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成觉 转载自：议报
八十年代邓小平复出掌权以来，一直戴著所谓“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桂冠。事实并非如此。
前些时候微信传播一则消息，题为《惊天巨变？》，内容是“今年在人民大会堂以前所未有的高规格召开了纪念华国锋诞辰一百周年大会，王沪甯在会上发表了长篇讲话，其中透露出一个惊人信息：在国内即将全面展开全盘否定（或批判？）邓小平及其理论的活动。仔细阅读王的讲话就清楚了（邓在改革开放前后所做的一切都变成了华国锋的功绩）。这一惊天巨变谁也没有料到，而上半年的2月19日是邓小平逝世纪念日，官方没有任何动作。”
还有个事实需要注意：参加座谈会的有华家，毛家和刘家的后代，就是没有邓家的人。
上述消息接著以（恢复历史原貌）为题罗列以下事实：
1.全面恢复高考是1977年7月华国锋主席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的，那时邓小平刚被华主席和党中央决定恢复职务不到十天，任副总理，一不熟悉工作，二没有替中央决策的资格和权力，所以，几十年来的考生们谢错了恩人；
2.1977年党的十一届代表大会召开，是华国锋主席和党中央决定了“对内改革，对外开放”“进军四个现代化”的国策，从1977年到981年，他亲自主持了一中全会，二中全会，三中全会，四中全会，五中全会，领导,布局和推进改革开放事业发展；决定设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当时华国锋主席是唯一有资格在中南海边画圈儿的人，《春天的故事》歌唱的应当是他，而不是邓！
3.1977年，是华国锋主席和党中央决定给文革中的右派干部平反和恢复工作，其中包括给邓小平恢复工作；决定给全国所有“五类分子”彻底“摘帽”，让改造好的他们享受平等政治待遇，包括允许他们的子女参军和参加政府工作。
4.1979年，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华国锋签署命令，决定对越南打一场边境自卫反击战争，以教训这个忘恩负义的苏联傀儡国家；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战争，由一个国务院副总理来决策和命令，可能吗？即便是军委副主席，也没有这个资格，所以有人说是邓小平教训了越南，与事实不符。
5.1979年初邓小平副总理作为华国锋主席的特使访问美国，为中国进一步开放做铺垫，同时主要为后来2月17日中国教训越南做“统战”工作。
限于篇幅，以下不再抄录该则微信的原文，而对大陆改革开放的历史过程作一扼要阐述。
以笔者浅见，到现时为止，全程见证上述历史过程并就此著书立说且极具公信力者，当推于光远。其力作《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实属独一无二的忠实纪录。
该作主要记述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举行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及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12月18日至22日）的情况。历时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在华国锋主席亲自主持下解决了有关问题，此后召开的三中全会只是公布并确认了工作会议的成果。但后者被视为邓小平时代和改革开放的开端，却属“历史的误会”！
首先必须指出，中央工作会议开幕时，邓小平率团外访，根本不在北京。会议原先主要讨论农业问题,1978至1980年国民经济计画议题，但很快就突破了原先讨论重点。
11月12日，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陈云在会上发言，指部分批判四人帮中揭发出来的问题要由中央作考虑或决定，包括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牵涉者并非反共，是经中央组织部批准，应予以平反；第二谈到彭德怀冤案，应予以平反；第三是四五天安门事件，指出该事件并非反革命，中央应平反并肯定；最后是对康生在文化大革命所犯的种种罪行，应予以批评调查。
一石激起千重浪。陈云的发言获大量出席者响应，会议出现突破性进展。
主持会议的华国锋作风民主，思想开明。他面对党内元老陈云率先提出要讨论的几个原来不在议程上的重大问题十分冷静。11月25日，华国锋在大会上承认解决问题不彻底，未为四五天安门事件平反（11月28日由中共北京市委宣布为革命行动，正式平反）。华还承认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错误决定，决定撤销全部中央文件，并为二月逆流,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受害的干部平反昭雪，还给陶铸,杨尚昆平反，对康生和谢富治的问题，交由中央组织部审理，并交由三中全会审查。
11月25日，中共中央副主席汪东兴,中央政治局委员吴德被批评，吴德在会上作了检讨。汪东兴在会上被批评盲目支持“两个凡是”，“鹦鹉学舌’式跟著华国锋讲话。会上又批评了华国锋的不切实际的建设计画,建设思想。会议主旋律开始转向讨论文化大革命遗留的种种问题。
此时汪东兴首当其冲，被批评为兼职太多，包括中办主任,8341部队政委,党委书记,中央警卫局局长，并兼中央专案组负责人，由于中央专案组是处理,主管文革案件的机构，大量冤案不能平反，是汪东兴不批准，阻碍了冤案平反进度。
25日当晚，华国锋主席代表了中央政治局决定给予四五天安门事件,彭德怀,陶铸等案平反，并宣布撤销中央专案组及其辖下所有办公室，将所有案件移交中央组织部，今后不再采取成立专案办审查干部，并决定对康生,谢富治的问题进行审查。
12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散会，它基本上解决了文革以来的重大问题，华国锋的“两个凡是”理论及其追随者在会议上均遭到了批判，保守派的执政理论基础动摇。
于光远的忆述中详细记载了华对自己提出“两个凡是”的自我批评，认为其态度诚恳。这“两个凡是”称：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而中央工作会议上通过的一系列平反决议，实际上全都违背了毛的指示；会议确定的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国策，更是与毛的决策背道而驰！华做了好事却背了骂名！
讲到华不切实际的经济计画和经济思想，那更非他个人的主张，而是包括李先念等主管经济的领导人共同的想法，所谓“洋冒进”就连邓当时也并未反对。等到计划落空，就都怨最高领导人华国锋！
还应指出，华对于汪东兴并无任何包庇，而是顺应了大家的要求，这都是难得的。
无可否认，邓在全党全军享有崇高威望。故其在三中全会闭幕式上的讲话备受瞩目。他将之概括成“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团结起来向前看”，深得人心。于光远忆述该讲话本来由中共第一健笔胡乔木起草，但邓审阅后觉得不能用，便自行写下几条提纲，在旁的于光远记录了下来。然后由胡耀邦和于光远找别的健笔形成文字稿，供邓讲话时作底本。
“不让后人知道历史真相，就不能深刻底吸取历史的经验和教训，这是一种对历史对后人极不负责的态度。”于光远在《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一书自序中的这句话，扣人心弦，值得深思。
回到本文开头邓那顶“总设计师”的桂冠，出于鲍彤的心血来潮。作为政治局常委会秘书的鲍彤，洞悉改革开放国策之由来，完全了解该项国策乃由华国锋最早付诸实施之一切有关细节；问题是邓自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起即已在实质上（不是形式上）掌控大权，华则只能逐步让位于这个一贯喜欢独自揽权（叶剑英语）的小个子；于是1980年9月华辞去总理职务—自1976年4月由毛下令任此职务起为时五年五个月，至五届人大三次会议正式由赵紫阳接替；1980年11月间在政治局会议上华辞去中共中央主席职务，12月5日改由胡耀邦继位。
在此必须强调：华始终并不认同上述政治局会议上对他的那些指责（包括什么提出并极力实行“两个凡是”以及大搞“洋冒进”等等），但墙倒众人推，原先站在他一边的汪东兴,纪登奎,陈锡联等三四个人早已失势，众寡悬殊！关键时刻自毛去世后一直挺华的叶帅发话了。年逾八十德高望重的叶出于维护中共统治的大局，表示愿意承担几年来工作中所有失误的责任，自称怀有封建护主的旧思想，故极力挺华。此言一出，华明白再不可能力挽狂澜，遂不作任何辩解了。由此可见，他绝非刚愎自用冥顽不灵的莽汉，而是能够审时度势进退有方的智者。
但其忠厚为人，一副“讲老实话，是老实人”（毛对他的评价）的形象，在党内广为人知。故退位后在每届中共全国代表大会上均高票当选中央委员（直至“十五大”为止）。
但坚持隐居于北京市内深宅大院中，从不过问政事。妻子韩芝俊上下班都骑自行车，够低调的！
行文至此，略谈华身为大陆中国第二任总理迈出国门的建树。
头一次是1978年8月15日至9月1日访问罗（马尼亚）,南（斯拉夫）,伊（朗）三国，外长黄华,四川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等陪同。在迥异于前任周恩来所处的国际环境下，这位从未喝过洋墨水的山西汉子，谦虚谨慎，诚以待人，短短半月中不仅开创了大陆中国外交新格局，而且回国后效法南斯拉夫举办农工商联合企业，为现时的乡镇企业开了先河。第二次是1979年10月15日至11月5日访问西欧，与法国,联邦德国,英国和义大利领导人会谈，成果有目共睹。
鉴于其第二次出访事隔四十三年，加上当时大陆报刊的报导语焉不详，故摘录香港《大公报》及外电的若干资料以飨读者。
该次外访，陪同人员包括副总理余秋里,外长黄华,副外长章文晋,国家计委副主任甘子玉,公安部副部长凌云和外贸部副部长崔群等。著名记者朱启平受香港《大公报》派遣，全程作了详细的报导。结束时，在题为《华总理访问四国的成就》这篇专电里朱启平写道：华总理到西欧在中国对外关系史上是空前的，华国锋是以总理的身分出访的，然而到处都受到国家元首的接待，因为他是党中央的主席，因为他代表中国人民。
在《各国会谈收获丰》的小标题下这样写道：在四国访问中，华总理都和各国的首脑进行了既广泛又深入的会谈。在巴黎，商谈都是和德斯坦总统单独进行的，气氛友好热烈。在西德，原定谈两个小时，结果两国总理先后谈了十小时，建立了难得的私人友谊。在英国，彼此对国际事务的观点具有广泛的一致性。女首相的真知灼见，使人想起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邱吉尔。在义大利，时间虽然短些，华总理和科西加总理进行了诚挚的会谈。和四国首脑的会谈是融洽的，建设性的，富有成果的。通过会谈，签订了关于经济，文化，教育，航空等方面合作的协定。中国和西欧四国的关系，由于这次访问加强了，彼此互助合作的前景十分广阔。
在《民众争相表示欢迎》这一段里写道：作为记者，跟著总理走了二十多天，耳闻目睹，深感喜悦。华总理每到一国，日程的安排，十分紧凑，谈不到充分的休息，有的时候睡眠只有两三小时；然而，他在各种场合，始终精神良好。这说明他的身体是很硬朗的。他在参观中，对科学技术方面的设备，看得细，问得多，是在认真地学习人家的先进经验。国家领导人对现代化这三个字，有了感性的认识，这对我国实现四化，肯定是大有好处的。不仅在科技方面，他对各国情况，也有了进一步的概括了解，这对于怎样把人家的一些优点，吸收到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中来，是会起促进作用的。他有自己的风格，谦逊，朴实，诚恳，真像一阵清快的凉风，吹进竞争激烈五光十色的西欧社会。
笔者认为，从朱启平的报导里，可以看到，华并不像邓后来逼他下台时说的那样“水平低”。外电反映“人们普遍认为他稳重,大方,诚恳,谦虚。他们感到，同这个人打交道是可以信得过的。” 虽然有礼貌成分，但是可见华国锋对外国的新鲜事物并不是排斥的，而体现出承认落后、学习先进的态度。
华在离开最后一站罗马时发表书面谈话说，“我们这次对西欧四国的访问取得了圆满的成功，我们是怀著满意的心情回国的。”而美联社罗马六日电讯中称：“这位57岁的总理对义大利官员说，他到西方的旅行—中国政府首脑的第一次—‘比我所预期的更有成效和有意义’。”
华国峰此行实际上迈出了中国对外开放的一大步。而他和四国领导人的会谈，以及答记者问等虽然事前必然作了充分准备，随行专家帮他做了许多工作，但临场应对还是靠其本人。在中国大陆内地成长的“土八路”出身的华，即使其机敏才干不及曾在法国留学的周恩来和邓小平，但此次出访西欧不仅并没丢中国人的脸，反而是获得老外朝野从上到下一片赞扬之声。
前文曾交代过邓小平从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1978年12月22日）当日起，便已居于No.1的地位——尽管华仍是中共中央主席兼中央军委主席，对于此一残酷的政治现实，华没有丝毫怨天尤人，而是继续恪尽职守。但他1979年10月中旬至11月上旬的这次出访期间，处于“邓大人”淫威下的意识形态部门自然不敢大肆宣传已成“虚君”的华主席，好在刚崛起的胡耀邦本性善良，被廖承志派返香港《大公报》的一代名记者朱启平（1945年9月2日在美国超级战舰“密苏里号”上现场报导日本政府签降仪式）衔命再次出山。而华也欣然接受六十四岁的这位摘帽右派随行采访，这就为大陆中国对外开放的历史留下了一份极其珍贵的纪录！
纵观当代中共党史，任何人都无法抹煞“英明领袖华国锋，一举粉碎四人帮”的功绩，那是有口皆碑！而在此前后的五年多，华为改革开放立下殊勋，也是铁的事实。邓小平声言“华只是个过渡，他没有什么东西”，显然是有意贬低华国锋。
诚然，华的确属于过渡时期的领袖，盖毛临终前擢拔华的本意在于自身见阎王后让其继位，过那么一阵再把权力转到江青手上，从而使毛氏家天下得以延续下去。没料到人算不如天算，大内总管汪东兴惧怕江青对自己下毒手，先向华暗示危机逼近，同时靠拢军内元老叶帅，充当了华,叶的得力中介。而就在毛刚咽气,汪暗地奔走之前，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长兼总参二部副部长的熊向晖，已经识别出华国锋与江青一伙泾渭分明，是两股道上跑的车，遂向叶剑英数次力陈华靠得住，可与之结盟图大事。老谋深算的叶深以为然。就这样，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终于揭开了历史新的一页。
其实，邓小平极力贬低华国锋，乃自己打自己的嘴巴！
据胡耀邦长子胡德平纪念华国锋的文章《他的民主精神不是谁都能做到》：当邓小平女婿贺平*邓榕丈夫）在粉碎“四人帮”之次日“飞车”赶到邓家报告这一特大喜讯时，邓小平及全家都无比兴奋，邓向他们解释了“厚重少文”的周勃,陈平的典故，说华（即华国锋）这人好，选对了，并感叹地说，“看来我可以安度晚年了。”
胡德平在该文中还写了这么一段：不知道今天的青年人还有多少人记得华国锋同志了解华国锋同志，我和我的同代人肯定都记得他。在党的十五大上，当华国锋同志以全票重新当选为中央委员时，全场响起热烈掌声。但愿华国锋同志也记得这一刹那。我也投了他一票。
以上所述，均秉持实事求是之原则，绝无诳语。尤其是华国锋在殄除四魔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更是颠扑不破，故2008年中共中央发布的《华国锋同志生平》也首次言之凿凿地写道：“华国锋同志在粉碎’四人帮’这场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斗争中起了决定性作用。党和人民不会忘记他作出的重要贡献。”
熊向晖之女熊蕾忆述：
（四人帮落网后）总参二部部长,叶帅侄子选基说，叶帅认为，这个事情只有华国锋能这么干。周总理如果在世，干不出来，小平也干不出来。叶帅也没有想到有这么一下，也不敢想。现在四人帮在北京的爪牙已经关起来了，目前的方针是缩小打击面，扩大团结面。对各地已经打了招呼。叶帅认为，国不可一日无君，所以，政治局一致通过华国锋人中央主席，是新的领袖。党内和社会舆论对这次除“四害”之举，高度一致：果断,干净,利落,漂亮。正如郭沫若那首诗的劈头第一句：“大快人心事，粉碎四人帮”！
大局初定之后，10月31日，叶帅把老爹找去，做了一次长谈。叶帅说，“英明领袖华主席”，是我提的。他当之无愧。就拿粉碎四人帮这件事来说，把他们捉起来，周总理不会，小平他也不会。我就没有想到！这一招是挽救了国家，挽救了党。叶帅谈到要帮助华国锋：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华主席需要帮助。谁帮啊？首先是毛主席，巨眼识英雄。他没有跳别人啊，就挑了他嘛！毛主席说他有工作经验，忠厚，不蠢。“不蠢”这两个字很妙啊！大智若愚啊。稳重。第二是我们这些老家伙，要坚决支持华，特别是军队。第三是基层干部群众。粉碎四人帮，受到全体人民的欢迎。
在这”三个帮”中，叶帅认为，关键还是”我们这些老家伙”，要承上启下。
老爹和当时很多老家伙一样，希望邓小平早日出来工作。他跟叶帅讲了大家这份心情。
叶帅说，小平是要出来工作，不过要晚一点。车子转弯转得太急要翻车的。小平这个事是毛主席提的，政治局通过留党察看、以观后效的，现在一下子马上出来不行，要一个过程。不然真成了宫廷政变了。
另外，叶帅说，小平晚一点出来，也可以显示华主席的能力。现在粉碎四人帮很得人心，但是他在其他方面怎么样呢？还要让群众看一看嘛。
叶帅希望”我们这些老家伙们”帮助树立华国锋的威信。他说，小平这个人哪，不甘寂寞，擅权，他一出来就会喧宾夺主，就显不出华主席来了。叶帅说，我不说别的，华国锋五十几岁，我们都快八十了，小平也七十多了，选择这个人不容易啊！大浪淘沙，沙里淘金啊！
不过叶帅还是说，小平晚一点出来，总要出来的。他说，你看，（华国锋主持正在编辑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一反原来的编辑方针，原来凡是涉及、讲到刘少奇、邓小平、林彪好话的地方全删；现在反过来，凡是讲邓小平好的地方，一概不删，保留。保留了十几处。将来大家看了，知道毛主席赞扬过他。这其实都是在为邓小平复出做铺垫啊！
虽然华国锋确实不像邓小平贬低的那样不堪，但他毕竟深受毛泽东的各种教条束缚，或者说没有利用打倒四人帮后形成的民气全力扭转毛泽东那一套过左的东西，更不懂得当代宪政民主的基本原则。在他短暂的当政期间，中共中央还做出过不少左的决定，甚至造成王申酉、李九莲等一些熬到四人帮垮台的异议思想者被杀。大批的冤假错案开始纠正也是在他下台后才开始进行。
邓小平固然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十分信赖耀邦，但对其厚重的自由主义和人道主义思想是极之不以为然的。1983年3月，中共中央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时周扬的报告谈到“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其中涉及“异化”问题，被胡乔木曲解且向邓小平告状。邓力撑胡乔木，导致周扬含冤气结罹患重病，卧床不起至六四后不足两个月（1989年7月31日）去世。严格来说，邓小平间接害死了周扬，就如同胡耀邦的死因与邓息息相关。
邓小平支持胡赵搞改革开放是有功的，但是六四镇压凸显了其残酷无情的本性。相反，华国锋也许缺乏邓小平的世界眼光，更缺乏其老谋深算，但是其人性质朴的一面却是后来的当政者所欠缺的。
目前有论者指北京捧华贬邓，旨在为习承传毛衣钵张本。此说不无道理。因为坊间传闻即便有官员称赞习近平父亲为改革开放护航也被训斥，可见习的用心不过是利用华国锋想宣传对毛的忠诚。但官方的捧华贬邓有如双面剑，矢志振兴中华的炎黄子孙大可巧妙运用之，即对中南海衮衮诸公信誓旦旦之“初心”不加理会，而迳自团结起来竭力恢复历史本来面目，让一直受蒙蔽的亿万国人明白历史真相，进而奋起迈上宪政民主之路。
无论毛,邓或其传人如何逆时代潮流而动，神州大地终将出现千年未有的大变局。百多年前的辛亥孙中山高举义旗埋葬了满清王朝；六十四年后的丙辰华国锋密室策划结束了毛式皇权。如果说华国锋对于今天的自由派有何意义，也许习近平应该学习华国锋知难而退。华国锋曾经占据了几乎所有党国领导人头衔，但自知治国能力不足，受到攻击后不是残酷打击对手，而是主动下台。习近平同样对当代民主政治一窍不通，还学习毛大搞个人集权，要真想学习华国锋，并想华国锋一样落得善终，只有早日让贤一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