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佳薇 转载自：南方人物
不断考研的人，目的不尽相同。接受本刊记者采访的人中，有人将考试作为跳板，有人将之视为自我价值的证明。年复一年，有人上岸，有人离开，还有人困在原地
北方的冬日，寒冷萧瑟。在零下几度的雾霾天里行走，李奥没有久违的兴奋、轻松，反而有些木讷。他记得，2020年年底考完研那天，发了一条微博，只有短短六个字：尽人事听天命。
往前一年的同一天，他也刚考完研，在微博写下：“解放了，希望自己好运。”
流逝的不只是时间，还有热情、希望和勇气。备考时巨大的孤独与紧张，被考完试后的空虚与迷茫感替代，李奥觉得自己“真的是一无所有”。
《2020年中国本科生就业报告》一书称，从近几年未就业人群分析来看，继续准备读研的比例呈进一步上升的趋势，从2016届的1.9%上升至2019届的4.0%，越来越多的往届毕业生选择“二战”，甚至“三战”考研，希望跃迁到更高学历的赛道。
不断考研的人，目的不尽相同。接受本刊记者采访的人中，有人将考试作为跳板，有人将之视为自我价值的证明。年复一年，有人上岸，有人离开，还有人困在原地。
这条赛道是唯一答案吗？恐怕没人说得清楚。
求稳
赵阳觉得自己离考研成功最近的一次是2018年底。那是他第二次考研，目标是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系。他进了复试，但还是被刷下来。“南大的过线分数低，学校又喜欢压分。”最后，他的分数没过国家线，无法调剂。
那次考试后，他又连续考了两年，依然没中。2021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安排在2020年12月26日至27日，赵阳第四次踏入考场。四年里，他的目标由武大换为南大，最后改为上海大学。
第一次萌生考研的念头时，赵阳读大三。专业课老师常在课上强调考研的重要性，受他影响，赵阳以武汉大学作为考研第一志愿。更重要的推动力是，他毕业后想进高校做行政岗，但这“必须要有硕士研究生学历”。
在赵阳的职业规划里，“求稳”是第一要义。在这项指导原则下，留给他的选择并不太多——考公务员或者进高校，他老家身边的人多半在朝着这一方向努力。“山东人还是比较看这个。比如你在企业工作，一个月挣一万，另一个人在体制内，一个月挣两千多，大家会觉得做公务员那个好。”他说。
根据教育部数据，2021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名人数达到377万人，较2020年增加了36万人，而2017年的报考人数只有201万。不到五年时间，考研报名人数增加了170多万，涨幅达到87.5%。
与此同时，据中国新闻网报道，自2009年开始，国家公务员考试（以下简称“国考”）报名人数连续12年超过百万。2020年的国考中，共有143.7万人通过了资格审查，通过人数与录用计划人数的比例达到60：1。此外，2021年的国考拟招录人数较上年度增长6.62%，其中，明确招录应届毕业生14769人，比上一年增加3994人。
读本科时，赵阳一直做着教育相关的兼职，比起体制内的工作，进高校这条路在他看来是顺理成章的。不过，他首先要获得硕士学位。第一年考武汉大学失利后，赵阳有机会调剂到汕头大学，但他放弃了，“我本科时就是个211，再去汕大，我值得吗？”
2018年底，他换了目标院校再来，失败。第三年继续，又落选。第四年，他索性换了一个招生人数更多的学校，希望仍是渺茫。
“是某种执念吧，”朋友评价赵阳。他不置可否，“心理上的折磨，过不去。当然可以归结很多外因，但自我责怪多一点。”
准备考试的过程如同惯性，年复一年，困在考试里，重复着单调、琐碎的学习细节。他不是没想过逃离。2019年4月，第二年考研失败后，他跑去上海工作了一阵子，在一家成人英语培训机构做班主任，也做销售。每日的工作从中午12点开始，一直持续到晚上10点，期间与家长电话沟通的时间不能少于90分钟，还有协调上课、例会等工作内容。“很多人觉得这一行累，但我觉得太轻松了。”赵阳说。
在培训机构，每个班主任要负责100名学生，“刚开始，每周打一次电话，一个月后变为每半个月打一次。”与学生、家长沟通的时间、次数统统被录入系统内作为员工考核依据。同事向赵阳抱怨自己系统里的时间都超时了，任务层出不穷，而在系统里，赵阳的下一个工作任务被安排在三天后，他还有多余时间自由支配。
尽管工作游刃有余、薪水丰厚，但半年后，赵阳还是辞了工作，回到本科所在的城市，继续备考。辞职没有太多犹豫，“（这个工作）不是一个长久之计。”赵阳离职一年后，那家公司与另一家在线辅导培训机构合并，管理层也发生不少变动。“你想想，可能一切都给换掉了，这就是为什么我要求稳，我不可能50岁了还在做这个。”
追求稳定对自己而言是重要的吗？赵阳很难讲清楚。与之相比，当他打开各个招聘软件时，更迷茫的是，他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
分化
“我的人生以大学毕业为节点，开始走下坡路。”如今回头看，赵阳觉得自己读大学时太顺了。
18岁时，赵阳凭借艺考和专业课的优秀成绩，考取了一所离家颇远的211院校。大学四年，他积极加入学生会，与学院老师关系也处得不错。业余消遣时，只要想喝酒，他随时都能找到朋友一起，常常感觉自己如众星拱月。
这种快乐在毕业后变了味，身边的朋友因毕业或疏远，或分道扬镳。备考心情沉闷时，赵阳拿出手机通讯录，发现找不到一个可以一起喝酒的人。这才从先前的幻觉里苏醒，感觉狠狠地摔在了地上。
最后唯一联系到的人是本科时的室友。两人同为考研人，不同的是，二战时，室友接受调剂去了西北一所学校，而他依然不愿“低头”。与他同年毕业的同学，有些已读完研，并凭此在高校里谋到了辅导员的职位。
赵阳想象过自己顺利读完研进入高校的模样。“可是我在工作上还是会吃亏的”，他笃定地作出结论，“有些路别人先走一些，后走一些，总归是会在某个地方相遇的。”
现实生活中，他相信学历的作用，也认为“不同的学校，结交的圈子是不一样的”。四次考试，目标院校不断在变，但也不过是从985变成了211学校，再往下降，他便不情愿，宁愿再用一年去“赌”。过去一年，他听到最多的词汇之一是“内卷”。
一名在新传类考研机构工作多年的老师告诉本刊记者，“大家都不好出去找工作，这是一个社会问题。”在考研人数不断增加、竞争愈发激烈的今日，教育依然能促进年轻人的社会流动吗？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林小英认为，在学历膨胀的背景下，对年轻人来说，只凭第一学历去彰显能力是远远不够的；另一方面，社会给年轻人提供的机会与上升途径比较单一。在有限的选择下，考研成为大量普通学生能完全依照个人努力程度来达到目标的一条路。
“我觉得挺悲哀的。年轻人是一个国家最宝贵的资源，但是他们被局限在这样少的几条道路上，互相厮杀。实际上，人人都需要那么高的学历吗？一个国家要达到现代化国家的标准，考察的其实是基础教育和本科教育的普及化程度。谁会用有多少人读了研究生来衡量一个国家的文明和富裕程度？”林小英说。
考研两次失败后，王涵决定换个思路，申请出国留学。
“分层来得非常早”，这一点，王涵是在读本科时意识到的。高考发挥失常后，他进入一所普通本科院校学习法学。读博，走学术道路，他读高中时便与身边好友明晰了人生规划。因此，他大一入学时便制定好了考研的目标。
本科学校闭塞，他不敢松懈，担心落后于高中时的朋友们。大三前，虽然没有直接的考研压力，王涵每天都会列好当天的计划，一项项去执行：学习英语和德语，阅读专业书籍……做计划让他能更好地规划自己的时间与状态，也更有安全感。
大三结束的那个夏天，王涵暑假留在学校备考，他的目标是中国政法大学。进入七八月，酷暑异常，本该是复习的重要阶段，王涵的状态却突然急转直下。
起初是失眠，接着注意力全无，同时，他开始产生一些负面想法。在一次与女朋友争吵后，他意识到不对劲，去看医生，接受抗抑郁治疗、按时服药，到现在已有近三年。
考研是场孤独的战斗，最大的问题是“没有办法了解别人是怎么复习的”。“原子化”的备考过程与王涵的高中生活完全不同，“那时你非常清楚自己努力的方向是什么，一群老师科学地在分析高考。”他觉得，考研不一样，同学之间的目标院校与专业方向各不相同，自己身陷题海中，“焦虑与怀疑都会被放大。”
他加入了一些考研群，一开始，群里还很热闹，但越临近考试，群里越是安静。他想说点什么，却担心别人都在学习，只有自己在偷懒。犹豫了下，他屏蔽了群。
“把大部分的时间、精力花在考研这个事情上，感觉我完全没有办法分心做别的事。”第二年考研失败后，王涵决定先工作。
不过，转折来得突然。他认识的一位学姐退学去做了留学中介，在她的影响下，仍舍不下学术理想的王涵决定申请海外的学校试试。2020年4月，王涵开始复习雅思。他花了高价报班，从入门到考7分（小分全部达标），一共用了五个月。“这是我三年以来最快乐的时候，”没有自我怀疑，目标明确，他感觉到久违的轻松。
一种可能
2021年1月，王涵等来了英国利兹大学的录取通知。不出意外的话，他将在夏末入学，但他还在等待自己最心仪学校的offer。
决定不在考研这条竞争赛道冲刺后，王涵的抑郁情绪有所缓解，能够更专注地阅读与思考。然而，在愈发严峻的浪潮下，并非所有人都能逃离或转移赛道。
2021年夏天，甄晓琪将从一所师范类院校的新闻传播系毕业。四年前，本科学化工的她到北京做了编剧助理。工作一年多后，她辞去这份“梦想”的工作，回老家考研。
她至今都没敢告诉父母，自己在大四那年拒绝了学校的保研资格，因为对“上课的内容完全没有任何兴趣，还要花大量的时间做实验，自己笨手笨脚的”。大一时，甄晓琪错过了唯一一次转专业机会。尽管成绩一直在班上名列前茅，但她后来还是义无反顾地转了行。
毕业后，甄晓琪找到的第一份工作是编剧助理，公司提供住宿，一个月薪水只有2000元。985大学本科毕业的她，身边同学多数进了工厂或培训机构，每月薪水从6000元到万元不等。她当时觉得“穷一点也可以，只要能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对甄晓琪来说，理想的工作状态是跟着行业内的编剧前辈一起写电视剧，“给一个大概的方向，如果我写的不合适，他会帮我整体修改什么的。”但她连换两份工作，工资虽然涨了3000元，工作内容却成了打字、打扫房间，愈发远离写作本身。
很长一段时间，她不愿与朋友、同学来往。看到同学相继走上职场，在朋友圈分享一条条生动又热闹的动态，她不好意思与他们分享个人现状，对自己的职业也羞于开口。“至少你（专业）要稍微和这方面相关，别人才觉得你从事这一行不奇怪。”
偶尔，她也会厌弃自己诡异的身份。忍不住的时候，她给家里打了电话，父亲安慰道：“没什么大不了的，不图你有多大出息，开心比什么都重要。”可她不满意，抽泣着说：“我想要证明自己的价值。”
“价值需要证明吗？”彼时，甄晓琪没想过这一层。
对甄晓琪来说，考研是“想以一个名正言顺的身份重新开始”。2018年7月，甄晓琪辞去工作，回老家备考。
中国教育数据咨询公司麦可思2020年发布的数据显示，学历提升带来的教育回报随着时间延长而显现。以读研人群为例，2014届本科生毕业五年内获得硕士研究生学历人群月收入（10408 元）高于未读研人群（9683 元），其就业满意度也明显更高。
辞职考研，成为一些人奔向另一种可能的方式。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李奥正在准备今年4月的复试。他大二在武汉大学辅修法律专业时，萌发了考研的想法。
大四保研、考研相继无果后，考完英语专业八级考试，李奥花了一周时间找了份美妆公司的实习工作，后来顺利转正。入职满一年，李奥觉得看不到职业发展前景，心里又放不下想读法律的计划，只考虑了几天，便果断递了辞职信。
“想给自己更多的可能性，”朋友问李奥辞职的原因时，他如此答道。这份工作李奥虽然得心应手，但上升空间不大。“人还是要做一个长远的规划。”
全职考研的第一年，李奥的目标院校是华中科技大学，考了345分，落榜了。本来打算放弃，但在家人的劝说下，决定再试一次。纠结许久，他将目标改为上海财经大学。
他跟自己说，“如果这次考不上，我就永远不会再碰法律这个东西。”决绝至此，不仅是“经济上耗不起了”，也因为年龄——再读三年研究生，李奥毕业就28岁了。他明白，自己“和同届毕业生相比是不具备优势的，身体机能、反应能力都是有差别的”。
目标院校落榜后，甄晓琪接受了调剂。入学前，她又去见了心仪学校的学姐一面。说不上释然，但听对方讲了许多研究生时期的八卦与见闻后，总算是有了一丝“我曾短暂地归属于这里”的认同感。至今，她也很难确切地说出考研的意义。但不可否认的是，相较之前，再次面临就业时，她有了更多在传媒业选择的机会。
放弃的时刻
放弃来得比想象中平静。
第四次踏入研究生考试的考场时，赵阳以为这次会是一个转折点。走了太久的下坡路后，他常自我安慰：“会好的，马上就好了。”
成绩出来后，赵阳非常沮丧。不过，经历了几次失败，面对过数回不如意的结果，他变得更会开导自己，“只能告诉自己都是经历。”
最近赵阳在考驾照，也在复习教师资格证的考试。如果顺利，他希望能到大学同学所在的私立中学教书。“这一点还是挺后悔的，”大学时，他身边的人都在考教师资格证，“那时候觉得我不会去教书，我不需要。”年少轻狂地度过了四年，如今相当于“补之前欠下的账”。
2015-2018年的《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这三年间，硕士招生人数从57万增长到76万，上升幅度远低于报名人数的增长，考研竞争愈加激烈。对2015届、2016届毕业半年后继续准备读研人群的持续跟踪调研显示，考研二战（三战）的成功率有所下降，由2015届的55.4%下降至2016届的48.2%。
刘思佳坚持三战的最直接原因是自己的学历焦虑。第一次感到焦虑是在读大三时，她加入了一个考研群，“感觉里面的人都特别优秀，发表的观点都是我没想过的。”后来投简历找实习工作，她发现能进大厂的人学历都相对比较好，“比我要强很多的。”她当时的男朋友在985学校读书，虽然对方并不在意学历，但她总是觉得自卑。
最受伤的一次还是在去年，公司领导找她谈话，问到毕业学校时，刘思佳坦然答道，“长治医学院。”对方直言：“山西没有一个好学校。”
毕业后的三年里，她一直没放弃考研。全职备考过，也试过一边工作一边考研。于她而言，追求学历更像是对自己二本院校毕业命运的一次再书写，可惜的是，她没能获得改写的机会。
刚毕业的头两年，父母还很支持她去北京工作和考研。最近一年，她明显感受到父母态度有变。老家算年龄喜欢用虚岁，母亲常在电话里念叨：“你都26岁了，没个对象，赚的钱也不多，给私企打工说不定哪天就失业了。”听到这话，她的焦虑症几乎要发作。
一个月前公布的考研成绩彻底浇灭了刘思佳想继续考研的热情与执着。“一年又一年，努力未减少，分数却越来越低。”最后她在一个瞬间想通——接受了自己只是一个普通人的事实后，她快乐了许多，也不再纠结考研这回事。对她来说，现在最想做的事情是好好工作，争取跳槽进大厂，赚更多的钱。
“进大厂和读研哪个更重要呢？”
“以前的话是上学，现在学上不了了，所以更想进大厂，也许30岁以后我会去考公务员。”
（除林小英教授外，本文所有人均为化名。感谢“PITD亚洲虐待博士组织”博主、苏格兰、孙宇凡对本文的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