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孔捷生 转载自：美国华人杂谈
今天是余英时先生逝世4周年的日子，我谨从个人角度去缅怀先生。
我的人生被历史事变裁成两截，前一截埋在原居地，后一截漂流到美国。1990年初识余先生，我在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任访问学者。那时有好些来自彼岸的文化人浮桴于海，他们陆续聚拢于普林斯顿大学，我也在其中。
万里飘萍搁浅于卡内基湖畔，纤弱根须探入陌生的土壤。那时我对将要开始的漫长异域生活毫无心理准备。如果没有余英时，大学就不会有此研究项目。命运扁舟若非在此间系缆，去国者将会更徬徨，其后的岁月极可能随波逐流，甚至沦为灵魂无依的畸零者。
那段日子苦涩之中的清甘，来自余英时先生对去国文化人的精神关怀。他在东亚系壮思堂给我们讲中华思想道统的流变、讲秦制、讲儒学源流、讲士的内心世界、讲《红楼梦》、讲胡适和陈寅恪……我在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消磨时间最多，胡适正是前任馆长。从胡适到余英时，自由思想”衣冠南渡”，在另一片土地再生，思想燧石的传承划出了历史弧度。
不是诗缘而是思想之缘
普林斯顿荏苒九年，俨然第二故乡。其间种种轶事，我不欲重复自己写过的文字，只想说几段私人记忆——
除了初到普林斯顿被邀到余家见面认识，我和余先生几无私人接触。及至我逐水草而居，迁往首都华盛顿，只写信告知前辈，并无登门辞行。再访余府，竟隔了多年，其时余英时已荣休。我这诗词后学素仰先生旧体诗功力深厚，便冒昧将拙作寄给先生。孰料很快收到回信，字里行间完全是诗友间平等讨论，还附有他的几首手书七绝。
重登余府诚因诗缘，却不止于此。余先生和陈淑平两位前辈待人亲和真诚，关心我和家人迁居大华府之后的生活、工作。其后我多次登门拜访，话题海阔天空。
余先生的学术殿堂，我无力窥探。本来汪精卫、陈寅恪的诗尚可一聊，但余先生”功夫在诗外”，他的《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和《双照楼诗词稿》序文，都不是在谈诗本身，而透过变幻莫测的历史云烟，探究作者的幽微心理和时代投影。我不敢说能读懂余先生著作，至少这两篇是读懂了。
不过余先生说自己并非诗人，诗歌不是他的事业。好比他围棋段位很高，被授子曾赢过友人林海峰九段半目，又写过多篇棋评，但围棋并未进入他精神世界的殿台。余先生始终不愿给自己的诗词结集，亦源于此。直至余先生去世，牛津出版社才出版了他的诗集。
回忆与前辈相对，多是说家常话人生。只有余先生能将家常话不着痕迹地聊出深意。老子所言的玄览是一种化境，”心居玄冥之处而览知万物”。我和余先生谈台湾之旅心得，感叹民风人情之淳厚，这一脉在中土已湮沦的文明，却在边陲得以延续。余先生说：”台湾民众没有革命记忆，连辛亥革命的记忆都没有。”
我又和前辈说起，来美几十年清贫淡泊，对利诱已不为所动。但文人常耐不住寂寞，要刷存在感，容易在看似不亏大节的事情上犯迷糊。余先生淡然一笑，说存在感不是想要就有的，他就希望人们忘掉自己。
我由此悟出，不甘寂寞是一种文人欲望，不求闻达是一种贤哲境界。
余先生书房有一副对联”未成小隐聊中隐；却恐他乡胜故乡”。这是余先生集苏东坡和陆游之句所撰，由他的岳父、教育家陈雪屏手书的。此联诠释了余英时的乡国观和”存在感”。他警惕强加给他的国家符号，诸如国学大师、国之瑰宝之类。余先生坚持自己不从属任何国家，他的学问思想也不囿于某国。
余英时既拒绝”国家”印绶，更蔑视权力笼络。学界中人求见，宽慈德厚的余先生都以礼相待。但对与权力勾连甚至负有某种使命的来人，余先生凛然决绝。
哪里有自由，就是我的故乡
前辈不恋乡土，”哪里有自由，就是我的故乡”。这种情怀深植于人性、人道、人本、普世价值。不知不觉，我已受到余先生”人之所至，根亦随之”的影响，和前辈聊家常，渐少话及故国，而对眼前安身立命之地的荣枯有了更多感情投入。
余先生极少和我谈美国现实政治，我只是在BLM抗议风潮期间向先生请教过种族问题，还有就是纽约华警梁彼得误杀非裔一案，我也问过余先生，但都没有展开深谈。
我对美国社会的认知却深受余先生著作的影响，那来自他观照历史与思想时秉持的人本、人道与人文精神。那是一种价值体系，超越了现实政治风云和文化纷争。它让我学会在复杂世相中辩是非、识善恶。
回忆和余英时交谈，如果说前辈有过叮嘱，那就是”过好自己的生活，做自己喜欢的事”。这话他对我说了好几次，浅层理解是经济要自立，方能人格独立；深一层意思，人活得充实与否，是由自己所做之事来定义的。
我七年前退休。余先生和淑平师母特地请我到普林斯顿上海菜馆”大千美食林”致贺——前辈将退休视为重要的人生进阶，他恭喜我终能全心全意做自己喜欢的事了。
我有一次信口提到将要去旧金山贺母亲九十寿辰。从普林斯顿回来没几天，就收到余先生手书贺卡，要我代为祝寿。我母亲只比余先生年长四岁而已，她收到贺卡，感动不已。记得我曾对陈淑平前辈感慨道：余先生真有古人之风。师母正颜答道：”我们都是现代人，不是古人。”
这使我猛省，余先生立世为人和治学著述的视界胸襟，并非都来自中华文化原生的价值。于我而言，西方文明的精髓，至今仍在补习。
余先生赠我《余英时回忆录》，读来仿佛闻到皖西大山气息、私塾墨香、大时代辚辚战车和弥漫硝烟，更触摸到历史榫接处的年轻读书人的心路。
《余英时回忆录》对各种西方思潮流入中土的反思，先生认为”不患寡而患不均”、”公”为善”私”为恶的儒家观念，在晚清对某家外来思潮产生误读而牵手。我读此章，生出一个文学比喻——批错八字的盲婚。
记得某次我到访，客厅墙角放着一幅余先生画像，淑平前辈说，这是大陆一位画家凭照片画的肖像画，刚刚寄到。我觉得笔触传神，便用手机拍照。但后来多次拜访余府，再没见过此画。余先生不会悬挂的。
我问何时能看到《余英时回忆录》下卷？先生答：未必会写。他还拿出提纲给我看，这些时间事件人物的列表来自一台湾学人对余英时的口述访谈整理。先生说，下卷就是这些内容，但他再次强调，很可能不会写下去了。
我看了提纲不免感喟，当年这群去国文化人散入卡内基湖蓼花深处，普林斯顿好比精神锚地，各人心史都有一个坚牢的记事绳结，就是余英时。然而先生回顾此生，完全没把这当作值得记叙的事。余英时肩上承担着更大的道义和事业，乃至回忆录都得让位于这一使命。
《余英时回忆录》果然没有再写下卷，但我觉得先生回忆录已非个人叙事，这本身就是文化思想史重要一章。不过他已离我们而去。先生离去得如此从容优雅，与老友疑似话别的最后通话几个小时后，前辈便在梦中圆寂。惟有臻达此等境界，才能淡定参透和穿越生死。
我母亲闻知余英时梦中仙去，第一反应是：”他真好福气。”老人家对生死的感悟自是不同。
余先生殓葬之事，外界无人知晓。淑平师母和女儿料理好一切，才向余英时的至交好友通报。这是先生家风，自己之事绝不打扰别人。于是想起某次我到访，听得余府的烟火预警器间歇低鸣，提示该换电池。此属举手之劳，但那装置在天花板，要踩椅子登高作业。我提出给换电池，两位前辈同声谢绝。
还有一次，淑平师母来电，她和余先生在《纽约时报》读到阎连科文章，让我推荐几本他的书。我将阎连科的《丁庄梦》捎给余先生和师母，又力荐《我与父辈》。阎连科笔下生息于中原的父老乡亲，精神血脉是中国乡土原生文化的延续与扭曲。我特别关注书中农民命运所承载的文化符号，是受到余先生著作的影响，世间所有的故事与人，其实都有文化宿命之烙印。我说，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有我一位朋友，她家近傍余府，可请她借出此书给前辈送来。余先生当即谢绝，而且很郑重地对我说，他”不会让别人为我做任何事。”这就是余英时。
此前有一句话广为流传：”没有胡适的年代，我们有余英时。”
没有余英时的年代开始了，中华文化的托命者骑鹤西去，没有余英时的年代何时才有大师降世？没有自由思想，就没有余英时，所以他只能在另一片土地上开宗立说。
没有余英时的年代，人们最好的纪念方式，是走进他开垦耕耘的田畴拾穗。桃李无言，下自成蹊，余英时不曾远去。他走进历史，擎起烛火，历史楼阁的灯窗依次被点亮，那是思想之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