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何可 转载自：青衣仙子的一维空间
1947年，晋绥老区率先实行土地改革。开始还比较温和，后来在康生等人的批评指导下，晋绥土改急遽“左”倾。当时的口号是：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贫雇农要怎么办就怎么办。一时间，乱打乱杀地主富农的风气四处蔓延，许多惨绝人寰的悲剧就在这块土地上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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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地处中原，文化积淀深厚。山西兴县蔡家崖，村子前面有蔚汾河流过，南依高崖，土地贫瘠，牛家的院落便坐落在这里。牛氏家族世代都是书香门第，也是山西省赫赫有名的旺族，1885年，一名男婴在牛家呱呱坠地，取名照芝，号友兰。
谁也没有想到，这位牛友兰后来竟然成为晋绥边区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进了《毛选》。更令人唏嘘感慨的是，他竟然惨死于他为之奋斗的事业胜利之时，死于他引以为傲的儿子手下。
牛友兰自幼聪慧，以读书为己任。20岁便走出吕梁山区，求学于京师大学堂。1909年，牛友兰24岁，一场大病使他不得不辍学离开京城，回到家乡。
受家族风气影响，牛友兰视读书人积极入世才是正道。回乡后，面对贫穷落后人才匮乏的家乡，他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兴办新式教育。
为此，牛友兰四处游历，参观访问各地新学，学习积累了许多办学经验。1925年，牛友兰和朋友刘少白几经周折，办起了兴县中学，这是晋西北第一所具有现代意义的初级中学。在当时无疑是石破天惊的壮举，在黄河两岸引起不小震动。岚县、保德、岢岚、方山、临县、神木、府谷、佳县等地学生，纷纷前来就读。兴县中学先后招收了8个班，培养了近300名学生。至今，当地百姓对牛友兰和刘少白两位先生开办新学堂，还感恩戴德，念念不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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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友兰家自父辈即开始发达，成为兴县首富。辛亥革命后，因兴县远离政治中心，牛家没有受到什么影响。到了抗战前夕，牛家已经拥有五座宅院、一所花园和两千多垧土地。此外，牛家还在县城里开了“复庆永”、“福兴永”等商号。
抗战军兴，牛友兰毁家纾难，支援抗战，可谓竭尽全力。1937年，八路军开赴兴县开辟抗日根据地，后勤供给十分困难。牛友兰毫不犹豫，个人出资，提供了一个团的冬装，又主动将自家的院落让出来，给八路军做了司令部。
牛友兰原在兴县城关开设有一家复庆永商号，乱世之中，只好关门停业。合伙人准备把大批商品搬迁到陕北，另设门市。牛友兰不同意，他说：“国难当头，我们应该拿出物资，支援抗战”。在牛友兰的说服动员下，最后，大家同意拿出一部分物资支援抗战。
这年秋天，贺龙、关向应率领八路军120师挺进晋西北，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眼看就要入冬了，战士们还穿着草鞋、单衣同日寇作战。牛友兰心里焦急，把复庆永的股东召集起来，与大家商量，把店铺库存的布匹、棉花以及毛巾、袜子、肥皂都拿出来，给战士们换上棉衣，配备了日常用品。
牛友兰的好友刘少白，原来是中共地下党员。这一年，刘少白奉命从太原返回兴县，筹办兴县农民银行。为筹集资金，刘少白来到牛友兰家，简短寒暄之后，说明了来意。牛友兰二话不说，当即拿出2.3万银元，作为银行的运作基金（整个银行基金为3万元）。
晋西北地区交通闭塞，物资奇缺，加上敌人的经济封锁，抗战中期，军民生产生活非常困难。为了解决边区人民物资匮乏的问题，牛友兰又出资一万银元，以复庆永商店为根基，创办了兴县民众产销合作社。合作社分为生产部和营业部，生产部组织群众纺花织布，营业部经销土布、棉花、食盐、煤油等生活用品。
生产部发展势头很好，先是改名蔚汾纺织厂，继而生产规模扩大为晋西北最大的纺织厂，又更名为晋西北纺织厂。纺织厂生产的毛巾、袜子、裹腿等物资直接提供给抗日部队。从建厂开始，牛友兰就担任纺织厂的厂长和经理，但他从未享受过特殊待遇。1941年，行署以牛友兰年事已高为由，派人接替他所担任的纺织厂厂长职务，调任晋西北贸易总局顾问。工厂产权、产品、利润收归政府所有。牛友兰离开工厂时，没有带走公司任何财物，连建厂时投入的一万银元也分文未取。
抗战期间，牛友兰几乎拿出了自己的全部家产，先后捐资35000块银洋，捐粮两万多公斤，还有大量棉花、布匹、肥皂、毛巾等生活用品。在当地人的记忆里，牛友兰是从传统儒学教育里熏陶出来君子，他平易近人，克勤克俭，言谈举止一副儒雅作派，没有任何恶习。
1942年5月，牛友兰带领15人的晋西北士绅参观团赴延安学习，受到延安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延安《解放日报》对牛友兰作了专题报道，赞扬他兴学育人，举办实业，支援抗战，送子参军，在延安引起很大轰动。毛泽东、朱德亲自接见了牛友兰一行。毛泽东握住牛友兰的手，问：“你把孩子们都送到延安来了？”
牛友兰说：“前后送来了11个。”
毛泽东说：“欢迎你们全家参加革命！”会见结束，毛泽东、朱德总司令举行晚宴招待了牛友兰一行。
参观团回到晋西北以后，牛友兰在《抗战日报》上发表观感说：“最使人感动的是延安的新政治、新经济、新文化，这是共产党领导人民能够取得胜利的保证。我们一定要把这些宝贵的经验发扬光大，让它在晋西北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这年10月，牛友兰当选为晋西北临时参议会参议员。后来，牛友兰进了《毛选》，成了和李鼎铭、刘少白齐名的开明绅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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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农历八月初七，牛家双喜临门。27岁的牛友兰喜得贵子，同时传来二伯父三伯父在外相继为官的消息，祖父牛锡瑗闻讯喜极，即送了长孙一个“官”字。牛友兰嫌这个名字太直白，不久就将儿子更名为“荫冠”。牛荫冠同辈兄弟姊妹二十多个，在太原、北京等地读大学的就有十五六人，这在交通闭塞、文化落后的晋西北地区，显得鹤立鸡群。
牛荫冠和父亲一样，青年时代到北京求学，1932年考入清华大学电机系。是当年清华大学录取的四名山西籍学生中的一个，可谓凤毛麟角。后来因参加地下党，成为清华左派学生社团的领袖人物，无法应付繁重的学习任务，于是改学了经济。“一二、九”运动后，牛荫冠24岁，还有半年才毕业，当时，地下党领导人安子文要他回山西协助薄一波工作，他毅然放弃学业，没有拿到毕业证就离开了清华。
1936年，薄一波推荐牛荫冠担任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总负责人，负责牺盟会的日常工作。1939年底，牛荫冠被列入阎锡山的暗杀名单，他带领总会机关干部躲过暗杀，渡过黄河，绕道陕北，回到兴县晋绥根据地。1940年2月，他被委以重任，担任行署副主任，兼行署党组书记。到了1942年，又被推举为晋绥边区临时参议会副议长。
牛友兰把国家富强的希望寄托在共产党身上，鼓励和支持儿女们参加革命。他先后将儿子侄子十余人送到延安，长子牛荫冠一直是他的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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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9月18日，蔡家崖村召开农民大会，当时的晋绥分局书记、军区政委李井泉到会讲话。他说：要彻底平分土地，就先要斗倒地主阶级。大家提出要斗争牛友兰，我也赞成，牛家过去剥削压迫过这里的农民，并且还剥削过全兴县的老百姓，因此希望推代表到各地去，邀集各地农民派代表来参加。要把地主彻底斗垮，大家不要顾虑，共产党一定给你们撑腰。很多地主和公家人有关系，地主利用公家人、退伍军人给他撑腰，最近李家湾斗一个地主，他女婿是司令部副官处一个会计，要副官处写信给农民取回寄放他岳父家的东西，我们认为这做得不对，东西不能交回。以后不管是任何公家人，或是退伍军人，谁要包庇地主，你们都可以斗争他。
李井泉的讲话有很强的针对性，就是要把牛友兰拿出来斗争。当时，牛荫冠作为边区临时参议会副议长、边区贸易局局长，就坐在台上。李井泉是晋绥边区的党政最高领导，他这是借人说事，敲山震虎。这番讲话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李井泉话音刚落，《晋绥日报》即以《群众要求尽速开会，斗争大地主牛友兰》为标题撰文，报道了当日情景。
文中说，到会群众一致认为：要平分土地，首先得彻底斗倒地主。比如该村大地主牛友兰还没斗倒，群众要求最近就开斗牛大会。牛荫冠同志为了拥护群众这一要求，起来向群众检讨自己，说过去的立场站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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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天后，9月26日，蔡家崖召开了“斗牛”大会，对牛友兰进行了残酷批斗。斗争牛友兰之前，李井泉找牛荫冠谈话：“蔡家崖的群众要求召开斗牛大会，你要和牛友兰划清界限，积极参加土地改革运动……”批斗会开始，牛友兰和一群地主、富农被拉到会场前面，跪在地上，他们跪的地方都铺着一层棱角尖锐的碳渣。
有人见牛荫冠坐在主席台上，要将他推倒站着的地主富农那边。农会主席说：这是咱自家的人，怎么放到那一边？让他和农民坐在一边。闻听此言，牛荫冠“感到极大的温暖和党的亲切，感动得落泪不止”。他压抑着心中的难言之情，眼看着自己的老父亲跪在台下碳渣上，接受群众的批斗。
早就安排好的村民，一个一个跳上主席台，慷慨激昂地列数牛友兰的罪状。斗争会开到高潮，要押着地主富农游街示众，有人将62岁的牛友兰按倒在地，把一根铁丝穿进牛友兰的鼻孔，高声呼喊：牛荫冠，过来，牵着老牛游街！
几十年以后，在场的人还记得当年的情景：牛荫冠神色凝重，木然地接过别人塞在他手中的铁丝。铁丝的那头，是鼓励他走进革命阵营的老父亲，老父亲被五花大绑，佝偻着身躯，背负着天大的冤屈。牛友兰看着牛荫冠接过铁丝，非常吃惊，也很生气，悲怆与绝望涌上心头，千头万绪，无语凝噎，不由得摆了摆头。鼻翼下面的骨头又薄又脆，他这一摆头，鼻翼下面的脆骨就被铁丝拉断了，顿时鲜血直流，淌了一地。
牛荫冠牵着牛友兰的鼻子开步走的时候，会场像哑了一样，异常寂静。父子俩没走多远，群众中就有人打抱不平，冲到牛友兰身边，把捆绑他的绳子解开。一片混乱中，批斗大会不得不宣告结束。众人把老人扶回家中休息。一辈子受人尊重、被乡邻们视为楷模的牛友兰，何尝遭受过这样的奇耻大辱？牛友兰回家之后就开始绝食，好多人都劝老人进食，但谁劝也不起作用。老人在绝食三天之后愤然弃世而去。那一天，恰好是农历八月十五，牛荫冠没有回家，他从此也再也没有回过家乡。
2020-11-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