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汪宁生 转载自：老照片
林昭惨死已经四十多年了。早想写点文字来纪念她，迟迟不敢动笔，因为林昭作为一个永不屈服的“自由战士”，最值得后人纪念的是她生命的最后几年。我对这段时期她的英勇抗争和经受的非人遭遇，却是后来才得知的。
林昭与同学在北大校园的合影
一
一位相知的朋友劝说道：现在见过她的人还活在世上的已经寥寥无几，而你和她在苏南新闻专科学校和北京大学是两度同学，给后人留下片言只字也是好的。我确已年届耄耋，来日无多，再不写点什么，也许以后会追悔不及，有愧于亡友；而我所了解虽是一些平常琐事，对人们正确认识一个真实的林昭，认识她的性格和思想转变，也许不是没有助益的。
我和林昭初次见面，是在1949年7月初一个早晨，当时我们刚考入苏南新闻专科学校。校址设在无锡惠山。早晨同学们到泉水池旁洗潄，泉水较深，要一手持脸盆尽量弯下腰去，才能舀上水来。林昭试了几次，都不成功，那时我还童心未泯，只是站在一旁笑嘻嘻地“看热闹”，不料林昭生气了，命令说：“你帮帮忙，好吧。”我这才急忙帮她打了半盆水。她说了声谢谢，彼此便算认识了。这位“厉害的”女同学从此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这一年，她十七岁，我十九岁。
当时我们不在一个班，下乡工作也不在一个村子，彼此还没有太多的交往。
直到1954年9月，北京大学录取的江苏考生在南京下关车站集中乘车赴京，在车站突遇已考入中文系新闻专业的陆拂为兄，他告诉我：彭令昭也考取新闻专业了，现在改名为林昭。我现在记不得在火车上是否和林昭见过面，但到校不久大家便相聚在一起了，而且还曾相约浏览美丽的燕园及北京名胜古迹。原新专同学这一年考取北大的还有羊华荣（哲学系）及王启宇（图书馆学专修科），原来新专的罗列教育长这时已担任北大中文系副主任兼新闻教研室主任。罗公好客，常于周末请我们到朗润园他家中吃饭聚会。
我们虽非同系，但有很多机会相遇。当时文史哲三系学生有的政治课是合在一起上的。吃饭都在一个大饭厅，后又新盖一个小饭厅（今天这一带称为“三角地”了），专为调干生开办伙食，用餐人数不多，在这里更能经常见面。今天回忆当时捧着饭碗，挤过若干张饭桌，找林昭他们聊天的情景，还历历在目。
当时北大文史楼有一个三楼阅览室，专备常用的参考书，供文科学生借阅。还有一些所谓“乙类书”，即官方认为内容“反动”和“不健康”的书（其中竟包括沈从文、郁达夫等人的小说和薄伽丘《十日谈》之类），只许在室内阅读，不许借出。我和林昭是这里的常客，我俩时常在这里会面，交换最新书讯，相互推荐有什么书值得一看。
我和林昭也曾多次出外小聚。一般是罗公请客，派她（或陆拂为）通知我们这些外系的人。她走进我宿舍总是说：这个星期天去罗列家“打牙祭”，或说罗公又要请客了，这时我便跟她出来，边走边谈，如谈兴正浓，便相约到校东门外“义和居”（这是一家从燕京大学时代就有的“老餐馆”）吃点东西。当时我们这些调干生每月有25元助学金，比一般同学“阔绰”，但也无力大吃大喝，一般只敢要“猪肝片儿汤”、“木樨肉”之类，几角钱的消费而已。
当时大家一见面便有说不完的话，有时站在路边也能聊上一阵。我们谈话内容无非报告各自系级中可笑之人和可笑之事，对授课教授品头论足，当时大家都是年少气盛，不知天高地厚，任意臧否人物。谈话中时常夹杂争论，都不是为了什么重大问题，只是找个话题相互斗嘴，说俏皮话取笑对方而已。听北大前辈说，北大同学之间关系不好的，可以同窗数年，不交一语；关系好的，见面便争辩终日，言不及义。从沙滩到西南联大，都是如此。经过院系调整和思想改造，北大好的传统已消失殆尽，惟这个“坏毛病”似到我们上学时期还残留着。
在争论中，林昭妙语联珠，总占上风。每当她“取得胜利”或说了一句自以为得意的俏皮话，便低头掩口一笑。她这样的神情至今还常在我眼前浮现。
林昭和陆拂为争辩次数最多。有一次走往罗府赴宴途中，他俩为一点小事从辩论发展为争吵，最后两人竟拂袖而去，其他人也只好中途而返。那天罗公备了一桌菜，想不到请的是这样一批不讲礼貌和任性胡为的客人。事后听说罗公曾为此大发脾气。
我和林昭也偶有斗嘴反目的时候。她总喜欢拿我的专业开玩笑。初入北大见面时听说我选的是考古专业便笑不可抑。她认为像我这样原来想当记者的人，现在竟搞脱离现实的考古，真是不可思议。以后走在路上，她随便踢起一块小石子就喊：“汪宁生，来！考一考，什么年代？”而我对自己的专业却是非常热爱和自豪的。有一次，烦她不过，便进行反击。那时报刊上正在发表她应时的新诗，于是我故意论证古诗和新诗之优劣，最后说：“唐诗中有些佳句，已被人传诵千年，而新诗包括你的大作不久便将灰飞烟灭。”这次她真的生气了，脸有愠色，于是不欢而散。但几天以后在校园中相遇，彼此便已忘记这件事，又相互取笑高谈阔论如故。那时我们真是单纯，胸无芥蒂，彼此之间一直保持着真诚的友情。后来，我再也找不到像林昭这样可以毫无顾忌随便聊天斗嘴的朋友了。
林昭喜欢读书。古今中外的书都想涉猎。这一点我们俩堪称同好。但林昭记忆力比我无疑要好得多，她能背诵许多诗词和佳文妙句，谈话中往往脱口而出。据我回忆，她喜欢读的除古今诗词中外小说外，还有属于我们学历史的人爱读的野史、笔记、人物传记之类。我没有见她借过“理论”方面的书。有一天，我突然收到一张从校医院辗转传来林昭写的纸条，上面的话至今还能记得：“我已生病住院，你竟不来看我，罚你借些书来，愈多愈好。至于我想看什么书，你应该知道，你总不会拿些教科书之类来把病人气死吧。”文如其人，使人印象深刻。我连忙借了几本书送去。她说的“教科书”应泛指一切具有强烈政治色彩，官定的或说教式的书籍。林昭素来讨厌这类书籍。
林昭思维敏捷，言语犀利，嘴不饶人，而又生得瘦弱。但现在有人据此把她比作《红楼梦》中的林黛玉，说她像是“红楼中的林姑娘”云云，我则大不以为然。至少当时在我们几个人的小圈子里对她没有这种看法。她敏感而非多愁善感，有鲜明的个性而非孤芳自赏，她关注社会而不是终日陷于个人情感的小圈子里；平常喜欢说笑，与终日愁眉不展以泪洗面的林黛玉根本是两类人。要知道那是个“阶级斗争”的时代，把人比做“林黛玉”、“贾宝玉”，无异于骂人是地主阶级的小姐、少爷。平常开开玩笑，也许无所谓；若对她作这样的评价，她会不高兴的。在这方面，与林昭有更多接触的羊华荣兄的回忆与我相同－－林昭反对把她与林黛玉相比，说：“我可不是小心眼。”（见《林昭，不再被遗忘》，长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137页）。
记得那几年正在批判俞平伯先生的红楼梦研究中的“资产阶级思想”。我们谈话中也时常涉及这方面的内容，多认为《红楼梦》中可以看出作者反对封建社会婚姻不自由，特别是表达出对妇女的同情是难能可贵的，但很难说全书就是对整个封建社会的批判，其中的人物也没有一个能说是“反封建的”。记得林昭曾调侃说：让林黛玉、贾宝玉参加斗争地主，会是什么样子？对于因批判俞平伯得到领袖赏识而一举成名的李希凡，当时有些文科大学生是非常羡慕的，而我们并不佩服，记得林昭还说过“小题大做”这类的话。
二
从平常谈话及交往中，我认为林昭入学之初思想和一般大学生并无不同。我们都认同于新政权。我们都以能在北大这样的大学中读书而感到高兴和自豪。大家只希望好好学习，将来分配到一个符合自己志趣的工作岗位，为建设国家而努力。林昭的思想比我们似更为“纯正”。她的亲属中有大革命时期的烈士，她本人也参加过共产党外围组织，可说是“根红苗正”。虽然她从不谈自己的家庭和经历，更不会像有些人那样以自己“血统高贵”而炫耀，从言谈之中仍可以看出她与共产党在感情上有一种天然的联系。她早年写的一些歌颂共产党和领袖的诗，便是她真实感情的流露。
现在流行的说法是林昭是体制外的，张志新是体制内的。这一说法至少不够准确。无论从出身或思想来看，林昭原来完全属于体制内的。林昭后来的转变完全是受自己良知的驱使，是自己独立思考的结果。按我的了解，她思想发生变化始于1955年。
1955年北大像全国一样开展了反胡风运动，紧接着的是肃反运动。当时不仅是与胡风有关的人、历史上有问题的人挨整，而且还批判所谓“反动思想”，北大每个班差不多都要硬找出一两个人进行批判。林昭也挨了批，详情不知，只从陆拂为兄处听到片断消息，说林昭“拒不检查”云云。此后我们聊天便多了些“政治内容”，多了些牢骚。例如，所谓“胡风分子”不过在私人信件中以刻薄或隐讳的词句表达了对个别领导人的不满，能否就作为反革命的罪证，就很值得商榷。运动期间，有两三个星期无论有没有问题任何人都不许走出北大校园，尤其引起我们的不满。这个运动为时不长，很快进入1956年，环境变得宽松起来。但运动中所受冲击无疑在林昭心头留下阴影。有一次在“义和居”小聚，她提议喝酒，于是要了几两“莲花白”，她不待人劝，杯杯见底，不久便语言失序哭了起来。我连忙陪她回校，一路上她仍抽泣不止。看出来当时她胸中有说不出的委屈和郁闷。
1957年5月19日开始“大鸣大放”。晚上在饭厅前开展辩论，校园中贴满了大字报。林昭用诗写的大字报，吸引了很多的读者。有一次我与她在大字报栏前相遇，站着谈了良久，彼此介绍看过的有见解的大字报。记得我们还议论了当时流传的一件事，据说某某系有一个女同学，认为现在学校大乱，大字报提名道姓批评校系领导，党团支部说话没有人听，这样下去如何得了？据说这位女同学竟为此时常哭泣。我俩一致感到这种顾虑没有必要，白天照样上课，辩论只在晚上进行，没有发生什么出格的行动。只不过演说者站立的桌子坏了几张，而每次周末大饭厅放电影也会如此，有什么可以大惊小怪？我说这就如所谓“三日无君，则惶惶如也”。她说：“此人莫非是河南籍？当代杞人嘛。”彼此笑别。
不久便风云突变。转眼间，批判右派的大字报便铺天盖地而来，林昭写的大字报也被说是大“毒草”。我很为她担心。路上几次相遇，她远远看见便立即闪开，有一次我终于在哲学楼附近“截”住了她，问她为什么老是躲着我？她说：你和我这样的人接触没有好处。我正色地说：“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她颜色稍霁。于是又像往常一样站在路边谈了一阵。她不谈自己，只是问我怎么样。我告诉她，我一张大字报未写，也挨批判一天，罪名有二：一是看了英国《工人日报》上刊登的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并到处传播，二是与同年级大右派许南亭、熊光祖等关系密切，“臭味相投”。我还没有敢告诉她，在列举与我交往的右派中也提到她的大名。当时林昭已是闻名全校的右派，而班上的人都知道我与她有交往。
这是我和林昭最后一次谈话。1958年暑假新闻专业并入人民大学后，我们便未再见面。
直到1960年初，我还在北大时突然接到一封林昭寄来的信，信是用文言写的，大体内容及部分字句至今还能记得。开头就写“两度同窗，君是解人，初不以阔别见疏也”。接着告诉我她生病后已变得“形容枯槁，不类生人”。今天和“白毛女”时代一样，也能“变人为鬼”。但她还要“苟活于世”，把这世道看个明白。故她现已“辞别帝都”，回家休养。最后问我也被划为右派的羊华荣兄的地址。我连忙回信安慰她几句，并告知羊兄正在斋塘劳动及具体地址。她那封信我看后便立即销毁了，因为信封上写着“上海林缄”字样，一位“鹰犬”型的同学看到信封，已经在问“这是那位右派女诗人寄来的吗？”我不想留下这封有“大逆不道”字句的信，成为对林昭和对自己不利的证据。
她没有再写信来，从此便音问隔绝，一直到了“文革”结束后，才陆续知道她在狱中遭受折磨最后惨遭杀害的消息。现在我一想起林昭，脑中先浮现出的，是她年轻时爱说爱笑的模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