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邓聿文 转载自：美国之音
中国国安部长陈一新前不久相继在中共党媒求是杂志和学习时报发文，谈当局的总体国家安全观及其指导下的中国国家安全建设。今年是总体国家安全观提出的10年，官方进行了大张旗鼓的宣传报道，其中，陈文尤引起海内外舆论的密集关注。两文侧重点不一，发于学习时报的文章完整解释了当局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内容和中国当下遇到的内外安全形势，首次提出要在中国深入开展反颠覆、反霸权、反分裂、反恐怖、反间谍的所谓“五反斗争”。不妨将此文作为一个文本分析，看北京当局究竟在害怕什么。
中国并非只是百年大变局的被动适应者
当局在过去10年坚持的一个提法是中国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个判断包含着对形势演变的不确定性。因为大变局意味着它是一个进行时，而非完成时，会对中国造成内外的联动影响，但是该判断也表明，大变局作为历史趋势，有些元素亦是由中国带动和影响的，换言之，中国自身是这个大变局的组成部分，而非是大变局完全的被动适应者。由此，要应对百年未有大变局，也有主动和被动两个层面。这大概是当局在10年前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时代背景。
陈在文中没有直接谈到当局何以要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但是在分析要时刻认识维护国家安全的国际环境时，提到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时代、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指国际力量格局由一极转向多极，国际发展格局由合作转向竞争，国际安全格局由稳定转向震荡，国际治理格局由调整转向重构。在这一过程中，全球安全阵营分化、安全机制失灵、安全风险积聚，“由稳变乱”“由乱变危”的风险加大。各国谋求传统安全的手段，面临非传统安全的隐患，对战略新疆域的争夺愈发升级、多元和激烈，遭遇“黑天鹅”“灰犀牛”事件的概率愈发增大，外部环境的不稳定不确定性明显增强。此论述让外界看到，中共高层是如何认识当下的国际格局特别是国际安全格局的，部分解答了上述问题。
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内涵及“总体”含义
文章最有“价值”的部分是让外界了解当局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具体内涵以及“总体”二字所指。对什么是总体国家安全观，外界并非完全清楚，尤其对“总体”的含义，知道的人不多。陈第一次完整阐述了它的内涵，包括16个方面，分别是地位作用、道路选择、战略要求、价值立场、中心任务、首要工作、全域统筹、实战导向、全新策略、斗争精神等。其中有些说法，如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国安中心任务，是坚持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绸缪，防范化解国家安全风险，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政治安全是最高国家安全，坚持把政治安全放在首要位置，坚定维护国家政权安全、制度安全、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安首要工作；创建适应重大斗争需要的隐蔽战线实战体制；坚持党对国安工作的绝对领导，把党的领导贯穿国安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等，在八股式语言的背后，体现了当局将国家安全作为“头等大事”来抓的思考模式。
正因国安如此重要，所以当局才要以“总体”一词来命名它的安全观，该词政治含义是，通过对国家安全的全体系构建、全领域防控、全方位统筹和全手段运用，完善国家安全法治、战略、政策、风险监测预警体系，筑牢防范风险的铜墙铁壁，综合运用一切手段防控处置，汇聚人民战争的所谓强大合力。
当局的“新五反”
陈文最让海内外关注的，无疑是他提出要打好反颠覆保卫战、反霸权总体战、反恐怖阻击战、反分裂主动战、反间谍攻防战的“五反斗争”。这“五反”是国安部对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具体部署和落实，但它并非只是国安部的工作任务，也是当局对国安工作的具体要求。总体国家安全观既被当局当作保护国家安全特别是政权安全的不二法门，作为负责落实的强力部门，国安部就必须端出让当局满意和放心的一桌“大餐”。
然而，也不要认为“五反”是当局现在才推进的，过去一直在做，只是现在把它们明确冠以“五反”名号而已，这个名字容易让人联想起历史上的“五反”，后者指的是在1952年初到当年10月，在私营工商业者中开展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经济情报的斗争，故民间舆论把国安部长命名的“五反”又讥讽为“新五反”，两者的内容虽然不同，但名称在此时的某种耦合，实际上预示一种必然性，即都是在历史特定时期为巩固国家政权，保持社会稳定而采取的打击手段。
“新五反”的第一反是“反颠覆”。这当然是针对中共政权而言。对政权的颠覆威胁来自国内外，所以陈指出，“反颠覆”的对外重点是筑起维护政治安全的钢铁长城，高度警惕反华敌对势力西化、分化图谋，严厉打击境外渗透、破坏、颠覆、分裂活动，坚决防范抵御“颜色革命”；对内重点则是铲除影响政治安全的土壤，守好互联网、高校等意识形态阵地，反对和抵制各种错误思潮，严防各类风险向政治安全领域传导。
第二反是“反霸权”。尽管陈没有明说，但都知道这个霸权指的是谁。“反霸权”的重点是反对“筑墙设垒”“脱钩断链”，反对单边制裁、极限施压；同时健全中国自己的反制裁、反干涉、反“长臂管辖”机制，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把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
第三反是“反分裂”。主要对台独，陈提出要坚决挫败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图谋，反制外部势力干涉行径，重点是惩治充当“台独”“马前卒”的台湾间谍人员，“为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作出隐蔽战线贡献”。
第四反是“反恐怖”。陈表示，反恐的重点是严打境内暴恐活动，坚持凡“恐”必打、露头就打、依法严惩，加强风险排查联防、重大安保联控、重大专案联打，守住境内不发生暴恐案的底线。另外也要严防境外恐袭风险，健全恐袭风险预警机制，推动关口前移，强化源头治理，维护海外公民、机构、项目安全。
第五反是“反间谍”。陈提出要组织强大攻势，持续开展反间谍专项行动，深入实施新反间谍法，全面提升依法打击能力，坚决挖“钉子”、除内奸，强化立体防范，加强重点对象、要害部位保护，压实各部门反间防谍主体责任，筑牢守卫国家秘密安全的坚固防线。
“五反”其实也是“五怕”
需要指出的是，陈对“五反”斗争有不同表述，对反颠覆，用的是保卫战；对反霸权，用的是总体战；对反分裂，用的是主动战；对反恐怖，用的是阻击战；对反间谍，用的是攻防战。这反映当局在构筑国安防线时，对每一“反”针对的对象、性质及使用的力量和手段，是知晓的。
10年前北京当局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到此次陈一新公开抛出“新五反”，表面看，当局的国安布防似乎越来越缜密，越来越一副成竹在胸的样子，但实际上恰恰暴露出当局越来越不自信，越来越胆怯和害怕，害怕什么？怕政权被内外颠覆，怕发展被霸权打压，怕台独将台湾从中国分裂，怕内部发生暴恐，怕中国社会包括政权内部出现“内奸”。所以对“五反”要反过来理解，其实就是“五怕”，而“五怕”也不过是个代称，当局害怕中国出现系统性的风险和危机。
在“五怕”中，当局恐怕最怕的是政权内部有党员干部立场和意志不坚定，被西方策反或受引诱，挖政权墙角，这就是陈为什么特意强调“除内奸”的原因。“内奸”一词在国安部长的表述中复活，让外界看到当局依然留存的阶级斗争思维，以及对政权内部人员的不信任，堡垒最易被敌人从内部攻破，当局牢记这个历史定律，布下天罗地网，铜墙铁壁，要防止这种现象出现，确保中共在这个大变革时代，还能统治下去。
问题是，在时代的大洪流面前，这“铜墙铁壁”管用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