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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阅读“五四”学人史，最令人感动的就是这些学术大师们安贫乐道、逢苦不忧的那种纯粹、素朴的精神。】
蔡元培，一位被称为是“学界泰斗、人世楷模”的大师巨匠式人物。辛亥革命后，蔡元培曾任国府委员、司法部长、教育总长、大学院院长、中研院院长、北京大学校长、北京图书馆馆长等多重职务，可谓“位高权重”。可是你能想象得出吗，如此伟大的一位人物竟然也会贫困交加。蔡元培晚年旅居香港，生活极端拮据，生病后无钱请大夫，常常苦熬支撑。但是即使如此他仍不忘周济别人。1940年3月3日晨，蔡元培起床后刚走到浴室，忽然口吐鲜血跌倒在地，继之昏厥过去。两天后，医治无效，溘然长逝。蔡元培死后无一间屋、一寸土，且欠下医院千余元医药费，就连入殓时的衣衾棺木，都是商务印书馆的王云五先生代筹，其清贫叫人落泪。
胡适，一位在中国现代史上开多个领域风气之先的箭垛式人物。胡适说：“金钱不是生活的主要支撑物，有了良好的品格，高深的学识，便是很富有的人了。”这话可看作是他一生对物质金钱的态度。胡适在任驻美大使期间，居然要靠借债过日子。当时他经济压力很大, 不得不从各方面节省开支, 连给妻子买东西, 也尽量托人捎带, 以节约邮资。大使有一笔特支费是不需要报销的,但胡适没有动过一分, 全部上缴国库。大使卸任后，胡适旅居美国，为生计所迫，他时常要拿着两个纸袋亲自上街去买菜。1962年2月24日，胡适参加中央研究院第五次院士会议时，因心脏病猝发倒地逝世。胡适死后，秘书王志维清点遗物时，发现除了书籍、文稿、信件外，胡适生前留下的钱财只有135美元。
傅斯年，一位被称为是“老虎”、“大炮”的强势人物。傅斯年向来以霸气着称，但他也有英雄气短的时候。1950年12月20日，傅斯年因脑溢血病逝。逝世前几天，他曾在一个寒冷的冬夜为董作宾先生刊行的《大陆杂志》赶写文章。原因是想急于拿到稿费，做一条棉裤。他对妻子俞大彩说：“你嫁给我这个穷书生，十余年来，没有过几天舒服的日子，而我死后，竟无半文钱留给你们母子，我对不起你们。……你不对我哭穷，我也深知你的困苦，稿费到手后，你快去买几尺粗布，一捆棉花，为我缝一条棉裤，我的腿怕冷，西装裤太薄，不足以御寒。”几天后，董作宾把稿费送到傅家。俞大彩双手捧着装钱的信封，悲恸欲绝，泣不成声。此时傅斯年已命归黄泉，再不需要棉裤了。
梅贻琦，一位被清华人誉为是“终身校长”的谦谦君子。1955年11月，梅贻琦从美国回到台湾考察创办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及台湾清华大学，由于他掌握着数额巨大的清华基金，所以台湾的各县长、市长纷纷接近他，企图趁机捞一把油水。可是他们哪里知道，此时的梅贻琦却因为经济拮据不得不将已62岁的太太韩咏华留在纽约依靠打工独自生活，自己只身一人赴台。当有人告诉梅贻琦“师母在那边生活太苦。必须设法给师母汇钱，或接她来台湾”时，梅贻琦说自己在台薪金微薄，无法汇钱照料。1962年5月19日，梅贻琦病逝于台大医院，享年73岁。梅贻琦生前随身携带一个手提皮包，住院后一直放在床下一个较为隐秘的地方。两星期后，在各方人士监督下秘书将皮包启封。当包打开时所有人都口瞪目呆。原来里面装的是清华基金账目，一笔笔清清楚楚地列着。睹物思人，在场者无不落泪。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与这些大师的精神操守一比，今天那些前赴后继的大富巨贪们的种种表现又是何其的卑微。
在战争与清贫中治学
抗日战时，物价飞涨，通货膨胀，联大师生生活十分困难。1937年上半年，一个教授的平均月薪约为350元法币，到了1943年下半年联大教授的每月平均收入为3697元法币，物价比1937年上半年上涨了405倍，因此教授的3697元收入只等于1937年的8.3元！依靠这仅值8.3元的每月薪水，又如何能维持一家几口人的生活呢？
联大学生贺祥麟目睹了一件事情：有一天晚上去当时最繁华的商业大街正义路一家拍卖行闲逛时，居然见到联大法文专业一位首席教授拿了师母的游泳衣去卖。闻一多先生则每天上午在联大授课，下午在中学兼课，晚上批改学生作业后，半夜还得开始为别人刻图章卖钱！
吴晗先生呢？当时抗日战争已经胜利，但吴先生因妻子久病，医药费和去上海的旅费无法筹措，乃于1946年4月写报告给校长梅贻琦，向学校借钱。报告说：“九年困境，债台高筑，旅费、医药费及最少5个月之生活费，一无着落。”只好提出先向学校借款，然后以自己的16大箱书籍变卖还债。再以法律系费青教授为例，费教授长期患病，经济极为困难，只好请求学校收购他多年来的德、英、汉三种文字的全部藏书。
吴大猷是西南联大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和李政道的恩师，早年留学于美国密歇根大学，东西方许多物理学家们在走上诺贝尔物理学奖领奖台时，常会不约而同地想到这位从未去过斯德哥尔摩的东方物理大师。吴大猷的妻子患有严重的肺病。早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吴大猷听说喝牛肉汤可以治这种病，便每天到菜市场买牛肉来熬汤，送到女生宿舍给他这位女友当药喝。吴大猷的执着打动了病中少女的芳心，回国后两人结为终生伴侣。然而到了昆明，吴大猷的薪水，再也无法每天买牛肉熬汤了。为了病妻的身体，有时吴大猷不得不化装成贫民，到菜场去捡拾剩余的牛骨头，回家给妻子熬汤。当地的回民得知此事很感动，常常将一些牛骨头替他留着。
1942年，校长梅贻琦家里有时也连青菜汤都喝不起了，只能用辣椒拌饭吃。校长夫人韩咏华想找份工作，但作为当时中国第一校长的梅贻琦，不肯利用职权为妻子谋利。教务长潘光旦的夫人给她出了个主意：“咏华，你做的米糕，我们家大人孩子都喜欢吃。我看你不如到大西门卖米糕算了。”袁复礼教授的夫人也点头赞成。三人真的做起了卖米糕的生意。韩咏华说：“如果不是为了抗战，我们何苦受这份罪。这糕叫定胜糕，这是个吉祥的名字。我们瑞在糕上写点字吧。”袁复礼夫人总有办法搞到当时紧俏的廉价碎米，由潘光旦夫人把米磨成米粉，把赤豆做成豆沙，再由梅贻琦夫人亲手调制蒸熟，用红糖浆写上“一定胜利”四个字，夫人们自己提着篮子到街上叫卖。定胜糕在昆明街头销路很好。开始的时候，韩咏华不愿别人知道她是西南联大校长的夫人，每次上街都摘掉眼镜，脱下旗袍，换上从农民手里买来的蓝布装。可白皙的皮肤、鼻梁两侧深陷下去的眼镜凹印，还有那明显带有北方口音的昆明话，都瞒不了人。久而久之，不仅联大校园里的人，而且昆明街市上的市民，都知道了这位走街串巷卖米糕的女人正是大学校长的夫人，而定胜糕的名称也就此传开了。
1938年，华罗庚结束在英国剑桥大学的进修，回到战火纷飞的祖国。经过千里跋涉，终于在距故乡千里之遥的昆明，找到了半年多来杳无音讯的妻子和孩子。他到西南联大教学系任教，刚开始，一家六口人与闻一多一家八口人合住在一间不到20平方米的厢房里。后来因为实在拥挤不堪，华罗庚只好在西郊普吉附近找了个牛圈，用最便宜的价钱把牛圈上头用来堆草的楼棚租下来。牛住下头，他们一家人住上面。
不久，华罗庚的第5个孩子又降临人世，穷困中的华罗庚的新生儿子起了一个有意味的名字：华光。他常常对人自嘲：“华光华光，全部花光，哈哈……”为了教育这些孩子，华罗庚在家中采用军事化的管理方式。每天早晨，孩子们听到哨声起床穿衣，每人拿一个小盆，排成一列纵队，由华罗庚吹哨子，带他们到河边洗脸漱口，三伏三九皆不例外。有一次，附近的农民给华罗庚的妻子吴筱元两个鸡蛋，吴筱元悄悄藏了一个在床下，她见丈夫日渐消瘦，实在心疼不已。夜深人静，孩子们熟睡后，她把床底下的鸡蛋悄悄煮了送给丈夫。华罗庚看着鸡蛋，给妻子出了一道简单的数学题：一个鸡蛋重0.5公两，把它们平均分成五份，每份多少公两？妻子不加思索脱口而出：“当然是0.1公两啦。”华罗庚按妻子所说，把鸡蛋平均分成五份，自己把其中的一份吃了，剩下的四份留给妻子和三个在家的孩子。妻子的眼泪扑簌而下。华罗庚安慰说：“等我这本《堆垒素数论》出版后，我们去割几斤肉，全家人美美地吃一顿。要是还剩着钱，就给孩子们添几件新衣服，再给我自己买两包烟——真想抽支烟呀……”
费孝通的女儿是在凌晨寒风中降临人世的。那一夜，费孝通憔悴了许多。日寇的飞机就在那夜埋葬了他所有的家产，已身无分文的他用自己惟一的一件西装裹着初生的女儿靠农民从家里凑来的小衣小褂给孩子御寒。他们真心诚意地对费孝通说：“穿百家衣长大的孩子，今后长得结实。”
然而，就是在如此极端难苦的情况下，竟然出现了这样的“奇迹”：1942年10月联大有25位名教授，全部是各系的系主任，联名致函校领导，拒绝教育部发给自己的特别办公费（所谓“特别办公费”，翻译成我们今天的术语，就是系主任的“岗位津贴”）。正是在这种家庭生活极端贫困的情况下，联大25位担任系主任的教授，毅然拒绝接受特别办公费，真是高风亮节，彪炳万代，正气凛然，令人景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