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楚朦 转载自：议报
题图来源： GETTY 图片社
中共当局对基督的恐惧是毋容置疑的，每年都有相当数量的基督神职人员被羁押、被判刑。
基督新教的核心教义——三位一体的神，即圣父、圣子与圣灵——构成了信仰的根基。圣父制定救赎计划，圣子耶稣基督通过十字架完成救赎，而圣灵则在人间引导信徒悔改归正，恢复人与神的关系。表面上看，这一信仰体系深奥且超脱，但在中国特定的历史与政治语境中，基督教不仅是一种宗教信仰，更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社会和政治力量。
一、历史脉络中的宗教政治化：太平天国的“基督革命”
清朝末年，封建制度濒临瓦解，腐败朝廷无力应对内忧外患，民众生活疾苦。在这样的社会剧变之际，洪秀全以“天命”自居，声称自己是上帝的次子，基督的弟弟，受神启示肩负救世使命。他建立“拜上帝会”，将基督教教义本土化并政治化，融合了中国传统元素和个人偶像，打造了政教合一的太平天国政权。
洪秀全对基督教进行了彻底的“重构”。原本强调爱与宽恕的福音被改写为革命、清洗和政治斗争的正当性来源。他利用基督教的神圣权威，动员底层农民起义，推翻清朝统治，试图建立一个“天国”理想社会。尽管军事上失败，太平天国却深刻影响了中国的近代思想与政治模式，为后来的革命者如孙中山、毛泽东提供了动员群众和意识形态构建的借鉴。
太平天国的历史教训令中国传统权力对宗教的政治潜能产生深刻警惕。宗教不再只是私人信仰的问题，而成为可能挑战国家权威、重塑社会秩序的力量。
二、基督教的双重性：现代文明载体与潜在威胁
基督教自19世纪传入中国，不仅带来了宗教信仰，也传递了西方的现代文明理念：科学精神、教育制度、民主思想和法治观念。这些理念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成为社会变革的动力之一。
然而，在集权统治的框架下，任何能激发超越国家认同、具有独立组织形式的力量都被视为潜在威胁。基督教强调信徒与上帝之间直接、个人化的关系，这种去中介化的忠诚结构天然地削弱了国家对公民意识形态和行为的绝对控制。
此外，地下家庭教会和非官方宗教聚会形式，因不受国家直接监管，更被视为“不可控”的存在，成为国家防范的重点。基督教的社会网络和精神纽带，构成了与国家意识形态并行甚至对抗的另一种秩序。
三、“绝对忠诚”与“更高权威”：集权制度与信仰的根本冲突
当集权制度要求公民 “绝对忠诚”时，任何指向更高权威的信仰（如上帝、神明），都会被视为一种“潜在背叛”。这里的“绝对忠诚”不仅是政治口号，更是国家维持统一意识形态和社会稳定的核心机制。
基督信仰之所以让集权感到焦虑，不是因为它直接鼓励叛乱，而是因为它构建了一个不依赖于集权授权的意义体系和认同结构。基督教强调个人良知、神圣责任和道德律令，这天然地对抗了集权制度下“政权即真理”的统治逻辑。
在基督教信仰中，每个人都是神的儿女，须对神负责，这种“从属关系”优先于对国家的服从。信徒的终极忠诚在神，而非国家，这种忠诚关系的多元性、超越性，成为一国一制、政教合一的专制政权的天然对立面。
四、宗教与集权制度下权力的张力：去中心化的恐惧
集权国家权力的核心诉求是保持意识形态的统一和社会秩序的稳定。当宗教信仰形成与国家权威平行甚至替代的认同体系时，权力结构便陷入危机。这种去中心化忠诚导致政权失去对公民心灵的垄断。
基督教的信仰实践强调个人与上帝之间的直接关系，这种关系不依赖任何国家机构或中介。这种信仰结构，在专制国家眼中，是“不可控”的异质因素。国家必须通过法律、行政手段和意识形态宣传，将基督教活动纳入国家监管体系，否则便担心出现“潜在叛乱”或“社会分裂”。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官方对基督教的管控特别严厉，尤其对非官方地下教会表现出强烈戒备。官方担忧的是，一旦基督教对上帝的忠诚超越国家，形成自己的社会网络与权威体系，国家政权的合法性和控制力将受到严重挑战。
五、社会转型与精神需求：宗教复兴的内在动力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结构的深刻变迁，传统的价值观和信仰体系出现真空。现代化带来物质富足，却未能完全填补精神层面的空白。越来越多的人在生活压力、社会变迁以及道德迷失中寻求精神寄托。基督教在这一背景下获得了新的生命力。它不仅是一种宗教信仰，更成为许多人寻求道德秩序、生命意义和人生方向的重要资源。
这一现象加剧了国家与宗教之间的张力。国家希望通过统一意识形态保持社会稳定，而基督教的兴起则体现了社会对多元信仰与精神需求的渴望。两者之间的冲突成为现代中国社会深层次矛盾的缩影。
六、信仰的超越性与集权制度下权力的焦虑
集权制度下权力的根本恐惧，不在于具体的宗教人物或教义，而在于任何超越世俗权威的忠诚对象。基督信仰中的“基督”，不仅是宗教象征，更代表了一种高于国家权力的、不可触及的终极忠诚结构。这意味着，集权国家的“最高权威”地位被挑战，政权的统治合法性受到质疑。当公民的精神归属不是国家，而是神圣的超越者时，国家的控制力和认同统一将遭遇根本性障碍。
这种“基督恐惧症”，是一种对失控的恐惧，是对替代性权威的焦虑。国家担心，一旦这种替代性权威蔓延，国家政权的中心地位就会被边缘化，统治秩序可能崩溃。
七、宗教、权力与未来的中国社会
基督教在中国的复杂处境，既源于历史，也植根于现实。它既是西方文明的传播者，也是挑战传统权威的“异端”。它既满足了人民的精神需求，也成为国家政权眼中的安全隐患。
“当信仰的终极对象不是国家时，国家便会恐惧。”这种恐惧反映了权力的根本矛盾，也昭示了信仰在社会变革中的深远影响。
中国社会如何处理宗教信仰与国家权力的关系，将直接影响社会稳定、文化多样性和现代化进程。集权制度下的权力需要重新认识信仰的意义，寻求一种既保障政权稳定，又尊重信仰自由的平衡。
2025年8月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