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贺卫方 转载自：《思想》
把全世界都搅得沸沸扬扬的美国大选终于尘埃落定，拜登宣誓就职，竭尽全力谋求连任的特朗普——又名川普，这个姓氏的翻译很麻烦，容我用中国大陆通译——黯然离开首都华盛顿。回顾这一段时间里网上的各种争论和撕裂，一时间竟有点不知从何说起的感觉。
有好事者曾以对特朗普的态度为标准，将中国知识界分为「挺川」和「黑川」两大阵营，虽然我在选战期间发表言论并不多，但还是被明确地划分到「黑川」行列。当然，这对我而言并不冤枉，因为在为数不多的发言中，自己已经明确表达了特别希望民主党能够赢得本次选举的期盼。而且，我对于特朗普的负面印象可谓由来已久。早在2017年1月20日特朗普就职典礼的当天，我就在自己的微信朋友圈里写下了这样的短评：
晚上看了CNN特朗普就职典礼全程直播，坦率地说，这是一位令人失望的人物。他张扬而自卑，肢体语言显得缺乏教养，表情上什至有一种厌恶所有这一切的神态。直到他宣誓之前，我都担心他是否会突然站起来拂袖而去。副总统Pence以及身边人们的任务仿佛是在全力劝说他：「求求你，配合一下吧，很快就结束了。」至于演讲的内容，也真是乏善可陈，充斥着空头承诺、民粹动员、封闭幻想，是我看过的美国总统就职演讲里最黯淡无光的一个。我很怀疑他能否完成自己的四年任期。
这则言论在最近的讨论中被挺川人士截频展示出来，作为罪证。有趣的是，即便是在我多达五千关注者的朋友圈里，当时的这则评论并没有受到多少批评性回应，反而是大多都是赞成的留言。现在想来，在当时中国政府的观察中，与特朗普打擂台竞选的民主党候选人克林顿在她国务卿任职以及竞选期间表现出对中国的强硬立场已是昭然若揭，反而作为商人和所谓「政治素人」的特朗普，却令人产生一种无事不可能（nothing is impossible）的可交易想像。所以，当时的知识界和其他民间人士，内心里希望克林顿当选者更多也未可知。
四年的时间过去了，特朗普在中国朝野两方面的印象已经发生了很大的逆转。由于美国政府对中国在贸易平衡、南海主权、香港、台湾以及新疆等一系列问题上都采取了激烈的对抗立场，捕获了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的欢心。这些「苦秦久矣」的人们是多么喜欢这位对于中共及中国政府下得狠手的美国总统，多么希望他能够再来四年；相应的，他们对特朗普的竞争者民主党及其候选人拜登就不免百般诋毁，怒其必争了。美国华人尤其是法轮功系统的媒体，那可真叫：一片花心唱川谱（普），漫天骤雨浇拜灯（登），反差何其极端！
这场由美国大选引发的争端和撕裂是如此激烈而惨重，以往为中国的自由、宪政以及人权而并肩抗争的同道们竟分作泾渭分明的两派，这是半个世纪以来最严重的裂变。不独此也，粗略观察，过去认为属于自由派知识分子的阵营中，居然是「挺川派」占据了多数。不久前，一群挺川学者还专门推出名为《川普主义》（副标题：保守传统价值重塑美利坚荣耀）的出版物，以为其自命的「保守主义者」的舆论阵地，成群结队，声势不小。
这里，不妨结合相关争论的三个焦点，把自己的一些观点加以阐述或重申，当然也是一种反思。
1. 于美国的两党政治。西方近代型政党制度从起源之日开始，便是不同利益的组合和竞争。特定政党维护本党所代表的利益，同时也承认其他政党存在的正当性，并在竞争中寻求妥协。因为只是作为局部利益的代言人，所以英文里使用了以part为词根的party一词指称政党。这样的政党理念也伴随着美国立国以后的整个历史。最初是偏于维护联邦与偏于维护州权及公民个人权利的两个政党之间的斗争。在过去超过一个半世纪里，进入到现代两党制度的稳定期，两党之间逐渐形成了对于一些重大社会政策性相对确定的分歧，诸如税收倾向、政府角色、平权运动、堕胎权利、移民政策之类。在分歧之外，两党在诸如民主政治、私有财产保护、司法独立、新闻自由等更重大的价值方面却有着深刻而广泛的共识，二者之间正是在这种既有共识也有冲突的过程中推进着社会稳定地前行。
但是在中文媒体所出现的这场争论中，一些支持特朗普的人们却把共和党和民主党之争说成正义与邪恶之间的战争，尤其是抓住某些极端主张，以偏概全，抹黑整个民主党。另一方面，又把共和党神圣化，甚至肉麻地把特朗普说成是「天选之子」，一个世俗总统俨然变成拯救美国甚至世界的救星，真是对这些言必称民主者的大讽刺，就基督徒而言，这种对于一个活人的崇拜更是一个大讽刺。
中文网上那么多对于美国左派的攻讦跟中国人的经验有关，那就是，一听到左派，就把它想像为中国语境下的左派。我在回应一位力挺特朗普的朋友时说：
在一个健全的西方民主、宪政、法治体制下，在资本主义的正轨中，保守派和自由派形成了相互平衡的两翼，在距离马克思很久之前英国就有辉格党，也有托利党，在美国有共和党也有民主党，这真正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缺一不可。钟摆效应下，社会的各个领域都会周期性的有所调整。但是，近年来国内颇有一些学者把希望全部寄托在西方保守主义的一端，又把西方左派等同于马克思左派，对前者赞美不已，对后者不屑一顾，这分明是把杭州当汴州，扭曲了西方左右的真实谱系，也难以对中国起到对症下药的效果。中国缺乏西方的右派，也缺乏西方的左派。毛泽东曾说他喜欢跟共和党交往，也不是偶然。我曾到费城参观宪政纪念馆，其中有个测试器，让你选择各种问题，例如税收、堕胎、持枪、联邦与州关系等等，我测试的结果，居然是稍微偏向于民主党的。我这个中国右派，到了美国，居然迷失了政治方向！
但是，那位朋友在回应中仍然表达对于西方左派的极度反感，回覆我说：
作为灯塔国的美国，已经建立的联邦共和体制也并非确保无虞，极权主义如同病毒一般会在政权和社会中长期存在，因其诉诸于人性固有的恶。西方左派长期以来在政治正确上已经走得太远，在大学、媒体中成为绝对主流，甚至不许别人表达异议……在这种情势下，平分秋色、势均力敌是无法达到的。西方社会的颓势和许多危机与此有关。中国左派当然更加不堪，抱权力粗腿玩得风生水起，但有一点他们在意识形态层面与西方左派是相通的——主张社会主义，否定市场经济，批判资本主义，抱紧马克思主义等。
这样的回覆表明了就是要把西方左派等同于社会主义，这是太强烈的偏见，也是对民主党主张的严重扭曲。尽管难以说服，我还是作了进一步的回应：
其实，美国的情况并不像您所忧虑的那样，似乎马克思左派在大行其道。桑德斯最近在民主党初选中的遭遇表明，民主党的主流并不接受那种太靠近社会主义的极左主张，拜登就代表着一种稳健持中的左派观念。从美国过去这半个多世纪的政治走势看，也没有出现一派独大的情况，民主党、共和党之间的交替还是有着比较平衡的步调的。 1920-30年代，美国尚且没有走向社会主义，在苏俄阵营解体、冷战结束之后的今天，主流美国人更不会容许美国「接过列宁的旗帜」，这一点真的无需担忧。 ……从福利国家的角度看，美国是西方世界最不福利的，比欧洲尤其是北欧国家差距甚远。精英大学和主流媒体里左派似乎占据了主导地位（历史上一直如此），但还有非精英大学和Fox News呢。有意思的是，例如哈佛法学院的教授们偏左，但法学院的毕业生却未必那么整体地偏向左派，右翼精英——例如现任国务卿蓬佩奥——也在所多有。您说如今右派难以平分秋色、势均力敌，但是上次大选选票计算结果不是证明从全国范围内看，双方之间差距甚微么？况且如今参议院在共和党手中，最高法院大法官中保守派占据多数，您放心，两派还是比较平衡的。对了，我私心希望下次总统选举，民主党能够胜出，主要考虑到最高法院的构成，现在保守派太多了。如果特朗普再干一届，估计那位女大法官金斯伯格绝对熬不过去了。
我一语成谶，上文是2020年5月写的，金斯伯格大法官连特朗普的一届任期都没有熬过去，9月18日就病逝了，特朗普得以提名并任命保守派联邦法官巴瑞特为新晋大法官。能够在一个任期里任命三位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也成为特朗普为美国保守派作出的最重要的政治贡献之一。好在这几位保守派大法官在此后涉及到大选的诉讼中表现出的并不是唯特朗普马首是瞻，而是卓越的专业和独立风范。
2. 基督教与美国宪政。在这次争论中，中国的一些基督徒以及似乎皈依了基督教的学者因为特朗普不断地宣称自己的基督教福音派信仰而欢欣鼓舞，进而对其排斥穆斯林等非基督教国家移民的主张赞赏有加，并且表现出一种强烈的信念，即美利坚合众国的宪政以及保守主义哲学的根基正在于基督教新教的信仰，不仅如此，对于其他国家而言，也只有确立了这种基督教信仰，才可能建立宪政体系。这一点，在前面提到的那本书《川普主义》的作者群里，俨然变成一种共识。
从大学三年级开始，我个人关注基督教及其与西方法治关系的历史已经四十年，自己的本科和硕士学位论文的主题都是中世纪教会法及其对世俗法的影响。我当然知道，欧洲的宪政体制与基督教（包括天主教）之间所具有的深刻关联。例如，中世纪欧洲流行的教会权力与世俗权力之间的两分乃是近代宪政分权体制的历史渊源之一，同时也正是这种强调「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的传统成为近代宪政中政教分离的源头活水。对于美国的立宪国父们而言，他们之所以要通过宪法第一修正案规定不得确立国教的准则，也是因为他们看到了在欧洲以及北美殖民地时代的宗教迫害，因而对世俗权力与宗教信仰结合在一起所产生的危害有极大的忧虑。
至于说到美国宪政体制，尤其是权力分立、联邦制以及宪法所确立的各种维护自由与人权的准则，有些属于国父们的天才创造，更多的则是悠久的西方文明演进成果，基督教只是宪法的渊源之一。其他重要的根基要素包括前基督教时代的希腊政治哲学、罗马法，以及英国法律史上所逐渐形成的司法独立和法律职业化等等。虽然由于大法官具有僧侣身份，英国的衡平法渗透了一些教会法的立法和原则，但整体而言，美国所继承的英国法中仍然以世俗的成分为主导。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说得最真切：「让我们研究自然法，研究英国宪法的精神，阅读远古时代的历史，思考希腊和罗马的伟大范例，追思我们自己不列颠祖先的行为，他们为捍卫我们人类与生俱来的权利抵抗外来的以及内部的暴君及篡权者。」
不仅如此，在美国的种族以及文化越来越多元化的今天，作为一部适用于如此繁杂移民组成国度的宪法，必须具有超越基督教的包容性。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里，作为自由乐土的新大陆成为世界各地人们的向往之地，纽约港前面的自由女神像见证了多少不同信仰和肤色的人们进入这个国度，他们有南美洲或爱尔兰的天主教徒、受纳粹迫害的犹太人、印度或印尼的穆斯林、中国或越南的佛教徒或无神论者，凡此种种，他们中的许多取得了美国的公民身份，却无须改变自己的信仰。这些移民的子女中，甘迺迪、奥巴马成了美国总统，布兰代斯（Louis D. Brandeis）成为第一位犹太裔大法官（金斯伯格是首位女性犹太裔大法官），国会议员、联邦法官、行政当局高官中各种族裔缤纷多彩，如今的美国，谁敢公然宣称WASP（即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才是主流？
还有，在20世纪，一些基督教并不占信仰主流甚至很少基督徒的国家里也建立起运行良好的宪政和法治体制，日本就是一个绝好的例证。尽管麦克亚瑟主导的现行日本宪法具有美国宪法相当的影响，但是，一方面，这种影响的内容本身并非与基督教信仰相关联，另一方面，支撑当代日本宪政的根基观念也并非完全是西方舶来品，更有前明治时代超过七个世纪中所形成的「统」「治」分离以及幕藩体制下的地方自治传统。另外，台湾在过去三十多年里从威权向民主体制的成功转型也是另一个鲜活的证明。无视西方宪政跟基督教信仰及教会之间的关联固然不符合历史，但夸大宗教的作用，却足以导致一个令人绝望的结论：中国的宪政梦必将是「此恨绵绵无绝期」。
3. 中美关系恶化：原因与未来。在中美关系方面，特朗普时代意味着过去延续超过四十年那种接触、拥抱以期改变的政策的终结。无论是行政当局，还是参众两院，都不断地推出各种强硬举措，步步紧逼，令中国当局穷于应付，难以招架。中美关系如此断崖式的恶化不禁让许多追求中国政治转型而不断受挫的国人感到欢欣鼓舞，他们非常期盼这样的打击能够延续下去，而且不断加大，并且很自然地担心一旦特朗普不能连任，在他任期里已经风生水起的这番大事业将前功尽弃，一切又回到此前的那种混沌无望的情形。
全面评价近年来中美关系恶化的效果超出了本文的范围，这里只是指出一个吊诡的事实：随着特朗普时代美国政府对中国打击力度的加大，在中国内部所发生的却是人权状况的持续恶化。修改宪法取消国家主席的任期限制，建立一个地位超越并压制司法权的监察委员会，对国内活跃律师群体的更为严厉打压，执政党对民间组织和企业控制的强化，教育以及新闻领域严重倒退，对于全民实施无孔不入的数位化监控，港版国安法的出台，新疆等地发生的针对穆斯林的行动，凡此种种，可谓罄竹难书。
当然，所有这些不能归咎于特朗普以及美国政府，毋宁说是中国内在逻辑的一种展示。也可以说，导致美国政府对华政策逆转最关键的推动者，不是美国方面，而是中国当局。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长期奉行的类似「怀柔羁縻」的策略完全失效，转而使用大棒甚至炮舰也就成为必然。一个根本性的困难在于，怀柔也好，大棒也罢，当一国内部没有形成一种足以制衡威权的体制性的（institutional）以及社会化的力量，外来压力所带来的经常是一种反向效果。尤其是对象国体量远远超过如伊朗、朝鲜的情况下，指望外部的种种制裁和号召就能引发国内的变革就更是一厢情愿了。
另一方面，多少可以安抚中国的那些特朗普拥趸的是，拜登上任后，虽然推翻了特朗普在内政外交方面的许多政令，但是涉及中国的各种施压政策却得到了延续。新任国务卿以及国家安全顾问、防长等都表达了维持对华强硬路线的明确态度。而且，与特朗普不一样的是，拜登当局更强调在对华政策方面与欧洲以及传统盟国之间的协调作业，同时又注重制裁中国的时候以「手术刀」而非「大砍刀」所带来的更为精确的打击。这样的延续与调整并重的战略与策略前景如何当然还有待观察，至少可以让中国党政当局不必再抱某种不切实际的幻想。
剩下的，就看我们中国人自己的了。孟子说得对：「夫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反过来的道理是，国必自救，而后人救之。
原载《思想》2021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