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晓力、大同 转载自：网络
晓力——
我觉得我们的父辈之所以选择了所谓十月革命，即第三国际的道路，也就是暴力革命，是那个时代社会基础社会土壤的产物，是适应当时社会的不得已而为之，是历史的一个选择。
如果现在去评判当年他们的选择是否正确，我觉得我们没这个资格，也不应过多苛责。如果以现在的眼光评判当年的选择正确与否，都是事后诸葛亮，有点不切当年社会实际，并且有些机会主义了。也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在那种社会历史境况下，不是他们不选择走议会道路，而是中国社会根本不具备议会道路的条件和各种所需要的元素。不仅没有什么契约精神，也没有跟你讲理论、说理的条件和机会。就是在中国长期封建社会和以农业农民为主的社会构架和土壤中生长不出议会道路的苗。
中国的农民运动，由于缺乏理论指导，一般都是以夺权为目标，一旦权力到手，即一门心思地想着爭坐位，坐江山，保江山。
一般农民运动往往会发展为打家劫舍的痞子运动，争权夺利，不亦乐乎。一旦权力到手，沉迷其中，比被推翻的封建皇帝还昏庸腐败有过之无不及。所以农民造反队伍，不可避免的带有很多义和团的色彩，义和团的影子和幽灵，所以，历史上中国的农民起义，基本上是义和团的变种。这个烙印是抹不掉的，对历史的影响也是抹不掉的。你让前辈们在农民成分为主和重重包围中去选择西方的有理论有教养有契约精神的那样一种道路，是根本不可能的。尤其在这种农民为主，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大行其道的国度里生长出议会道路的新芽才是痴人说梦。
所以我觉得我们不能马后炮，不能事后诸葛亮去凭想像评判父辈们的选择，他们那个时候直至1949年以前，对救国救民之道才是真正的探索期，而且是很艰难的探索。
我们对当年父辈探索如何救中国的过程中所经历的一些事情和所作所为是不是有问题？是不是有可以值得总结的经验教训？我觉得还是有这个必要研究的。比如打土豪分田地，比如是否非要进行暴力土改？能否实现和平土改？ 能否在最大范围内更广泛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如果我们的父辈采取了更具人性的包容性的阶级融合而不是有暴力倾向的阶级斗争方略和政策，将又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场景？如果能多一些保留中国的乡绅文化，是不是可能对教育农民更有益更好一些？
因为农民的确是最难教育的，在农民身上顽固地残存着鼠目寸光，自私自利的小农意识，他们一旦有权力，极易将乡土运动走偏，多数赤贫农民极易将乡土运动演变成痞子运动。电视剧《白鹿原》对此现象揭示得非常清晰。
所以我觉得对历史上的湖南农民运动，对党领导的新中国建国前夕和之初的广大土地上的一些丧失人性的暴力土改，都是值得反思，值得研究探讨的。至于建国以后，我们的父辈所犯的越来越多的左的和极左的错误更值得认真反思和研究。
建立新中国后，我党主要是左的东西在作祟，以至党内形成一种“以左立命， 以右转危”的局面，凡左者大都在唱颂左的高调中得以提拔升迁，亦步亦趋者不胜其多，因为他们似乎不存在立场问题，个人命运十分安全畅达。而大凡持稍右或右观点者，大都命运不佳，不是立场问题就是方向性错误。于是党内普遍形成宁左勿右，越来越左。对党的政治空气有着极大的危害，最后的结果就是爆发了一个人说了算的文化大革命，一直走到极端极左不可收拾的境地。
可见文革的发生有其必然性，文革的结束也必將在非正常中终止。
改革开放以后，党的很多干部，特别是在11届六中全会之前，也就是4000多党内精英，中高层老同志怀着深深的忧虑反思文革，对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进行深入思考，之后产生的六中全会决议是非常有分量的，第一次对党的最高领导的错误提出郑重的批评和评价。这在党内是振聋发聩的非常重要的政治决议，是党内在建国后重大历史问题的第一次思想大碰撞，思想共识。尽管有些问题因投鼠忌器的原因而未得到根本清理，但在刚刚脱离喧嚣的个人崇拜红色恐怖红色浪潮，乍暖还寒的严酷政治空气中脱颖而出一股清流，一股春风。可谓是全党正义之声的爆发，是历经各种严酷历炼的党内老同志们的思想结晶，是党的宝贵财富。如果沿着这个当时的主流延续下去，完全可以在全面深入总结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中，吸取教训，转化为改造党自身，形成有自我纠错机制，有科学的党的核心权力构架体系的一整套民主科学严谨规范制度化的权力监督体制，制定反对个人崇拜再度发生的制度等。那將是一个多么好的使国家能够长治久安的局面。
马晓力2021年5月3日
大同——
晓力，粗粗看了一遍，还没形成完整想法。读后的条件反射是:中国革命不是内生性革命，而是外源性革命、输入性革命。意思是中国本土其实没有任何发生革命（推翻民国政府）的气候和条件。共产革命绝对不是中国人选择的结果，而是被豢养的一小撮激进分子，执行共产国际命令的结果，从上到下，层层执行的结果。连中共的中央委员都无选择权，基本上就是看最高层那几个人互斗，争夺共产国际最终承认的结果。这个革命是苏联输入的，不仅输入意识形态，而且直接输入大量金钱。苏联在下一盘大棋，同时扶持了中国的两个党，都是革命党，北伐统一战争苏联不仅供应了大量先进武器，而且由苏联将军们直接策划指挥，地方军阀哪里是对手？国共在二十年代基本是雌雄不分。输入性革命如果取胜，就必定要给输入者以报偿，中共对斯大林的报偿，就是外交政策向苏联一边倒以及抗美援朝，完全成为苏联对抗美国的一枚棋子。斯大林主义加秦始皇，构成毛政。我是根本不认为毛之“建国”有任何功绩可言的。毛之专制、暴戾，尤其是将中国农民整个沦为农奴，又将其饿死几千万，超过了中国历史上皇权之和！
毛是一个杀人魔王，没有丝毫可以肯定的历史性功绩。
中国如无外源性革命输入， 将很可能走一条省级自治的联邦性中国之路，山西阎锡山的治理堪称典范。整个东北的工业也是最好的。民国时代的教育、文化之发展，基本与西方持平。杨振宁说他从西南联大进哈佛（芝加哥大学——编注），没觉得有任何困难，教材都一样，可见一斑。
我是赞成从1920年开始反思的，甚至还应该更早，从五四运动开始。北洋政府，在我看来是中国政府素质最高的时代，尤其在外交上。破坏中国自然历史进步的，从来都是激进的学生运动。
革命是否具有历史性进步的意义，要有事实、证据的支撑。毛氏共产革命对国民党政府是否构成进步，要一项一项摆出来看。
我粗略地回顾一下民国的国民所有:
1.民国农民享有完整的土地所有权，既可自耕，也可租赁和自由买卖。没有土地的农民的租赁权也是有保障的（地主不可随意收回租赁出去的土地）。而据研究，民国土地集中的程度并不高。
2，民国国民有迁徙自由， 同时没有城乡藩篱。城市居民与农民可以在城乡自由流动。农民可以在城市购置房产和经营企业，城市居民也可以在农村购买土地。
3.中国国民的私有资产，包括地产、房产和企业资产，受国家保护，神圣不可侵犯 。
4，国民享有新闻自由和出版自由。这是指在法律上和真实生活中都是这样，因战争和党争，并不理想和完整，但框架是真实的，共党报纸照样在重庆出版。
5，国民结社或组党自由。今日中国之党派，均为民国时建立。
6，教育和文化，社会高度自治，国立大学政府只任命校长，实际上是教授治校。民国教育对世界开放， 教会大学构成中国高等教育的骨干，水平属亚洲一流。最好的医院也由国外捐建，如协和、湘雅。
7，从四七年国大会制宪之后，将开启政府五权分立，由选票选出的真实历程。
8.中华民国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甚至是普世价值的提出和倡导国，如无中共的武装颠覆，中国将一直是英美价值体系中的一员，同等享受西方文明的一切先进成果。也将随着西方政治文明的发展而同步进化。
可以说，国民的福祉，基本上依赖这八个政经支柱。另外还可一提的是：民国默认国民持枪自卫的权利；民国国民出入中国自由。
而所有这一切，都被共党革命扫荡一空，至今没有一项得以恢复。中国人民的福祉，由此丧失了全部保障。所以，毛政何功之有？我们的父辈何功之有？怕是连忏悔和补偿人民的机会都没有了。
任何历史性进步，都要看一国国民的宪法权利的实现程度和国民福祉的提升程度。我听说亮亮在香堂自费购置的房产也被非法蛮横拆毁。这就是毛政啊！我真的很好奇，如果亮亮父亲还活着，对这一暴行会是什么态度呢？
晓力：中共最好时期是延安时期，除延安整风左的干扰。
大同：延安时期好在哪里？我有些不解。直观上，几十万军政人员要供养，会直接加重陕北那个穷地方人民的税赋负担，我记得有个老太太就公开说要枪毙毛泽东。
另外，整个延安时期是中共全面斯大林化的时期，毛逐步清理清算了党内高层的真正对手，消灭了党内民主，通过严酷的“ 整风”和抢救运动，将全党定于一尊，为建政打下了个人专制的思想与制度基础。我是这样看的。
晓力：能有几人像你这样彻底决裂！我真的没有准备好。我是中右，中间派，但我希望中国能和平转型。
大同：我是将亲情放在理性之下的。但非常理解你们对父辈的感情，这是人性。但我和你交流不想虚与委蛇。尽量说真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