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雅丽 转载自：极昼工作室
黝黑皲裂的皮肤，硕大的指关节托着消瘦的下巴，空洞的目光，在王子怡的镜头中，川南青年民工的形象令人难忘。
在第七届侯登科纪实摄影奖中，王子怡的作品《劳动力市场》获得提名。王子怡曾是一名中学教师，2007年起，他持续拍摄攀枝花劳动力市场，记录了大量到此寻找生计的下岗工人、大凉山的彝族人和周边乡县的农民。他们吃着烤洋芋，住着3元一晚的旅店，每日靠双手的力气做工度日。
四川是全国社会劳动力最多的内陆大省，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大规模出川务工，吃苦耐劳，朴实乐观成为了他们的集体形象。攀枝花位于川南，是许多少数民族的聚居地。王子怡记得，2009年左右，这片狭小的广场上曾挤满上千人，他们的等待通常没有回应。2013年后，在中西部人口回流等趋势影响下，劳务市场渐渐清冷，一铺难求的“三元旅店”也倒闭了。
在长达近十年的拍摄过程中，王子怡经历了四川攀枝花劳动力市场的拥挤与萧索。
以下是王子怡的自述：
矿泉水是奢侈品
现在人散了，没法拍了。
上次去攀枝花渡口大桥劳务市场时，我只转了一圈，叹口气就走了。负二层那十几家职介所原来特别火爆，现在都快停业了。广场边上零星地站一些年纪大的劳工，看上去（无精打采），也是没什么指望的样子。我挂着相机过去，他们就都警惕起来。
这个劳务市场被楼梯连接成三层，顶层广场是人群聚集的地方，下面两层有职介所，饭店，旅馆，还有长途汽车临时站点。它紧靠着渡口大桥，在一个五路岔口的交通要道上，与攀钢的厂区对望。
2009年我来这里拍摄时，数千劳工挤满了广场的空地。凉山的彝族人和攀枝花周边村镇上的农民，攀钢下了岗的工人，都来这里找工作，讨生活。
四五点钟的时候，人群陆续散去。经济富裕点的，回到自己的出租屋里；条件不好的，会被带到旁边山坡上的旅店里，睡大通铺，三块钱一晚；再没钱的，就到桥下面，展开铺盖睡。
我在当地的一所高中教政治，没课时就来这里拍摄，每周少则两次，多则四五次。直到镜头里出现的人越来越少。
“像把饵料投进池里”
在这里，每个人都寄希望于自己的双手，靠力气谋生。但多数时间里，他们只能将双手交叉在胸前，等待。
我能见到招工老板的次数极少。那辆载着老板的面包车在广场旁的马路边停下，只用喊一句，“八个人！”工人们就像鱼群一样涌过去，像把饵料投进池里。
幸运的人被挑走，剩下的继续把手叉在胸前，开始下一天的等待。也有运气特别好的，被老板选上，送到新疆等比较远的工厂里，一天给两百，长年不回来。人们都羡慕这种活儿，稳定，不用愁明天。
在这个广场上，待遇相对可观的，是有技术又年轻力壮的男人们。年纪稍大的，往往只能去下蛮力，活儿累，钱少。十几岁的孩子也有很多，胳膊还细细的，眼神怯怯的，多数一整天都不说一句话，蹲在角落里，照一面就看不见了。
在距离渡口大桥劳务市场几站的地方，是竹湖园劳务市场。那里的打工者更年轻，女孩们可以进城做家政，小伙子们去做餐饮，比体力活轻松一些。彝族的女人们最弱势，她们没有技能，打扮也不时髦，只能去背水泥。
攀钢的下岗工人在这里待得最久。他们成群结队，大着嗓门扎堆摆龙门阵，天热的时候，敞开劳保服，露出肚皮。他们要么聊昨晚又只用一碗面的价格“快活”了，要么聊哪个运气好的，又找到了二百一天的活儿，没有人聊起自己的家庭和对明天的担忧。关于生活的艰难，他们心照不宣。
山里来的彝族人很好辨认，他们习惯蹲着，缩起肩膀，惶恐地打量四周。他们多数穿着廉价西装，尽量让自己看起来体面，去做体力活时，那件仅有的西装很快被油漆泼满。
在这片广场上，无论男女老少、彝族还是汉族，都像是等待被挑选的商品。
遇见罗英
遇见罗英的那个中午，我的镜头里第一次出现这些劳工的身影。
2007年冬天，我在街上碰见了八个彝族女人，她们迎面过来，有老有少，个个身后都背了个背篓，有半米高。最年长的那个，擤了把鼻涕，差点甩到我身上。就是这一把鼻涕，引起了我的注意。
罗英吸引了我。她在中间年纪最小，皮肤黝黑粗糙，脸上全是雀斑，我以为起码有二十多了，结果一问，才15岁，跟我课堂上的学生们差不多大。
她们停在一辆卡车前面，用砖土装满身后那只巨大的背篓，一趟一趟地背，两个小时才把卡车装完。中间，有三个人被砖块割伤，有一个口子很大，需要缝针。她们翻出来准备好的旧衣服，扯下一条就往上裹，动作熟练。干完这一趟，八个人分一百块工钱，没人舍得去医院。我跑去买了双氧水和纱布，那纱布裹在她脚上，白得扎眼。
隔了几天，找了四趟，我才打听到罗英家。站在那个废弃的防空洞前，我不禁疑惑，这地方真的可以住人？
一条细细的地下水沟从洞里伸出来，洞口钉了一排木头，那就是门。罗英一家三口住在里面，房租一个月200块。收租人在洞口扯了条电线，是这里唯一的电源。他们的家具只有两张床，父母一张，罗英一张，摆在走不到头的隧道里。吃饭，洗碗，全用洞里那条沟里流淌的水。洞里又黑又潮湿，一见光，蜈蚣在地上爬来爬去。
那晚，一菜一汤。几片肥肉，不超过二两，加了些从洞口拔来的红薯藤。汤用从他们老家带来的干白菜水煮，没油，只加了一点盐，我觉得难以下咽。罗英却很高兴，“我们今天有肉！”
饭后已经八点钟，罗英和她的母亲不见踪影。问她父亲，才知道娘俩又去干活了，凌晨三四点回来。罗英的父亲则在跟朋友一起喝酒，他每天都要喝一瓶啤酒，那几乎是罗英搬砖酬劳的三分之一。
那天我得知，罗英已经被定了“娃娃亲”，男方只有11岁，跟我上小学的女儿一样大。我告诉她，这不合理，应该去退婚。她并没有什么反应，只说那要赔4万。除了吃饭，干活儿，她几乎不说话，看上去甚至有些麻木。被别人决定命运，对她来说，似乎就像受伤后用脏衣服包扎一样自然。
晚上回了家，我翻看照片，看到她们席地坐在路边，搬完砖头的手黑黢黢的，手里缝着衣服，脸色却看不出愁苦。我不得不承认，她们需要温饱，而我在意的是平等，事实上，我们无法达成真正的沟通。
一米的距离
告别罗英之后，我没有再介入任何一个拍摄对象的生活。
在将近十年的拍摄中，我的镜头离他们不足一米，心理上，却有意地保持了距离，甚至没有问过他们的名字。我把相机挂在胸前，经过他们身边，等他们不经意地看向镜头的时候，我就按下快门。我去过两次“三元旅店”，拍到过吸毒者和妓女，看到他们，我也本能地感到害怕。
人与人之间的隔阂，它真实存在，不必非要隐藏。
2014年前后，我又遇见了罗英，她仍然在背水泥，看上去衰老了许多。她的孩子坐在一旁，鼻涕乱糟糟地弄了一脸，她也空不出手来管他。像当年罗英的父亲从来没出现在工地一样，在这里，我也没看到她的丈夫。
这些年来，每次想起这个跟我女儿年纪相当的女孩，想起她粗糙的皮肤，早早被嫁人的命运，看到她的孩子依然陷在同样的生活轨迹里，我便陷入迷茫。这些境遇不是我为她拍一组照片，或者给她一些物质的帮助就能改变。我能做到的只是持续记录，让更多像我一样在城市里生活的人看得见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