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少史慈 转载自：议报 原文链接
“花儿为什么这么红”，那部“ 文革”热播电影插曲的一句歌词，会不经意间脱口而出。今天，李文亮医生去世一周年后，我们应该聊聊说真话为什么这么难。
说真话难，说真话危险，真话不招人待见，是全体中国人共有的感叹，这种感叹即便不是中国人所独有，也是中国人体会最深的。没有哪一个国家和民族像中国和中国人这样在如此之大的人群比例中，在如此漫长的历史区间内，在如此之低的平均年龄上，感受到了说真话之难！
说真话难，是因为说真话真的很危险；说真话危险，是因为说真话会让强权者光火、生气、恼怒，说真话者会被暴力相向，甚至会有牢狱之灾、杀头之虞。何以然？因为真话是强权者的痛点，无论是真实的痛点，还是强权者自认的、虚幻的痛点，如朱元璋对“僧（生）”、“贼（则）”、“秃（徒）”、“亮”等字的忌讳，就是把这些字当成了他的虚幻的痛点。
在中国的现实国情中，真话往往的确是强权者的真实痛点，而说真话就是触动、刺中强权者的痛点，说真话者就是刺痛强权者、触摸强权者老虎屁股、威胁到强权者既得利益的人，其被强权者打压、迫害、报复的厄运自然也就顺理成章。
按李慎之先生晚年的研究，中国所有问题的根源均在于根深蒂固的专制主义传统，说真话难的终极根源无疑也是专制主义。中国的皇权专制主义传统之漫长举世无双，清除专制主义的遗毒困难重重，而皇权专制主义的一大遗毒就是百官和全民不能在皇帝跟前说真话，否则会有身家性命之忧，下级不能在上级跟前说真话，否则会遭怀恨、报复、构陷，小民不能在官吏跟前说真话，否则轻则板子伺候、重则身陷牢狱。
皇权专制主义社会的运行原则是：百官和全民无条件服从皇帝，下级无条件服从上级，小民无条件服从官吏，即下位者必须仰视上位者，全民形成等级森严的金字塔，官大一级压死人，下级必须仰上级鼻息。在信息分享方面，这一原则具体化为这样的规则：只能报喜不能报忧，即便忧是真实的、现实的、迫在眉睫的；向上级提供信息必须以歌功颂德、阿谀奉承、溜须拍马为原则，必须竭力避免提供任何可能让上级不爽、不乐意、不开心的信息，即今天所说的负面信息，即便负面信息是十万火急、火烧眉毛的。信息发布的另一规则是，负面消息，即便是真实的，也并非任何层级、任何个人都有权、都可以发布，必须层层上报、由上司决定如何发布，即便这种上报程序繁琐、损失效率、误国误民。
辛亥革命虽然铲除了皇权专制制度，但两千二百多年的专制主义的遗害在过去的一百年内远不足以肃清，至今犹在，李文亮医生在自己亲友微信群的小范围发布类SARS肺炎疫情这一官员、上司眼里的负面信息，显然破坏了至今仍受皇权专制主义影响的信息发布规则—这种信息的发布权归上司、官员垄断，尽管并无明文如此规定，却是由那种眼不能见但大脑能感知的官场、职场之场规则或曰潜规则所暗中规定的，岂是你一个普普通通的小小眼科医生能擅自发布的！
如此一来，我们就不难理解武汉公安中南路派出所—尽管背后显然是更高级别强权者所指示—为何如此那般悍然传唤、恐吓李文亮医生，强迫他具节悔过，强逼他把原本合法的微信群信息发布承认为所谓的违法。官本位社会强权高于一切、权力大于真相的场规则、潜规则决定了你李文亮不能发布这个真实的消息，尽管这个真实的信息的确是真实的！
完全能够想象，李文亮医生当时一定有一种喝进了菜汤里的苍蝇的感觉，一定有一种被强逼承认屎真香的感觉，就是被掐着脖子强逼上央视按照台词认罪的那种感觉！
呜呼！除了呜呼，复有何言？！
网络上不时有狠人狠狠地责骂中国人是贱民、不敢抗争、不配享有宪政法治人权民主的，这种怒其不争的责骂狠则狠矣，却是只见现象、不见本质，无疑是极其肤浅和不负责任的。元明清之前中国人的国民性显然迥异于元明清三朝，元、清两个落后少数民族政权对汉人的残酷屠戮，皇权专制达至顶峰且心理变态的朱明王朝对臣民的极端奴役，使得今天中国人的国民性基本成型，1957年的反右、1958年的“大跃进”、1966年的“文革”进一步固化了今天中国人的国民性。因此，国民性仅仅是表象，要害的是国民性背后的专制或专断的制度，应该指责的不是国民性，而是形成现有国民性的制度性因素。
说真话既然难，说假话自然就容易。说真话难，难在有真话不能说，硬憋在心里，憋的难受，哪种痛苦，真是痛苦！说真话难，难在被强权者威逼之后还必须按照强权者的台词，摆出一副貌似极其真诚的模样，承认自己说过的真话真的是假话，就像在中南路派出所淫威之下被迫承认自己违法的李文亮医生那样！说假话易，易在只要昧着良心，只要恬不知耻、厚颜无耻，只要脸厚心黑，只要善于和敢于表演，就能轻易地把假话说的比真话还真，就能博得上司欢喜，就能获得奖赏，高官得做、骏马得骑、坐享富贵荣华，就能对上满脸谄媚、对下颐指气使，犹如那个摆出十足正义凌然的面部表情、极具表演天赋、挥舞“文革”大棒恐吓艾芬医生的蔡莉女书记，再如那位满脸挤出绝对发自肺腑神情的康辉主播。
不是中国老百姓没吃够不说真话的苦头，而是强权者们没有吸取反右、“大跃进”、“文革”强逼人民说假话的教训，也没有吸取仅仅17年前北京SARS疫情初期北京市当局和卫生部强力掩盖真相、打压蒋彦永医生的教训，因为强权者从未打算、从不愿意接受历史的教训，因为强权者们自己是很少吃到、更甭说吃够说假话的苦头的。因此，根治说假话不说真话的顽症，要害在于要让强权者们吃到、吃够不说真话的苦头！眼下需要做的，就是要让蔡莉书记及其之流吃够苦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