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端传媒 原文链接
题图：2021年2月3日香港大学，学生在观看纪录片《地厚天高》。摄：陈焯煇/端传媒
国安法实施一年有余，香港文化界风雨交加。
先是去年9月，反修例纪录片《理大围城》被电检处评为III级电影，禁止18岁以下观众入场；再有今年3月，建制媒体砲轰香港艺术发展局（下称艺发局）资助“黄色电影圈”，一并点名不少“黄丝”艺术家、剧团及多位民选委员；而后，《理大围城》在高先电影院的两场放映宣布取消；也是3月，建制派议员指西九文化区M+博物馆有艺术藏品“侮辱国家尊严”，博物馆表示相关作品不会在开幕中展出；到今夏6月，再有以反修例运动为背景的短片《执屋》未能得到电检处的“核准证明书”无法公开放映；至数日前，三名分别代表戏剧、音乐和视觉艺术的民选委员集体向艺发局请辞⋯⋯
民众皆知红线降临，但红线划在何处，却尚无公开而标准的解说。除了新闻中呈现的这些“事件”和响声轰轰的建制“砲轰”，审查（censorship）正以何种民众未必看见的方式“渗入”香港文化界日常运作？藉什么工具、哪些环节将政治审查日常化、常规化、手续化？
当红线的明确位置不被说明，文艺作品和活动的每一次送检与发布，便都充满不确定性。除了完整的封杀，局部的遮蔽和缺失同样可以决定作品的信息和力度。阴影还是“阳”影？我们访问了几位任职非牟利艺术机构、或依靠官方资助的文化工作者，对他们来说，保持作品完整性和避免触动审查机制都成为日常的挣扎，也见证了政治审查制度对香港文化界的无声蔓延。
鬼打墙：艺术活动申请牌照不同以往？
Alice（化名）任职香港一间大型非牟利艺术机构三年，筹办过大大小小多场文艺活动。近来她最苦恼的，是如何向警察解释什么是“声音演出”。对于这种本来就难以定义的艺术表现手法，“他（警察）会问你声音艺术是什么，会用到什么乐器演出，（节目时间）会有多长。”Alice 说。
与公众认知的歌舞或器乐类音乐表演不同，声音演出不一定用到传统意义上的乐器，而是通过声音的制造与编织，与所在空间发生共时性效果。例如叶子和沙石在表演者手上也可以成为发声的工具。声音表演通常又有即兴成分，演出时间也难说准。Alice就此与警方来往数星期，形容对方对艺术“零认知”，她尽力解释，何奈每隔数日却又收到同样的提问，情况就好似“鬼打墙”，毫无进展。
Alice和同事们在筹备的，是一场跨媒体年度公演，她是活动主理人之一。这项活动因要对外界开放，又涉及临时搭建舞台，活动主办方需向香港食物环境卫生署申请临时公众娱乐场所牌照（TPPE）；而为了申请TPPE，主办方需向香港警务处、屋宇署和消防处提交资料和申请相关证明书。然而，Alice发现在警方对什么是“声音演出”取得满意答案之前，活动需要的TPPE无从获批。
和许多国际都会一样，香港每星期也都有大大小小数十或上百场文化活动发生。仅只文化活动据点之一的湾仔富德楼，一栋大厦一日之内就可有不同单位举办讲座、画展、音乐表演等活动。但并非所有人知道的是，绝大部分这些文化活动都受香港政府颁布的《公众娱乐场所条例》规管 。
该项首订于1919年的香港法例，列出约20项需被规管的“娱乐节目”，包括音乐会、电影放映、演讲、各种展览和运动比赛。简单来说，小型如书店举办的微型座谈会也被包括在内，尽管一般并不觉得这类活动俱有“娱乐”成分。
法例又指，无牌经营或使用娱乐场所均属犯法，最高可判处监禁6个月和25,000元港币的罚款。发牌机构香港食环署则说明，无论举办免费活动还是收费活动，场所都需领牌，而娱乐场所则指“任何临时或永久性的场所、建筑物、架设物或构筑物中可容纳公众的地方”。
Alice和另一位曾多次申领TPPE的业内人士都指，以往各政府部门比较著重硬件上有否达到要求，例如建筑安全、消防和人流管制方面。若活动不涉及临时建筑，需要提交的文件其实不多。但随著香港政治气候剧变，在最近的申领过程中，Alice首次遇到隐身于“娱乐牌”中的内容审查。
上交艺术家真名名单
四月提交申请后，Alice主理活动的TPPE迟迟未能发下。“当初我以为有阻滞是因太迟交表，后来有一天，他们忽然问我，可否提供艺术家名单和真名，”Alice 说，“我就知道，有点不一样。”她指过往政府部门不会要求知道表演者真名，甚至不了解有什么艺术家参与，只会问是什么类型的演出，TPPE的申请书上也并没有要求申请人提交参演人员的个人资料；而今次不仅要求所有参与者名单，也不接受艺名，只能是真名，有别于以往接受乐团名称，今次其中每位成员也都要写清。
Alice听到需提交参与活动的艺术家全名，“当下的反应不是觉得他们要查那些艺术家，而是（此举）要令到策展人恐慌，自我审查”。自去年港区《国安法》生效后，她就预想过早晚会发生这种更具入侵性的审查，自己也只能保持内心平静去面对。
后来，Alice确实按要求交出名字，但她决定不告知艺术家本人曾发生过这样的事。“因我不想让他们觉得自己正在被审查，造成恐慌。”她不认为演出者中有身份特别敏感的人，也不认为他们的作品有直接触及敏感议题，“我也对他们有信心，是不会有问题的。”
Alice同意参与活动的人有知情权，但指由于得到信息有限，就算要通知艺术家本人，也无法向他们说清这审查的对象到底是机构、策展人、还是艺术家。她也担心艺术家知情后，反而可能改变他们的参展作品，变相造成自我审查。
面对来自审查制度的压力和上司的忧虑，Alice说她感到很疲倦，本应该用于筹备活动的时间和体力，却透支在一个和活动内容并不相关的环节上。她认为，将来各机构的职员或会因为这“麻烦”的审查制度，转而选择举办一些相对简单的活动，令文化出产有可能变得单一。比如主题上，“讲讲爱情就安全吧。”Alice说。
她解释说，自己任职的机构对各式计划已有内部审查，尤其当题材涉及政治和身份认同等议题，会更难得到上司的许可去执行。她猜想，作为一名受薪员工——而不是背上个人名声的独立工作者，很多人可能就会放弃一些较有挑战性的题材。“如果我遇到那么多阻滞，老板又给我压力的话，那就算了，”她说，“找个人来唱几首歌就完了，为什么要有概念，要有主题包装这件事？”
最终， Alice 负责的活动在上交艺术家名单后，成功取得牌照并顺利举行，但她认为“已毫无疑问地被影响”。身为一名艺术机构职员，虽未必愿意自我审查，但“如果预见到想做的事，会很大机会过不到（政府审查），我也未必会去做。”而下次活动又是否可以如今次一样，顺利取得相关牌照？Alice说自己也很难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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