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薇 转载自：端传媒
许多个深夜，编辑稿件的时候，我会听到自己内心的愤怒与纠结，新闻价值与现实压力的较量和权衡。用更广阔的视野，冷静看待和记录中国，是我们面对黑洞的责任。
2015年8月3日，我的微信朋友圈被端传媒刷屏。
那天，端传媒登载了四篇深度报道，小小地震动中国大陆媒体圈。发刊词《漩涡里的人，有责任说出漩涡的样子》让很多人血沸腾泪盈眶，其中包括我。
我给执笔的洁平发私信：“祝贺你，端传媒一炮打响了。但记住火力别太猛，要一直响亮下去。”
一直响亮下去，很不容易。彼时的中国大陆媒体，一派寂寥。经过十几年发展，撑起一些言论空间的中国市场化媒体，仍在做深度和调查新闻的团队，仅剩下财新、财经、新京报等寥寥几家。曾经“一纸风行”的《南方周末》在2013年的新年献词事件之后，全面凋零，大部分被新闻审查束缚，对媒体空间完全失去信心的深度调查记者，纷纷转行，或自行创业，或去商业公司做PR，或抑郁在家，只余下很少的人在前线，孤军奋战。
在这样的环境里，以“不偏不倚的事实与资讯”建构对话平台为定位的端传媒的出现让人眼前一亮。我曾在北京为外媒工作，知道中国大陆读者需要这样的声音，但也深知一家以讨论“真问题”，展开“真思辨”的全球化中文媒体，会在中国大陆墙内的资讯世界里，遭受怎样的碾压与现实阻力。
媒体原本只应该以产生最好的新闻和资讯产品为其最正常的运作方式，报道的深度、独立，信息的准确真实和不受审查，全面深入直视社会最严酷问题和弊病，更是最正常不过的“应有之意”。
但在一个对独立声音没有容忍，公权力有可能对发出“不和谐”声音的媒体和个人进行绞杀的环境里，影响力与被容忍度，其产品质量的高度与可能获得的生存资源，都是成反比的。内容越好，在公共舆论场上的影响力越大，越清醒和独立，越会成为“靶子”，政治与商业压力，共同塑造了一个“非常态”扭曲水域。
几周之后，机缘巧合，我加入了端传媒。洁平对我说，“该遇见的人总会遇见”，我想，此谓“同道”。驻扎在香港的这支背景极其多元、也帮我拓展了对华语世界想象的团队，让我找到了久违的蓬勃与生命力，一种不被扭曲，健康地成长的媒体精神。这群人，他们珍惜文字的力量，技术的力量，记录的力量，新闻专业的价值，他们让我心怀欣喜。
我知道，正在迅速崛起的中国，无论从政治、文化、经济、技术和军事哪个角度，她的一举一动都牵动全球。中国必须学会与世界共处，而世界也必须面对中国。但是如何准确清晰地把握这个国家的变化？如何了解转型社会中的中国人？这些问题仍然近乎黑洞。
置身于黑洞之中的人，会感受到一种巨大的阻力，无法全面准确地了解权力的运行，无法自由地言说前进的力量，无法预测阻力与推力，又或者是其他牵扯力量之间的抗衡，将会把中国带去何处。人们都缺乏安全感，更缺少历史感。记录这个黑洞，是对所有媒体人的挑战，也是有抱负的媒体人愿意迎接的挑战。
如何面对挑战，如何确立端传媒中国报道的方向和调性？仅举一例。
2015年八月，天津大火。这是我加入之后，与团队处理的第一个报道。作为新兴的香港数媒，端传媒在现场几乎没有任何资源，不可能如其他国内媒体抢话筒提问，甚至很多官方记者会都无法进入。前线记者吴婧情绪有些低落，找不到报道方向。
我让她先从天津撤回北京，休整一下。我们相约在朝外北小街的一家陕西饭馆。在小板凳上坐着，吃着麻辣的酿皮子，讨论如何在灾后报道中写出新意，体现端传媒不一样的视角。我说：去和灾后的中产阶级聊聊吧。那些在海港城购房置业的天津市民，能够支付得起两万人民币的均价购买万科地产，应该是最典型的中国大中城市里的新兴小中产阶级。这个阶级怀有对生活的美好憧憬也始终是社会转型中相对沉默的一群。他们如何面对重大公共安全事故中被瞬间砸碎的人生？其中个人选择与现实的冲突，人性与命运本身的张力，也许是最应该被叙述的中国故事。
这样一聊，吴婧超级兴奋。一顿饭后，就转头又冲去了天津。临行前，她问我，你对我有什么要求和指示？我说：“平安、健康”。置身八月北京燥热如蒸笼的街头空气里，我意识到，用一句矫情的话说，端传媒拥有一群“不会辜负这个时代”的媒体人，用自己微薄的力量，我的专业知识与人生经验，努力保护和陪伴这群人用最常态的方式“平安、健康”地记录与写作，是我在这个团队里的责任。
不出所料，数天后，八千字大稿《不堪一击中产梦爆炸把业主变成访民》发回，采访扎实，记者用充满人性悲悯的冷静笔触，还原了一群普通人被灾难改变的人生，让人心头一动。这篇稿后来成为微博上的热文，我相信，我们的尝试，被读者认可了。
就这样，在端传媒大陆组，我们开始用更自然的态度，去描述中国大陆。这里当然有对权力的毫不回避的观察，有政治经济中最严峻的议题，有国家趋势变化后面的驱动力量；这里也有对新兴产业、新生活方式、新技术、新思维的体察和描摹；还有，在这庞大的旧式权力与蓬勃的新式生活之间，微小个体的命运、选择与挣扎。
其中的困难？不一而足，不足挂齿。许多个深夜，编辑稿件的时候，我会听到自己内心的愤怒与纠结，新闻价值与现实压力的较量和权衡。优秀的团队和端传媒编辑部小环境里呈现出的“新闻常态”与我置身的魔幻现实主义大环境之间的冲突，更加刺激了我的反思。我开始审视自己身上的愤怒感、无力感和戾气。
自2003年起，我用英文在南华早报（SCMP）报道中国的政治、媒体和法律新闻，彼时胸中充满“铁肩担道义”的豪情，相信做记者一篇一篇稿子写下去，会帮到一些弱者，会推动社会与制度的改善，相信这个国家会在我们的眼前和笔下一步步变好。作为极少数在香港媒体里工作的大陆人，我一直满怀期待中国政府可以放宽对境外新闻机构在华采访和聘用人员的限制，让更多优秀的新闻人才可以在国内外新闻机构里自由流动。这个期待在北京奥运会之后，被证实为不可能。时至2009年9月，我突感疲倦，一度陷入抑郁。
如果新闻人只是记录事实和发现问题，而看到问题后又根本没有解决的力量，而你笔下的弱者的人生，也仍然会继续下去，这种帮不到别人的无力感很摧毁人。此路不通，那就转换领域，我开始投身于新闻培训和公益组织的field work.
在一家国际媒体NGO机构里，我和同事们希望整合资源，切实地做一些个案和制度层面的推动，改变在中国新闻界人员不专业、体制不透明、法律不规范的现状。但数年工作之后，现实又再次给了我重重的一击，靠个案推动制度改进、言论自由和司法专业化的道路被证明行不通，国际机构在中国开展公益活动更是难上加难。
有时候想，就此什么事情都不做，去赚钱，下海，移民，为什么不行呢？这不也就是今天大多数人的正常且正确的选择吗？
西西弗是幸福的，因为他有信念。有信念的人，会找到方向，会找到工具，会找到走下去的力量。
我们会继续挖掘字里行间里的张力与韧性，还会坚持用平静的心态，冷静看待和记录中国，我们会视野更开阔，用更高的价值，推动中国与世界对话，构建一种走向常态的可能。
在这个过程中，内心的迷惘也许还会继续。但我总是相信，即使最黑暗的时代，也会有人愿意持一盏灯，往光明的地方走。我们的观察写作和记录本身，就是那盏灯，会照亮我们的内心，记录光明与黑暗中的一步一步。
光明，不是由黑暗定义的，是由寻找光明的人定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