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白丁 转载自：议报
自序
在近代和当代所有中国政治术语中，对国家的走向和民众的生息影响最大的，莫过于被中共滥用的“反动”一词。中共利用它所控制的话语体系，对“反动”一词原本的涵义和使用范围做了刻意的扭曲和延伸。经过中共对民众的百年语言灌输，中国大众已经在视、听、读三个维度上，自然而然地在语义上把中共与进步和正义等同，而把与中共意识形态不同的思想视为必须铲除的洪水猛兽。
然而，纵观中共的百年历史，就可以发现，中共一直以来所做的，是通过话术洗脑、压制与恐吓、以及按需定制的法律条文，来达到夺取和永远把持国家政权这一终极目的。
“反动”一词在中共话术中的使用和演变
此节参看《白丁 | 论中共话术中的“反动”》一文。
“反动”一词是与“进步”相对的、形成于近代欧美、现已在全球流行的政治学与社会学术语。这两个词汇所指的，是对历史发展进程所持的两种相反的态度。
“进步”一词的词义容易理解，是指从传统中蜕变发展。 “反动”一词，其原本的含义是指反对极端变革、力图回归传统的思想和政治倾向。当与“进步”一词并用时，“反动”一词往往带有明显的负面含义，其词义近似于汉语里的保守、传统、右翼、老派，极端保守等。
但是在中共控制下的中国大陆，“反动”一词的词义早已被极度扭曲而远离了它的历史含义和当代含义，“反动”一词本身也就成为了一种中国特有的、凌驾于法律之上的、可以施用于任何团体和个人的最便捷最普适的判词。
中共对“反动”一词进行操纵的直接目的，是为后续的一系列运动和屠杀制造舆论条件。中共在建政之前和建政之后，通过对“反动”一词广泛和持续的滥用，成功地把自己装扮成了进步与正义的化身，而把与其不同的思想和声音冠以“反动”的恶名。中共对那些被打上“反动”红字的群体和个人进行严厉惩处，从各种暴力的使用直至在肉体上消灭。
毛泽东在1949年6月15日在北平提出的“镇压反动派的捣乱”，是中共最后一次以“反动派”为印标的全国范围的围剿和清洗。中共在1949年建政之后， “反动派”一词的使用频率明显降低。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对“反动派”有了丝毫仁慈之心。正相反，中共用“反革命”一词替代了“反动派”、中共对“反动派”的接棒者“反革命”的杀戮的残虐程度，使得1949年之前中共在战场上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杀戮相形见绌。
以中共的“镇压反动派的捣乱”为例。
中共在1949年建政之后不久，中共中央、中国政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在1950年7月发布了《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镇压反革命”取代了“镇压反动派”，但是镇压对象不仅仅是国民党反动派，而是扩大到社会各个阶层。“国民党反动派遗留在大陆的反革命残余势力、溃散武装、各种特务分子、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在城乡反动会道门头子、土匪恶霸等反动势力”，都成为了镇压对象，而“镇压”就是从肉体上消灭。
根据中共自己公布的数字，在三年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被处决的人数为：（1）71.2万（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1954年）；或（2）157.6万（来源：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4个部门合编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1996年）。作为参照，在1946-1949三年国共内战中，在战场上被中共军队击毙的国民党军队人数约是30万，也就是不足中共三年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被杀人数的五分之一，足见中共建政之后杀戮之血腥和残酷。
“镇压反革命”运动，因其屠杀“反革命”人数之巨，而被中共视为建政以后的重要成就之一。虽然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恐怖统治”也是以肃清“革命的敌人”为名，但是与中共的三年镇压反革命相比，法国大革命时期“恐怖统治”的血腥程度，只能算是小巫见大巫。
然而，三年镇压反革命运动只是中共建政以后真正大屠杀的开始。中共早已为长期不断的屠戮做足了理论和舆论准备。中共的《人民日报》在1951年2月27日的题为《为什么必须坚决镇压反革命》的社论中，告诉全民要长期持久地镇压反革命：“要澈底消灭反革命份子， 幷不是很短的时间所能达到的，而应该足够地估计到这是相当长期的艰苦的斗争。”【《为什么必须坚决镇压反革命》】
中共说到做到了。与镇压反革命运动同期进行的和随后不断发动的各种运动包括：
- 在全国开展的“土地改革运动”（1950-1953）：运动口号是“有土皆豪，是绅皆劣”；
- “三反”、“五反”运动（1951年12月至1951年10月）：运动口号“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所要打击的主要目标是工商界资本家；
- 反右运动（1957-1958）：资产阶级分子和知识分子的旧思想和旧习惯成了运动的对象；
- 公社化运动和大跃进（1958-1961）：刚刚翻身的农民成了运动的对象；
- 文化大革命（1966-1976）：革命的对象从之前的某个特定群体扩展到社会各个阶层；
“文革”结束后，政治运动仍然没有停息：1979年对北京“西单民主墙”的镇压、1980年开始强制“一胎化”生育政策、1987年开展“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1989年天安门屠杀之后的整肃和随后各种名目繁多的全民思想学习运动、对法轮功的迫害，直至当前的全民学习习近平治国理念运动，等等。
在上述列举的所有运动中，中共在使用传统的“反动派”、“反革命”红字印标策略之外，还不断发明出各种新的词汇，用来给运动对象套上“咎由自取”和“罪有应得”的既定身份。在社会大众眼中，这些被列为打击对象的人，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不义和邪恶的代表。这些运动的新策略是中共传统的“反动派”、“反革命”印标策略的变种，其效果与使用“反动派”和“反革命”的印标策略完全相同。
在上述运动中，中共对其所要打击的对象，除了在称谓上不再冠以“反动派”之名，但在对运动对象所采取的镇压手段与残酷程度上，则与建政初期对反动派的镇压一脉相承。
根据中国官方的数字，从1949年建政直至1996年研究截至日，因上述各种运动造成的非正常死亡人数为四千四百万【《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1996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四个部门合编】。西方学者和中国非官方研究人员则认为，实际死亡人数远远高于官方公布的数字。
值得指出和强调的是，虽然“反动派”、“反革命”这两类印标已经从中共的大规模镇压运动的舆论动员中退场，但是“反革命”这一罪名仍是中共最具权威性和恫吓力的杀手锏。这一罪名最著名的使用实例包括：毛泽东的助手林彪和毛的遗孀江青等人被作为“反革命集团”首犯而受到审判、1979年北京的“民主墙争论”被称为“反革命活动”、1989年的民主运动被定性为“反革命暴乱”。文革期间有至少13万人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判处死刑【曹长青：《中共成立以来杀人记录——不能忘记，不能饶恕！》】。这些被杀害的人们中的代表人物，是林昭和张志新。
1997年后，虽然中国的刑法中不再有“反革命罪”，但是中共只不过把“反革命组织罪”转为“颠覆国家政权罪”，把“反革命宣传罪”改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继续用来剥夺公民的结社和言论自由的宪法权利。
在中共的舆论灌输下，“反动”、“反革命”这两个词汇已经深深植入中国大陆民众的头脑，并且仍然在主导着人们的政治、社会和价值判断。即使在今天，面对不同于官方叙事的思想和言论，许多人仍会脱口给出诸如“真反动”、“这是反革命言论”之类的评判。更值得担忧的是，把这两个词挂在嘴边的，不仅仅是经历了各种运动的年长者，就连不谙中共历史的幼童，也从父母祖辈和媒体话语中学会了不假思索地、本能地使用这两个词语。
“反动”和“反革命”这两个词，已经成为“中共文化”的特定表征。
中共是中国最大的反动集团
经过一百多年的舆论准备和灌输，中共已经成功地在中国大众的意识里，把自己塑型成为正义与进步的化身。但是1949年之后在当代中国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从“三反五反”到“反右”时期、从“西单民主墙”时期直至今日，所有这一切都证明，中共的这一自我标榜是欺世谎言。
自1776年美国的《独立宣言》横空出世以来，争取和维护平等、自由与人权已经日渐成为世界大趋势。即使是极权国家如前东德和现在的北朝鲜，也不忘在国名中加上“民主”这个修饰语。但是在中共治下的中国，大众争取民主权利的愿望和行动，被中共当局视作犯罪行为而遭到镇压。就在不久之前，北京一女子因当众散发美国《独立宣言》片段而遭到警察拘捕。在争取自由与人权的呼声唱响世界的今天，中共通过其对自由与人权的恐惧与敌视，自证了其不义的本质。
中国社会在明、清两朝经历过残酷的文字狱时代。晚清和民国时期曾经一度为中国带来言论开放的曙光。但是中共建政以后，这一丝光亮被湮灭，取而代之的，是比明、清更加残酷恐怖的文字审查和迫害。中共所做的，不是回归传统，而是要把中国社会带回到近代最黑暗的时期。
在经历了两千年的世袭皇权的统治之后，中国社会的政权体制终于在100年前打破皇权的家天下，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体制中华民国。但是中共在建政后把持执政权，把以前的皇家天下变成了今天的一党天下，并且要把这个天下继续传给他们的红色后代。袁世凯曾一度试图恢复帝制，其短命的82天称帝在政治学上被称为复辟。中共已把持政权70余年，是名副其实的历史大复辟。
中共党内曾有过阶段性的集体领导，但是最终被毛泽东一人大权独揽，成为党天下的实际独裁者。文革之后，中共摒弃一人独裁，重新走上集体领导的威权统治模式。在经历了40年的改革开放之后的今天，中共党内权力被习近平集于一身，中共从一度的集体威权体制再一次回到党内一人独裁。从这个角度看，中共既没有走上拥抱自由与民主的进步之路，也没有停留在以往有着内部制衡的党天下模式，而是大步退回到一人独裁的准皇权模式。
如果对照法国大革命时期对法文réactionnaire的定义，即“希望恢复到以前的王权旧秩序”，中共则是试图将当代中国复辟到一党一人世袭统治的最大的反动集团。
对照当代西方对“反动”（reactionary）一词的定义，即：“对政治或社会变革或新观念持反对态度”，那么中共对中国的思想与社会发展的严酷压制，无疑将它自己定位为阻碍中国进步的最大的反动势力。
即使是对照中国自己对“反动”一词的官方定义，即：“与历史发展方向相悖的行为与言论”，那么自1949年起，中共的所作所为已经表明，中共是阻碍中国社会走向开放包容、阻挡中国走上民主自由正途的真正的反动力量。
美国总统拜登近日把习近平称作“独裁者”，的确是直指中共和习近平的本质。
中国民主转型的必经之路
1949年以来，中共以“镇压反动派”为名，使中国在文化、社会和政体上全面倒退。这个倒退不是回归传统，而是在拒绝进步的同时，将传统之中美好的部分摧毁殆尽，从而使传统中的丑与恶得以不受制约地扩展蔓延。
为了在中国启动民主转型和实现真正的民主宪政，帮助中国大众认清中共阻碍中国社会进步这一本质、清除以“反动”和“反革命”为核心表征的“中共文化”，已成为实现中国民主转型的当务之急和先决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