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洁平 来源：Matters 原文链接
一、极权并非他者
6月30日深夜11点，跟很多人一样，我在电脑上一行一行读完了港版《国安法》全文。一边读，一边在脑中翻译那些强硬又模糊的词句——仿佛回到以前当记者做中国报导的日子，强烈的时空错乱感之余，心中的荒谬与荒凉，难以言表。
15年前，我刚到香港，做记者写中国报导。最常遇到的难题之一，就是要去细究，那些在做艾滋病防治的人、做地震死难学生名单调查的人、做环保呼吁的人、帮弱势者打官司做律师的人、写文章写诗出书的人、组织家庭教会的人……他们到底为什么被带走？在被带走和被审判之间，为何人间蒸发了那么多天，甚至会以年计？他们遭遇了什么，触犯了什么法律，什么罪名？那些罪名，又到底是什么意思？他们如何度过这些朝夕折磨的漫长时日？怎样抗辩？谁给他们辩护？还能在这样的司法框架内辩护吗？那些参与拘捕他们的人，又是谁？这些也有父母妻小的捕猎者，是怎样工作，什么心态？
面对被黑暗吞没的活生生的人，我有数不清的问题。
我也知道，对很多人来说，这些问题的答案很简单，以至于不成问题：「中国」而已——两个字就说完了。
很记得以前在办公室，香港同事听着故事，眼里是同情，头却转去另一边：哎，中国就是这样的啦。是也没错。健康的人没有兴趣去探究疾病的机制，光亮里的人不必花时间凝视深渊。「中国」是一切的理由，躲得远远，就好了。就像父母从小教我们的，离坏人远一点，我们和我们的世界，就不会变坏。
身处其中，你当然知道，不是这么回事。
恶是一整套的机制，无声运行于每一个普通人的日常。每个人的动作只要在这机制中适应一点点，或者扭曲一点点，卷入所有人的深渊就形成了。摆脱它的成本会越来越高，高到远超普通人可以承受，甚至就算离开，与这机制互动出的默契依然留存在你的身体习惯上。而这时，从外看来，无论内里多少抵抗与挣扎，所有人已逐渐固化成同一个恶的符号。
难题在于，你并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身处其中」，什么时候可以「置身事外」。
在民主国家的人，可能觉得极权很遥远。但疫情之后、走向冷战的世界，民主国家的诸多应对决策，暴政的因子，早已潜藏其中。若把政治的场域缩小，即使在自由法治的社会，家庭、学校、职场、教会等各类大小组织中，暴政运作的因子，更是无处不在。
极权并非他者，它内生于我们之中。电影《浪潮》用一个1967年发生在美国加州中学的真实社会实验告诉我们：一旦外部环境嬗变，政治文明的退潮，可以很快。
「世界离极权只有五天。」这句本是描述电影情节的话，在7月的香港，变成了现实。
国安法从颁布、生效、确认执法细则、任命执行负责人，再到驻港国安公署作为第四个中央直属机构在港落地，不过9天。中间的环节，密不透风，在政治上，直接穿透香港特区「自治」的边界；在法治上，与香港的基本法框架直接冲突，更威胁法治精神与程序正义；在执行上，实质上架空港府，放权警察，令香港往「警察城市」再进一步。
极权生活的感受是什么样的？不是一群名叫「极权」的坏人跨过边境，长驱直入，而是你身边原本熟悉的人、熟悉的机构、熟悉的行为与生活，突然变了样子。
香港大学会从旧照片上自动抹去一个被判入监的年轻校友；公立图书馆会自觉开出黑名单、下架敏感人士的书；选举投票都会被官员或警察任意指控为违反国安法；媒体老板迅速换掉了对北京不够友好的内容主管；书展的举办方威胁书商们自我审查；在官方黑名单上数一数二号的人物，会在公开文章里直接指控旧相识的朋友是中共打手；社交网络上，改名隐身已成风潮，人们自动猜测「敏感词」并做替换；移民生意大排长龙⋯⋯
极权之所以能如癌症一样扩散，因为它成功策反的，是我们身体上健康的细胞。社会如人体，如果每一个器官、每一条血管不能各司其职，守住健康底线，那便是全面溃败。
也因此，当极权压顶，我们要对抗的，并不是任何一个他者，而是内生于我们自己的恐惧、猜疑、松懈、人云亦云。大国博弈，小城揽炒，利弊谋算，都代替不了我们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要度过的时间。在这时间里，不被极权改变，是我们能给它最大的回击。
Akira中的末日景象
二、拿回语言
恐惧袭来，首先退潮的，是语言。
2019年，我见过一次这样的大退潮，发生在无数同情香港的中国背景的朋友圈。他可能只是在脸书发一张和平游行的照片，可能只是说了一句含义不明的香港加油，甚至只是给黄之锋的IG点了赞，一旦被截图（多半还是被熟人），就进入公开举报、微博起底、公安登门、家人被胁……的黑洞。这个人，好像也就消失在了这样的黑洞里。社交帐户关闭、改名、清理及区分朋友、只看不说话、不再谈论自己的观点或想法。在网络世界里，语言消失了，人也就消失了。
不过一年后，香港朋友们也开始这样做了。原本认识的名字变得陌生，原本塞满同温层河道的行动信息在脸书上很难再看见了，人们在清理过去的发文记录，连随便骂骂人的废文帖也想删掉。因为「国安法」的阴影，从传闻到落地，四十多天，从通过到公开，又过了十多小时。这样一条威胁最高刑罚是终身监禁的全局性法案，直到发布之前，都没人知道具体的法条是什么。起初，单单是关于「有多恐怖」的猜想，就已经让许多话到嘴边的声音，被咽了下去。等法条公开后，「原来比我想像的最差情形还要恐怖」的普遍观感，让此前犹疑的恐惧落了地，那些咽下去的话，再也不打算讲出来了。
政治的陷落，是从语言的陷落开始的。
当你无法诚实、公开地讲出自己的想法，「公共」的基础就消失了。当表达退回私人领域，交流、争辩的基础会流失，思想、判断的品质也会萎靡。更进一步，若每个人都从公共隐身，组织与连结无处可依，共同体也会趋于溃散。
最要紧地，放弃了语言的你，还可能不自觉地，成为极权体制的一部分。
极权要求人们在谎言中生活。你也许不愿说谎，但接受了「生活在谎言中」的现实。正是这些谎言中的正常生活，巩固、充实、构成了这制度，以至于它们就是制度本身。
这便是哈维尔提出，每个人坚持「活在真实中」（living in truth）才是对抗极权的最重要支点的道理。他说：「那个自然而然就会将人非人化，将人变得没有面貌、没有个性的权力结构，是那个自动机制的特殊产物，它已成为体制的根本。正是这套自动机制的强制要求，选择那些缺乏个人意志的人来跻身权力结构⋯⋯令只有空谈的人才能掌握权力，以保证制度的自动机制可以继续运转。」（《无权者的权力》，罗永生译版）
当我们放弃自己的语言，就已经成为了「非人化」机制的一部分。要抵抗这种机制，首先就是抵抗这种机制在我们自己身上运作的可能，反制恐惧，拿回自己的语言。
语言只在方寸之间，却是最小单位的自由。
不论是从气势汹汹的暴力机器手中拿回，还是从同辈中人排队坐监的歉疚感中找回，又或者是，从千篇一律的文宣口号中讲出一句自己的话，都非常不容易。
在香港，每个人都还记得，自由言谈的感觉。延续这感觉，在讲每一句话时，记得问自己，国安法之前会怎么讲，为什么变了，能否不变？如果必须要变，那就问一问：在激情口号之外，你真的想要讲什么？试着把那个换自己的语言，重新讲出来。
在自己身上实践自由，并不是全无或者全有的选择，正来自这样，每一步都比下一步多一个支点，一点一点的练习。
三、直视深渊
硕士班的内地学生写信给我：「我才来香港不到2年，就这么亲眼见证它被摧残吗？曾经我们的课堂、还有我心目中的香港是那么美好。现在，我和朋友们都觉得，难以接受这一切。太难接受了。」
我想了很久，回覆她：我们能做的确实不多，但至少，不要因为太辛苦而扭过头去。盯着它，体会它，接受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共担的痛苦。
坏的时代，没有一剂良药的解方。在看不到出路的时候，首先要抵御捷径的诱惑。捷径往往是虚假的，是最远的道路，也是不归路，急着寻求简单解药，反而会往犬儒狂奔，也最容易掉入投机者的陷阱。我们或许都要学着接受，恐惧无法排解，内疚难以愈合。站在原地，目睹巨大的物是人非之后所带来的种种情绪，不会轻易消除。就像阿伦特点评茨威格写于二战时的《昨日的世界》时感慨：我们每个人都是这场巨大转变的见证人，我们都迫不得已接受这一点。
与朋友开玩笑时，我说记得小时候在中国，是生活在一种已达熟成期的「不自由」极权体制里，所以我们常自嘲：我们还没长大就老了。成年后到了香港，虽然熟成期的资本主义社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在这自由之地，仿佛重返青春，遇见的人都单纯，规则都透明清楚，社会总相信有公义。
万万没想到，我们会在香港，见证一个社会从自由迅速坠入不自由的境地，会见到极权从零到一，原地生成。
那，直面、纠缠、抵抗，就视为时代给我们的挑战和使命吧。
许多人谈移民。但移民与否，根本不是问题的关键。在本地大可以浑浑噩噩，做个帮凶，在他乡自由之地，亦可以承担香港，持续行动。问题的关键是，无论身在何处，能否坚持做个「见证人」，面对深渊时，接受深渊带来的痛苦，也不要闭起眼睛。
直视深渊，却不被它扭曲，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每个人都可以找到自己的练习方式。作为记者的我，练习的方式是观察：仔细地观察深渊，并观察它如何与自己互动，借着观察，分离出现实、现实给我带来的情绪，与真正的自我。由此，不要让自我被它们扭曲，但也不要躲开它们。
观察深渊的形成与运作，会摆脱自我中心的视角，会令我们明白，我们每个人所遭逢的时代，自有其历史性的脉络，极权也非他者。因此，并不是因为我们特别惨，才遇见这些，甚至反过来，往往是因为我们过去所经历的好时光与周围世界相比，太过幸运。
1997年以来，香港从一个最去政治化的商业城市，变成全球抗争之都、一切事情都政治化的城市，驱动她的核心焦虑只有一个词：自治。面对崛起扩张的中国大陆，面对人治之下政治氛围不确定的中共政体，怎样保住「一国两制」这一脆弱框架下的自治？
2003年反对23条立法、2012年反对国民教育、2019年反对逃犯送中，目标都是保护香港的自治空间，不受大陆模式渗透。2003年一直到2014年的争取民主运动，目标也是落实基本法写明的普选制度，令香港的「高度自治」以制度化的方式被保障。
从胡温时代，再到习时代，中国的内政及外交均从温和走向强硬。而资本主义全球化经历了超过20年高歌猛进，在各国积累的内部矛盾也开始逐渐爆发。作为中国与世界桥梁的香港，在两边都各自内卷的紧张关系中，香港自身的边界，也张力满满。
在如此氛围中，香港争民主的议程，在2014年雨伞运动后，以失败告终，北京的回应是发布白皮书，强调中央对香港的全面管治权。保自治的议程，则在2019年反送中运动后，被全面压制，北京的回应是绕过本地立法，直接以全国人大推出《国安法》，在港执行。
港版《国安法》并非突如其来，但在香港与中国、中国与世界的互动中，显然也非终点。只是，模糊且充满人治空间的中国式法条，对执行部门的充分放权，辅以机器般高效执行的港式官僚系统，令这法律带来的，压制自由的即时效果，比预期更加强烈。但高压之下，依然有数万人不断上街，超过六十万人以民间投票表态。「暴政」所引发香港体制里原本「非人化」的部分，与香港公民社会中人性化的坚持之冲撞，值得细究。
过去十天，我也在自己身上，观察恐惧的形状。
它很具体，作用在写作时的字斟句酌上，作用在看到新闻时对自己的联想上，作用在夜晚的梦境里。它让人很不舒服，但也时时令我好奇：原来在恐惧中的我，会做这些反应，而冷静下来，多半不是必要的。
在这样的觉察与回推中，我学着寻找，可以对抗它的支点。
最重要的，就是不要被外在的恐惧绑架了自我的生命议程。提前想好，自己可以承担的极限，凡是没有到这条极限的，照做不误，不用被时时出现吓唬人的消息影响。到了极限，再根据具体环境评估，是否要调整极限本身，或是调整动作。
恐惧的形状
四、不要猜疑
极权并没有足够的牙齿去实现细致的暴力管治。它的真正有效，是依赖恐惧让人们自我约束；同时，通过审讯、抓捕的秘密化，令人们彼此猜疑，陷入孤立。恐惧会消灭行动，猜疑会消灭组织——极权由此有效。
前几日，黎智英在《苹果日报》写作的某专栏文章是一例。文章中，他引述了「网红夫妇」的说法，指有位城中名人「狮子头」对他们进行长达七个小时的威胁，暗指「狮子头」是中共打手。然而相关内容语焉不详，核心当事人均以绰号出现，惹人猜疑。多数人猜出「狮子头」是谁，「网红夫妇」亦有各种传闻，但没有一个核心当事人出言证实或证伪，很快，这成为一宗绘声绘影的城中迷案。几十年来在民主派圈中交友广泛的「狮子头」的友人们均窃窃私语，暗自打听：这到底是不是真的？我还能不能相信这个人？
这样的「捉鬼」场面，在历次社会运动到了冲突最激烈、方向最摇摆的时刻，许多人都不陌生。当人人蒙起面来，那人人就都有嫌疑是对家的卧底。带头冲击的那个人，是勇武抗争，还是对家派来抹黑栽赃？这个问号只要你想，永远都在。而只要这个问号浮起，行动最根本的信任就被破坏，弱势者团结一致的动力也会涣散。
纪录片《理大围城》，带观众重返香港理工大学那黑暗的十几天：一方面是警察的强力包围，「全部暴动罪」的指控，一方面是中间人不断来接走部分未成年人学生，掀起留守者之间严重的相互猜疑，不但人们无法连结、组织、协商，心理防线也几乎彻底被击垮。
秘密政治一旦发挥作用，朋友圈里，我们还能相信谁？对谁说话才能放心？是不是什么都不要说了？若我不相信别人，那我自己还会被别人相信吗？
我们知道，猜疑的循环必须停止，我们才能重新回到自己的议程，建立信任与连结。但不猜疑，并不是不做判断，盲目信任。情报收集、秘密调查的秘密政治是现实，罔顾现实同样是不智，严重时更害人害己。不盲信，又不过度猜疑，这中间的现实平衡该如何拿捏？
在中国做采访多年，我自己的经验是，建立自己的行事准则，并尽量使其透明化：
该相信什么人？
就像看新闻一样，建立自己的信任清单。信任清单上的人说的话，默认为真，除非有事例被证明为假。不在信任清单上的人说的话，且听之，且存疑，除非被多方证明为真。立场变化非常突然且剧烈的人，不妨先存疑，直到经过一段时间的验证。
朋友间怎么说话才安全，不会被告密？
我的方法是，说话时，尽量不要去分辨朋友。只需自己分辨，什么事可以说，什么事不可以说。可以说的，无论对家人、朋友、媒体、私下或公开都讲一样的话。不可以说的，无论对家人、朋友、公众都不要讲。
如何让自己被信任？
很简单，不功利，不八卦，言行一致，日久见人心。
以上是我给自己的小小原则。宗旨是用最简单的原则，划定安全底线，其它一切，都尽量摊开在阳光下。对抗秘密的，从来都不是更多的秘密，而是光天化日的表达与言说。
恐惧消灭行动，猜疑消灭组织
五、志业与爱
任何一个对生命有追求的人，都会在面临陡然失去自由的环境时，心怀强烈不甘：我不想要妥协，不想要自我审查，我不想要把生命浪费在擦边球、琢磨能说不能说的游戏里，我不想要自己无法再讨论真正具有创造力、探索性的大千世界的各类议题，我不想要自己每天只盯着敌人什么时候完蛋，在思想的世界停止远航。
这些不甘，往往是最初支撑我们抵抗的动力。
然而，在个人身上，抵抗暴政的阴影，是一趟漫长的旅程，需要持续不断地练习，也需要持久的能量。这些辛苦背后的持久动力，很难是愤怒或不甘，不是「不要什么」，而必然是「要什么」。
国安法之后，香港街头的口号，从「反抗」、「报仇」、「光复香港时代革命」，变成了「我哋真系好捻钟意香港」。尽管这是躲避审查的策略，但人们潜意识里仿佛也明白，愈黑暗的时候，愈要爱，因为只有爱是持久的动力。
爱不是抽象的。以香港为例，我们爱的香港，需要有更具体的想像。我们想要追求的、或者守护的，是什么样的生活方式？什么样的社会想像？我们怎么看待自己在追寻这条路上的角色？怎样把这角色与自己的志业与兴趣结合？说到底，你活这一生，最想做的事是什么？
也是哈维尔说，他讨厌自己被标签为「异见者」，因为一个有丰富生命的人，并不是被「与政权声音不一致」所定义的。说到底，政权又算老几？「异见者」不过是在实践生命的时候无可避免地跟权力杠上的人而已。他们有生命目标，有放不下手的兴趣，有愿意为之付出实践的信念感，才会有与暴政「斗长命」的勇气和耐心。他们可能是医生﹑厨师、飞机师、社会学家﹑音乐家﹑作家、艺术家——各行各业的普通人。
也只有每个人都树立，并且尽力维护生命的目标，才能迫使政治冲破极权的目标，回归到它唯一正确的立足点：个体的人。
我们一直在谈自由的失去。但更重要的是，拥有自由是为了什么？自由的目的，是让个人拥有更自主的生命。也只有生命的自主——我们知道自己要过什么样的生活，并且去过，而不是被生活所驱使——才是去捍卫自由的最大动力。
我们抵抗恐惧、破解猜疑、开口说话、不做极权的帮凶，都并不知道是否真能改变世事。但凡此种种，最终是为了做回一个完整的人——避免被削减、被消散、被征服，避免现在的自己、过去的自己和将来想要成为的自己相断裂。让生命在抵抗中，依旧有目标，能创造。
大时代，写给自己，也与朋友们共勉。
本文亦发表在《天下》杂志：https://www.cw.com.tw/article/51010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