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理启良世 转载自：网络
汉语汉文是华夏文明最主要的载体和传承，它对汉文化的发展和汉民族的团结有着无可估量的贡献。用汉文写作的文学作品，尤其是诗词之优美和韵味令人赞叹不已，翻译成外文后常难以体验，玩味（当然，反之亦然）。现在有很多文章声称汉文优势无穷，在方方面面都碾压世界上所有其他文字，应成为人类通用语言。可惜，那些文章缺乏实事求是的科学论证，只能当作爱国主义发烧友的呓语狂言，不必当真。
所有古人类文明都用象形文字，这是一种必然，古人即使没有文字，也都会绘画，岩画可追溯到几万年之前。久而久之，古人自然会认识到图画也可以用来帮助记事或提醒某事某物 。如果这些图画，即使有所简化，大家仍可以得出相同的含义，那么那些图形就可视为原始文字。在同一个氏族内，有含义的图形（原始的象形文字）必然与语言会形成特定对应关系，这样原始文字既可用来记录语言，又可以用于族群内信息交流。
经过几千年的演化，目前世界上的文字可分为两个系统，一种是表意文字，一种是表音文字。当今世界上通用的文字都属于表音文字，唯独汉文例外。作为表意文字的汉字是从象形文字直接进化而成，每一个字的含义都是直接或间接从原本的象形字延伸出来的。其实，表音文字的字母也是起源于象形文字，考古研究显示了其历史发展过程：一些象形字被选出来，忽略其原本含义，仅用作抽象符号，代表某一个发音。通过这样抽象化，为数不多的表音字符（字母）就可以直接用来记录语言。
既然象形字起源于对外界事物的图画描写，那就无法用来描述无形的东西。可是人是有思维的，怎样用象形字来表达无形的思维，成了当时人类面临的一大考验。 聪明的华夏汉人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难题。我们的祖先用了几种方法，在象形字的基础上创造了可以表达抽象概念的新字。这些方法，后人总结为六种，即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和假借。有些象形字可直接延伸出抽象概念。譬如“大”字，在甲骨文是一个人的手足向外伸展的图形，后来用于区分大小，大小的比较属于抽象思维。又譬如“明”是会意字，用“日”（太阳）和“月”（月亮）合成，它们是人们所能见到的最明亮的东西，因此“明”字把具体的事物抽象成一个有关光线亮度的抽象概念。比较甲骨文，金文到篆文演化过程中抽象含义汉字的数量增加，大致可以推测汉字抽象化的大发展始于公元前十世纪左右的西周，成熟于春秋战国。显然，这个抽象汉字大发展成就了春秋战国时代大思想家的突湧和百家争鸣的盛景，成了中华历史中 的文化高峰。
世界上其他使用象形文字的古文明是不是也能突破从具体到抽象的瓶颈呢？答案是肯定的。关键的时期也是在公元前十世纪左右，地中海东岸的腓尼基人借鉴了埃及的一些象形文字，外加为数不多的苏美尔人楔形文字，简化成22个字母，用字母来代表语音（而不是语意），这样就可以把腓尼基人的语言记录下来。腓尼基文是辅音音素文字，缺少元音。希腊人对表音文字的最大的贡献是他们在腓尼基字母的基础上，增添了记录元音的字母，建立了完整的拼音系统。因此希腊人可以用24（或26）个希腊字母把抽象概念简洁地记录下来，而没有另创新字的必要。用表音文字来突破从具体到抽象的障碍，成就了古希腊的光辉文明，它和东方春秋战国的文化高峰处在同一历史时间。这佐证了一个假定：如果文字的表达能力能够突破从具体到抽象的瓶颈，文明就能演化到一个新高度。
虽然东西方的文明在公元前三世纪前后，几乎同时都飞跃到了一个新高度，但总能感觉到，在总体上，这两个文明有明显不同的性格。东方文明更倾向于感性，描述性和内敛型，而西方文明更倾向于理性，推理性和外向型。关于什么因素导致这种文明性格的差异，公开讨论不多，也未见权威的解释和结论。或许这是因为该话题敏感，愿意涉及的人不多。当然，讨论这话题，先可以从排除智商因素开始。如果说古汉人和古希腊人是一样的睿智，同等的IQ，恐怕没有人会（敢）反对。除此之外，两个文明故乡在气候，地理，经济，交通，政治等等方面都有所差别，都可能是文明性格形成过程中的影响因素。但是，如果回溯到中原的东周和古希腊城邦时代，这些差别恐怕还只能算是处于量的水平上，没有达到质的差别。在这两种文明中，唯一具有质的差别的好像只有文字。一种是基于象形字的字义直接延伸出来的表意文字，另一种是完全摈弃了象形字的字义而发展出来的表音文字。文字是因为人类具有思维能力才能创造出来的工具，有了文字以后，文字就不仅仅是用来记事，也借助于文字的帮助来进行思维。由于表音或表意的不同，这种在文字语言上的差异会不会反过来影响人类的思维过程呢？
如果文字会影响人类的思维方式，那么这种影响最容易在哲学和数学领域中被觉察到，因为思维的定式会在这二种学科的思辨过程中直接地表现出来。对于表意文字来说，当一个新概念出现在脑中，虽然也可能连带有相应的语音，但不一定有相应的文字，这时候就要借助于汉字造字六个手段（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和假借）来创造新字。“象形”是指“画成其物” （见《说文解字》，下同），这不用多解释。“指事”意思是“视而可识，察而见意”，即粗看就可以大体认识，细察才能发现意义所在，如：在“刀”的锋利处加上一点就成 “刃”字，意指刀口,刀锋。“会意”是指“比类合意，以见指撝”，意思是用组合若干符号来表达一个新的意义，如：小+土，“会意”为尘；“形声”是指“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意思是由表义（不必准确）的“形符”，加上表音（不必准确）的“声符”，所构成，如：想，恕，忠三字，“形符”为心，代表意义范畴，意指三字都与心思有关，但指的是不同的心思，由“声符”（相，如，中）加以区别；又如：蝴、湖、葫三字的“声符”都相同，但指不同的事物，由“形符”加以区别，与虫有关的是蝴蝶，与水有关的是湖，与植物有关的是葫芦。 “转注”和“假借”不是用来创造新字，而是借用已有的字赋予新的含义或同义不同字，如：“闻”本意是“听”，“假借”为嗅觉的动词，“闻一闻”是“嗅一嗅”的意思。因此，从汉字的造字法而言，“字”和“意”的关系是间接的，从“字”到“意”有一个“悟”的思维过程。对于同一个字，不同的人是否能“悟”出同样的意也是无法保证的。一般而言，在语言表达的精确性方面，表音文字比表意文字有明显的优势。当一个新概念出现在脑中，必然伴随着相应的语音，直接用字母拼写出来这个音就可以代表原本的意，不受原有词汇的限制，因此很容易达到意→音→字的一致性和精确性。从造字的方法而言，表意文字内在弱点在于它的表意精确性反而不如表音文字。
精确性问题可以从“仁”字开始讨论。“仁”是孔子在《论语》中着重论述的概念。《论语》不到1.6万字，一共用了109个仁字。 “仁”字最早可能创造于春秋时期（公元前八世纪到公元前五世纪），因为它没有出现在甲骨文和早期金文中。“仁”应该是在周人萌芽出自我意识之后才产生出来的自我认识以及对人和人关系的定位。“仁”是“会意”字，从人从二，创意于很接近的二人，衍生出的含义是二人相亲相爱，对人亲善。虽然字形呈接近的二人，但“仁”不能“会意”成邻居，爱人，双胞胎等意思。因此读到“仁”字，须通过“会意”这一思维过程，再“悟”出它的原本含义。经后人对《论语》的诠释， “仁”至少有四种含义：好人（如“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巧言令色，鲜仁矣”）；爱心（如“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好的品德（如“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 “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 ）；仁政（如“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 ）。在整篇《论语》中，孔子都是用举例，比喻和类比等手法，用现实事物的比附来对弟子阐释“仁”是什么。但对“仁”的含义孔子在《论语》里没有做过一个明确的界定，也没有论证为什么 “仁”对于个人和社会生活那么重要， “仁”就是孔子“悟”出来的感性伦理。虽然“仁”是孔子努力阐述过的概念，但二千多年来，无数智者还需要不断地通过“悟”，再来理解孔子的“仁”到底是指什么。儒墨道法等家的重要概念，如 “道”，“天”，“义”，“理”等等都有类似的情况。面对这种在抽象思维中的文字模糊性，“是什么？”成了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家们首先要面对和必须要阐明的问题，而 “为什么？”这个问题并非当务之急。因此，整个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所争鸣的重点集中在某人 “悟”出来的道理是否真的是某字正确的原义，而很少争鸣为什么这个道理是正确的。由于对概念和范畴无法做出一致而明确的界定，就很难进行有意义的辩论，也没法基于明确的概念进行抽象思维，做出逻辑性的推理。正因为当时诸子百家都忙于“悟”出正确的结论，对基于概念的推理没有迫切的需求，因此对研究思维规律的逻辑学也不会重视。这就不奇怪，为什么春秋战国的思想家没有能发展出一套逻辑系统来。
但是，表意文字在一定程度的模糊性并不至于严重影响到描述性思维的表达。可能这是一个原因，可用来解释为什么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家倾向于把注意力投放在思考人的品德，人和人的关系，人和社会的关系，而不是自然规律。道家和墨家是当时少有的学派，思考过自然和物理，例如 “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还曾对“道”这个概念还下了定义：“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未知其名，字之曰道” 。但老子也和其他诸子百家一样，只呈现他的结论，而不作任何论证。无怪乎诸子百家行文的特色都是以结论性，判断性的短句为主，少有以推理为主的思辨长文。当然文字的模糊性或许还有它的优越性，一种朦胧的境界有时会令人体会到更多的想象空间和美感，特别是在诗词中。近代白话汉语创造了大量双音节和多音节字（词），极大地减少了汉字的模糊性，这是汉语发展历史上一个很大的进步。
表音文字的另一个特点是它只有二，三十个字母构成，每一个字母是“音”的抽象符号，抽象符号可以反过来帮助思维的抽象化。这个互动过程在数学中表现得特别明显。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公元前300年）是人类文明进程中重要标志性事件之一。因为它不仅仅一部是有关平面几何知识大全，更重要的是它开创了“公理”演绎体系。《几何原本》思维方式是：首先写出了23个定义，界定了点，线，面，圆，平行线等基本“概念”，再列出可不证自明的 “公理”5条（如：两点之间只能作一条直线）和 “公设”5条（如：跟同一个量相等的两个量相等；若 a=c ，b=c，则 a = b）。然后基于这些定义和公理，推导出467个定理。在此基础上，应用逻辑推理，就可以让任何几何命题得到严格的证明。这一方法后来成了建立任何知识体系的典范，至今仍被奉为必须遵守的严密思维的范例。事实上，这一套起源于希腊的逻辑推理系统构成了现代科学的基础，当然现代科学还要包括通过实验和观察，对结果进行证明或证伪。例如，牛顿提出牛顿三大运动定律，这就相当于三条公设，加上万有引力，建成了经典力学体系，然后就可以对各种物理运动，如星球运行做出定量的描述。
《几何原本》以后不久，中国也有一部伟大的数学著作《九章算术》问世（公元后一世纪）。《九章算术》分九章：方田；粟米；衰分（分配比例）；少广（开平方和开立方）；商功（土石方体积）；均输（比例）；盈不足（线性插值法）；方程（一次方程组和正负数的加减法）和勾股（勾股定理的应用）。全书共收集了246个问题，都是与生产、生活实践有联系的问题。每道题有问（题目）、答（答案）、术（解题的步骤）。譬如第一题：“今有田广十五步，从十六步。问：为田几何？答曰：一亩。”；第二题：“又有田广十二步，从十四步。问：为田几何？答曰：一百六十八步”，等等。《九章算术》全书只讲算法，甚至只给出结果，是应用题的集合。因为全书不讲原理，没有定义任何数学概念，没有给出任何推导和证明，因此没法构成一个数学体系。人们都十分惊叹《九章算术》的不凡成就，因为每一个答案好像都是由一位杰出的天才凭空“悟”出来的。
毫无争议，《九章算术》有不少世界领先的成果：例如分数的运算，方程的概念和负数应用等等。这说明汉人有足够高的智商，能够解决复杂的数学难题。因此，之所以《九章算术》没能从算术的水平发展出一个数学体系，并不是汉人智商不够，必须另觅原因。事实上，所有的文明都发展出了实用性的算数和测量，但是“算术”是否能够上升为“数学”，这个瓶颈在于能否把具体问题抽象为概念，在概念的基础上进行逻辑推理，并用于新命题的论证。《几何原本》借助于表音文字的符号系统和古希腊的逻辑思维传统，使得抽象化的数学思维在这样的语言环境中很容易平顺地进行。十分可惜，由于古中国缺乏逻辑和符号化的习惯和传统，《九章算术》是以冗长的文字语句来理解分析，而不是使用符号形式进行推演，所以无法在符号和逻辑都缺席的情况下创建一套数学体系。《九章算术》即使在某些算法上领先世界多年，但在整体上只能算是一部算术杰作。因此，通过比较《九章算术》和《几何原本》，以下的假设恐怕不是没有道理的，即：表音文字本身是抽象思维的产物，同时它也反过来促进了抽象思维的发展。一些在西方成就卓越的华裔科学家能讲流利的汉语，但在研究工作中用的思维语言仍是英语，这也算是一个佐证。
鲁迅讲：“汉字不灭，中国必亡”。这话恐怕是言过其实，哗众取宠了。但是汉字若不思进取，故步自封，还要自诩世界第一，那么对于中国想要在科学上领先世界的雄心壮志而言，表意文字将是一块的巨大绊脚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