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柳展雄 转载自：大象公会 原文链接
1979年欢迎霍梅尼回国的人潮中，有不少受过西化教育的城市中产；保守的宗教界人士则有700人被霍梅尼处死。
文｜柳展雄
关于伊朗，互联网上经常能看到这样的对比图：
超短裙和黑袍的意义一目了然，1970年代末革命之前的巴列维政权虽然专制腐败，但至少伊朗城市生活还算开放而现代，结果巴列维倒台后惨遭以霍梅尼的神权革命政权反攻倒算。
开化进步的世俗独裁者，与愚昧迷信的宗教保守乡民，似乎高下立判。
不过，霍梅尼上台、伊朗走向神权的过程，远不是宗教狂热的土包子愚民造反这么简单。
乡下人不革命
根据网上普遍流传的说法，巴列维时代的物质享乐只是少数城里人的特权，广大农村人口沦为了财富分配不均的受害者，又看不上城里人腐化、糜烂、世俗化的生活方式，他们的怒火缔造了伊斯兰革命，最终吞噬了伊朗社会曾经的开放和自由。
1960年代伊斯法罕附近的农村
事实上，伊朗农民并不热心革命，在推翻巴列维王朝的运动中，广袤的农村地区安安静静，农业人口则全程沉默，对霍梅尼既不支持也不反对。
从1960年代开始，巴列维政权早已通过土改，以近乎苏联斯大林时期的手段和模式，消灭了乡下的传统势力，也控制了农村的政治经济生活。
作为广义上的右翼威权领袖，巴列维搞土改并不奇怪。
1965年，土改时期的巴列维国王伉俪
冷战时期，土改并非左翼革命的专利，美国官员和知识分子曾长期认为，土地改革能确保公平公正，促进经济发展，避免激进革命。
吴庭艳、李承晚等右翼威权领袖都曾接受美国专家指示，要抢先打土豪、分田地，不留给极左分子动员农民造反的机会。
不过，伊朗的土改比其他亚洲威权政权都走得更远。
1960年代，巴列维国王宣布发起「白色革命」，通过六项具体方案，自上而下改造封建体制，首先就是规定地主拥有的土地上限（可灌溉土地10公顷或旱地15公顷），超标土地全部由国家强制收购，再出售给农民，后者可分期15年购买。
土改运动中，巴列维国王亲自颁发土地证明文件
白色革命也打击了教士阶层，巴列维下令没收清真寺名下的土地分给农民，触及了约占全国耕地面积30%的宗教地产。
1971年时，伊朗92%的农户都有了自己的耕地。
伊朗土改并未止步于此。巴列维不但将农村水源、灌溉系统、森林和粗放牧场都收归国有，还在1970年代发动了白色革命的第二阶段，将分给农民的土地再收回来，由政府统一安排乡村的生产和消费。
1972~1975年，白色革命第二阶段在胡齐斯坦省试点，成功后于1975年6月推广到全国
在国家安排下，农民们交出地产，加入「农业综合企业单位」。为了建成这种神似斯大林模式的体制，巴列维政权不惜以军队打压抗争，用推土机铲平农民家宅，驱赶民众加入「集体农庄」。
分到田地的农民，没过多久就重新丧失了土地。
伊朗农业集体化的后果与苏联大同小异，白色革命迅速把这个粮食出口国变成了进口国，每年须进口小麦250万吨、大米30万吨，农业只占GDP总量9.7%。
巴列维父亲礼萨汗早在1920年代就曾表示，钦佩斯大林模式的冷酷和苏联人工作纪律的严格，誓言要「让伊朗人认识到，他们早晨起床就必须去工作，一整天都要努力工作」
所有人都成了输家，除了国王及其亲信。在白色革命后期，巴列维把土改当作得心应手的政治工具，严惩异己的地方豪强，把地产赏赐给亲信，尤其是军队高官，军方在1979年革命期间没有倒戈。
农民则在集体化过程中化为一盘散沙，生产生活由国家统一规划，没有了自治和组织造反的能力。巴列维在位的时候，农村服从于巴列维的官僚；霍梅尼上台后又服从于霍梅尼的官僚。
最有进取精神、敢想敢做的农民，则选择了去城市闯荡。他们生存艰辛，聚居在德黑兰贫民区十几个人一间的群租房里，每天艰难地挤车上班，但也因为赶上了城市化发展期，收入水平好于在老家种地。
「白色革命」中开始拥有投票权的女性
即使不堪重负，底层农民工也并不一定要追随霍梅尼这样的宗教革命者。传统什叶派思想并不宣扬造反精神，更多强调忍耐现世苦难、忠于人间君主，在虔诚保守的普通百姓中影响巨大，代表作如《天堂之谜》是伊朗最畅销的书籍。
巴列维覆灭的过程中，直到国王流露败相，各路政治家才煽起劳工群众，要求分享政权。
那场最终将伊朗女性包裹在罩袍里的革命，并非来自「愚昧落后的社会下层」。
革命热情最高涨的，是衣食无忧的中产阶级。
巴列维的敌人
1978年，伊朗革命的中坚力量一目了然：商人罢市，学生罢课，50万德黑兰市民高喊「处死国王」、「霍梅尼是我们的领袖」等口号。
商人造反是伊朗社会的悠久传统，商界组织「巴扎」类似欧洲中世纪行会，在经济上绝不欢迎西方资本的竞争，热衷抵制洋货，反对外资企业涌入。
在巴列维的亲美政策下，西方资本迅速冲击了伊朗传统的巴扎摊贩、零售店。
1951~1953年，首相摩萨台发起石油国有化运动，没收外资，与美国敌对，商人们追随其后，参与抗争，呼吁打倒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巴列维国王。
失败后被送上法庭的摩萨台
此外，巴列维政权虽然对外开放，但作为右翼威权政府，与李光耀、弗朗哥等政权颇有差异，对自由市场极不友好，反而有强烈的统制经济色彩。
「白色革命」中，伊朗政府强迫企业吸纳雇员入股，其中私企要出售30%~49%的股份给劳工分红，此外还有专门补贴的工人福利银行和工人信贷合作社，政府为工人提供房贷，开办夜校学习班。
1970年代中期，城市物价飞涨，巴列维怪罪于「投机倒把」的商人，由胡韦达首相颁布《反牟取暴利法》，两周内逮捕了7750名商人，查封600家商店，至1975年底，全国18万巴扎商人被判罚金，23万店主遭到取缔。
1971年的德黑兰
一时间，资本家如惊弓之鸟，纷纷将资金抽往国外，伊朗经济形势大为恶化。
屡次遭到割肉的资产阶级，被国王亲手推向了革命者阵营。
霍梅尼旗帜下最忠诚的「下层」革命者，是这些巴扎商人中的下层人士，他们和神学院学生一起构成了霍梅尼最忠诚的基本盘，与真正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工格格不入。
通过商业网络，巴扎商人在国内运输、传播流亡革命者霍梅尼的演讲录音磁带，还成立伊斯兰联盟协会，向霍梅尼派系提供资助。
因此，当代伊朗的不少军政要人都出身于巴扎商人，印证了商界对伊斯兰革命的巨大贡献。
霍梅尼流亡归来时驾车去机场接他的，是蔬菜巴扎商人拉菲克道斯特，此人后来成为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部长，还担任过最大的国有慈善基金——受压迫者和战争残疾人基金会的主席。
霍梅尼政权的另一要员，商业部长阿斯伽罗拉迪，也是巴扎商人出身，在两伊战争期间掌管了国家采购与分配的大权。
1989~1997年担任总统的拉夫桑贾尼，父亲是克尔曼省农产品大商人，生产和经销开心果，拉夫桑贾尼14岁便被送到什叶派圣地库姆学习宗教，成为霍梅尼的忠实信徒。
1979年2月霍梅尼宣布任命临时政府总理时，拉夫桑贾尼坐在他身边
最近成为媒体焦点的伊朗将军卡西姆·苏莱曼尼，其父亲也是克尔曼省的开心果种植园经营者，而伊朗的农产品市场在巴列维时期几乎被外资占领。
1978年革命中，愤怒而躁动的工商业群体发起了复仇。
霍梅尼的面纱
1979年2月，霍梅尼结束了15年的流亡生涯，从海外归来。欢迎人群中，有贫民窟居民，有资产阶级和市民，其中包括大批受过西化教育的女性，比如伊朗的第一位女性法官艾芭迪。
伊斯兰革命后艾芭迪被剥夺法官资格，转行成为律师和人权工作者，多次代理敏感案件，2003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遭政府没收奖章和证书。
这些听摇滚乐、穿超短裙的城市精英，之所以愿意跟霍梅尼合作造反，除了共同的敌人巴列维之外，也因为他们深信世俗化是大势所趋，并不认为愚昧迷信的宗教保守力量值得担忧。相比之下，极左的马克思主义者才真正令他们忧心忡忡。
而且，当时霍梅尼至少看上去并没有多少真实实力。
霍梅尼的一生中，客居伊拉克的时间多于在伊朗，被认为缺乏国内群众基础，革命初期只是凭借着长期流亡、先知先觉的资历，在道义高地上受到各党派和示威群众的尊敬。
流亡中的霍梅尼
追随他的教士也只是一小撮人，因为巴列维政权虽然高度世俗化，却远不是伊斯兰教的敌人。老国王穆罕默德·礼萨建立的清真寺数量前所未有，巴列维本人也经常搬出古兰经，声称其白色革命符合打击富人，帮助穷人的宗教理念。
传统上，什叶派也以倾向王权而著称，更愿意捍卫君权神授的古老传统。尽管土改触动教士集团的利益，但他们并未因此而普遍投向霍梅尼。
1950年代，大多数教士也都支持巴列维国王，站在民族主义者摩萨台的对立面。图片据说是巴列维亲吻参与打倒摩萨台的教士阿布-卡西姆·卡沙尼
霍梅尼将要选择的政教统治道路，也与传统什叶派为国王充当顾问的做法大不相同。
不过，这一点当时并不为知识分子和商人所知，他们相信，一旦革命成功、国王退位，教士们自会按照什叶派传统退居二线。
革命初期，霍梅尼本人也尽力表现得人畜无害，跟自由派、民族主义者、世俗左派都能友好相处。1978年11月，霍梅尼接受英国《卫报》采访，表示：「我不想拥有权力或政府的掌控权，我对个人权力不感兴趣。」
这种说法也不无根据，革命后的临时政府里，宗教原教旨主义者并未把持重要职位，总统和总理分别由民族主义者巴尼萨德尔和世俗派巴拉尔甘担任。
按照霍梅尼当时的说法，他既不准备推行政教合一，也不会强迫女性戴上罩袍。在教义方面，他的态度模棱两可，表示不支持一夫多妻制，「男人结婚，一个老婆就够了。」
在公众眼中，霍梅尼清贫简朴，形象与甘地大同小异，是一位正直而略微有些迂腐的老头子。
对这种过于刻意的圣雄形象，伊朗自由派并非全无戒心，但这位70多岁、一生折腾的老年人，看上去似乎也撑不了多久。
崇尚暴力的「人民圣战者」，尽管与霍梅尼的伊斯兰共和党颇有冲突，甚至以炸弹袭击其高层干部，但对霍梅尼本人也保持尊敬，不敢批评攻击。
然而，不久之后原教旨主义者便撕下了伪装。
革命之路
1979年3月7日，霍梅尼下达强制女性戴头巾的命令。革命从此不断推进，11月伊朗学生占领美国大使馆扣押人质后，霍梅尼更是趁势清洗亲美的自由派分子，并查封电影院、歌舞团等娱乐场所。
1979年3月8日，抗议头巾令的伊朗妇女
对此，伊朗革命中的另一股重要力量——左翼人士也乐见其成，即使对妇女节的反头巾游行也作壁上观，没有伸出援手。
和宗教保守派一样，左翼也不喜欢巴列维时期的十里洋场花花世界。遍布各城镇的酒吧、赌场和歌舞团，本来就象征着美式文化的腐蚀，是国王用娱乐业麻痹劳动人民斗志、维护专制统治的工具。
在街头手举《青年列宁》和《俄国革命史》的伊朗人民党女青年，德黑兰，1978年
美国使馆人质危机爆发后，左派更是把精力集中于对美斗争，无心反对霍梅尼的宗教保守化举措。
等到左派终于跟霍梅尼翻脸的时候，其他能伸出援手的派别都已不复存在——自由派盟友已遭清洗；什叶派内部的宗教异见人士则死得更快，有700位教士因为倾向君主制和政教分离传统而遭枪决。
到1983年5月为止，霍梅尼已经逐渐清除了所有政敌，再也没有人能阻止黑袍和头巾了。
同年8月，政府废止一切世俗法律，建成神权统治。宗教狂热分子恫吓、侮辱那些不戴面纱的妇女。公共场所实行两性隔离，从海滨游泳池扩展到学校、公园、饭馆，甚至异性朋友的握手及脸上亲吻礼也受禁止。
革命期间挤爆德黑兰机场的各国侨民
从此以后，伊朗的电影电视里不再允许出现男女亲昵场面，女性形象必须恬静、全身包严，不得眉目传情、搔首弄姿。
广播停止播放西方的摇滚乐、爵士乐等等，只允许播放伊斯兰音乐和军乐。禁娱力度越来越严格，连下棋、打扑克都归类为非伊斯兰文化而受禁止，直到两伊战争结束，神权政府才稍微放松禁令。
革命后伊朗女性的标准形象
自此，巴列维时代开放、世俗的现代城市生活，只能化为泛黄的老照片，多年来被互联网传颂不止，成为伊朗并非从来都保守僵化的证据。
至于现实中的伊朗人，则仍然要为了最天经地义的个人自由，而付出正常社会下不可思议的牺牲。
2019年，29岁伊朗女孩萨哈尔·霍达亚因试图入场观看足球比赛而被逮捕起诉，于9月在法庭门前自焚，一周后不治去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