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T编者按：面临当下的压迫，生活在西藏的藏人如何保持他们的文化身份？世界如何知晓西藏发生的事情？流亡者如何与他们的家人和故土保持联系？西藏和藏人未来的希望在哪里？CDT英文站进行了一系列访谈，来试图回答这些问题，并更深入地了解西藏当前的状况和人们保护西藏的宗教和文化遗产的努力，以及活动家、作家、研究人员和其他人为帮助和支持西藏内外的藏人所进行的重要工作。点击这里阅读已刊登的访谈（英文）。
从2008年3月开始，西藏自治区、青海、甘肃和四川的藏人走上街头，呼吁宗教自由，结束压迫性的政治和社会控制，以及经济不平等。
中国武警进行了镇压，有数千人被捕。在一些地区，镇压中使用了暴力。中国当局将外国记者驱逐出西藏，关闭寺庙，封了YouTube和外国新闻网站，并关闭了与尼泊尔的边境，切断了难民的主要路线。此后的15年里，上述许多限制被保持至今。2009年以来，至少有155名藏人走投无路以自焚抗议。（关于2008年的起义和随后的镇压，更多报道见人权观察和藏人行政中央的报告）
习近平2012年上台后加强了汉化和同化政策，将少数民族的语言、宗教和文化纳入更宏大的中国历史叙事之中。在西藏，伴随这种政策的是激烈的安全化的和无处不在的监控。那些对当局进行反抗的人，其家人会受到惩罚；任何表达藏人身份的行为都被视为政治行为；当地的学校被殖民式的寄宿学校取代，有至少80%的西藏儿童与家庭、语言和文化分隔开。与此同时，一个有针对性的审查和宣传运动努力在全球范围内抹去藏人身份和相关倡导工作。自由之家已将西藏列为世界上最不自由的地区。
Lhadon Tethong是西藏行动中心的联合创始人和主任，西藏行动中心旨在运用数字技术助力西藏自由运动。她曾担任自由西藏学生运动的执行主任。在2008年奥运会筹备期间，Lhadon Tethong前往北京希望提升人们对中国占领西藏的认知，她被中国当局拘押并驱逐出境。2011年，Lhadon Tethong被国际非暴力冲突中心授予首届James Lawson非暴力成就奖。
Lhadon Tethong
2021年，西藏行动中心发布一份报告揭露了西藏殖民式的寄宿学校体系，目前6-18岁的西藏儿童至少有80%在这些学校就读；报告还揭露了西藏为幼童设立的秘密寄宿学前班。
中国数字时代（CDT）：在2008年西藏地区起义运动之后，您就组建了西藏行动中心，对吗？
Lhadon Tethong：是的，我是西藏行动中心的联合创始人。这个组织实际上是“自由西藏学生运动”组织以及我们同温层当中的活动家、年轻人、藏人和非藏人共同努力的成果，特别是到2008年之前，我们进行了许多年的合作。从那以后，我们看到西藏发生起义、中国举办奥运会等等，许多事情都发生了变化，我们面临一个全新的形势，这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时机坐下来重新评估我们的工作，思考接下来该采取什么战略，如何充分利用那些通讯科技（这些技术在西藏更广泛的传播让我们能够了解那里正在发生的事情），以及思考如何真正帮助西藏当地的藏人组织起来。当时的局势非常不同。此外，我们还想教人们如何使用这些工具，来强化他们的安全。同时，中国政府也在想办法使用这些工具来对付我们。
显然，当时有全新的一代站了出来，他们想要的东西就和中国进入西藏以来藏人们一直想要的东西一样，那就是“中国离开西藏”。这一代人完全是在共产党统治下成长起来的，他们对独立的西藏没有任何记忆。从西藏中部到东部，2008年前后发生的那些抗议和行动向我们展示了战略性的非暴力抵抗和其他形式的抵抗在西藏是有可能实现的——那里仍然有着抵抗的精神和对自由的渴望，这没有改变。而且这是新一代藏人的声音。
CDT：关于中国的互联网监控和控制有许多报道，特别在西藏，可以请您给我们讲讲一名普通的藏人在日常生活中是如何面对这些问题的吗？比如说，一个普通人，既不是活动家也不属于持不同政见者，只是想用苹果手机与国内外的家人联系，或者阅读新闻。当他们拿起手机时，会面对怎样的情况？
Lhadon Tethong：问题的关键是，人人都知道自己在受到监控。那些能从海外获得苹果手机的少数人可能相对更容易避免受到监控。监控体系包括手机和安装在各处的摄像头，在最偏远的村庄、在人们的家门口和寺庙里都有。人们知道自己在被监控，几乎所有人都要被纳入这个系统，因为所有东西都是通过这个系统连接起来的。你的身份信息和手机服务是连在一起的，想使用手机或者银行都需要身份信息。这一切都改变了大部分藏人的生活，他们从乡村和传统的游牧生活过渡到了一个非常规范化的国家控制的生活。
强制教育已不可避免，你不能把孩子留在家里游牧。很多人被强迫搬迁，从传统的土地上迁走，搬入政府住房。当然，如果人们定居下来，政府就更容易监视他们的行动，并确保人人都遵守国家的规定和控制。同时，人人都使用手机和银行系统，不得不成为中国现代生活方式的一份子。就在不久前，我有一位朋友的母亲在西藏去世了，她活了80多岁，从未接触过中国的货币，在西藏一个非常传统的村庄里度过一生。
特别是在过去的十年左右，我们看到对寺庙的控制，对孩子的强制教育，还有对游牧民的强制安置，我们就意识到国家是如何以各种方式控制每一个人。你无法违抗把孩子送到别的地方上学的命令，因为你所在的地方并没有学校，尽管你不愿意把孩子送走，但如果抗命，你就可能失去社会福利待遇，或者（你的孩子）以后将被剥夺进一步受教育的机会。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软肋，对方知道你的软肋，所以普通人只能遵守规则。
CDT：对于那些希望表达自己的观点、希望获得可能被封禁的信息的藏人来说，他们如何绕开这些控制呢？
Lhadon Tethong：那些对技术掌握得更纯熟的人会使用VPN，他们会趁着某项服务被封禁之前尽可能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每当有新工具出现，他们就会趁这些工具还能用的时候去使用它们。同时，在以寺庙或游牧社群为中心的网络中，人们仍然会聚在一起，观看或分享那些不是通过官方渠道获取的信息。他们可以访问某些内容，把这些内容下载到手机上，然后由于西藏的地理特点，这些人可以离线和朋友、家人、僧侣或其他人一起观看这些内容。
但在习近平时代，这一切都变得难上加难。人们非常、非常不愿意表达，很多以前不用怎么担心的事情，比如说，仅仅是谈论到达赖喇嘛尊者，并不是组织什么事情，也不涉及政治，只是讨论达赖喇嘛尊者而已，现在人们都不愿意在网上或手机上表达了，因为现如今什么事都可能被认为和政治有关。你可能因为当局对手机的直接监控而被抓现行，也有可能是你手机里存了某些东西，然后在过检查站的时候被人检查了手机，也就是说这是多种途径结合在一起的体系，包括网络层面上的监控、间谍软件和负责有针对性地监视你的人员。
也可能是你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错误的地点，被抓到证据证明你说过不该说的话。现在不只是盯着那些示威或抵抗运动的组织者，而是除了官方允许你说的话以外，只要你触碰了任何其他话题就都会被盯上。藏人以前曾经用暗语交流，或者是去做一些不容易被发现、官方不怎么在意的事情。而现在，当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杀鸡儆猴，做给一个家的人看，做给一个村的人看。有一人犯错，大家都要以某种形式付出代价。这种连坐机制在某种程度上让人们不敢做任何事，因为你知道，你的整个家族、村庄和身边所有人都可能受到严重影响。
CDT：在习近平推动的汉化政策下，西藏的藏人如何维护自己的身份并保护自己的文化？
Lhadon Tethong：人们仍然在他们能做的事，主要围绕宗教活动或聚会。人们仍然非常重视宗教，尽可能让家人去参加这些佛教传统和聚会。最近发生了一件非常有意思事，那就是假的班禅喇嘛到访西藏的某个地方，当地所有的藏人都被告知：“你们必须前来表达敬意。”这种事你是不能违抗的。人们确实按要求去了，但他们走得很慢，听起来基本上就是人们路上走得很慢，于是他们没赶上这个活动，但他们确实按要求上路了。这让我想起我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听到的一些故事，是关于各地的人们在没有太多选择的情况下是如何反抗希特勒的。他们就是这样做的。我们仍然听说有藏人在运营地下学校这样了不起的故事，一些不识字的老人在学习读写藏文。
自2008年以来，有一项了不起的运动希望拿回并重申藏文化，特别是藏语。这项运动仍在继续，不过比以前难度更大了，而且人们在彼此交流时更加谨慎。因为如果你不小心，所有这些都可能被视为颠覆行为。Gyal Lo博士（编者注：藏人活动人士Gyal Lo曾在中国西北民族大学藏语系任教十余年，专注研究西藏社会、教育及语言）探讨过保护藏人的身份所在，也就是藏人身份的核心和根源。如果你人不在城市里，或者不能像以前一样很容易地到寺庙去，那么在自己家里你可以做些什么？你可以教给你的孩子什么？我们知道有一些人因为不愿意把四到六岁的孩子送去上寄宿学前班，而选择搬家，比如由一名家长或者其他家庭成员陪孩子一起搬到城里去，让孩子去走读学校。这样你仍然可以每天和孩子在一起。也有人选择把孩子送到其他地方的亲戚家里，这些地方可能仍然保有一些藏文化的教育，也可能目前还不要求（孩子必须去寄宿学校）。但这些选择越来越少了，现在几乎已经没有了。
CDT：藏人活动家是否与其他民族、比如维吾尔人或蒙古人一同进行工作，特别是在散居国外的社群当中？
Lhadon Tethong：我见证了联合起来的行动和组织的飞速增长，其中很多似乎都是从奥运会期间开始的。过去，抗议活动上看到的往往都是藏人，或是一些汉人异见人士，然后是少量的维吾尔人，因为他们在这里的人数并不多。而现在，各个群体都站在一起。我很高兴看到“自由西藏学生运动”中那些年轻的活动家组织了跨运动的培训营，有年轻的维吾尔人和香港人参与其中。
上一届冬季奥运会在希腊进行点火仪式时，有一名香港人、一名藏人和另一名活动者挂出了横幅。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我们的命运是彼此相连的，这也是我一直以来想对当权者说的，那就是你不能孤立地看我们中的某个群体，说：“哦，这是维吾尔人的困境，这是藏人的困境，这是香港的情况。”你必须去应对每一个情况，你也必须认识到，这是针对所有人的打压的一部分，是对中国本土和处于中国控制下的领土上的每一个人的权利和自由的打压。
过去的情况是，藏人的境遇是最悲惨的，但我们被告知说：“还是有希望的，你看看公民社会吧，中国有很大改善了，有绿色和平组织，有法官在加拿大接受培训，你现在不要出头，等待时机就好，不要谈独立的事，有一天你可以拥有真正的自治。”这应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教训：现在的情况怎么样了？整体情况就是——香港陷落了，台湾受到威胁。这不是人民的错，许多人民仍然令人充满希望。这是政府的原因，特别是习近平，是再次占了上风的共产党强硬派，是这个体制和一些人，是我们要尽一切努力去对抗的。除了战争，对抗这个体制和这些人还有很多方法。人人都怕打仗，人们都会问：你是说想和中国开战吗？我不想，但我们远离战争已经很久了。是我们帮助创造了这个怪物，是盯着利益的西方企业和袖手旁观的国际社会，它们以前把西藏当作是一个孤例——现在再看看整个局面成了什么样。
我们必须通力合作，各国政府也应该通力合作。现在合作确实更多了，在这一点上我们都是一致的。我仍然充满希望。虽然相关消息很少能传出来，但我看到在西藏的藏人仍然在抵抗，同时维吾尔人也在尽其所能进行抵抗，国际社会在一定程度上也站在他们这边，这就对了。但我们仍然有很多工作要做。让我感到充满希望的是，在白纸革命时，有汉人学生探讨疫情封锁期间维吾尔人的处境，这让我感到难以置信。还有朋友告诉我：“我去了学校的一个抗议活动，我以为会有10位中国学生来，结果来了300人。”这种转变发生了，人们觉得，习近平时代的疫情封锁带来的苦难让中国的年轻人也看到了其他人的苦难。我知道这并非事情的全貌，但我认为我们应该采取我们能采取的一切办法通力合作。现在人们也确实在这样做，这真的很令人鼓舞。
CDT：您认为CDT和我们的读者可以做些什么来帮助西藏？
Lhadon Tethong：国际社会已经把西藏从议事日程上排除了。现在因为（寄宿学校）这一可怕的状况，西藏的议题又渐渐受到关注，但我觉得这个情况仍然是不为人知的。很明显，（寄宿学校）是错误的，人们也可以通过它窥见问题的全貌。西藏的每一项议题都融合其中，包括文化、身份和宗教，以及我们在西藏面临的其他种种问题。因此，人们可以去把现状分享出来。
了解西藏情况的人都知道，这是不好的，是错误的。但美国和其他地方还有很多年轻人完全不了解西藏，所以把这些信息分享、传播出去，联系决策者——中国做了很多努力让人们不再关注西藏，而这些很简单的事都可以帮助西藏再次获得人们的关注。这是最基本的。
（中国政府）做宣传会采访藏人，问：“国际社会说我们不重视藏语，但你认为我们重视你的语言吗？”然后给你看藏人的回答。当然，这是宣传，所以他们不会说任何（负面的）东西。但是Gyal Lo博士提醒我们，这样的宣传会让藏人明白国际社会是关心他们的，而且藏语是应该被推广和弘扬的，所有这一切都会给他们更多的勇气去推动进步。每件事都会产生一些我们可能看不到的连锁反应。对于像他Gyal Lo博士这样的人，他们知道在那个非常黑暗的系统内部工作是什么感觉，这种连锁反应是很让人鼓舞的事情。这样的宣传是为了反对我们，但可能反而会发出一个信号，那就是：“嗨，我们还在坚持，继续战斗。（藏语）是值得保护的，这场战斗并没有输。”我认为这非常重要。如果中国政府出于希望证明我们是错的，而在西藏改变一些政策，让更多的孩子和家人在一起，允许更多的藏语内容，那就太好了。我们就尽我们所能做出努力。
CDT：你谈到寄宿学校和教育体系的情况，以及当局如何把教育作为管控的手段。西藏行动中心的报告指出，目前西藏至少有80万名学生在寄宿学校里学习，占西藏未成年人数量的78%。就像以前美国、加拿大和其他地方的原住民儿童学校一样，西藏的寄宿学校也是一种强迫同化的手段。可否告诉我们为什么有这么多儿童进入这些学校？一个家庭把孩子送去寄宿学校要经过怎样的过程？
Lhadon Tethong：让我们感到非常意外的是，很久以前就有一位在西藏寄宿学校中长大、在中国的体系中完成教育的藏人开始研究寄宿学校，并估计西藏寄宿学校中有90万学生。这些学生的年龄从6岁到18岁不等，在西藏高原——即藏人所知的西藏的寄宿学校中。这一数字让我们中的一些人感到非常震惊。
仔细看这些数据，我们很容易意识到在2008年之后，北京非常成功地把西藏和世界隔绝开来，封锁了难民的道路，加强对边境的控制，没收人们的护照（少数那些持有护照的人也不再被允许离开西藏），并且不允许外国人前往西藏。（北京）允许成百上千万汉人旅客到西藏旅游，但不允许外国人前往任何（中国政府）尚未完全控制的地方。
而且，仅仅是传递信息也要面临更大的恐惧感和压迫感。一个人如果把西藏抗议活动的信息传递给居住在其他地方的藏人，就可能面临比参加抗议活动本身更严格的惩罚。所以突然之间，人们看到监控加强了，线上和线下都加强了。藏人出不去，国际社会实际上进不来，而且从驻华外国记者协会请记者自行回答的报告中，我们了解到外国记者已经不再提西藏做报道的要求了，因为这样的要求总是被拒绝。就算偶尔被允许，比如大型媒体偶尔被允许在政府控制下前往西藏，进行报道也非常困难。因此，中国成功地把西藏封锁起来，将世界挡在外面。
根据人权观察的数据，直到2008年，每年平均有2500至3000名藏人徒步逃离——他们的讲述让我们了解到西藏当地在发生的事情。正是因为他们能够把信息分享出来，我们才能真正了解到西藏的情况。后来，因为人们无法离开了，我们就无法确切地知道西藏在发生什么。我记得去年只有五名藏人成功徒步逃离。
人们用了一些时间才认识到，中国对西藏的封锁和控制有多么成功，以及这种封锁对我们的运动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它如何影响我们呼吁那些立场最同情我们的政府去采取有用的行动，因为（我们现在能够掌握的）证据无法达到联合国和其他组织机构甚至是媒体所期望的程度。那些从西藏逃出来的流亡藏人，他们可能掌握更多信息，但由于跨国压迫的存在，他们在西藏的家人被作为人质，他们现在更不敢讲话了。
北京非常成功地运用签证和进入西藏的机会作为武器，所以一些藏人，比如我的一些朋友，他们想要回家探望父母，他们从小就离开西藏了，现在想要回去，中国就会说：“好，你可以回来，但你不能进行政治活动。”因此，没有人愿意公开站出来说：“我知道那里现在是什么情况。”对国际社会来说，西藏的情况就变得更加模糊不清。而对我们来说，在工作当中我们能够听到勇敢的人们不受审查的、真实的讲述，但当我们想要把这些信息转达出去，告诉人们西藏当地教育体系的情况时，中国会保证我们没有办法轻易得到相关信息来清晰地把真实情况展示出来。
此外，从行政角度来说，西藏已经被切割得非常碎片化，这让我们很难明确地说：“在某一年，他们不再把藏语作为小学主要的教学语言。”具体的手段是更为碎片化的，具体哪个政府部门在管理西藏的哪个部分。
所以这也让讲述这个故事变得更困难，因为并不能简单地说，看这些文件和政策指令，“这就是现在的情况”。西藏一直都有寄宿学校，殖民式的教育在中国统治下的西藏一直都存在。但是，以前的课程中有更多的藏语内容，就算藏语内容只占30%、40%或者20%；或者说，以前有更多用藏语讲授的课程，比如佛教学校、私立学校，甚至是小学的一些课程。而现在，他们剔除了所有藏语，教育的每一个层面都变得汉化、政治化，全部是习近平思想，哪怕是在寺院和尼姑庵也是一昂，整个教育体系都是大量的政治灌输。
然后他们开始实施最严苛也是最有效的措施来打压藏人的反抗，那就是针对藏人的身份认同，因为反抗很大程度上都来自藏人的身份认同。他们开始大大强化寄宿学校政策。2015年开始，一项关于民族教育的政策规定所有少数民族学生都应该在校园里生活、长大；要加强少数民族地区寄宿学校的建设。而在中国其他地区，国务院2012年规定称，并不应该推动建设寄宿学校，特别是对非常年幼的孩子来说更不应该。原则上，学校都应该建在学生家附近。也就是说，他们认为对中国和汉人有利的事情，却不能放在少数民族身上。
CDT：（政府这样做）对外的理由是什么呢？政府是否解释过为什么少数民族要上寄宿学校，其他孩子则不应该？
Lhadon Tethong：没有。我们看看2012年和2015年的两个政策就会发现，它们完全是矛盾的。针对西藏，他们的理由是西藏太不发达、人口太少，但我们去看政府平时使用的语言，看那些民族主义的语言和政策，就会更清晰地认识到，他们其实并没有掩饰——在中国，每个人首先得被汉化。
在中国，作为所谓的少数民族，你可以保留自己民族和文化身份当中具有象征性的一面，也就是说可以穿民族服装，可以唱歌，可以跳舞锻炼身体。甚至在语言方面，他们会说“双语教育”，但这完全是谎言。他们不公开教学大纲，不公开教学的内容，也不公开他们具体是如何进行教学的。
从我们与人们的交流中所了解到的情况来看，学校每天有10个小时这么长的时间，哪怕是很小的孩子也要在学校待这么久，其中可能有一两节藏语课，每节课40分钟，其余的都是中文和英文。实际上，根据我同事观察到的拉萨一所中学的日程，藏语甚至连第二语言都不是，而是第三语言，因为教学日程中的英语占比要高于藏语。学校不仅仅把英语作为一门语言来教，也是作为一种政治灌输的工具来教，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想让孩子们能够用英语输出那些政治宣传。
CDT：对于这些学校的实际的条件你有多少了解？学生在那里受到怎样的对待？
Lhadon Tethong：了解得不多。我们的报告引用了来自中国的中文学术研究，从中可以窥见一斑。比如，有人博士研究做的就是西藏某地的教育和寄宿学校，我们从中看到学校的校长或者某位老师公开进行种族主义的、可怕的言论，说为什么不应该允许藏人经常回家去。
他们说：“五加二等于零”。意思是说，（学生们）在学校五天说汉语，加上两天回家，等于没有进步，因为他们再回到学校的时候会更多地使用藏语。网络上的官方宣传中展示出来的学校里，设施、校园、操场和食堂看起来都很新、很现代，相当不错。但我们并不能以此判断学生实际的生活状态，他们其中有些人离家很远很远。而且，推广这些大型学校是近几年的事情。政府在拉萨城外建造了一座学校城，这个大座学校综合体里有成千上万的学生，不同学校的名字似乎是和学生来自哪个地方相对应的，比如，是西藏西部，还是南部，还是更远的地方。这个现象是新出现的，我们可以看到这对孩子们产生的影响。
让我们觉得非常害怕和担心的是，政府不承认在农村地区给藏人孩子设立了寄宿学前班，这是完全没有公开的。这些孩子非常小，只有四到六岁。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忽视和虐待，问题是这些学前班进行的似乎完全是汉语教育，由汉人老师进行。这些老师往往是年轻的志愿者，而孩子们可以说是在受到笼络，他们一周五天生活在那里，在那得到的食物和一切东西都比父母能为他们提供的好很多。
因此，有时候孩子们甚至在周末过完之前就想要回到学校去，因为他们想要吃美食，而他们的家庭很贫困。我看过一个视频让我感到非常难受，视频拍的是一个生日聚会，能看得出来这是精心策划的，孩子们有蛋糕吃，大家都在唱“生日快乐”，一切看起来都那么光彩夺目，这与大多数仍在农村过着贫困生活的藏人如何相比呢？
如果这么做的初衷是让这些小孩帮助父母脱贫的话，实际上我们知道现在藏人从事的工作大部分都是服务业或者是工厂的工作，就像维吾尔人一样。他们被送去中国各个地方，赚取非常非常低的工资。也就是说，这些孩子失去了和家庭的联系，丧失了文化、语言和佛教信仰，除了和家人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完全不被允许接触佛教，但他们和家人在一起的机会又非常少。
我感到尤其难过的是，很多藏人做出这样的选择：“好吧，我们不如就把孩子送去这些学校吧，等他们掌握了汉语，至少他们能够拥有更好的机遇。”但多年后，他们又感到后悔，因为孩子和他们之间的关系已经很疏远了。因为从文化角度而言，藏传佛教的价值体系和中国共产党那种民族主义、暴力和物质主义的信条完全是对立的。这太让人心碎了。
CDT：另一种选择就是不送孩子去上学，但这样做是违法的。
Lhadon Tethong：对，所以这实际上并不是一种选择。有很多线上宣传说，城市里设立了幼儿园和学前班，这些学校看起来是走读日校。西藏的城区很少，但也有一些。（政府）强迫孩子去上这些城区的幼儿园和学前班，有些孩子才三岁大，要求他们去这些学校接受全汉语的教育。也就是说，就在不久之前，西藏的孩子在读小学时、在达到一定年龄之前还能够用藏语学习大部分课程，虽然可能他们接受的不是非常高质量的教育，但并不需要在现在这么小的年纪就到学校去，而且他们可以和家人在一起，能够保持自己的藏人身份。而现在，整整一代人被偷走了。这是一个非常暗淡的现实，令人难过。
但与此同时，正如Gyal Lo博士所说，这些孩子最终还是藏人，他们来自西藏。他们进入社会以后，大部分会受到排斥。他们不是汉人，他们没有办法过（政府）让他们准备好去过的那种生活，这就是中国的现实，特别是在共产党的统治下，他们面临的种族主义和歧视，社会上给他们的机会（是很少的）。就像Gyal Lo博士说的，这种教育整体来说并不是高质量的。会有一些模范学校被宣传出来，那里的学生们学得很好，同时他们生活的蓝图将深深地被烙上浓厚的民族主义色彩。但将来他们会意识到自己并非汉人，如果西藏的情况继续和现在一样，那么这些孩子就没有被“偷走”，他们只是会成为另一种藏人活动家、策动者、战士或抵抗人士，因为基本情况并没有改变。北京对西藏的“语言和文化”——说语言和文化听起来太过冷漠，不如说社会结构，北京在严重破坏西藏的社会结构。
CDT：在这些学校接受教育学生有一些现在已经成年了，是否有人研究过教育经历在对这些人造成的影响，无论是从个体创伤和精神健康层面，还是从文化和整个社会的层面？
Lhadon Tethong：寄宿幼儿园的政策和设立都是最近的事。2016年是Gyal Lo博士首次在他所居住的藏区看到这种幼儿园，所以到那里接受教育的孩子们现在年纪还很小。我们最近听说，在寄宿幼儿园长大的孩子们不会说藏语。他们几乎不能用藏语进行任何沟通。当孩子们回家时，他们很让父辈与祖辈头痛，包括他们待人接物的态度，以及（政府）在孩子们回家期间仍然能够很容易地对他们施加控制。
在我们的报告中，我们采访了许多年纪稍大一些、曾经去过寄宿学校的藏人。西藏的年轻人到了一定的年龄，如果希望努力求学，并且成绩较好，那么就必须离开家到县一级或市一级的去寄宿学校读书，即使你是游牧家庭的孩子也不例外。这些寄宿学校才能为他们提供最高质量的教育。因此，在和我们合作过的研究人员以及接受我们访谈的人当中，许多人都说在习近平时代之前，在寄宿学校还没有变得像今天这么庞大和完善之前，条件非常差。让我很心痛的故事是一位朋友告诉我，寄宿学校给他带来的改变，他曾经是一个无忧无虑的孩子，但后来他感到自己不如别人。
这些都发生在西藏。虐待行为非常普遍。我们认识的一位遭到强奸和虐待的女性说：“我之前从未提及过，因为我们所有人都遭受过。”这种态度在藏人中非常、非常普遍：“我们都经历过这些；我的故事并不特别。”这还仅仅是我们采样的一小部分人的遭遇，现有的严谨的研究全部是关于所谓内地的寄宿学校的。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政府从西藏中部地区——即中国称之为“西藏自治区”的地方，将藏人带去中国各省份接受教育。
而这是典型的殖民主义。让这些藏人接受教育后，再把他们送回西藏，成为体制内的管理人员，在政府和教育部门工作，希望以此保证每个藏人都能走上所谓正确的道路。关于这个群体的一两项研究显示，他们辍学率很高，失业率也很高，他们在自己的土地上成了陌生人。
他们走出西藏才意识到，自己并不会被当作中国的汉人对待。他们受到不同的待遇，遭到歧视，因此他们的藏人身份认同感反而增强了。但如果他们辍学，或者成绩不好，或者回到西藏以后找不到好工作、找不到自己想做的工作，他们就会经历严重的抑郁和心理创伤。被送出去的藏人都很聪明，成绩很好，他们能出去学习是因为长期以来那是西藏中部地区的藏人能够拥有的最好的教育机会。
而现在，在西藏所有地方，只要你成绩足够好，都可以进入这个项目。在我们这个小型社群中，我认识许多经历过这个体系的人，他们在政治上非常敏感。他们比那些在西藏过着更为传统的生活的藏人都了解中国。这套教育对他们产生了完全相反的影响：他们受过良好教育后，能够说流利的汉语，虽然丢失了藏文化的一些重要部分，但却更加珍视它。并且他们政治敏感度很高，对北京看得很透。当Gyal Lo博士讲到西藏的寄宿学校时，我就会想到这群人，然而不同之处在于，这些（新的寄宿学校是建在）西藏的，他们想把生活在西藏这片土地上的藏人孩子变成汉人民族主义者，但那只是外表，这些孩子的内在仍然是藏人，受到的教育和自我认知会在今后的生活中逐渐显现。
CDT：美国国务院最近宣布制裁对这些学校负有责任的中国官员。你还希望看到美国或其他国家对此采取哪些行动？
Lhadon Tethong：（美国的）签证限制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其他国家也应该这样做，因为多个国家共同采取这些措施才是最有效的。这并不是军事制裁，针对的是教育界的人，他们似乎认为自己参与的是中国在西藏殖民统治当中没什么争议的部分，但他们做的事完全是错误的。我们希望看到这些第二代民族政策背后的智囊对此负责。
我们希望看到更多行动来帮人们理解，值得关切的并不仅仅是国家安全系统，而是每个参与作恶的人都应该负有责任。特别是现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其他国家都明白，把小孩子从他们的文化中连根拔起，让他们丧失母语，会对这些孩子产生怎样的影响。我们没有办法知道确切（的情况），也许（西藏寄宿学校的）设施变得更好了，但归根结底还是一样：这是在藏人自己的土地上撕裂藏人的社会结构。所以，我们希望看到更多、更严格的制裁。这些签证限制和禁令很好，（我们还希望看到）针对那些学者和中国体制内部和现行语言政策有关的人的制裁。如果从实际角度评估这些政策，以及政府推行这些政策的方式，就会明白这完全是对藏人、维吾尔人和蒙古人的基本权利的侵犯，让父母无法选择孩子接受什么教育，让孩子无法在受教育的同时和父母生活在一起。我们希望看到的是，政策的本质能够被指出来。
同样重要的是，要认识到西藏从国际舆论中消失不仅仅是因为信息封锁和管控，也是因为我们任其发生。中国对那些说过“西藏”这个词、见过达赖喇嘛或者引用过达赖喇嘛名言的（人和机构）施加非常巧妙和有效的惩罚，无论是领导人，还是学校、好莱坞、著名艺术家，任何人胆敢提起西藏，敢表达出一点点的同情，或者敢会见达赖喇嘛，中国都会针对他们，把他们列进黑名单，惩罚他们，这一套是很有效的。人们不敢谈论西藏，免得自己被针对、登上黑名单。西藏就这样被消声了。
这种种族灭绝性的寄宿学校制度应该给国际社会和所有有良知的人敲响一个警钟，让人们认识到，西藏的问题不仅没有解决，而且藏人还面临文化消灭——消除我们独特的身份和古老的生活方式、传统以及我们作为人的内核。这是必须要反对的。中国的领导人必须要付出一些代价，他们必须面对国际社会的审视和谴责，他们每推动这些政策一步，都应该受到挑战。
国际机构和中国在教育和发展领域有很多合作。可以通过很多方式影响并推动中国政府采取不同的行动。通过制裁进行问责确实传达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让那些正在中国教育体系中实施这些政策人知道，他们可能没有办法出国去美国、去加拿大或其他国家探望自己在外留学的孩子了。如果这些制裁确实执行了，就会产生实际的影响，习近平为了摧毁藏人、维吾尔人和蒙古人这些民族所推行的整个运动，这整个体系和模式，都必须付出代价。我们必须帮助在中国本土建立起反对这一切的力量。这很难，但这是必要的，也是正确的做法。
我们看到，藏人仍在尽其所能（反抗）。我们能知道西藏发生的事，正是因为藏人承担了巨大的风险（把信息传递出来）。我们听了太多四五岁的孩子去寄宿学校上学的案例，当时我们还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因为我们以为只有寄宿小学，没有寄宿学前班。直到我们和Gyal Lo博士见面后就才弄明白，他说：“不，确实有寄宿学前班的存在。”我们也听说藏人在反抗这项政策，他们有人说：“我们不想（把孩子）送走，那是不对的，我们在想其他办法，我们要逼得走投无路了。”
有人冒险把消息传递出来，然后果不其然，这些消息揭示了什么？揭示了一个隐秘的寄宿学前教育体系。中国政府尽其所能不想让外界知道这样的事在发生，不愿意开放这些学校给外界参观，因为他们知道这是错的。他们知道，把四到六岁的孩子从父母身边带走，让他们在这么小的年纪就上寄宿学校，这在国际社会看来是非常可恶的做法。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要把这件事掩藏起来。
CDT：中国对此做出过任何回应吗？无论是直接或或间接地，是来自普通人还是官方？
Lhadon Tethong：中国政府做了相当中国式的回应。联合国特别报告员此前公开了他们与中国的通讯，在通讯中他们对寄宿学校的情况提出了问询和关切，在那之后，中国官方才做出了回应。在我们这个小圈层当中，中国的回应引发了国际关注浪潮。他们进行了奋力反驳，对我们来说，中国当局的辩护实际上非常说明问题。我们许多人参加了中国在（联合国）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的质询，中国派去了一个庞大的代表团，他们受到的质询当然包括香港议题，还有东突厥斯坦和维吾尔人议题。
那也是中国第一次在寄宿学校的问题上受到质询。他们的辩解非常无力，试图假装我们指的仅仅是西藏自治区的情况，他们说：“上百万学生，怎么可能有这么多呢？”这个回应完全是荒唐的。他们提出的论点基本上就是：“西藏人口稀少，我们希望为最偏远、最贫困的孩子提供高质量的双语教育。”而我们的回应是，与中国其他地方、即使其他农村地区相比，西藏的寄宿率远远超出正常范围。
如果你能征服那么高的海拔和大山建设铁路，在世界屋脊建机场，能驾驭河流，能完成（中共）宣扬的那些基建——如果这些你都能做到，那么你应该同样可以帮助西藏大部分孩子在离家相对比较近的地方接受高质量的教育，而不需要寄宿，特别是对于脆弱的幼童来说。我认识在英属哥伦比亚农村长大的朋友，他们要坐好几个小时的巴士往返于学校和家之间，但他们能和父母住在一起，这就是政府为他们提供的。如果我们应该相信中共，相信这个党能够为人提供一切，特别是给西藏那些所谓快乐的少数民族提供一切，那么，请遵守你的诺言吧。
（藏人）以前是有本地学校的，藏区农村是有学校的，尽管这些学校可能质量不是最好。但政府把这些学校关了。政府没有在尊重藏人的基本权利的基础上，在藏人生活的地方提供相关设施，而是给大量学童修建了大型的寄宿学校。即使不考虑课程内容，人们也应该看得出来，这样的寄宿教育体系，这么高的寄宿率，特别是包括非常年幼的孩子，这样的制度是非常、非常错误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