去大胆追求一种新的可能——不再在旧时代的魔爪下苟活，而勇于去创造一个新时代。
半年后，北美十三个殖民地联合发布《独立宣言》。
这份宣言，向世界庄严宣布：北美殖民地断绝与英国的一切政治关系，解除效忠英国王室的一切义务，自此而成为自由和独立的国家。
之后，经过长达八年血与火的独立战争，到了1783年，最终打赢战争的北美，迫使昔日不可一世、强盛而骄矜的大英帝国宣布：放弃对原北美殖民地的一切权力要求，承认美国独立。
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以追求自由为目标而建国的国家，就此诞生。
人类历史上首个以人权原则为立国宗旨的国家，于此诞生。
五、先知的一生受尽了苦难磨折
令人嗟唏的是，在北美宣告独立后，潘恩，这位对美国独立革命有着不世之功的启蒙者和理论家，却屡陷艰厄，命运凄惨。
1779年，也就是《独立宣言》发布后的第四年，由于受到“血统高贵”的当权者的排挤，出身低微的潘恩，被大陆会议解除了外交事务委员会秘书的职务。
他从1777年担任外务秘书一职，迄今为止才两年左右。
失业后的他，生活顿时陷入困窘。
有时，他甚至连购买食物的款项也没有。
这真让人难以置信。
他本来可以过上衣食无忧、甚至优渥的生活。他的《常识》、《美洲危机》等著作销售高达数十万册，可谓他那个时代影响巨大、名副其实的“畅销书作家”。
可是，他却长期穷困潦倒，常常为基本的生活开支而发愁、而苦恼。
原因是，他在收到《常识》初版的少量报酬之后，就悉数捐给了北美大陆军，以支持独立战争——一场以卵击石、不时出现财务困难的战争。
之后，他又主动放弃了著作多次再版的报酬，以便廉价版本，能够更广泛地流传。
因为经济拮据，后来，他不得不向邦联议会陈情。
议会在经过反复辩论后，拨给他一笔3000美元的补贴，使他得以勉强维持生计。
后来，他辗转前往英、法等国，继续为自由和人权发声，参与一系列革命事务。
1791年，潘恩来到法国，参与正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法国大革命，被选入国民公会。
1793年，在雅各宾派专政时期，身为国民公会代表的潘恩，因反对处死国王路易十六，且反对雅各宾派的恐怖专政，被以“图谋反抗共和国罪”的罪名，遭逮捕入狱。
原因是，他冒着入狱甚至生命的危险，以自己执着的人权理念，为国王的生存权辩护。
潘恩公开指出，革命可以处死“国王”这一头衔；但作为一个人，路易十六仍然有他生存的权利。因此，他主张放逐国王，而不赞成处决。
他的主张，使执政的雅各宾派感到难堪、恼怒，遂将他投入大牢。
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他有可能因为此项罪名，而被送上断头台。
这时，身陷囹圄的潘恩，托人请求曾授予他国籍的美国政府出具证明，证明他拥有美国国籍。
而依据当时法国的法律，若是外籍人士涉及“反抗或颠覆共和国罪”，那么，其罪名是不成立的，就可以获得释放。
可令他寒心的是，他昔日的美国同事、朋友们——如今大多身居高位的合众国要员，对他的求救置之不理，可以说是见死不救。
入狱近一年后，由于法国爆发了“热月政变”，雅各宾派政府倒台，潘恩幸而得以出狱。
在狱中，他写成了批判欧美宗教乱象的《理性时代》一书。
1802年，潘恩回到美国。
这年的他，已是65岁的风烛残年的老人了——在19世纪初的欧美算得上是高龄。
这次回美，他受到美国各种势力的群起攻击、骚扰和打压，包括曾被他揭露渎职谋私的政客、曾被他写进著作文章加以批评的人士、记恨他的神学宗教观的势力，等等。
联邦党人群起反对他的到来，指责他是个“无神论者”；邻居们经常骚扰、围攻他，甚至没有马车愿意搭载他；他所住的旅馆一入夜，就有人故意制造噪音、响声，以搅扰他休息，使他很多个夜晚都无法入睡；有人竭力想从他的私生活中抓住把柄，造谣说他和女房东有染；
还有，他想要取得美国的公民权，但在选票登记时，却被地方政府官员拒绝，理由说他是个外国人。这意味着，他再次被剥夺了美国国籍。
这种种遭遇，让这位独居的鳏夫、孤寡的老人常常身心疲惫，愁眉苦眼而又愁肠九回，像一只老态伤枯的驼羊。
究其原因，他一生著作繁多、撰文无数；但是，几乎他的每一部著作都会得罪一批人，他的许多文章让一些人如坐针毡、心生恨意。
就性情而言，他是个纯粹的理想主义者，眼睛里容不得一粒沙，任何违背真理、自由和人权的人与事，他都会发声挑战，有时甚至会严词抨击，一点儿情面都不留。以致于，他越来越四面树敌，直至众叛亲离。
晚年的他，饱受各种各样的骚扰、诬辱和攻击，还被人开了一枪。
不久后，他于1809年6月8日晨在纽约，在一个愁云惨雾的清晨，在孤苦贫病中死去。
临死之前，他的头发蓬乱，也没有人去城里为他请一个理发师来。
死后，当地由基督教贵格会经营管理的墓地，不愿意接纳他的尸骸。
只因为，他生前的神学观点，让贵格会觉得受到了冒犯。
最后，只得由好心的法国房东，草草地将他葬在纽约郊区的一块庄稼地里。
纵观他的一生，可谓生前悲苦，死后凄凉。
他在生前，总爱将自己的名字Paine，故意地少写一个字母，而写成了：Pain，意思是：痛苦、悲伤、难过等，以此表达自己的人生境遇、生命感悟；
他在死后，没有一场葬礼，没有一穴墓地，没有一份财产，没有家属子嗣，没有媒体讣告，甚至于，就连骸骨迄今也不知所终。
这也许是人类史上那些心系苍生的反叛者的夙命吧。
后世常有历史学家在谈到潘恩时，用普罗米修斯来形容他对西方政治和社会的贡献。
我常常觉得，这真是个绝妙的譬喻。
在古希腊悲剧名著《被缚的普罗米修斯》中，众神之王宙斯专制而凶残，十足一个暴君。他下令，拒绝让人类拥有火种和知识。
对此，只有桀骜不驯的普罗米修斯，不愿意顺服。
普罗米修斯从众神那里盗取来了火种，然后将这火种带给了人类。并且，他还宣扬有关宙斯将会被推翻的预言。
愤怒的宙斯一气之下，派人将普罗米修斯绑缚在高加索的高山上，吩咐一只饥饿的老鹰天天前来啄食他的肝脏。
而普罗米修斯的肝脏，又会在夜晚时分重新长出来。但老鹰会在第二天，继续前来啄食。
如此之惩罚，周而复始，永永无穷。
就这样的，普罗米修斯，这个为了人类的福祉而牺牲自己的反叛英雄，常年承受着极其痛苦的折磨和摧残，无休无止。
普罗米修斯的受难命运，大致是潘恩的一生写照。
然而，尽管普罗米修斯知晓谁将会推翻宙斯这一秘密；可是，他从来都拒绝透露这个秘密。
这一点，想必是潘恩与普罗米修斯的少数不同之处吧。
单单就这一点来说，我觉得，也可以用“先知”来形容潘恩。
作为一个熟读《圣经》、自称基督教贵格会信徒的理论家，潘恩一定很熟悉《圣经》里众先知的故事。
据《圣经》记载，作为背负神圣使命——传讲神的话语——的人，先知们勇敢地指出君王、国家的罪，宣告对各国、各君王的最后的审判；同时勉励百姓们在信仰上站立得稳，要无惧于暴虐的君王和国家，持续仰望公义的上帝。
根据《新约圣经》的记载，耶稣和他的十二个门徒在一起时，曾多次向门徒们表明自己的先知身份，并且他预言，自己将要受许多的苦——来自罗马政府、宗教界和民众。
耶稣还告诉自己的门徒们，他将会被人憎恨、弃绝、戏弄、抓捕、鞭打、定死罪。最终，被钉在十字架上，被冤杀。
耶稣后来的受难和遇害，完全应验了他此前对自己的预言。
与耶稣的遭遇一样，在任何时代，先知这种人物，都是很难受到所在国和所在地大众的欢迎、当局的悦纳的。
因此，先知们，在现实社会中经常会遭到攻讦、成为箭垛、陷入困境，个中困苦冷暖自知。
潘恩的一生，正是一个西方反抗型先知受难的典型例子。
六、那刺破极权长夜的第一道闪电
在东方，先知型人物同样是命运多舛，遭劫在数。甚至于，遭遇更为凄惨。
也许，其原因在于，绵延逾千载的东方专制主义、以及在东方土壤里滋长出来的现代极权主义，比之于西方的同类型统治模式更为邪恶、更为残暴吧。
在捧读潘恩的日子里，不知是何缘故，我总是会不由自主地想起我的江苏同乡、有着“圣女”之称的二十世纪中叶中国大陆先知型写作者、思想型志士、政治迫害受难者——林昭。
虽然我知道，潘恩和林昭这两位相差近两个世纪的精神界之战士，无论是身处时代、人文环境还是家庭出身、成长背景、个人经历上，都有着天壤之别。但每次研读潘恩时，我的脑海里仍是不自觉地会浮现出那个鹅蛋脸庞、镣链缚身、血书撰述的伟大女性来。
让人感慨的是，这两位从完全不同的时空背景里成长起来的先知型勇者，在面对暴政和暴君时，却展现出了惊人相似的姿态。
也即是，与同时代绝大多数人相异，始终站立着，以笔为旗，直言斥谬，批判暴政，抗争不已。
在林昭短短三十六载的一生中，她撰写了几十万字的文章、诗歌、日记、其它文字（公开信、改革方案、控诉书、致有关单位和领导信函等），不懈地通过撰文著述，鞭挞暴政弊制，指斥暴君悖恶，哀悯民苦国艰，宣扬自由和人权、民主和博爱。
尤令人震撼的是，林昭在监牢里被狱方收缴了纸和笔之后，她就一直想尽各种办法，用竹签、发卡、牙刷柄等物，在水泥地上磨尖，然后刺破自己的手指、身上的皮肉，再蘸取自己的鲜血，在墙壁上、衬衣上、白色床单上撰写文章、诗歌、致有关单位信函等。
数年下来，其狱中血书，竟达二十余万字之多。
这真真切切以刺破自己肉体、蘸取自己鲜血写就的呼唤自由、诛暴伐罪、忧国忧民的二十余万字血书文稿，在一部人类思想史、乃至漫长人类历史中要么是绝无仅有、旷古无两，要么是凤毛麟角、世所罕见。
这样的狱中血书，实属天地为之惊叹，鬼神为之哭泣。
如今，林昭的这些在监所中以鲜血写成的文章、诗歌、日记、信件等，经由其家人捐赠给了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以永久保存，供学者研究、公众阅读。
于是，这所美国西海岸的大学研究机构有福了。
如果说，潘恩是北美独立革命中最早指斥暴政和暴君（英国君主专制和乔治三世）、在北美提出创设全新政制构想的先驱；那么，林昭就是潘恩在遥远的东方大陆的同道姐妹。
无论是她指出她身处的这个新生政体“只意味着对于人的凌虐、迫害与污辱”、这套列宁斯大林体制实系施行恐怖统治的“极权制度、极权政治、愚民政策”、所谓社会主义是“抢光每一个人作为人的全部一切的恐怖制度”、“血腥的极权制度”，还是她直斥被推上神坛的伟大领袖其实是“魔鬼、暴君、阴险毒辣、十恶不赦的独夫党魁”、“贵中央委员会主席具有着一个极其可怕的冷酷而刻毒的灵魂”、“亘古未有的暴君和流氓”，还是她提出“耕者有其田、经济私有化、军队国家化、地方自治”等政见，还是她立志发誓“断然不能容许自己堕落为甘为暴政奴才的地步”，这个孤标独步的江南女子，这朵出淤泥而不染的亭亭净植的不屈的莲花，这个久处酱缸之中却没有被同化的独异者和觉醒者，都创造出了她那个时代、直至其后数代国民所难以企及的思想高度，堪称这个偌大的动物庄园国度里洞见废墟和荒坟的先知先觉者。
她在暗黑年代留下的这些文字，虽说刺耳如长锥，却终必将如天籁一般，在后世的大地上回荡不绝。
思想的高度，引来接踵而至的灾厄。
先知的嘴唇，会被乌鸦的翅膀所掩盖。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林昭三次获罪，两度入狱，期间遭受了暴戾恣睢、惨无人道、剥夺人格尊严的虐待和折磨，最终，冤死刑场。
这样的，一个国族最早看穿“极权主义”真相并勇于对之笔伐的先知型才女，遭到一个汲汲于绝对权杖、通过暴力和谎言推行国家恐怖主义的利维坦的镇压，就成了不可避免。
而她对极权体制的决绝和不妥协，她怀着殉道心志反抗暴政和暴君的姿态，使她背负的罪名、刑期和虐遇，不断地升级，直至沦为死囚，三弹殒命。
也许，等到未来故国终结极权长夜、迎来自由曙光的那一天，人们会发现，昔日这位苏州籍思想犯的言论，实在是“卑之无甚高论”。
换句话说，抛开她的才思、文采不谈，她的言论、她的见解很是一般，并没有什么高深的理论嘛。
可是，在一个愚民政策肆布、奴化教育横行的国度，她无疑是一个卓荦不羁的思想者，一个罕有的真知灼见者。
在一个高压暴悖、万马齐喑、谎言弥漫、真相难觅的时代，她不愧是一个以悲壮之势反抗撒旦体制的斗士，一个为追求真理而不惜被暴政巨轮碾碎的圣女，一个在暗黑的时代首先睁开了眼睛、进而勇敢说出真相和常识的灵魂站立着的人。
可以想见，在同时代乃至后世很多人的眼里，林昭是一个用鸡蛋去碰石头、以羸弱身躯撞向高墙的“不识时务者”，甚至会有人说她“精神不正常”。
正如赫鲁晓夫，那位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在苏联掌权的前苏共领导人曾说过，在苏联境内，不赞成共产主义的人，都是精神病患者。
然而，在人类史上那些暴政肆祸的时代和国度里，正是这些起而抗争的“不识时务者”、当局眼中的“精神异常者”，在溶溶暗夜中挣扎着发出一星烛光，闪烁着坚不可摧的人性的尊严，和千古不朽的正气，才使得黑暗和邪恶终究不能够遮天蔽日。甚至于，有时会成为那些国族在堕入劫难和深渊之后，仍然能重见天日的希望之所在。
在二十世纪中叶以降的神州大地，划破极权夜幕的第一道闪电，正是由这个以卵击石的弱女子的纤手发出的。
并且，还是一个体弱多病、长期患有肺病、胃炎和支气管扩张咯血病的女病号。
这既令许多人感到十分诧异，却同时又在情理之中。
那么，她是缘何走上这条布满荆棘和坑陷、以一己之力反抗庞大暴政体制的孤身抗争路的呢？她的反抗动力和思想资源又是什么？
在那些黑暗肆虐笼罩的年月里，她或用笔墨或用鲜血，缓缓道出自己的反抗动力和资源。这包括如下：
源于基督信仰的反抗动力（追求公义和良善，反对邪恶）；
基于信仰的人道激情、传统士人“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
过去在教会学校所受的“自由、平等、博爱等人道思想”；
以及“五四精神”中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再有，在监狱里的斑斑血书，记录了她以内心光明对抗长夜漫漫的大义凛然：“极权政治本身的残暴、肮脏和不义，使一切反抗它的人成为正义而光荣的战士。”
在致《人民日报》编辑部的长信中，她对自己的定位是：“反抗暴政的自由战士和青年反抗者”、“一个奉着十字架作战的自由志士，再一个，怀抱了一点基督精神。”
来看看她的三次因言获罪的经历。
第一次，是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
当时，北大学生张元勋等人贴出一张诗歌大字报“是时候了”。
该大字报中有这样的诗句：“我要鸣起心里的歌/作为一支巨鞭/鞭笞死阳光中一切的黑暗！”、“让批评和指责/急雨般落到头上/新生的草木/从不怕太阳光照耀！”、“歌唱真理的弟兄们/快将火炬举起/为葬阳光下的一切黑暗！！！”
该大字报引起了校园里的热议。对此，北大组织了一场思想辩论会。
会上，部分参会学生指控该大字报是“反革命煽动”、“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发动进攻的一株毒草”。
这时，身为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学生的林昭挺身而出，公开反对这种上纲上线的批判。
在揭批会上，林昭与指控学生进行辩论，表达对该诗歌大字报的支持。
次日，林昭写了一首标题为“这是什么歌”的长诗，以支持张元勋等人的诗歌大字报“是时候了”。
同时期，林昭还公开发表其他文章和诗歌，呼吁“双百”方针——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北大得到贯彻落实。意思是，文学艺术自由、科研学术自由、政治言论自由等。
很快的，林昭就被当局划成了“右派”。
并且，她是当年北京大学所划的一千四百多名“右派分子”中，唯一一个没有认错、拒绝作出检讨的右派。
第二次，是在1960年的大饥荒时期。
此前一年，即1959年，回上海养病的林昭，结识了兰州大学物理系“右派”研究生顾雁，并在上海会晤了从甘肃前来的兰州大学历史系“右派”学生张春元。
林昭与他们一起，谈论时局，批评弊政，哀叹民生苦疾，探讨国家出路。
顾、张二人告诉林昭，他俩和一群兰大学生，正在筹办一份针砭时政的杂志《星火》，希望能传播思想、唤醒社会的良知，同时为民请命、揭露农村饥荒的惨状、批评当局和领袖的错误；并且，还希望能提出一些具体的纠正错误、革新政策的建议或观点。
林昭听了顾、张二人的办刊构思后，大为高兴和赞赏，遂提出了自己对时局的一些想法、建议。
在张春元回兰州之前，林昭将自己的长诗《海鸥之歌》等送给他。
张春元读了林昭的这首长诗之后，极为欣赏。
1960年初，首期《星火》杂志在兰州出版。
在该杂志刊出的文章中，有针对当时中国的社会和政治现象提出批评的（饥荒、大跃进、三面红旗等），有披露当时农村的饥荒惨况的，有表达对农民成群饿死现象的痛心的，有呼吁各省市领导纠正错误的……甚至，还有想要在制度上改造中国的。比如，其中某篇文章提出，在中国实现一个“和平、民主、自由”的社会。
杂志出刊后，包括顾、张二人在内的这群兰大学生（杂志创办人、编辑、撰稿人等），列出了一份各省市的领导名单，准备将杂志寄给他们，以期纠正错误，在体制内部发起制度变革。
在首期《星火》杂志上，刊出了林昭的长诗《海鸥之歌》、《普鲁米修斯受难的一日》。
不久后，《星火》杂志被定性为“反革命集团案”，遭当局整肃、取缔。
杂志创办人、编辑、撰稿人等相关人员，遭当局搜捕、拘押。
在杂志遭调查、整肃期间，林昭在苏州被逮捕入狱。
第三次，是1962年。
这年，获当局准许保外就医的林昭，与摘帽右派黄政等人，共同撰写了“中国改革方案”、“中国自由青年战斗同盟章程”等文章。
在这些文章中，她经与黄政等人讨论，提出了解散人民公社、在农村实行耕者有其田、允许私人办厂、改变闭关锁国的政策、引进外资以发展经济和科技、地方自治等观点。
她还将自己撰写的文章《我们是无罪的》、《给北大校长陆平的信》，请求旅居上海的一位无国籍侨民，带到境外发表。
不久后，林昭再度被捕入狱。
在她这三次因言论思想获罪的过程中，她先是被打成“右派”中的“极右分子”、开除团籍、劳教三年。
其后，她在患病回乡疗养期间，因在民间时政杂志上发表诗歌、与该杂志创办人谈论时局、赞成该杂志传播思想和唤醒社会良知的理念、在疗养期间撰写文章、表达政见，被以数项罪名逮捕。
罪名包括：阴谋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罪、反革命罪、攻击无产阶级专政罪、组织反革命集团罪等。她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
再后来，因为她在狱中不停地写作，以文字进行抗争、表达观点、拒绝认罪，被当局予以加刑，改判死刑。
在那些因言获罪、因思想获刑的年日里，她在狱中的受虐受难经历，到了上苍也目不忍睹进而雨泣云愁的地步，如她自己所言：“我经历了地狱中最最恐怖最最血腥的地狱，我经历了比死亡本身更千百倍的惨痛的死亡。”
比林昭晚生近半个世纪的我，曾经读过反抗纳粹主义人士、德国基督教牧师朋霍费尔的《狱中书简》。
这本书，是将朋霍费尔在狱中所写的信札、杂感、诗歌及祷告文，集结而成的文集。
该书记录了这位反抗纳粹党和希特勒的异见志士在狱中的经历，包括他在监狱中的饮食、起居、读书、写作、通信、放风、会客等。
相比之下，林昭的狱中境遇，比之朋霍费尔的狱中遭遇，要恶劣若干倍。
这也证实了林昭所揭露和抨击的极权主义，比之纳粹德国式极权主义要邪恶得多，也残暴得多。
这里仅举镣铐一例。她林昭曾控诉自己遭到了严重的虐待：
“光是镣铐一事，他们就玩出了不知多少花样来：一副反铐，两副反铐，时而平行，时而交叉，等等不一。臂肘之上，至今创痕犹在。最最惨无人道、酷无人性的是：在我绝食之中，在我胃炎发病，痛得死去活来之时，乃至在妇女生理特殊的情况——月经期间，不仅从未为我解除过镣铐，甚至从未有所减轻！──比如在两副镣铐中，暂且除去一副。”
我知道，这只是林昭多年牢狱生涯无数受虐受难场景的其中一个片段。
而仅仅只是这样的一个受虐片段，已经显示了暴政颛制对言论思想犯的凶残无度，及这位女性先知型思想者的忍耐含垢。
这是怎样的一副让人心惊胆寒的惨象和酷虐啊。从苏州监狱到上海公安分局监所，到上海第一看守所、提篮桥监狱，再到刑场，这位女性言论思想犯，遭到了残酷的非人的折磨和虐待。凄厉的哀声飘浮在室内，恐怖的气息弥漫在空中。
人类文明和良知触及不到的死角，朗朗阳光照耀不到的炼狱之室，随着她蘸着血迹书写的文字，定格在了历史的篇页、时光的深处。这样的文字让曾经的我不寒而栗、向隅而泣，让如今的我心胆惧裂，欲哭无泪。
最后的时刻来了。
时间，是1968年4月29日夜。
当天夜里，林昭接到司法当局改判死刑的判决书后，她被从病床上架起，当时的她体重60多斤（入狱前体重120多斤）。
随即，她被绑缚押赴刑场，执行枪决。
临刑前，她想唱歌或喊口号，遭行刑者立即用棉团塞进她嘴里，用布条封住她的嘴和双眼。
随后，她的后腰被踢了一脚，噗的跪下，行刑者对准她开了一枪。
她倒下后，又慢慢挣扎着爬起来。重新跪地，头颅昂着。
于是，行刑者又补开了两枪，她中弹。
顷刻间，她身子立扑，倒下，歪趴在血泊中，终于死掉了。
她死时，年仅36岁。
两天后，公安人员来到林昭母亲家，索取5分钱子弹费。理由是——“无产阶级的子弹，不能在反革命身上浪费。”
林父在女儿被捕后，服药自杀。
林母闻讯女儿被执行死刑后精神失常，后死于上海街头。
每每想到她人生的这最后一幕，我的心都感到阵阵的绞痛。
摧心剖肝的痛。
七、有公义的冠冕为他和她们存留
在《圣经》中，耶稣好几次或对门徒、或对听道的众人说：“先知在本乡是不受尊敬的。”
这句说在两千多年前的话，既是耶稣为自己所作的见证，也是他向世人发出的令人唏嘘的预言。
当我们回望一部人类史，便会怵然发现，事实也确乎如此。
确实，历世历代那些被后世称之为“先知”的人士，他们的言行事工，常常会换来如雨如霜的疏弃和憎恨；他们的人生，也往往会遭遇各式各样的不幸，一生都活在悲辛和苦难之中。
这样的史实，其实在一部《圣经》中，也有可以相互印证的文字叙述。
比如，《新约圣经》在提到一众先知时，有这样令人不忍卒读的记载：
“有些人忍受了酷刑，不肯苟且得释放”、“又有些人遭受了戏弄、鞭打，甚至捆锁、监禁、各等的磨炼”、“被石头打死，被锯锯死，被刀杀死，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受穷乏、遭患难、被虐待。”
可是，即便受尽了苦难磨折，这些先知们也不曾放弃自己的职分。
乃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自己在这世上的一生有如白驹过隙，又如清晨的露水般短暂易逝。
因此，他们绝不会贪念世俗、追名逐利，或者是随波逐流、附俗从众，更不会见利忘义、同流合污。
相反的，他们会在自己短暂的一生中，坚定地去追求“永恒的正义”。
——这才是他们一生的追求、此生的系望。
这样的追求，有如《圣经》中所说的“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并且，甘愿舍弃和忍耐。
舍弃什么？舍弃常人所追求的平安、康乐和名利。
忍耐什么？忍耐常人所难以忍受的各样磨难。
对这些可敬的受难先知们，《圣经》中把他们称作——“原是这世界不配有的人。”
这句经文的意思，并不是说先知们不配住在这世界上，所以上帝要让他们受苦、死去、离开这世界。
其原意，刚好相反！
并不是先知们配不上这世界，而是这世界配不上先知们。
在这个弯曲悖谬的世界上，充满了名利权色、贪婪骄傲、邪情恶欲、恣妄诡诈、触斗蛮争，实在是败坏、堕落而又污秽不堪的。
而那些独异于常人的“进窄门、走隘路”的先知们，他们是如此的纯粹、狷洁、贞高绝俗。
因此，他们注定了会与这个世界格格不入、水火不容；也注定了要受到这世界的排斥、忌恨和苦害。如一滴滴露珠被风吹荡，如一根根芦苇被霜覆压。
这样说来，无论是潘恩还是林昭，还是他（她）们同时代的同道中人，还是他（她）们的前辈、后继者，他（她）们这等人的受难，许是他们此生的宿命吧。
因为研读他（她）们这等人的生平和思想，我曾无数次地在夜里辗转难眠，心头布满了痛苦的伤创，及忧哀的追问。正义在哪里？公平在哪里？恶人为什么亨通？义人为什么受苦？暴政为什么如山屹立？行义之人的苦难为什么如此可怖而深重？这些疑惑层层堆积起来，将我几乎埋得艰于呼吸，仿若置身深渊之中。
在许多个或静谧或偶有嚣声的夤夜，依然是《圣经》里的一些词句，让我稍稍获得一些深渊中的安慰。
它们是：公义的冠冕，永生的赏赐，属天的荣耀，以及“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
我必须承认，在有些时刻，这些词句甚至给了我极大的安慰，让我得以在悲愤中依稀看见微渺的希望，像是暗夜中的一缕亮光。
那么，他（她）们今生的舍弃和受难，是否必将会赢得永生的、公义的“冠冕”和“赏赐”，以及“属天的荣耀”呢？
这个问题，早就由木匠之子耶稣在从坟墓中复活之后，在路上向两个门徒显现时，声震寰宇地向他的门徒反问道：“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
作于二零二三年十月至十二月，修改于二零二三年十二月至二零二四年二月、二零二四年六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