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大家谈A 转载自：微信公众号 原文链接
问：秦老师，您提到一战前后五大帝国都发生了解体，迅速进入民主模式，但是它又马上回到集权的模式，背后的机制或者原因是什么？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共性？
答：这个问题我觉得提得很好的，尤其是对民主制度何以持续的问题。很多人用文化差别来解释。我觉得第二波民主化后来遇到的问题，就是对文化决定论的一个否定。因为这五大帝国，那么多的国家，它们的文化是千差万别的，但是后来都碰到一些共性的问题。所以我觉得用文化来解释，显然有漏洞。中华民国后来没有搞成宪政，你可以说中国文化多么不行，或者说对宪政有很多妨碍。我宪政刚才提到的那些国家都不是儒家，它们也不是中国文化，但它们不也遇到这些问题吗？
严格的说，实行宪政民主制度比较顺利的国家倒真的很少，但是宪政民主价值的传播能力很大，因为它体现了人们的共同要求。当然，人们的共同要求实现在哪一个国家都会非常之艰难。
至于第二波民主化的这些国家，他们的失败可以说是有各的理由。其实有些国家没有失败，像捷克后来一直维持比较规范的民主制度，直到1938年被希特勒吞并。可以说它的失败是由于外来的希特勒的侵略，如果没有希特勒的侵略，捷克的民主或许会一直延续下去。
这些国家为什么会失败？除了各种各样的具体原因以外，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民主作为一个大乱之后结束乱局的决策，往往不是最有效的。批评民主的人往往会说民主会导致大乱，其实从一战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不是民主导致大乱，而是大乱导致民主。因为一战本身就是一场空前的大乱，这场大乱都是因为那些不民主国家挑起的——而如果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帝国主义强盗之间的战争，大概就不会这样说了。但是一战时期几乎所有的人，不管是自由派还是社会主义者，包括陈独秀那样的人，都坚持认为这场战争是由奥匈帝国、德意志帝国这些专制国家挑起来的，讲得简单一点，他们都认为专制主义导致战争，或者专制主义导致了国家的无序。
总而言之，大乱并不是民主造成的。相反，民主正是因为专制制度引起了大乱，才导致人们寻找新的道路，在这过程之中产生的。包括现在我们有些新权威主义者老说辛亥革命以后中国就大乱个不停，可是，辛亥革命以前中国是安定的吗？至少从太平天国开始，中国就进入了一个王朝交替之际的乱世。假定辛亥革命失败了，我们后来看到的是另外一个王朝，那么可以说从1853年太平天国内战开始，一直到1949年，中国经历了百年动乱，这百年动乱其实是两个王朝之间的一场大乱。这场大乱历史上不知道重复过多少次，这和民主有什么关系呢？
当然，我是反对民主导致大乱这个说法的。但是另一方面，用民主来治疗大乱，的确也非常困难。从一般情况看，面对大乱，如果没有铁腕手段，是很难重建秩序的。在已有的秩序下实行民主转型，是比较理想的。在大乱之际，通过民主来结束乱局，往往比较困难，因为民主往往不能很快形成一种强大的秩序力量，这不是民主导致乱局，但是实行民主会使乱局迟迟得不到解决，一直处在上不了轨道的那种状态。
这个时期一旦拖长久了，大家就会厌烦，就会重新怀念铁腕，重新希望有个强人出来收拾乱局，这和文化是没有关系的。你不要说中国人习惯了专制。德国人呢？其他国人呢？我刚才提到的一个典型就是波兰人。波兰人在中世纪都没有过专制的，波兰中世纪的国王都是贵族选举的，从来没有出现过独裁政治，但是在一二战期间的动荡和危机之中，波兰也出现了军人掌权的所谓的萨纳齐政治，就是毕苏茨基元帅用类似军人独裁的做法治理国家。
这就是说，在一个持续不停的动乱中，要用民主制来解决乱局，很困难。有人反过来骂民主制，说是民主制导致动乱，那是倒因为果。是先有动乱才有民主，但是要通过民主来走出乱象，的确很困难。走不出来，最后只能寄托一个新的强权。要说第二波民主化国家的失败，一个共性就在这里。当然他们每一个国家可能都有各自的具体情况，但是要说有什么共性的话，这是一点。
给我们的一个教训就是，民主转型最好在没有失控的状态下，最好在有秩序的状态下进行。要真的天下大乱了，再搞民主，试图通过民主来恢复一个秩序，是很难的。但是人类社会的悲剧往往是，它在秩序很安定的时候，就想不起要搞民主，结果搞民主的时候已经乱得不可收拾了，乱得不可收拾了，想要通过民主来走向秩序又很困难，所以它往往就陷入这个循环中走不出来。
我觉得第三波民主化之所以比较成功，就是因为当时军人专制条件下秩序还是比较稳定的，上面有改革的愿望，下面也不能太激进。包括苏联、东欧也是这样，第三波民主化其实不是从苏联、东欧开始的，而是从地中海国家开始的，西班牙、葡萄牙、希腊这三个国家都是在1970年代中叶实现了从军人专制转向民主，它们都很成功。后来的戈尔巴乔夫也是一样，上层有改革派，下面也有改革的动力，那么就平稳渡过了。
如果已经搞到发生内战，再搞民主就很难，真正搞出内战以后，最后的结果就是谁最横谁厉害，民主是很难站得住脚的，1917年二月革命以后的俄国就是这种状态。
以上文稿节选自秦晖教授在“大家谈讲坛”所做第2次大讲座《民族矛盾与社会转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