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易尧 转载自：议报
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以犀利的笔触开篇描绘了18世纪法国社会的深刻图景：表面繁荣之下，社会被分割成无数孤立的、自私的小群体，中央集权的官僚体系扼杀了地方自治和利益博弈，导致民众不满如暗流涌动，最终酿成革命风暴。正如托克维尔所言：“从来没有一个这样重大的事件，有这样古老的原因，这样充分的准备，这样少的预见。”这一描述不禁让人联想到当下中国全民社保政策的推行。近段时间，关于9月1日即将实施的全民强制社保讨论如火如荼，但焦点往往不是如何积极参与，而是各种规避策略层出不穷。
因为年满六十岁的不用缴社保，所以退休返聘成为热门，而“替父从工”也应运而生。即由年满六十的父亲应聘岗位，实际上儿子代劳工作。这种家庭内部的“小聪明”并非个案，而是成千上万普通人面对政策压力的无奈应对。这些现象并非单纯的经济逃避，而是权力失衡的镜像，反映出政策制定中自上而下的独断模式忽略了底层民众的生存压力和高额缴费负担，正如托克维尔所指出的旧制度下社会分裂的隐患。他尖锐地写道：“旧制度崩溃不是因为中产阶级变穷，而是因为他们变得更富。”在当下，这意味着表面上的社会保障改革非但未缓解不平等，反而放大底层不满，因为财富积累的阶层能更巧妙地规避负担，而底层则被进一步压榨。
托克维尔在书中开头部分对旧制度下法国税收体系的描述尤为生动：当时法国充斥着各种苛捐杂税，不仅有盐税（gabelle）、酒税（aides）和强制劳役（corvée），还有基于财产特征的奇特征税方式，例如根据房屋门窗数量或大小征收的税费，这类似于英国的窗户税，但法国版本更侧重于财产评估中的门窗计数，以此作为财富象征的征税依据。这种税收看似琐碎，却极度不公：富人可通过设计无窗建筑规避，而穷人则因基本住所被迫多缴，导致社会怨声载道。托克维尔痛斥道：“在路易十四统治下，法国达到了可以想象的最大程度的政府中央集权，因为一个人制定一般法律并有权解释它们，代表国家对外，并在国内代表国家。”想象一下，一个贫穷的法国农夫，因为自家小屋多了一个窗户而多缴税款，最终不得不堵上窗户，生活在昏暗中——这不仅仅是经济负担，更是尊严的剥夺。这种中央集权的税收体系，不仅扼杀了地方活力，还制造了社会断层，最终点燃革命的火药桶。
联想到当今全民社保，其缴费标准逐年攀升——如农村合作医疗从最初的每年十元飙升至如今四百多元，已成许多家庭不堪其重的“人头税”——同样忽略了公平性和民众承受力。高额社保费如旧法国窗户税般，成为压在底层身上的无形负担，迫使人们发明“替父从工”等微观规避策略，最终放大为社会不稳的导火索。更令人愤慨的是，这种不公在养老和医疗资源分配上达到了荒谬的顶峰：普通农民一生辛劳，交公粮、上缴各种农业税费，却在暮年仅领取每月不足200元的养老金，仿佛这微薄的补贴是皇家的恩赐；与之相对，公务员干部则享有每月高达6000元以上甚至数万元的天价退休金，医疗资源亦被其垄断，许多农村老人病无所医，只能等死。
这种差距并非偶然，而是制度性掠夺的产物——据统计，2022年城乡居民养老金平均仅为每月约204元，而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则达6020元，相差近30倍。农民的养老金水平甚至低于最低生活保障线，而公务员的福利体系却如寄生藤蔓般吞噬公共资源，凸显出精英阶层对底层民众的系统性剥削。如果政策制定者能从托克维尔的警示中汲取教训，引入博弈机制，或许能避免此类“琐碎”税费演变为革命的催化剂。托克维尔警告：“最危急的时刻对于坏政府来说，正是它们开始改革的时刻。”当下社保改革看似进步，却可能成为压垮旧制度的最后一击。
政府为推动社保收费可谓煞费苦心，不仅将购房资格与社保缴满年限捆绑（如某些城市要求连续缴纳社保数年方可购房），甚至将小学和初中的义务教育与孩子父母的社保挂钩——父母若未足额缴纳，子女入学机会便受限。这种强制捆绑看似是为保障民生，实则将基本权利转化为缴费杠杆，进一步加剧底层民众的生存困境。全民社保的推行，除了试图藉此填补社保基金的巨额亏空外，还有一个隐秘目的：转移社会矛盾，通过强化缴费义务，挑拨雇主与雇员之间的利益分配——企业被迫承担高额社保成本，转而压低员工薪资或裁员，雇员则将不满指向雇主而非政策本身，从而分散对中央集权的质疑。
这种不平等的景象不禁让人回溯历史，联想到明清两朝的社会风貌，那是一个同样充斥着权力失衡与财富悬殊的时代。以明朝末年为例，1644年甲申之变时，李自成大军兵临城下，崇祯帝苦苦哀求官员捐银助饷以续命王朝。崇祯甚至让国丈周奎带头捐10万两银子，以树立榜样。但周奎哭穷，仅愿捐1万两，后经皇后劝说并拿出5000两，周奎竟雁过拔毛，只捐3000两，自己扣下2000两。整个“捐银助饷”活动仅募得20万两，而李自成攻入北京后，从官员家中搜出7000万两以上银子。这些官员抱定“江山是你崇祯的，银子是我自己的”心态，宁可被起义军收缴，也不愿稍稍放血救国。
类似地，清朝末年发行“昭信股票”国债时，中央虽规定禁止强行摊派，但地方官员层层盘剥，富民被勒索数倍于票面金额，未购者亦需行贿免祸。康有为痛斥此为“亡国之举”，梁启超总结公债失败源于政府信用缺失，民众“信商号而不信朝廷”。此后清廷再发公债，如1911年“爱国公债”，仍应者寥寥，信用进一步崩盘。这些历史镜像与当下何其相似：底层民众被榨干血汗，官僚阶层却富得流油，养老基金空账隐现，而公务员的丰厚退休金如隐秘的内库般不受触及。托克维尔若在世，必会尖锐指出，这种财富分配的扭曲正是旧制度灭亡的根源。
值得一提的是，早年王岐山曾在中共官员中大力推荐《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作为对改革中潜在危机的警示。他强调，书中对旧制度中央集权与社会断层的分析，能帮助理解革命往往在表面繁荣中爆发。然而，显然当今制定政策的人并未认真对待这一良苦用心：全民社保的推行仍沿袭自上而下的模式，缺乏多元反馈，导致类似历史悲剧的重演风险加剧。这反映出精英阶层对历史教训的漠视，正如托克维尔所言，忽略权力均衡将酿成灾难。
全民社保本意在于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覆盖城乡居民，但其强制性和逐年攀升的缴费标准大大增加了企业和个人的运营成本。中小企业无力承受，只能通过裁员或关门应对，导致失业潮涌。失业不再是个人困境，而是如一位博主所言，“工作可以改变生活，但失业可能改变世界”。全民社保如果强行实施的话，大面积的失业就是不可避免的事情。许多人目前已经入不敷出，月薪勉强够还房贷。但公司因社保成本飙升而倒闭，失业后发现城市生活更加难以为继：房贷、物业费、水电燃气等持续负担如雪球般滚大，他们卖掉房产，回归农村老家将是最为理想的选择，否则，聚集在城市，后果不堪设想。而在乡村，他们重新过上自给自足的生活，却也目睹了城市空心化的现实——许多年轻人像他一样返乡，导致大城市化进程逆转。这种人口回流暴露了大城市化的反人性本质，将人们从自给自足的乡村推向高度依赖基础设施的钢筋水泥丛林，加剧环境污染、心理压力和社会不平等。当经济下行时，这一模式的脆弱性显露无遗，预示着城市空心化和农村负担的双重困境。
这些问题根源于政策制定中的权力不均衡。官方决策往往在封闭的办公室中“一锤定音”，缺乏社会群体间的相互博弈与反馈，将民间声音视为对权威的挑战。这种威权主义模式看似高效，实则脱离现实，忽略多元利益，最终引发反噬效应。历史教训比比皆是：计划生育政策曾导致强制堕胎和家庭破碎，如今放大为人口老龄化危机，劳动力萎缩、养老体系濒临崩溃；动态清零政策虽为防疫，却无视经济民生，酿成失业和供应链断裂。
全民社保若继续这一路径，可能演变为资源掠夺的工具：底层民众高额缴费却难享实质福利，城乡差距和编制歧视犹存，官僚阶层从中渔利，最终如养老基金空账般酿成灾难。托克维尔强调，正是旧制度下中央集权的过度扩张和地方博弈的缺失，才导致社会稳定的崩塌。权力均衡的政治理念在此尤为关键：它要求引入民主机制，如议会辩论和社会参与，确保政策经由多方制衡，避免精英臆断。通过博弈，政策才能真正惠及各方，长效执行，正如现代民主国家通过利益集团的反馈机制，避免了类似失误。
在此基础上，参考后现代微观政治理论，能为这一分析提供更深刻的维度。受福柯、德勒兹和瓜塔里影响的后现代微观政治，关注权力不是宏观的结构化控制，而是渗透到日常生活中的分子层面流动和抵抗。在德勒兹与瓜塔里的《千高原》一书中，“微观政治与段落性”章节强调，社会变革往往源于微观实践的 subversion，而不是大叙事的对抗。应用于全民社保，那些“替父从工”或解散公司的规避策略，正是微观政治的体现：个体在日常层面通过小规模抵抗（如家庭内部的角色互换或企业重组），挑战宏观政策的强制性。
例如，诸多短视频的博主表明，眼见社保缴费即将压垮生意，会“解散”公司，转而以个体户身份经营——这表面上是逃避，实则是对权力入侵的微观反抗。这些行为不是无序的逃避，而是对权力不均衡的微观回应，揭示了如何在段落化的社会中，分子层面的不满积聚成潜在的变革力量。然而，这种微观抵抗也暴露了风险：若无宏观层面的均衡机制，它可能碎片化为孤立的、自私群体，正如托克维尔描述的法国社会，进一步加剧分裂而非促成系统改革。后现代视角提醒我们，权力均衡不应仅停留在制度层面，还需渗透到微观实践，鼓励日常博弈以转化抵抗为建设性反馈。
总之，从《旧制度与大革命》的视角审视全民社保，我们看到权力失衡的幽灵再度徘徊：自上而下的政策忽略博弈，导致社会反噬和潜在危机。通过引入权力均衡理念，并借后现代微观政治理论剖析日常抵抗，我们方能认识到变革的路径在于多方参与和制衡。也只有如此，全民社保才能从“最后一根稻草”转为可持续的保障，推动社会向更公正的方向演进。反之，若大规模失业如潮水般涌来，其后果将远超经济层面，正如法国大革命中失业率飙升所引发的社会崩盘：农民涌入城市却无工可做，面包价格飞涨导致饥饿与暴动，底层不满如火药桶般爆炸，最终推翻旧制度，引发血腥的恐怖统治和社会重组。
在当下中国，失业潮必演变为系统性危机，城市空心化与农村贫困的双重压力可能点燃类似Revolution风暴——想象一下，成千上万失业者聚集街头，昔日的中产沦为乞丐，精英们的豪宅被洗劫一空，正如明末李自成军队搜刮官员府邸般无情。所谓上流社会的漠视将自食恶果，他们的“改革”非但未稳固权力，反而加速了崩盘：养老基金的空账如崇祯的空库，底层愤怒如李自成的义军，社会或将陷入无序的动荡与重建，历史轮回的悲剧将以更残酷的形式上演。唯有真正吸取托克维尔的教训，打破中央集权的枷锁，引入真实官民博弈和互动，方能避免这一宿命。否则，这场“社保”强制缴纳将以血与火书写结局，官僚们的自以为是和高枕无忧或为昙花一现，幻梦一场。
参考资料：
1 托克维尔引用：亚历西斯·德·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译本。
2 养老金数据：2022年城乡居民养老金平均约204元/月，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平均约6020元/月。根据《中国劳动统计年鉴》数据。
3 农村合作医疗缴费标准历史变化：新农合制度从2003年试点时个人缴费每年10元起步，逐步上升至当前城乡居民医保个人缴费标准约380-580元/年（视群体而定）。
4 明朝末年捐银助饷历史：出自《明史》、《崇祯实录》等史料，记载崇祯帝募捐20万两，李自成搜得7000万两。
5 清朝昭信股票发行：出自康有为《上清帝第五书》、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等晚清文献，以及《清史稿》等史书。
6 王岐山推荐《旧制度与大革命》：出自公开报道和王岐山相关讲话记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