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光传媒 转载自：网络
（德国之声中文网）18年出国的，现居加拿大的Miranda说，今年3月上海的封城，是她与在国内结识的高中同学产生非常大矛盾的导火索。不少同学是坚定的清零派，而她则质疑道：“大家被锁在家里，没有医疗资源，真的比清零要好吗？特别是Omicron毒性不大，吃不上饭会死掉，不能出门心理会出问题，会有很多次生灾害。”
她指出，有些朋友也有海外留学或者居住的经验，也知道当时许多西方国家已经在逐步放开并且取得了一定成效，甚至他们自己都没有被封在家里，却那么支持把两千多万人封在家中。她甚至还因此和高中时候关系很亲密的朋友吵了一架，最后谁也没办法说服谁，最后只能删掉了这位好友，但是回忆起之前的情谊时，还是觉得很可惜。那段时间，她也在微信删掉了很多人。
疫情是争吵的导火索
出国近十年的Andrew也和许多国内的亲戚朋友就疫情问题产生了不愉快。他本人从事生物方面的研究，因此也有不少在朋友在中国的研究机构或者高校从事相同领域的研究。他在采访时说：”大家都是学生物学的，应该是有共同的基础的，能够聊一些东西。但后来发现，即使大家都能看懂并理解数据，但依然会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而且没有讨论与交流的空间。”Andrew仍有年纪大的亲人在中国，因此非常关注中国的疫苗政策，认为政府应当引进并普及mRNA疫苗去帮助中国的高危人群。但他与国内的朋友讨论相关问题时，朋友却将意识形态方面的观点摆在了事实之上，而且出于本能地站在中国政府一边，而不顾科学方面的数据和证据。
他曾被关系很亲密的同窗称为”美国人”，这让他觉得很生气，觉得什么话题都要上纲上线到”贴标签”的程度，就真的没有什么可以探讨的余地了。而他也真心希望中国能平稳度过疫情的考验，未来能发展好。”中国坏对我没什么好处”，他有些无奈地说，但是昔日同窗却早就预设了他的立场。
但他仍然觉得昔日的同窗还是一个好人，”是一个很靠谱、人品也很不错的人”。他事后也保留了和对方的联系，只是半开玩笑地回复说希望以后不要被当做是境外势力。
出国五年多的小雨也分享了一件被贴标签的小事：”有次和父母聊天，他们问我吃的什么，我说三明治什么的，他们就说我已经西化了，其实我只是图方便罢了。”
出国后关注的政治议题有了变化
不少出国定居的华人都表示，离开了中国后，开始关注到原本被忽视的政治议题，而与仍在中国的亲朋讨论这些话题，却有些”鸡同鸭讲”。
Miranda表示，出了国之后，才认识到了一些群体，比如香港人和台湾人群体。她告诉记者：”在国内认识到的是国内媒体塑造的香港人和台湾人的形象。当时和香港人与台湾人觉得有距离，但出国之后感觉到这些距离都是国内媒体煽动和塑造出来的。我们追求的都是一样的，是有尊严、自由的、安全的生活。”
上个月底，中国爆发悼念乌鲁木齐火灾死者的抗议时，她参与了本地的默哀集会。在集会上，有一位姐姐站出来对所有香港人、台湾人、新疆人说对不起。默哀之后，人都渐渐走散了，一个新疆人问她的朋友”你们这些汉人是自愿来的吗”，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新疆人很惊喜也很惊讶，这个瞬间这让她感触颇深。她发现了新疆人的痛苦也是她的痛苦，新疆人的诉求也是她的诉求，但她觉得自己没办法和仍然在国内的亲朋讨论这些议题。
Andrew则发现，和国内的朋友谈论自由这些普世价值时，双方很难达成共识。他说：”大家现在在平行世界里生活，看的新闻也不一样。同一个新闻，我在美国和他们在中国看的都是不同版本。”他记得去年底，西安封城的时候，有些人因为一些讽刺和发泄不满的言论而被行政拘留，他和一位初中时很要好的朋友谈论这么做不合适，而初中同学则认可这样的处罚，认为这样的言论伤害了防疫人员的感情。他讨论封城时一些影响民生的做法时，初中同学并不会认为这样做是错的，反而会合理化政府为什么会这么做。这让他觉得许多仍在国内的亲朋不够认同普世价值，缺乏交流的基础
出国之后的小雨越来越关注个体和弱势群体。她曾与朋友交流在国外经常可以看到残疾人在街道上和其他人一样出行。有些朋友会嘲笑地说：”外国人不要命，经常搞些危险运动，所以残疾人这么多。”她则试图反驳，因为她认为中国其实有几千万残疾人，但相应的措施、设施都不足，所以大家都看看不到；而欧洲的帮扶措施做的好，所以残疾人才愿意出行，才能被人看到。
现实的苦难带来关系的和解
虽然与许多之前的朋友闹僵，近半年来，Miranda却意外地得到了父亲的支持和理解。
她形容自己的父母本来就是比较开明的人，知道自己成长和受教育的背景都和他们不同，所以即使双方观念有不同，也不会干涉。而是”聊到分歧不开心的时候，就不要多讲了”。
今年6月，唐山发生了针对女性的暴力事件之后，她的父亲私信她：”看了唐山打人的视频后，想对你说不要回来，找个尊重女人的地方去生活，我相信这个世界上一定有这样的地方。”父女俩促膝长谈，她的父亲提到了女性群体在中国会遭受到很多危险，提到了社会对女性的不公平，她印象中的父亲是个不喜欢和政治沾边的人，之前也从未说过这样的话，但这次却对支持女权和平权运动的她表示出支持和理解，让她觉得和父母更亲近了。
她分享了自己在加拿大时，朋友遭受来自男友的心理和身体暴力，报警之后很快得到了警察和社工的帮助的经历。警察不仅相信了她朋友的控诉，还派社工每天打电话确认她朋友的心理状态和身体安全。这件事情和唐山打人事件差不多时间发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她说自己的父母的思想现在朝自己这边慢慢靠拢，因为”铁拳砸在身上的痛是非常真实和理性的。读再多新闻都是学不来的。再装睡也不行，因为太痛了。”
小雨也感觉虽然和父母以前在政治上有点谈不拢，但因为国内长时间封城和严格的疫情管控政策，家人的想法也变了。她曾有一段时间非常看重政治理念上的合拍程度，但后来觉得朋友其实只要玩得来就好，并不会要求对方持有和自己完全相同的观点。她说自己甚至有一些”小粉红”朋友，但她发现的规律就是这些朋友转变立场比不关心政治的人转变地更快。因为这些朋友平时还是很关心政治事件的，一旦发现自己被骗被蒙蔽了，很容易就转换了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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