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荆欣雨 转载自：谷雨实验室
在西杜兰村，你所看见的职业都与城市的运转紧密相关——快递装卸工、外卖员、保洁员、手机配件售货员、机场地勤、搬家工人，他们没有选择，大多需要密集接触流动人群，为城市的各个角落送上外卖和快递，搭载乘客前往各种目的地，他们为城市的流动做出了贡献，如今却要承受流动的代价。工作总不长久，很多人会一天赶两份工，甚至更多。
你只能像个机器一样不停地干活
顺义的西杜兰村不大，如果你试图步行的话，那么半个小时就可以走完一圈。在那些砖色或水泥色的房子里，住着4600多名居民，其中绝大部分是外来打工者。每天早晨6点，他们陆续地走出村子。外卖员白晓光是其中的一员，他不吃早饭就开始接第一单，晚上则工作到接不到单为止，通常是22点多，甚至是23点。他的一个室友在物流园上夜班，他们几乎碰不到面——早上他上工，室友下班归来，晚上他收工时，室友已离开了。
最近半年，这两种职业以一种特别的方式上了新闻：出现在北京市疾控中心公布的确诊病例行程轨迹中。2020年6月的那场从新发地扩散开来的疫情中，一名外卖员确诊，流调显示他每日7时至21时工作，每天平均接50单左右，下班骑电动车接妻子回家。12月底顺义的疫情中，一位王姓患者在12号到19号期间，白天在贸易公司工作，晚上到顺丰大件中转场兼职开叉车。12月20日的上午10点，他陪出院不久的妻子去医院复诊，当天晚上，他再次前往中转场兼职。21号，妻子也加入了兼职，从晚上22时工作到凌晨2时。短短数行的公告中透露着难以喘息的疲惫。
在西杜兰村，这只是再平常不过的、当下的生活。12月26日凌晨三点，村子封了——前一天的核酸检测中，西杜兰村有4人结果呈阳性，包括那对在顺丰上夜班的夫妻——白晓光和室友难得地陷入无所事事之中。同样情况的还有屋里的其他10位工友，他们共同租住在一间120平米的出租屋内。白晓光睡的那张1.5米的床一面顶着墙，两面被紧挨着的屏风包围，一面抵着张桌子，上面摆着插排和热水壶。房间昏暗，属于他的私人物品不过是些随身衣物和一床被子。
由于工作换得勤，他基本上每隔一年就要换到离工作地更近的住所。他的室友们也是这样来来走走，西杜兰村的另一个打工者说，“有些人刚脸熟就走了，也不知道到哪里去了。”疫情让生活变得更不牢靠了——因为封村，白晓光和室友们有时间聊一聊，一交流，发现2020年都没挣什么钱。复工就比往年晚，“怕出去之后危险，也给国家添麻烦”，回到北京，隔离，找新的工作，“可能人家不招人，或者没复工，就在这个地儿工作两天，那个地儿工作两天。”每个工作都需要重新适应，“换工作也不好换，临时工通常还要核酸检测等等证明，反正今年就比较费劲。”年底刚安定下来，大家都攒了一股劲好好干，结了房租回家看孩子，病毒席卷重来，又是隔离，无法复工。
在西杜兰村，你所看见的职业都与城市的运转地紧密相关——快递装卸工、卖煎饼果子的小贩、保洁员、手机配件售货员、机场勤、搬家工人，他们没有选择，大多需要密集接触流动人群，他们为城市的流动做出了贡献，如今却要承受流动的代价。工作总不长久，很多人会一天赶两份工，甚至更多。那位赶两份工的王姓患者不会让西杜兰村感到稀奇。
在知乎上，曾有很多人提问，自己背负了债务或即将交不起下学期的学费，该不该去中转场上夜班？底下的回复全都是“不要”，“这个不是你有心理准备就能承受得了的。”这是一份被称为需要“干一天休三天”的工作，但那位王姓患者曾经连续工作了10天。
快递行业白天的工作是收件和派件，每天下午5、6点钟，货车从营业部出发，抵达中转场时通常是晚上6、7点钟，甚至更晚。第二天早晨6点之前，货车要重新出发，前往下一站。发生在这中间的就是那些夜班打工者的工作：扫描、分拣、装卸。那里白天一片寂静，晚上灯火通明，传送带巨大的轰鸣声，组长或队长吼员工的声音，还有货车倒车的声音，构成了中转场的喧闹。夏天，气温达到30度以上，通风机聊胜于无，喝的水都变成了汗，难闻的味道飘散在空气中。冬天，曾兼职过一天的小红记得中转场空旷、漏风，“非常冷，要穿着羽绒服干活。”
无论具体从事哪种工作，本质上都是重复，你只能像个机器一样不停地干活。王姓患者的叉车工作技术含量更高，每小时时薪会高8-10元。白晓光室友所从事的装卸则是纯粹的体力活：人被困在几平方米的货车里，把传送带送来的物品尽量节约空间地摆好。（在大件中转场，30公斤以上的快递很常见）如果想偷会儿懒上个厕所，回来后快递会堆得像小山一样，甚至迫使传送带停止运转，队长开始大声地责骂。这里的人来来去去轮换不停。冬哥是北京一家快递公司中转场的外包劳务公司的带班队长，即便脾气不好，他也牢记不要轻易对熟脸说重话这条准则，“尽量能留住就留住吧。”而在成都中转场做过管理的张强记得，“一批兼职的工人，今天看到了，明天也看到了，后天来的全是生面孔。”
午夜时分会有一顿饭，10分钟吃完，回来继续干活。后半夜是最难熬的，黑夜仿佛永远不会结束，手被麻袋或箱子边缘划破了，肩膀酸疼，腰像要断了一样，大腿失去知觉，人的意志会被摧垮。张强记得，清晨放工时，工人们脸上的表情像刚放学的小学生。中介拿走约30%后，累到精疲力尽的一夜值两百多块钱。
第二天，他还是照常出工了
对顺义的很多打工者来说，为了更多收入，在本来的工作之外再从事一份兼职并不稀奇。白晓光曾同时做两个公司的保安——第一份从早8到晚8，正式员工，下班后留一个小时吃饭换衣，晚9点到12点在另一栋大厦做兼职保安。两份工作加一起每个月能赚七八千，自己留1000出头，剩下的都打给在河北衡水的妻子。
同样住在西杜兰村的郑夏鹏本来有一份算得上稳定的工作，在建筑外装公司从事营销，工资可以达到一万块钱左右。4月份，建筑行业行情不好，大量尾款收不回来，公司要求员工每月到岗7天，发放半薪。为了补贴家用，他找了一份口罩工厂的兼职，每天160元。
他今年30岁，长着一张朴实的脸，和妻子租住一间15平米左右的开间，房租每月1000。口罩厂早上6点半上班，公交车还没运行，他就4点半起床，5点出发，步行一个小时去上班。走在天刚微微亮的马路上，他的身后不停有大货车驶过，他录了条视频，对自己说，“早起的鸟儿有虫吃，美好的一天从加油开始！”
第一天，他负责剪掉口罩的毛边，两个小时后，用剪刀的右手已然发红发胀，有其他工友手上起了两个大泡。中午吃饭时，他用疼痛的手拿起手机，总感觉手机好像歪掉了。下午2点半收工，他剪了1310只口罩，没有达到绩效要求，有些熟练的工人能剪4000多只。监工警告他，他剪坏了不少口罩，如果上报，他还要赔一笔不少的钱。第二天，他被分配去给口罩贴logo和装箱。同样是不断重复的工作。他和小组的其他人一天装了200多箱，最后被告知每个人要分别计件。当天晚上，他在微信群里被通知开除了，工厂给他结了320元工资。
他又去面试京东的酒类分拣工作，计件算钱，一件8分5，如果打碎了酒水，还要赔偿，他想了想，没有去。短暂的兼职生活让他更加明确了自己的目标，那就是未来绝不能靠体力工作过活。6月，公司全面复工，但至今没有发过工资。
他是个对生活充满乐观精神的小伙子，在电话里用轻松的语气谈论着“7个月没有工资”这件事，他妻子所在的留学公司同样生意惨淡，也已经两个月没有发工资了。北京的房价高不可攀，他们去年在天津贷款买了房子，这是给未来的孩子做打算，“尽量把孩子的起点稍微往高提一提。”房贷每月一万左右，今年主要靠借钱还，“我们当时高估了自己的能力。”他读过大学，对未来的生活充满野心，毕业后只管家里要过2000块钱，以前他是建筑技术工人，但他认为技工的上限很低，做营销尽管当下的收入少些，但可以经常跟大公司的人打交道，可以学到更多知识，他相信这些东西在未来会派上用场——尽管现在他还说不清到底有什么用。
仅读过高中的白晓光选择就没那么多了。10月，晚班的那份保安工作不再招聘兼职人员，他索性把第一份也辞了。看到有工友一个月能赚9000块钱，他也把目标定在这个数。听人说送外卖赚得多，就干起了外卖，每天早上6点出门，不吃早饭直接开始送，送到晚上接不到单为止。11月，有个小区突然不让电瓶车进了，那天他有15份左右的订单要送，无奈之下，他只能拎着外卖跑步送，“送完之后手脚都酸了，动不了了。就想着以后再也不送了，对，就感觉绝对不能送外卖了，太累了。”但是第二天，他还是照常出工了。
迄今为止，送外卖的两个月收入并没有达到他的期望。来北京8年了，他做过餐厅服务员、大堂经理、交通协管员、热轧厂计件工，9000块钱看起来还是那么得遥远。他最近听别人说，有个工作叫古建筑装修，就是在公园里给仿古建筑贴贴砖瓦，收入可以达到9000块，他想着解封后或许可以试试。我是在一个短视频应用上找到他的，封村期间，身边的朋友告诉他，拍短视频转化率高的话，可以有些收入，他就注册了账号偶尔拍拍，“也没什么钱，一毛两毛的。”
打工者李志博在某种程度上算是幸运的。他是搬家的临时工，主要业务是为要移民国外的人们打包家具，报酬也相对多些，8小时可以赚300元，加班每小时40元，一个月能有八九千。今年，这样的活很少了，他只能接一些办公室的搬迁工作，一个月只有7000左右。但为这群人搬家最大的福利是，雇主会在干完活后给他们点一份还不错的外卖，他记得最好的一次，有红烧肉吃。
他给村口的一位保安送去了两箱泡面
截止到今天，顺义区已有6个村庄被市疾控中心评估为中风险地区。在短视频软件上搜索这些村庄的名字，能看到不少打工者们拍下自己几平米见方、背景通常很杂乱的屋子，有位东马各庄的男人喜欢躺在床上对着镜头来一段，他写，“今年白干了一年，还好人活着，挣不挣钱就不说了。”一位东海洪村的女士拍下了核酸检测的现场，她说自己想家了，“今年太难了，让人挣点钱买馍馍吃吧。”在西杜兰村将近500人的生活物资团购群里，人们会在买菜间隙感叹两句，“生容易，活容易，生活不容易”，下面有人回复，“难兄难弟我们都会更好的，我们经历了一样的，加油。”
人们一再放低对生活的期待，“现在这个年头你看看干什么也不容易，稳当当的、平平安安的就不错，没有需求那么多”，李志博说。郑夏鹏一直想要个孩子，今年的种种状况让他退却了，父母上年纪了，工资发不出，房贷还不上，7月份妻子还住院切除了卵巢里的畸胎瘤，由于疫情，医院不允许陪床，他只能让妻子独自去医院。
他们用视频记录下了入院前夜的分别，妻子把卫生纸、水杯和换洗的衣服装进黑色的背包，郑夏鹏对着镜头，有些不安，“医生既然不允许陪床，那说明手术的风险一定很小。”他问妻子，害怕吗，妻子摇摇头，用玩笑化解紧张的情绪，“要那老爷们没啥用哈哈哈”那段时间，他最深刻的感受是，“在这个城市里面能相互扶持走下去的也就是我们俩了。”
“一个人去一个人回来，什么心情？”
十一假期，他回老家张家口帮父母收割玉米，家里二十多亩地，大部分用机器收，有七八亩散地要靠人工掰。前些天，父亲打来电话，说今年玉米的价格不错，九毛多出手了，卖了三万多，问他，要给他打点钱吗？尽管已经7个月没有收到工资，他还是拒绝了。
被困在家中的当下，他们的愿望更简单了：填饱肚子。郑夏鹏和妻子在村里超市关闭前囤了些洋葱、冬瓜、红薯、白菜，“没有肉吗？”我问，“我俩对肉还好，不太喜欢”，他回答。白晓光的室友在超市买了三箱泡面，这构成了他们隔离期的伙食，要精打细算着来，“如果一天只吃一顿就煮三袋，吃两顿就每顿两袋。”他家的暖气温度在十度左右，电褥子耗电大，他很少舍得开。
12月31号晚上，李志博决定，跨年得吃点好的，他团购了点猪肉，跟土豆一起炖了，又炒了个鸡蛋，整了一两老村长，“不喝醉”。吃过饭，他在视频网站上随便找了个晚会看，又给妻子打了个视频，打着打着累了，就睡下了。郑夏鹏囤的粮食快吃完了，家里的温度计显示16.3度，他和妻子都穿着羽绒服。年末最后一天的中午，两人煮了清汤面条吃，没有蔬菜和鸡蛋。晚上，他们用一锅红薯粥迎接了新年。
在困境中，他们仍能体谅他人。58同城上一位南法信镇的打工者拒绝了我们进一步访谈的邀约，但他在回复中写道，“我们的检测结果是阴性的还好，是阳性或者是密切接触者的，也是一种无辜。”郑夏鹏订了5斤香蕉，3斤橘子，香蕉送来的时候都黑了，他强调，“工作人员挺辛苦的，可能就是货积压得太多了。”
李志博希望我们可以帮他打听下，如何才能给帮他们看守村庄的保安们捐点钱，“我们在屋里还有暖气呢，舒服的时候人家还在外面为我们执勤。咱们在外面打工嘛，本来就不容易，我感觉他们（也）挺辛苦的。有什么电话吗？还是直接用现金捐，或者买点物资。”第二天，他给村口的一位保安送去了两箱泡面。
不管怎么说，新的一年总算是来临了。1号一大早，西杜兰村给每家每户发了水饺和汤圆，“总算有肉吃了”，郑夏鹏感慨，他煮了两袋猪肉荠菜的饺子，感觉像过农历年了一样，“这个饺子吃的比任何时候都有感觉。”3号，村里又给每人下发了300元代金券，解封后可以去指定地点领取现金。以前每年元旦，郑夏鹏和妻子都会去雍和宫祈福，今年他们只能待在家里，妻子的新年愿望是公司拖欠的工资可以尽快发下来，他希望新年多赚点，生活稳定下来了，就要个孩子。
8岁的儿子是李志博的精神寄托。以前打电话，儿子总是吵着问，爸爸什么时候回来？慢慢地，提问变成了，爸爸干完活了吗？“感觉孩子就长大了，”他说。他讲起2018年的暑假，妻子带着儿子来北京看他，他们去海洋馆看了海豚表演，儿子兴奋地跟海豚拍了很多照片。那天晚上他们没回西杜兰村，而是在附近找个200块钱的旅馆住下了。第二天，他们去颐和园划船，儿子又快乐地玩起了水，这些构成了他在北京拥有的闪亮记忆。
李志博的新年愿望是希望老婆和孩子平平安安的，（世界）不要再闹新冠病毒了。白晓光通过短视频发布了年终总结：“今年也比较悲催，除了疫情，就是疫情，天天的也没有个正经的工作。其实我在想明年不在北京了，在老家要么找份工作，要么自个呢折腾点啥。”随即他又想到，老家的薪资并不高，做小本生意客流量又不行，“比较头疼”。最后，他鼓励自己，“明年疫情一过，加油吧！”
1月1日下午，市政府新闻办召开疫情防控发布会，呼吁顺义居民非必要不出顺义，在顺义过年，看到这条消息，郑夏鹏仍带着特有的幽默，表示想送给自己一首《凉凉》。而李志博则充满感伤，他清楚，如果真回家了，搞不好还要去酒店隔离，大几千块钱又没了，他愿意响应政府的号召，只是“我心里酸酸的，不知道怎么给老婆孩子说”。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