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唐振权 转载自：《记忆》
1970 年，北京的各个大学，都在外地寻找地方准备搬迁，按当时的情况，可能是因为战备的原因。中国和苏联闹僵，老要反对人家的修正主义，边境上又有摩擦，害怕真的打起来，北京各方面都做着备战的准备。各个大学和主要的科研单位都计划着首先外迁，我们1969 年去干校是人员疏散的先行一步。1972 年，中苏间的紧张局势有了缓解，所有各单位的“五七干校”的人，大部分都撤回北京，北京备战的气氛也放松了许多。
我们回到北京只是无事的呆着，没有教学，没有科研，在干校练就了做木工的手艺，没事打柜子做沙发，再有就是“攒”电视机。后来我们和张家口探矿机械厂联系，承担了一个研究和设计钻机试验台的装置，总算找了一些事干。到了1975 年，院长高元贵与湖北省委交涉了很长时间，敲定了学校搬迁到武汉市，新的校址算是落实了下来。原定学校的大队人马6、7 月份就要迁到武汉，因为河南大水灾，京汉路中断，直到9 月由副总理李先念督办检查，一个死命令，我们多数教职工像赶鸭子，轰到了武汉，夫妻都是地质学院的双职工是举家搬迁。新的学校刚刚开始基本建设，涌到了武汉的人被分散到三四个安置点。
我始终没有弄明白，为什么要把那么多大学迁出北京。原本认为大学搬迁是为了战备，现在似乎没有那个必要了，但是更迫不及待地要把大学搬走。一个首都应该是政治文化的中心，为什么就容不得几所大学？海淀区是大学最集中的区域，各院校都在忙着搬家。清华搬四川绵阳，北大搬陕西汉中，中国科大搬安徽合肥，师大要迁到某省与该省师范学院合并，农大搬延安，矿业学院搬华蓥山，后改到江苏徐州，石油学院搬山东东营，林学院搬到西双版纳，钢铁学院搬楚雄，水利电力学院搬邯郸，机械学院搬咸阳，建工学院搬武汉……等等。不能再一一列举。这种搬迁难道没有慎重考虑，是随意做出的吗？
有几句经典的话我记忆犹深：“农业院校办在城里，那不是见鬼吗？”“工科学校就应该同工矿企业结合到一起。”当然这就是最高指示。那么非农非工的院校呢，不是照样也要外迁搬走吗？其实，酔翁之意不在酒。我猜想北京有那么多的大学，就会有思想活跃的青年人，就会有难以预料的出格的事情发生。这会使老人家坐卧不安，担心风云变化，担心设计的理想目标不能实现。当然大学必须外迁，以绝后患。最高领导人的意愿，那些听命者能不遵旨照办吗？1975 年迫不急待地催促大学外迁，只能是这个意思。
让我们赶紧到武汉去，正值河南发大水，驻马店地方两个水库的水坝冲垮，西平和遂平两个县被夷成平地，据说死亡人数达到二十多万人。京广铁路中断有一个多月，刚一恢复通车，铁道部受中央指示，通车的第一趟列车派做专列，仅只拉了我们一个学校的人，包了全部的卧铺和硬座席，直达武汉，沿途不上下任何其他别的旅客。如此大的水灾，没有一点的公开报道，但是天上的卫星是有眼睛的，人家外国会怎样看待你中国政府。列车夜间路过灾区，路基刚浸泡过水，列车行进极慢，靠着车窗透出去的灯光可以看到，路基两边全是水，远处是一片漆黑，没有一点灯光。
停靠在小站的时候，车站上有许多要想上车的灾民，车门紧闭着不开，车下哭嚎着也没有用。我们好心的同志对列车员央求，就开一下车门吧，他们都会是短途到前面下车，投奔亲戚的。列车员为难：“我不是不想开门，门如果打开人都会涌上来，列车就别想前行了。”列车本来就是临时停车，列车员也无权让人上车。我们只能眼睁睁看着可怜的灾民无助的哀求。
我不明白为什么当时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就无视那样大的灾情，把一个大学的搬迁，放在如此重要的地位，而不设法去救助灾民。究竟是救灾重要呢，还是强制我们赶紧去武汉重要？难道真的有什么重要的任务等着我们？
然而，我们到了武汉却是无事可干。总共安置了四个点，前三个点大家都是闲待，干等着。第一个点是全面接管合并了的武汉地质学校，第二个点是整个借用了武汉教师进修学院，第三个点是挤占了华中农学院的一些校舍，农学院遵照“农校不能办在城市里”的指示搬到下面去了。第四个点是新校址，分配从事基建工作的人员，都到建设工地上岗。我们系留在了地校，整天的闲扯天、吹牛、打扑克、下棋、上街瞎逛，也真是无聊透顶。非要我们赶到武汉，难道为了就是为了这样闲待着？就这样，我们从1975 年的9 月份闲待到第二年的3 月。10 月份的时候，受湖北教委的指示，学校派人下到地区县招生，由公社和生产大队推荐，派去的人做文化考核，县里批准。推荐的考生只有初中文化程度，部分城市下乡知识青年，略好一点，学了一些高中课程，最差的只有小学低年级水平，答卷：1/2+1/2=2/4。这种学生还不能不要，一定是大队或公社干部的子女；你如果不收，别的好一些的考生，也别想收。另外辽宁交白卷的张铁生的事例，也给了我们招生同志一个警钟，文化考核只不过作为摸底，不能作为录取标准。
3 月份之后，我们一些人有事可干了，去帮助这些新招来的学生，补习最基础的数理化课程。只有个别辅导，手把手地教。就这样还是有个别太差的，什么也听不明白。这就是毛泽东要求的改革的招生制度，这样招来的学生毕业后能干什么？哪个用人单位能用？难怪“四人帮”倒台以后很多单位，对这些称之为工农兵学员的大学生，一律回炉学习，重新考核再分配工作。这样招来的学生，稀里糊涂地学习，没有基本的基础知识，没有高素质的专业技能。培养这种学生的大学，的确在不在城市也无所谓，哪个小地方都可以办学。大学里不用什么教授副教授，也不需要科学实验，更不需要科学研究，只要传授一些劳动技能就可以了。这纯粹是毁掉中国的高等教育事业。我们院长高元贵一个近七十岁的老人，坚决顶住，不在一个小县城里办学，最后选定武汉。在那个文革的极“左”年代里，顶着来自各方的压力，为地质学院的前途费尽精力，真是太难能可贵了。
迁校的热浪仅仅过了一年多的时间，就发生了一些逆转。最先是北京化工学院和北京钢铁学院，借口燕山石化总厂和首都钢铁公司发展的需要，按照谢富治向上面的请求，暂缓迁校，后来索性不迁了，搬出去的一些物资（主要是桌椅板凳床）也扔在外边不要了。其实化工学院还没有行动，但主要的教学楼已经移交给中国科技文献馆，严重影响了化工学院的恢复招生和教学，但是学生宿舍和职工宿舍却没有被侵占。
农口的三个学校却受到了极大地摧残。农大给弄到了陕北，人员在当地不少得了克山病。这是一种心肌受到损害的严重心脏病，与地质条件和土质有关。而且农大还死了许多引进的属于珍贵品种的牲畜。林学院到了云南，也因为水土不服，疟疾肆虐，人员也病了很多，另外也没有合适的地盘搞基建。农机学院到四川，挤占四川农学院。四川农学院本来地盘也不大，也要它向下搬，人走家属不走，两校人员摩擦不断，农机学院又不得已迁回河北邢台，折腾得大伤元气。这时候主持农口方面的副总理王震，毫不犹豫批准三校都全部回北京。王震的脾气是不管不顾，那些把持着教育口的迟群谢静宜们，不敢有任何阻拦。三校在外头折腾两三年又回来了。副总理万里主持铁道部，没有让北京铁道学院走，倒让唐山铁道学院搬到四川峨眉。它真是躲祸得福，唐山铁道学院原址在地震中遭受惨烈的破坏。后来万里当了安徽省委书记，将中国科技大学留在合肥。科大在北京原来与中科院各研究所紧密联系，利用科学院的最先进的设备和科学院的著名科学家，办学、开展学术活动。而在合肥脱离了这样的条件。原本是可以和北大清华平起平坐的，现在下滑到二流地位。
高等学校因为外迁和停止教学，发生侵占校园，引发了许多的矛盾。一个惊动了周恩来总理的事件，就是人民大学校园之争。中国人民大学没有外迁，但是不知是谁人作主，把第二炮兵司令部迁到人大，在人大的大操场下秘密修建了一个地下指挥部。这个指挥部的修筑费用，比人大几个教学楼合起来的还要高。要让二炮搬出去也确实是很困难的。问题提交到总理那里，周恩来说，人民大学不能停办也不能搬走，那是新中国成立后，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国家办的第一所新型大学，不能有变动。二炮不论再花多少钱，也得另找地方搬出去。这个事情由总理敲定，人民大学要回了被占的地盘。
石油学院迁到山东胜利油田，东营旁边，一个寸草不生的海边滩涂之地，周围没有村庄，没有田地。石油系统有钱，在远处买土运过来种树、种草、种花，建立植被绿化校园，这是基本建设里一笔巨大的花费。功夫不负有心人，校园的小气候得到改变，恶劣的环境大大改善。刚开始的时候，潮湿含盐的空气使许多仪器设备损坏，后来绿化再加上有效防护，潮湿锈蚀的问题基本解决了。但是这样的地方无法得到优秀的生源。他们多次呼吁山东只作为分校，恢复北京本校。余秋里坚决不准；文革时他在石油学院批斗，永远耿耿于怀。后来余秋里实在管不了了，石油学院不仅以北京为校本部，而且在昌平购地，建立了新的石油学院。矿业学院先到四川，遭遇了像农业大学一样地厄运，不少人得了克山病。他们重新迁到徐州，江苏省给了特别的照顾，在徐州建起了当地标准最高的建筑和花园式的校园。后来矿业学院在北京恢复大学本科专业的招生。原校园让北京语言学院占了多半，但是它有很大的向北发展的空间，逐步扩大，有了与语言学院差不多的地盘。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地质学院、矿业学院、石油学院分别更名为中国地质大学、中国矿业大学、中国石油大学。这三个学校都在北京以外，建设了规模很大、设施不错的当地一流的学校。为了反映一个学校两地并存的状况，在校名后打一个括号，注明北京或外地。例如，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这是教育部下属的三个特例，以一个统一的校名作为教育部直属的重点院校（原来都是部直属院校）。这三个大学都冠有中国的名头，都是一个学校分为两地，各自是独立的实体，没有总校和分校之分。教育部分别下拨经费，直接管理，党的关系则分别由所在地的党委管辖；对外可以用统一的名称进行国际交往，算作一个学校。
地质学院则代表了大多数搬走后又重新杀回马枪的学校的曲折经历。1978 年，迁出去的学校都开始了招生，但是老教授们，像地院那些知名教授、科学院学部委员（即后来称科学院院士），都不能跟着迁校离开北京。于是1980 年在北京成立了研究生部，恢复高考的同时，1981 年恢复了研究生的招生。国家教委认可，北京市也认可，头两届的学生都是文革前毕业的。先是硕士研究生，三年以后有了硕士学位的，又从他们中招考博士研究生。从地质学院开始，迁出去的各大学都纷纷在北京成立了研究生部。中国科技大学成立的称研究生院。各学校实际上是偷梁换柱式的往回走，但是各个学校又有各自复杂的情况。一些学校前脚走，地盘立刻被别的单位占据了。若是学校的上级单位占了，或是它责成下属的其他单位占了，那简直是没辙。地质学院的地盘，除了地质部航空物探大队、遥感中心、计算中心、石油局及石油地质测试中心、地质印刷厂进驻之外，参与瓜分的还有中国社科学院语言研究所、铁道兵新兵教导团、海淀区政府及一些小单位等等。地质学院成立研究生部之后，外单位逐步清退，而地质部系统的单位总共占据了地院三分之一的面积，成为永久的住户，地质学院称之地质大院。后来地质系统各单位相对集中腾出来一些房子，地质学院得以开展各项教学和科研活动。到1980 年代末，地质学院经过主管单位批准，研究生部扩大成研究生院，北京其他院校也都这样。1985 年，随着对人才的需求，要求有更多的大学生。地质学院先是试着办本科的代培生，后来又逐渐纳入北京市的招生计划，招收计划内的本科生。高等学校的外迁不明不白地经历了一个轮回，又重整锣鼓开张了。没人说当初为什么外迁，如今又为什么回来，只是默认了先是“合理”，后又是合法的存在。九十年代后期，全国各高校都扩大招生，北京市接受了更多的扩招任务。因为北京的教育资源雄厚，理应多承担一些。这些恢复了招生的老学校，在扩招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不是所有的外迁的学校都可以回来。有的学校在北京已没有一席之地，想回来也没有办法。像机械学院，地盘给了《人民日报》社，没有办法再回来了。建工学院因为北京市把建工学校升格成建工学院，还搜罗了原建工学院的在京人员，原建工学院就完全没有必要再恢复了。原水利电力学院，因为水利与电力分家，电力部主管把电力学校变成北京电力学院，原水电学院人员就全部归了华北电力学院。华北电力学院，北京一部分，河北一部分，两地很近没有分家，算是一个学校。类似以上的还有一些学校。至此，十余年的迁校的动乱，算是划了一个句号。将来只有让历史来评判这个外迁高等学校的荒唐之举。高等教育体制的改革，使北京的高校从文革前的54 所，增为100 多所。在校的学生总共翻了约十倍。北京才真正确立了作为中国文化教育中心的地位，成为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
毛泽东可悲的短见，就是不尊重知识，不重视教育，不重视人才。他以阶级斗争斗争为纲，把国家拖到经济崩溃的边缘，把科学教育摧残到毁灭的地步。
《记忆》2016年6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