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文明的仇视,才是人性沦丧的根本原因

作者:余少镭       转载自:后代聊斋

张献忠屠川,正史、野史相关记载连篇累牍,但还是有人言之凿凿地认为,这只是满清统治者对农民军的造谣诬蔑。

2018年6月26日,国家博物馆搞了一次“江口沉银——四川彭山江口古战场遗址考古成果展”,展出相关文物五百多件,流传三百多年的关于张献忠“千船沉银”传说被证实。

此次展览,有件一级藏品颇引人注目,那就是《大西骁骑营都督府刘禁约》碑拓片。据说,此碑是在四川绵阳梓潼县七曲山文昌庙发现的,庙里还有张献忠塑像。“大西”即张献忠建立的政权名称,骁骑营是大西的精锐部队,这个碑,就是姓刘的骁骑营都督所立的军纪碑。

此碑为什么那么重要?

先看碑文:

本府秉公奉法,号令森严,务期兵民守分相安,断不虚假,仰各驿铺□□约法数章,如有犯者,照约正法。特示。

一不许未奉府部明文,擅自招兵。扰害地方者,许彼地士民解锁军前正法,如容隐不举,一体连坐。

一不许往来差并闲散员役,擅动铺递马匹、兵夫,查出捆打。

一不许坐守地方武职,擅受民词,违者参处。

一不许假借天兵名色扰害地方,该管地方官查实申报,以凭枭首。

一不许无赖棍徒投入营中,擅辄具词诈告,妄害良民,违者捆打。

一不许守□文武官员擅娶本土妇女为妻妾,如违参究。

概括起来六不准:不准擅自招兵,不准随意役使驿站兵马,不准介入民事纠纷,不准在地方上扰民,不准流氓无赖投军,不准文武官员擅娶本地妇女为妻。

此碑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大西军纪严明,对扰民简直零容忍。所以,某些人扬眉吐气,说此碑证实了,所谓张献忠屠四川,纯属谣言,军纪这么好的农民军,怎么可能屠杀无辜百姓。有人说,“这六不许的基本精神,就是为了保护人民的权利”;有人说“张献忠十分注意军队进驻大城市后的纪律问题”,“如果没有张献忠对军纪的重视,是不可能出现这样的碑文的”。

也有人觉得张献忠嗜杀实在无法洗,只好说,他杀的只是故明官吏和恶霸地主,对普通老百姓“秋毫无犯”。

可是,既然“江口沉银”被考古证实,张献忠在蜀地大肆搜刮民脂民膏也就被实锤,这跟严禁“扰害地方”、“妄害良民”不矛盾吗?

还有,如果这真是张献忠下的令,为什么不是《大西军(国)禁约》而是《大西骁骑营都督府刘禁约》?

分散在《明史》里的零星史料,似乎可解开此谜。

《列传第一百九十七·流贼》提到张献忠屠成都,各种虐杀,在那句被拿来当满清造谣铁证的“共杀男女六万万有奇”后面,赫然写着:“贼将有不忍至缢死者。”大西军中有些将领,实在不忍心干出此等反人类的事,又不敢反抗张献忠,只好上吊自杀。

还有具体名字:“伪都督张君用、王明等数十人,皆坐杀人少,剥皮死,并屠家”,大西国都督张君用、王明(这个……)等几十人,犯了“杀人太少”罪,被张献忠剥皮并屠全家。

这说明,再怎么反人类的群体里面,也有人性在挣扎。

回头再看《大西骁骑营都督府刘禁约》,自然会想到,此禁约会不会只是骁骑营刘都督的个人行为?

史料证实,大西军的骁骑营都督真的姓刘,名进忠。《明史》张献忠本传最后有提到他:

顺治三年,献忠尽焚成都宫殿庐舍,夷其城,率众出川北,又欲尽杀川兵。伪将刘进忠故统川兵,闻之,率一军逃。会我大清兵至汉中,进忠来奔,乞为乡导。至盐亭界,大雾。献忠晓行,猝遇我兵于凤凰坡,中矢坠马,蒲伏积薪下。于是我兵擒献忠出,斩之。

张献忠将成都城烧光、夷平,率军出川北,又想把部队中的四川兵全杀了。刘进忠统领的正是川兵,收到风,率亲兵叛逃,投降入川的清军,并主动给清军带路,灭了大西军。另有史料说,最后张献忠被清军射中,正是刘进忠指认的。

《明史·列传第一百六十六》川陕总督樊一蘅传中,也提到刘进忠:

贼势日蹙,惟保宁、顺庆为贼将刘进忠所守,进忠又数败。献忠怒,遣孙可望、刘文秀、王尚礼、狄三品、王复臣等攻川南郡县。……又闻大清兵入蜀境,刘进忠降,大惧。七月,弃成都走顺庆,寻入西充之风凰山。

这段史料提供的重点线索,就是“惟保宁、顺庆为贼将刘进忠所守”,果然,《大西骁骑营都督府刘禁约》碑被发现的梓潼县,明时正是四川保宁府辖区。

至此,证据链形成闭环:张献忠在成都肆虐时,刘进忠率领以川兵为主的骁骑营驻扎在川东北,拱卫成都,《禁约》只是他对自己部队的约束,因为他率领的基本都是川兵,跟那些“不忍”的大西将领一样,刘不许自己的属下扰民。所以此碑大概率跟张献忠无关,只是人性尚存的刘进忠“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个人行为,也因此埋下了他叛离张献忠的导火索。

像张献忠这种没文化的屠夫,除非有友军或智囊教他,否则,他断然想不出一边屠城一边对外宣称“军纪严明”的宣传手法。李自成倒是有这方面的人才,张李虽也曾短时间联合过,但很快就交恶,李应该不会把这宣传法宝教给张。

那么,张献忠为什么要杀尽大西军中的川兵?这会不会是《明史》作者站在满清立场的造谣?

来看其他旁证。

2002年4月,巴蜀书社出版了一本史料汇编《张献忠剿四川实录》,收集了明末清初时人撰写的八篇描述张献忠屠川的史料,比如著名的《蜀碧》等。其中有一篇《蜀警录》,除了也提到“骁骑都督刘进忠分历川北各州县”可与《明史》互证外,还有如下记载:

献贼移师出城,驻营于郊。令各营纵火烧毁房屋……杀内外各衙门大小文职官员,调各处驻守镇营将兵,到者全营俱戮。仅有都督刘进忠者一营,久自川北遁去,入秦投诚于大清,授以职。秋八月,献贼弃成都北去,行次顺庆界。大阅,尽杀川兵,不留一卒。

张献忠屠成都后,驻扎在城外,除了继续放火,还把大西国各衙门大小文官,以及驻守各地将兵全杀了,仅剩都督刘进忠一营从川北逃出生天,投降清军。张献忠弃成都北上,到顺庆府(今南充)一带举行大阅兵,然后把军队中的四川兵全杀了,一个不留。

这不是疯了吗?

除了精神问题的分析,张献忠如此疯狂屠川,只能有一个原因:对这片土地充满仇恨。

《蜀警录》原名《欧阳氏遗书》,作者欧阳直,四川广安人。崇祯十五年(1642)八月,张献忠攻占成都后建大西政权,也搞“开科取士”的游戏,欧阳直到成都参加会试,被张献忠钦点为榜眼,发光禄寺给养,后又转到骁骑营刘进忠部任职。1645年三月,刘进忠降清,欧阳直趁乱逃出。从这履历可知,欧阳直《蜀警录》所记,都是亲眼所见。已故民族史学家、川大教授任乃强,著有长篇历史小说《张献忠》,他在一篇相关论文中提到,研究张献忠的主要依据,是第一手资料,即作者亲身经历、实见实闻的实录,他认为欧阳直“对于任何人都无贬词。只是自己老老实实说自己的遭遇”。(《关于张献忠史料的鉴别》,社会科学研究丛刊第二期《张献忠在四川》,1981年2月出版)

所以,仅凭《大西骁骑营都督府刘禁约》就说张献忠没有屠川的人,其献忠精神,也是蛮感人的。

那么,为什么是四川?

或者说,张献忠为什么那么恨四川?

民间有诸多说法,有说他小时候跟父亲在四川做生意被当地人侮辱过,更有说他在四川某山上大便,随手扯了一些草擦屁股,结果那是毒草,屁股被毒肿了……各种荒诞,可一笑置之。

鲁迅提供了一种思路。他在《华盖集续篇·记谈话》中如是说:“先前我看见记载上说的张献忠屠戮川民的事,我总想不通他是什么意思;后来看到另一本书,这才明白了:他原是想做皇帝的,但是李自成先进北京,做了皇帝了,他便要破坏李自成的帝位。怎样破坏呢?做皇帝必须有百姓,他杀尽了百姓,皇帝也就谁都做不成了。”

不知道鲁迅看到的“另一本书”是什么,实际上,张献忠建立大西政权,是李自成被清军逐出北京后的事;他屠川也发生在李自成死后,鲁迅应该是被哪本书给误导了。

欧阳直在《蜀警录》中,提出了著名的“天下未乱蜀先乱”说。他认为,四川会遭遇这么惨烈的屠戮,主要是由于特殊的地理、风水以及民风造成的。蜀道难,蜀水汹,导致民风“悍劲”,“势必日嚣月凌,酿成劫难”。而“人心不善,孽从自作”,也就是不作不死,苍天再怎么悲悯也没辙,“否则天恩浩荡,帝德好生,岂忍于蚩蚩之众,概加惨酷之祸乱乎”?要不然就解释不了,上天有好生之德,为什么忍心制造如此惨烈的祸乱。

换句话说,就是“天作孽,犹可絮;自作孽,不可活”。《蜀警录》编撰者温遐龄,在序言中也说:“非天之苛待蜀人,实蜀人有以召之也。”不是老天爷对四川人不好,实在是四川人自找的。

这样的论调,比“上帝欲其灭亡,必先令其疯狂”更荒唐。

要全面分析,还得从屠夫的心理方面找根本原因。

有些人,天生就嗜杀,《明史》说张献忠“性狡谲,嗜杀,一日不杀人,辄悒悒不乐”,一天不杀人就很郁闷。这种心理,在一些连环杀手身上也能看到。

再者,大屠杀能制造恐怖气氛,恐怖气氛会传染,大西军未到,当地守军和百姓已被吓趴,战斗力锐减。《明史纪事本末》就说,张献忠早期能取胜,“无他技巧,止以阴谋多智,暴豪嗜杀”。

第三,张献忠报复心极强。《明史》载,有一次他率军渡洞庭,在神前掷筊占卜,不吉,张当场就把筊扔了,对神破口大骂。结果,“将渡,风大作,献忠怒,连巨舟千艘,载妇女焚之,水光夜如昼”。另有一次,他进成都前,“天无云而雷,贼有震者。献忠怒,发巨砲与天角”。只因为惊雷吓到将士,他就怒而向天打炮。

这已不只是报复心理,而是典型的神经病。他在四川境内攻城掠池,肯定遇到川军顽强的抵抗(围重庆就打了四天),城破之后,嗜杀+报复,自然就屠城以泄忿了。

第四,源于绝望。

大明军队弱鸡,大西军摧枯拉朽,没想到,入关的清军却如狼似虎。实力远超张献忠的李自成,都坐上龙椅了,还是被清军逐出,到处流窜,最后功败身死。他张献忠会是什么样的下场,只要智商在零以上,都不难猜到。

人在绝望之时,既会万念俱灰,也会人性尽丧。按张献忠这样的性格,撤离成都时,自然要把城和人全部毁掉,不留一草一木给清军。

最后一种可能,就是对文明的敌视。

民间说张献忠小时候跟父亲到四川做生意被侮辱,因而对四川有了满满的敌意,这可能只是一种想当然的传说,但是,出生于某省荒僻山村的张献忠,从小因贫穷备受凌辱,骨子里自带对文明的仇视,也是符合逻辑的。而成都自隋唐以降就是“天府之国”,经济、文化在西部更是首屈一指,所以,当张献忠想宣泄他对文明的仇恨时,成都自然首当其冲。

一个证据是,四川并不是唯一被张献忠屠戮的省份。《明史》载,早在崇祯八年,他就曾经“攻桐城,陷庐江,屠巢、无为、潜山、太湖、宿松诸城”。柔媚的江南,最有文化的江南,也没少受他荼毒。

不难想象,当你在键盘上火力全开,对某地进行地域黑的时候,一旦历史重演,某地有人成了第二张,他会对你们这些自诩文明高地的人,进行怎样的“报答”?

以上种种,才是张献忠屠川更有可能的原因——当然也只是可能,历史已远去,又因种种原因被遮蔽,想廓清真相,除了考古和史料甄别之外,就只能按常识、常情、常理,再从历史逻辑去推断。

但不管如何,说张献忠屠川是四川人民自找的,这不仅是历史的无知,更是对受害者的侮辱,对屠夫的卸责。

2023-1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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