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樊冬宁 转载自：美国之音
中共建政即将届满75年，回首四分之三个世纪之前、1949那一年发生的事情，彻底改变了中国人与台海两岸的命运。正当各界都将焦点放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即将登场的中共“三中全会”之际，美国之音《纵深视角》製作团队特别走访位于斯坦福大学、历史悠久的“胡佛档案馆”，请专门研究蒋介石日记的历史学者林孝庭教授，带我们从蒋介石日记的内容和在档案馆内尘封多年的美方机密档案，回顾75年前那一段关键的历史。
“赢了战争、输了战争”的蒋介石，他的一生能给当今中共的最高领导人以及目前的美中台关系什麽启示？蒋介石与毛泽东两人在国共战争中的“成王败寇”，以及后来中华民国在台湾能够转危为安，这一切究竟是历史的必然？还是偶然？
国军仪队撤出“中正纪念堂”
1949年在国共内战中输给毛泽东的蒋介石，带领国民党政府与国军撤退到台湾。75年之后，台湾当局正式决定将从2024年7月15日起，从“中正纪念堂”（已改名“自由广场”）撤走行之有年的三军仪仗队。台湾文化部在声明中表示：这是为了“消除个人崇拜”、“结束威权崇拜”，实现“转型正义”的阶段目标。
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档案馆”东亚馆藏部主任、20年来专精于研究蒋介石日记的历史学者林孝庭教授告诉美国之音：“蒋介石纵横近代中国超过半个世纪，没办法用对或错、非黑即白、失败者或胜利者，民族英雄或独裁暴君的二分法来一刀切，他有非常多的面向，不可能用简单的一个标签就把他的一生做一个盖棺论定。”
林孝庭教授进一步表示：“蒋介石在抗战时期的确对领导整个中国对日抗战有他的贡献，但也无可讳言，国共内战结束之后，因为国民党的腐败、国民党的贪汙，导致他在短短的三、四年期间，就失掉整个中国大陆，所以从很多的角度去看他的一生，他其实是起起伏伏，非常错综複杂，没有办法一概而论。而蒋介石在世期间，长达55年每天不间断书写的日记档案，目前已从斯坦福大学的‘胡佛档案馆’归还到位于台湾的‘国史馆’，可以提供世人一个更完整的历史脉络，让各界来评价蒋介石的功与过。”
蒋介石曾想杀了毛泽东
林孝庭教授在与美国之音的专访中讲述了许多蒋介石日记中有关国共交手的秘辛以及他和美国之间的恩怨纠葛。林孝庭表示读蒋介石日记最有趣的，就是从这些文字中去探究他在历史事件背后的内心世界，譬如说，蒋介石曾在日记中透露，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他原本计划对毛泽东痛下杀手的心路历程。
“1945年双十重庆会谈，9月、10月间，当时日本已经投降，美国政府非常希望国共之间能够坐下来好好谈，筹组一个联合政府，蒋介石邀请中共领导人毛泽东从延安到重庆展开系列会谈，如果各位有机会去读这段时间的蒋介石日记，可以看到他常常从日记的下笔当中，呈现出他心中的那种犹疑、焦虑和不安；一方面他很希望自己能够通过这个难得的机会，说服毛泽东诚心地跟国民政府、跟国民党在战后来合作，可是有时候他又觉得说，我是不是应该趁着这个大好的机会，就把我的这个政敌给杀了？”
蒋介石在日记中显得犹豫不决，一开始他写下“诚恳、忍耐”的四字方针，但后来又开始在日记中条列毛泽东的罪状，写下“拘留、审判”四字。蒋介石在日记中这样形容毛泽东：“毛泽东这个人阴阳怪气、绵里藏针，不好对付。”但蒋介石也在日记中同时写下：“料定毛不能成事，不会逃得出我的掌心。”
林孝庭说：“你可以从这段时间的日记中看出蒋介石的心中的反复、纠结与挣扎。”
蒋介石痛斥宋庆龄“国贼”
不过到了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的时候，蒋介石在他的日记中，不但没有骂毛泽东，也没有骂任何一位中共的领导人。
林孝庭说：“如果各位有机会去看1949年10月初的蒋介石日记里头，当时他已经下野，李宗仁在上海作为代总统，当他在第一时间听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成立的时候，他其实没有骂任何一个共产党的领导人，他没有骂毛泽东、也没有骂周恩来，他唯一骂的是宋庆龄。”
蒋介石在当天的日记中写下：“共匪已于十月一日在北平成立伪人民政府，毛泽东为主席，副主席六人，宋庆龄为其中之一，总理在天之灵必为之不安，国贼家逆其罪甚于共匪，痛心极矣！”
林孝庭分析蒋介石为何不骂毛泽东、却痛骂宋庆龄：“他当时内心非常痛苦的原因是，宋庆龄是他的妻子宋美龄的姐姐，对他来说，宋庆龄是属于他的一个家人、亲人，可是在这个历史的关键时刻，她竟然跑到了敌对的阵营。”
蒋失江山是必然 站稳台湾是偶然？
著有《意外的国度》一书的林孝庭教授也告诉美国之音：“如果说国共内战，因为国民党整个失去民心，最后丢掉整个中国大陆，是一个必然的话，那蒋介石所领导的国民党政府，还有中华民国这块招牌，最后到了台湾，能够站稳脚跟、生存下来，我觉得就是有很多偶然的因素所造成的。”
林孝庭教授带我们从蒋介石日记中的文字去窥探他从中国大陆撤退到台湾那一天的心情：
“1949年12月10号，当时因为云南的卢汉已经宣布起义‘反正投共’，本来蒋介石是希望能够把国民政府从成都再迁到昆明，做最后一搏，但是就在他要做这个动作之前，整个云南已经所谓的‘起义’了，那他没有办法，只好选择台湾作为他最后一个安身立命的一个基地。”
蒋介石在从成都飞往台北之后在日记中写下：“午餐后起行到凤凰山上机，十四时起飞，途中假眠三小时未能成寐，二十半时到台北，与辞修（时任台湾省政府主席陈诚）同车入草庐（草山行馆）回寓，空气轻淡、环境清静，与成都晦塞阴沉相较，则判若天渊矣，廿四时前就寝。”
林孝庭教授说：“草山就是后来的阳明山，蒋介石住进‘草山行馆’之后，他觉得好像整个空气为之清新，让他觉得有点耳目一新的感觉，跟在成都的那种晦暗、阴暗的、阴鬱的气氛完全不一样，那当然他只是在形容一种气候的转变，但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不也是他心境的一种转折吗？从国共内战兵败如山倒，先是被逼到了退无可退的中国西南，然后又被迫离开了中国大陆，最后到了台湾这个海岛上，不也就是从一种晦暗不明的一种情境，然后到了一个空气清新的一个新的环境，好像有一种重生、或者是卷土重来的这种感觉？”（有关蒋介石到台湾之后，中华民国在台湾的形塑以及几位美方关键人物在《意外的国度》当中扮演的角色？请看《纵深视角》专访林孝庭教授的完整内容）
潘佐夫：与毛邓相比 蒋是“文明的独裁者”
俄国裔的历史学者潘佐夫（Alexander Pantsov），曾利用前苏联的历史档案，分别为毛泽东、邓小平、和蒋介石三人书写传记，书名分别是：《毛泽东的真实故事》、《邓小平的革命人生》，以及《失败的胜利者–蒋介石》。潘佐夫说，毛、邓、蒋，这三个人，同样不择手段登上权力的顶峰，但在这三人当中，只有蒋介石到了晚年有所反思，并在台湾推行一系列改革和政策，奠定台湾未来的政治和经济基础，为台湾的现代化和民主化铺平道路，可以说是一个比较“文明的”、“开明的”的独裁者。针对潘佐夫以蒋介石对比毛、邓两人，得出这样的评价，长期研究蒋介石日记的林孝庭教授，有不同的看法。
林孝庭教授表示：“评价这些历史人物，要先理解他们所成长的一整个大的时代背景，像蒋介石这样在清末出生，从一个黄埔军校的军官，一路上在国民政府的体系里头崛起，最后爬上了权力的顶峰，蒋介石其实跟他的儿子蒋经国一样，很少有真正的机会去理解西方那套所谓的民主价值，还有人权这套观念。要说他晚年到了台湾之后，对民主价值有所反思，我觉得是比较难。”
不过林孝庭比较两蒋父子，觉得蒋介石反而还比蒋经国好一点。“因爲他取了一个非常西化的宋美龄，曾经在美国求学成长生活，说得一口漂亮美国南方口音英文的宋美龄，作为他的夫人，所以她多多少少能够透过他的另一半，去理解这些老美们究竟在想些什麽？”
林孝庭教授说：“有关蒋介石人生最后阶段的反思，因为蒋介石日记只写到1972年，他那时突然陷入昏迷，1972年的七月之后，他人生的最后三年就不再写日记了，我个人认为，蒋介石日记并没有太多对于台湾是否走向民主化的观点，反而看到的是台湾早年的民主化被他压制，像是60年代《自由中国》杂志的雷震，希望蒋介石不要违宪连任，他在日记中表达心中的气愤，其实一直到他晚年都还是蛮坚持的。”
林孝庭教授分析：“我想对于蒋介石来说，台湾的这个生存，台澎金马的安全是永远放在第一位，这个安全没有得到保障之前，你不要跟我讲什麽民主啊、什麽选举啊这些东西，可能会导致内部不稳定的，这是蒋介石他的一个主要的考量。”
不过林孝庭教授也进一步指出，蒋介石到了台湾之后，除了早年的儒家传统思想之外，西方基督教的信仰对他的影响也越来越明显，尤其是他在遇到危机的时候，比如像是1958年的“金门炮战”，除了跟抗战时期一样，凭藉他坚强的个人意志之外，往往也会诉诸上帝和信仰的力量。（有关蒋介石在金门炮战的一段神奇经历和他的信仰力量，请看《纵深视角》完整专访内容）
松田康博：习近平的结局是“蒋介石化”
除了潘佐夫教授之外，另一位也曾经到过胡佛档案馆研究蒋介石日记的日本东京大学的松田康博教授（Yasuhiro Matsuda），曾经在接受美国之音《纵深视角》专访时，拿晚年的蒋介石与当今的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相比，他说：“习近平的台湾剧本，不论是用武力攻台，还是和平统一，都很难成功，而习近平的最终结局可能会是：‘习近平蒋介石化’。”
针对俄罗斯和日本的学者纷纷拿蒋介石与过去中共的领导人毛泽东、邓小平，甚至是现在的习近平相比较。林孝庭教授在接受美国之音《纵深视角》专访的时候提出不同的观点。
林孝庭教授说：“其实每个领导人当下面临的情况不会完全一样，领导人所处的情境都没办法一概而论，也没办法重复，不可能会有两个国家的领导人物，在不同的时空环境之下，面对同样的情境，然后能够做出同样的决定，我觉得这是没办法的。”
林孝庭教授并指出：“我们常说，历史没办法重来，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从过去这些发生在之前的这些领导人物身上的事情，他们在面对很多重大决策时候，他们为什么这样去思考问题，他们为什么采取这个决定、而不做另外那个决定？也许可以透过这些日记中他们的反省，然后能够带给当今这些在台面上的政治人物，海峡两岸的领导人，带给他们的一些思考，但是他们在面对同一个问题的时候，他们可能还是会有截然不同的思维。”
林孝庭：蒋介石对美国“又爱又恨”
蒋介石和美国在二战时期曾是并肩作战的盟友，蒋宋美龄1943年曾到美国国会来发表演说，为蒋介石争取美国对中国抗战的支持。但后来因为蒋介石与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两人严重不合，传出有一个代号“蓝鲸计划”的刺蒋计画，蒋介石到了台湾之后，又有所谓的“策动孙立人兵变”的倒蒋计画。胡佛档案馆的林孝庭教授，也带我们从蒋介石日记中的描述去窥探：蒋介石与美国之间的恩怨纠葛。
林孝庭教授整理蒋介石日记中的内容，将他对美国的态度分为1949年之前和之后来分析。他说：“在1949年之前，蒋介石认为中国虽然弱，但最起码是个大国，在二战期间又是同盟国的四强之一，所以对他来说，他认为这个国家的尊严、这个民族的尊严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在很多事件，比如史迪威事件中，他要求罗斯福总统一定要把这个跟他不合的史迪威召回，他非常坚持这个大国的领导人的形象跟尊严。所以当时对美国的很多事情他是有他的坚持的。”
“在1949年之后，他到了台湾之后，失掉整个中国大陆，剩下台湾一个海岛，他知道他必须要倚靠美国，在军事、外交、在经济各方面的这种提供援助，他的政权才能存活下来，但是他又放不下那个49年之前他在中国大陆的那个作为世界领导人之一的那种尊严，所以说在他心里头就产生比较矛盾的心态：一方面有求于美国，一方面又还是想维持着他那种作为一个国际领导人应有的尊严，所以常常在日记里头对美国所呈现出来的，就是一种又爱又恨的感觉，夹杂着民族主义的情绪性的反应，另一方面又是很务实、很现实的一种外交跟政治的考量，这些通通混在一起，所以很难说蒋介石对美国到底是爱还是恨？更贴切地说，应该是爱恨交织，通通都夹杂在一起了。”
蒋介石与杜鲁门隔空对骂
林孝庭教授还特别举了一个具体的例子来说明：“1960年左右，当时早就已经退休、已经离开白宫的杜鲁门总统，他在一封写给他的一位美国大法官明顿（Sherman Minton）的一封私人的信函里头，提到了当年的那段往事，他说：你看看1950年的韩战是我把国民党那群混蛋，把他给拯救了，你看我下令第七舰队保护台湾，让蒋介石摇摇欲坠的政权能够转危为安，因此都是我的政策之下，今天才会有这个自由中国，能够围堵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等等……杜鲁门就一直非常引以自豪地说，你看看，我当年49年、50年的时候，就是我的一个决策，影响了往后十年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整个局势。”
“可是，在同一个时间点，1960年、61年，当时是肯尼迪总统执政，也是一个民主党的政府，跟杜鲁门一样都是民主党，老蒋一直对民主党的政府都没有好感，因为吃了很多的闷亏，所以在他的这个信函里，和在他的日记里，还在拿这个杜鲁门来骂，骂说：你看当年这个杜鲁门，希望年轻的肯尼迪总统不要步入杜鲁门的后尘，出卖我们中华民国，出卖我们国家，那就是万幸等等……”
经常比较各方不同档案的林孝庭教授总结蒋介石与杜鲁门两人的隔空对骂：“所以你看到同样一件事情，同样一个时间点，然后两个当事人的心理投射出来的认知，是如此地截然不同，杜鲁门还觉得说他做了一件这个拯救国民党、拯救老蒋的一个丰功伟业的时候，老蒋却是拿他作为一个例子来批判他说：你就是出卖我们中华民族的最大罪人，所以从这里头，你去交叉对比很多的史料，你会发觉很多很有趣的事情，就从中间呈现出来了。”
中共与美国在“二二八事件”的角色？
蒋介石的功过，时至今日，在台湾社会仍然存在着很大的分歧，尚未盖棺论定，其中最受到争议的，就是1947年的228事件，即便是已经过了77年，在台湾每逢二二八，仍然会有民众去破坏蒋介石的铜像、甚至还有人对蒋介石的灵柩泼漆。多年来，不同的历史学者试图还原这段历史的真相，为蒋介石在当时的做法，提供一个公正客观的评价。
除了国史馆已经公开的档案显示，蒋介石在1947年3月13日，曾指示台湾行政长官陈仪：“应严禁军政人员施行报復，否则将以抗令论罪”之外，当时的国防部长白崇禧也在1947年3月19日呈给蒋介石的一份书面报告中，特别提到了中共的角色，称二二八的参与者受到“奸党”，也就是中共的煽惑，暗指中共是二二八的幕后黑手。而林孝庭教授，则是为我们打开胡佛档案馆中珍藏的史料，试图从美方人员当天的日誌、备忘录、以及蒋介石日记中的线索，试图釐清二二八事件的历史脉络，解密美国在二二八当中的角色。（有关如何从蒋介石日记与美方机密档案看二二八事件的历史真相，请看《纵深视角》与林孝庭教授的完整专访内容）
不是圣人也非魔鬼 老蒋只是平凡人
林孝庭教授在我们和他的专访中强调：“日记对历史来说最好的一个功用就是，你透过看他每天的这个记载，你会发现它就是一个平凡人，他就是跟你我一样的human being，他不是圣人，不是伟人，但是他也不是恶魔，他就是跟我们一样，就是一个平凡人，即便是他在这个国家领导人的位置上，他也会犯错，他也会有思考偏差的地方，也会做出一个比较错误或不正确的决策的判断，同样地，他也是跟我们一样，面对诱惑时会有七情六慾，在面对重大决定时也会手足无措。他也有每个人都会犯的错误。”
“我觉得如果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看蒋介石的话，也许我们就会从一个比较宽广的一个历史脉络来重新评价他这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