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萧雨 转载自：美国之音
蔡楚，1945年生于四川成都，父亲毕业于黄埔军校，曾在该校任教。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批斗致死，尸骨无存，母亲也因生活艰辛不堪批斗投井自杀。由于“家庭出身不好”，失去了正常升学的机会。15岁开始写新诗，被老师评论为：玩世不恭，少年老成。
“大跃进”（不懂经济的毛泽东异想天开发动的要中国在短时间内在经济上赶英超美的运动）期间，蔡楚在农村亲眼目睹了“天府之国”饿死人的惨状。当地人在掩埋死去的亲人时呼喊的一声“打倒共产党”的口号令他终身难忘。回城后，写出《乞丐》一诗。文革开始后，因为这首所谓揭露社会主义阴暗面的“反动诗歌”被人检举揭发，受到大字报围攻。他参加的一个地下文学社后被被打成反革命组织。他本人也被批斗，关押了100余天。1979年地方法院判决：撤销原判，宣告无罪。
1997年蔡楚移民美国，参与发起“中国独立作家笔会”，并于2008年刘晓波被捕后接任网刊《民主中国》的主编，积极推广《零八宪章》。
现年76岁的他仍然笔耕不辍。回望自己和父辈走过的路，他说：“中共就是一台红色绞肉机，而中共独裁统治下的中国就是一个互害的泥坑。不仅弱势群体被欺凌，被冤死、被饿死。即使身居国家主席高位的刘少奇也不能在文革中苟全性命。而作家在中国大陆，当他以真名出现的时候，他不是作家，他只是一个人质。他的笔也不是笔，而是一副镣铐。即使我来到美国，其实我还是一个人质。我不断地被骚扰，被死亡威胁，我的大陆的亲人们也经常被株连。”
大饥荒年间，百姓被大量饿死，但那时中共的高干都享受着特供。党的高级干部有烟、酒、高级点心、肉类等各类食品、副食品的特供。我目睹过隔壁的老红军当时用碎米加糠喂猪，而我们院子里却有老人被饿死。
我的父亲1909年出生在成都。小时家里很穷，没有办法供他继续念书。父亲步行到重庆，在乡亲的资助下考入黄埔军校，后来曾在武汉军校教书。中共建政后，他成了一名乡村教师，文革中被批斗致死，尸骨无存。他的下半生想要躲开残酷的政治争斗，然而无情的斗争却没有放过父亲。
1958年毛泽东和中共倡导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使中共自大膨胀，当时提出左倾口号：“一天等于二十年。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致使农村大刮共产风和浮夸风。四川的各级官员为了升官，把粮食的亩产层层浮夸，造成农民交了公粮后已无口粮。这种情况持续几年，咋不饿死人？
1961年3月初，我就读的成都工农师范学校举校师生奉命去成都近郊支农。到了农村第一眼看见的是什么呢？地里的草比小麦高，而且社员们明显患了一种水肿病，肚子很大，人很瘦。我们参加劳动的时候，社员们把我们帮他种下的红薯挖起来就吃。我当时很不理解，经常跟他们吵，有一次还差点与他们动起手来。我说：“你们这样，秋天吃什么？”
校长知道后跟我说：“小蔡啊，你不知道他们现在吃什么。我带你去看看。”晚上他带我去公社食堂，看到社员们担着木桶，在一口大铁锅前排队。我凑近一看，所谓的饭就是后来史书上提的“大锅清水汤”：一锅水里面只有几颗米粒，上面漂着几片叶子。校长教育我：“小蔡，你不要和他们吵架，他们现在就吃这些东西，所以会去挖刚种下去的红薯。”
我们住的旁边就是有一条小水沟，我收工以后有时候会去钓鱼改善生活。小队的坟地就在水沟边。有一次钓鱼时，我听到沟对面的坟场传来一阵哭泣声，抬头一看，我们小队的几个村民正披麻戴孝地埋葬饿死的亲人。突然，我听到有人喊了一声“打倒共产党！”我惊呆了，长到16岁，接受的都是所谓的正面教育，从没有听说过还要打倒共产党。虽然他们在惨痛中发出的一声呼喊埋没山中没有其他人听到，但对我却犹如石破天惊，终生难忘。
五个月后支农结束，我走的时候，小队公共食堂已取消。我们那个生产小队大概20户人家，只有三户没有饿死人，其余的家家都有人死掉，个别的是全家死亡。这三户没有死人的，一户是小队长家；第二户是小队会计，他就是守仓库的，后来也成了替罪羊，当局把他抓进去劳改；还有一个户是个算命的，四川人叫观仙婆。因为她算命嘛，人家就给一些蔬菜啊、粮食啊。他们家还好，没有死人。
1962年开放自由市场，人人都可以去做生意，就跟现在的摆地摊一样。我当时在成都锦江边的自由市场上看到过卖人肉，一块钱一片，就像夫妻肺片里那么小一片。很多人都不相信。我是亲眼看到的。用一个搪瓷的洗脸盆装着的。我不知道是人肉，旁边一个人说不能吃，吃了要死人。我说为什么？他说这是人肉。我们都很害怕。
后来我看过朋友写的一本叫《大劫难》的书，记录了四川荥经县1959到1962年大饥荒的惨状。他的弟弟就是因为吃了糜烂的人肉死的，还有一位农妇把自己刚死了的孩子煮了来吃。她虽然活过了大饥荒，但后来孤独内疚一生。
64年以后自由市场就取消了，不准再摆摊了，把这些做生意的人当作投机倒把干掉了。共产党的政策就是千变万化。
大饥荒年间，百姓被大量饿死，但那时中共的高干都享受着特供。党的高级干部有烟、酒、高级点心、肉类等各类食品、副食品的特供。我目睹过隔壁的老红军当时用碎米加糠喂猪，而我们院子里却有老人被饿死。
我本人是长期挨饿的。当时，我患轻度水肿病，身高1米72，体重只有43公斤。到了1968年，那时候已经没有挨饿了，有一次我买了一只母鸡，大概有四斤重，把它杀了炖成汤。一个人一顿就全部吃完，一边吃一边哭，因为我少年时代唯一的梦就是吃一次饱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