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维舟 转载自：微信公众号
婶婶找我帮忙，说孙女幼儿园入学需要在手机上操作，她自己老了又不懂怎么操作，孩子妈据说手机又经常断网，没办法弄。她自己不会，我相信是真的；但要说她儿媳，平时打游戏、刷微信时手机都正常，要给孩子报名了就坏了，这恐怕谁都不信。
本来我也不想揭破，就这样帮一次，然而仔细阅读完报名流程后发现，入学需要法定监护人填写并手机认证，最后还要法定监护人陪孩子去现场。既然每个环节都牵涉到监护人的参与，那我建议他们还是自己操作，简单直接多了。
我原本以为这只是小事，自己也已将事实讲清楚，但结果却是：婶婶一次次地打电话来，说就算求我这一次，帮帮忙。家族里的人都知道，她儿媳曾经闹离婚，为了挽留，这些年来婶婶对这个儿媳的任何要求都不敢稍有拂逆，孩子也都是老人出钱出力在管。
图源：《哈佛商业评论》
作者：Eleni Kalorkoti
恐怕正是她一味纵容的态度，造成了这样奇怪的家庭内部关系，但不论如何，我没有必要同样迁就纵容——事实上，我试图耐心地跟她解释，为什么纵容不是一个好办法，这虽然是一件小事，但未尝不能推动一点改变。
显然，她并不想听我说教，虽然我确实是真诚地给她建议，但从她的立场出发，恐怕只是觉得自己两头吃瘪，都是不好惹的角色，自己命好苦。儿媳似乎已经成功地在她心中种下了恐惧的种子，以至于她根本想都不想是不是尝试说服儿媳自己报名，听我讲完后，她就说了一句：“如果你不方便，我就去想其他办法。”——想来是转头去求其他亲戚。
在我们的生活中，这仅仅是茶壶里的风波，但挂上电话，我忽然意识到一件事：为什么在中国社会，说理常常很难推动什么变化？
虽然我费了不少口舌，也跟她反复讲道理，但我感觉她一心想让我给她办事，只是出于礼貌装作在“听”——要不是有所求，她估计才懒得听。
我很早就发现，和上一辈人讲道理是讲不通的，都非常固执、一意孤行，你必须按他们的原定计划办，没有商量的余地，耐心地“听”完其实仅仅是走流程，因为你讲或不讲，都不会改变什么。有时，在费了好大劲之后，他们似乎被说服了，但事后发现，其实一点都没改变，最多就是有那么一阵他们觉得不无道理。
和朋友们感叹起此事，结果，他们中的很多人都觉得“劝一个老人改变想法，是没有必要的事”。
有一位说：“你还费这工夫，我早放弃了。我爸就很顽固，他的大量想法都很不符合现实，却有自己的一套逻辑。我试图和他沟通过，发现怎么都讲不通。再后来，我发现，其实他在意的根本就不是这件事是否能办好，而是他在整个家庭权力结构里的地位问题。后面那个事儿解决不了，前面这个事儿就没法说——我想了想我能不能解决后一个问题，结论是不能，所以前一个问题我就放弃了。”
这样固化的认知深深嵌入在原有的权力结构中，以至于他们对任何改变的鼓动都无动于衷。因为如果你指出这现状不合理，他们的反应则是混杂着无奈与务实的嗤之以鼻：“我也知道不合理，可是没有办法啊！”
这就回避了对现实的价值评判，因为他们假定自己别无办法，“理”因而就失效了，你“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这就完全无视了你的主动性和个人意志，因为不管怎样，你别废话，照做就是。
不仅如此，在我们这边看来是“沟通无效”，但在对方看来是却是有效的——他们成功捍卫了自己，没有被触动、被说服。神经性思维的特征就表现为思维和感知上的僵硬，几乎没有变化，但在我们的社会里，没有调整自我认知的能力，反倒常被误认为是坚定。
理解别人也就意味着改变自己的决定，所以在家里做长辈在职场做领导的一般都自动选择不理解不进行换位思考，生活中很多时候讲道理是没有用的，但是这种没有用对于维持社会结构稳定恰恰是有用的。
身处其中的人，已经自觉地将这些都内化了，变得没有任何质疑，这说到底其实是一种对权力的奴性。就像我婶婶，在我这里吃了闭门羹的结果，恐怕她心理更有可能的不是恨自己儿子儿媳，而是会恨我——“你明明可以给我办，知道我很难，却还从中作梗，硬不给我办。”她已经默认儿媳是根本无法推动的，儿子则全家人都默认他无须承担责任，因为他无能，于是原本最应当负责的孩子父母撒手不管反倒不成其为问题了。
我有时真的很震惊，有些人似乎可以随意搪塞一些理由，而只要他提出了理由，这些说辞就理所当然被其他人接受了，不管是多么荒谬的说法——就好像我婶婶的儿媳说自己手机会断网、怕填错了、不会填（说出这种托词的家长难道不觉得自己很丢脸吗），而婶婶转头就说她儿媳真的不会，你必须帮忙。这些一旦被默认，就好像不再质疑其原本应有的责任了。
有必要说明的是，并不只有老人才会这样，事实上，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一件事一旦成为“惯例”，仿佛就获得了免于质疑、改变的特权。
其结果，中国人都习惯了“忍”，再难忍受的种种不便、不合理，想到要改变它得多麻烦，再想想都忍了这么久了，算了，再忍忍吧。虽然无数小事的解决最终可能远比自己想象的要简单，但不到忍无可忍爆发出来，好像彼此都能默契地一直拖着。
这是一种对现有权力结构欠缺反思、质疑的思维取向，甚至连稍稍改变的可能性，都怯懦地不敢冒出一点念头；与此同时，看起来奇怪的是，它往往还以一种老气横秋的态度示人，嗤笑那些意图推动变化的人是“不现实”或“不知道难处”。也许在某些时候，这的确不无道理，但以“现实”来装点自己无所触动的姿态，其实也可以说是在掩饰自身缺乏勇气。
在这种情况下，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对话往往归于无效，因为既然默认结构毫无变更的可能，那么就算知道“道理”也仍然没有用处，只是“正确的废话”，又或更糟的，被看作是脱离实际的冗长说教。
这意味着，如果要让这种沟通对话有效、推动哪怕是点滴的改变，本身就需要每个人成为具有反思能力、行动能力的个体，否则，他们就像鹅卵石一样，即使在水里浸润了再久，内在仍然是不可渗透的。
《把自己作为方法》一书中，谈到“人与人之间的理解为何如此之难”，为什么中国社会中，有时普通朋友之间还容易达成理解，最亲近的人比如父母却反而不理解？人类学者项飙认为，其实理解是自然的，“他们当然知道，他们不是不理解，他们完全具备理解的能力，而是拒绝理解”。越是亲近的人，往往越难摆到对方的位置上，也更容易牵扯到各种顾忌（诸如面子、利益、邻居的看法），正是这阻止了人们理解他人，并在事实上拒绝沟通。
确实，这在中国社会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在关系紧密的熟人社会中，一个人说什么话、说的话是不是起作用，往往都与其相对的身份地位相关，嵌入在现存的权力结构之中。
只有我们逐渐学会反思那些既定现实，摆脱利益的牵扯，才能就事论事地分辨哪些是有价值的建议，进而推动改变。这一切的起点，应当从不拒绝理解、能采纳他人建议开始。
已刊《财新文化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