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龙回忆夏曦在湘鄂西疯狂杀人

今年是大纪元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发表20周年。

《九评》的重大贡献是深刻揭露了中共“假、恶、斗、反天、反地、反人类、反神佛”的本质。

《九评》之七是：评中国共产党的杀人历史。

对于当今的中国人民来说，认真了解中共的杀人历史，对认清中共本质，在是与非、善与恶、正与邪之间作出正确抉择，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九评》限于篇幅，对上世纪30年代中共的杀人历史谈的不多。这里，根据红二方面军战史编写组成员黎白的《忆贺龙谈湘鄂西肃反》等资料，专门谈一谈中共元帅贺龙回忆他在湘鄂西任红三军军长时亲历的共产党杀共产党的历史。

(1)杀救命恩人

贺龙回忆夏曦杀独立师师长、红九师参谋长王炳南的经过时说：“那天晚饭后，我和夏曦、小关（指红三军政委关向应）在村头走过，看见王炳南被绑着押出来，那时天气还冷，王炳南被剥光了上身，打得浑身没得一点好肉，有的地方有蛆在爬，那是三月天啊！”

“他看见夏曦，就大喊着：‘夏曦，你娘的，我是什么改组派？从洪湖撤退，在江陵，你掉到河里，是老子救你上岸的，救了你一条命，有这样的改组派吗？你瞎了眼，把同志当敌人杀，你杀了多少啊⋯⋯’夏曦一声不吭，走过去了。”

最终，夏曦还是把王炳南杀了。

(2)杀红九师师长段德昌

段德昌是中共洪湖苏区的主要创始人，当时任湘鄂西省委委员、省军委主席团委员、红九师师长。

贺龙回忆杀段德昌的情况时，说：当夏曦下令逮捕段德昌时，我极为不满，质问说：“你为什么抓德昌？”

夏曦冷冷地说：“他是改组派。”

我问：“你有什么根据？”

夏曦说：“段德昌从前方带信来要求带队伍回洪湖，这就是拖队伍逃跑叛变。”

我火了，说：“你毫无道理，德昌写信来，是向你建议嘛。他真要拖队伍去洪湖，何必写信来，又何必回军部？”

夏曦理屈，却仍叫着：“一定要杀！”

我说：“我坚决反对。德昌是有大功的，算什么改组派？绝对不能杀！”

夏曦拍着桌子狠狠地说：“哼，我决定了！”

面对夏曦动用党严格规定的“最后决定权”，贺龙不得不服从。

在对段德昌行刑前，贺龙叫伙房弄些肉和酒来，要段德昌在被杀前饱吃一顿。段德昌临刑前，当面向夏曦提出三条要求：第一，红三军已濒临绝境，这里地瘠民贫没有粮食，必须回洪湖；第二，自己不是改组派；第三，红军已经没有弹药了，省一颗子弹，用刀砍头吧。

最后，段德昌被用刀砍死。

(3)两次企图杀贺龙

贺龙当时是中共湘鄂西分局委员、省军委副主席、红三军军长。

贺龙回忆说：夏曦“两次企图下我的手。一次在王店，夏曦企图加害于我，要我写申明书，他说：你在国民党里有威望，做了旅长、镇守使等大官，改组派可以利用你的声望活动。我说：你有人证物证没有？他没有。我说：你给我写申明书，民国十二年，我在常德当第九混成旅旅长时，你拿着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执行委员身份的名片，来找我接头，问我要10万块钱。我请你吃饭，开了旅馆，还给你5万块钱。这虽然没有收条，但是事实。你杀了这么多人，是什么党员？你给我写申明书。”

这时，红三军政委关向应出面调停，夏曦才没有杀贺龙。

“另一次是在竹林关。夏曦把我和关向应的警卫员枪皆下了，还逮捕了两个警卫员，我问夏曦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你的警卫员枪不下？我把身上带的一支白朗林手枪也掏出来放在桌子上，说：还有一支，你要不要？你要也不给。这是我的，我当营长时就带着它了。那时枪皆上了顶门火了，时刻准备着，一是打自己，一是打人。”

贺龙此举把夏曦给镇住了。因担心贺龙一枪把他给嘣了，夏曦再也不敢动杀贺龙的念头了。

(4)在洪湖杀了一万多人

贺龙回忆说，夏曦到洪湖后，“肃反杀人，到了发疯的地步”。

“洪湖的区县干部在肃反中被杀完了。红三军中到最后有的连队前后被杀了十多个连长。夏曦在洪湖一直杀了几个月，只在这次肃反中就杀了一万多人……洪湖失败后，夏曦与红三军在大洪山会合，在那里打圈子时，他仍然是白天捉人，夜间杀人。捉人、杀人都没有材料根据，都是指名问供。”

黎白的《忆贺龙谈湘鄂西肃反》谈到夏曦胡乱杀人时，引用了一个并不很完全、但经过慎重调查的被害者名单。

当时被乱杀的党政军主要领导干部大体有三类：一是创建湘鄂西根据地和红军的；二是参加过南昌暴动、广州暴动，参加湖南湖北两省农民运动或工人运动的老党员，以及中共派到苏联学习后奉调回国参加苏区和红军的；三是曾参加过国民党军队后来投奔中共的，以及中共打入国军内部搞兵变后又回到根据地和红军的。他们是：

湘鄂西省委常委、宣传部长、湘鄂西省军委主席团委员、原鄂西特委副书记、红三军政委万涛，湘鄂西省委委员、湘鄂边特委书记周小康，湘鄂西省委委员、沔阳县委书记冯纯，湘鄂西省委委员刘蜡喜，湘鄂西省委候补委员蓝育才，湘鄂西省委候补委员、宜昌特委书记张宗理，湘鄂西省监委委员、省苏维埃副主席刘革非，湘鄂西省监委委员、党校校长、省苏维埃工农监察委员会副主席侯蔚文，湘鄂西省委监察委员、汉阳县委书记黄秋松，湘鄂西省总工会党团书记张昆弟，湘鄂边特委常委、湘鄂西省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编辑徐彬，《红旗》编辑毛简青，湘鄂西省委发行部长陈克昌，湘鄂西中央分局巡视员尉士均，湘鄂西省委巡视员潘家辰，湘鄂西银行行长戴补天，湘鄂西省保卫局副局长彭国才，湘鄂西省苏维埃经济部长栩栩，湘鄂西省苏维埃土地部副部长陈祖培，湘鄂西省苏维埃财政部长王恩平，湘鄂西省苏维埃司法部长朱子贞等。

红军中的领导干部有：省军委委员、红三军参谋长孙德清，红三军政治部主任柳克明（即柳直荀），湘鄂西省委委员、红七师政委彭之玉，红七师政委王鹤、李剑如，参谋长赵炎，省军委委员、红七师参谋长周容光，省军委委员、红八师师长段玉林，参谋长胡慎己，政治部主任戴君实，红八师政治部主任周子服，湘鄂西省委委员、红九师政委孙子俦，参谋长张应南、胡悌，政治部主任刘鸣先、吴凤卿等。

此外，还杀害了江陵、川阳、石首、天潜等十余县的县委书记、部分常委和区、乡干部，大批红三军中的团、营干部，以及很大部分基层干部。

在中共湘鄂西苏区第四次代表大会上，以及此前曾批评过和反对过夏曦的领导干部和大会代表，在这次肃反中基本上被杀完了。

(5)杀到红军在湘鄂西没有立足之地

贺龙所在的湘鄂西苏区和红三军，从1932年5月到1934年夏，夏曦先后搞了四次肃反。长达近三年肃反的直接后果是：

中共丧失了湘鄂西苏区范围内最大的洪湖苏区；兴山、秭归、巴东苏区；襄阳、枣阳、宜阳苏区；荆门、当阳、远安苏区；均县、谷城、郧阳、房县苏区，以及实际上已不成为苏区的湘鄂边地区，使整个湘鄂西苏区已经没有一块哪怕是很小的根据地。用贺龙的话说，就是没有一块可以使红军立足之地了。

红三军主力从2万余人消弱到仅剩3千余人，苏区原有的各独立团、赤卫队，除先后编入主力之外的武装，大都损失殆尽。红三军濒临绝境，不得不撤出湘鄂西苏区求生。

(6)夏曦为什么疯狂杀人？

1930年代中共肃反的命令来自莫斯科。

1930年6月20日至7月13日，苏联共产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召开。大会决定：在苏共党内开展肃清反革命运动。

当时，苏共是通过它领导的共产国际，向各国共产党发号施令的。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苏共十六大的决议精神，通过共产国际的指示，传达给中共中央。

1930年9月，中共中央发出指示，在红军第一方面军中开展肃反运动。

1931年，中共中央指令各苏区和红军加紧“为着肃清AB团与一切反革命派而斗争”。夏曦被中共中央任命为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负责湘鄂西的肃反。

何谓肃反？就是杀人，把一切被怀疑是反革命的人都抓起来，通过刑讯逼供，强迫其承认是反革命，然后，把他杀掉。

据贺龙回忆，湘鄂西肃反，是在中共中央三令五申，并且批评湘鄂西中央分局执行不力之后才迅速展开的。

中共中央多次给湘鄂西中央分局和省委发来肃反指示。凡是对夏曦提出的政策、方针有尖锐分歧意见的，中共中央都笼统地认为是“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和“机会主义派别、两面派”对党、对中央分局和国际路线的进攻。说在湘鄂西“苏区内还隐蔽着不少反革命派别——国民党、改组派、北极会、硬肚会等”，湘鄂西的党组织“还未开始有系统的大的破获”，应该“很好利用鄂豫皖苏区肃反的经验”，“发动群众先发制人地迅速消灭”反革命组织，“有系统有计划地进行肃反工作”。

也就是说，夏曦在湘鄂西疯狂杀人，实际上，是中共中央指示并全力支持的。

(7)杀人有认定标准吗？

答案是：没有。只有极少数干部被认为是“好人”，大多数干部都被认为是“坏人”。

1932年12月19日，湘鄂西省委书记杨光华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写道：

“分局和省级党政群领导机关中除了几个高级领导人和少数事务人员外，都是反革命或反革命嫌疑分子；宜昌特委和沔阳、江陵、川阳、天汉、天潜各县县委都是清一色的反革命；江南、潜江、监利各县县委和襄北特委除个别人不是反革命或嫌疑分子外，其全部都是反革命；京山、荆门、云孝县委书记和大部分区委书记、各县保卫局人员都是反革命。差不多每个地方党的支部中都有反革命组织。”

“省军委参谋部的七个科长，红三军的参谋长，红八师师长，三个师的政委、参谋长、政治部主任，三个师政治部的组织、宣传科全体人员，大部分的团长、团政委、团参谋长，大部分的营长和一些连长，后方军事部门的大部分负责人，多数县的军事部长、游击队长，也都是反革命⋯⋯”

杀来杀去，到了1933年1月，夏曦认为，中共湘鄂西的党、团组织都不行了，提出解散党、团组织和创造新红军。

红九师师长段德昌被杀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反对夏曦解散党、团组织。段德昌说：“你把红军搞完了，苏区搞垮了，又要搞垮党，你是革命的功臣还是罪人？你有什么权力解散党组织？中央让你来当分局书记是要你解散党的吗？湘鄂西的党被你解散了，你这个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算什么？”

夏曦在杀了段德昌等人后，1933年3月，还是作出了解散湘鄂西党、团组织和省苏维埃的决定。

从此，红三军中没有了中共的党、团组织和政治机关，只剩下一个仅有夏曦、贺龙、关向应三个党员的湘鄂西中央分局。

(8)谁决定杀人？

杨光华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写道：

“逮捕重要分子系由中央分局负责人与省委少数负责人和省保卫局长共同决定。”

由于省委一些领导人及保卫局局长也被肃反肃掉了，杀一批，换一批，再杀一批，再换一批，所以，不久就变成由夏曦一个人决定就执行的局面。

贺龙回忆说：“那时捉人都是夏曦给关向应一个条子，关即按照夏的指示捉，条子根本不给我看。”

结语

我的老家在洪湖附近。文革结束后，在我的家乡，人们争相追逐看解禁后的电影《洪湖赤卫队》。听到“洪湖水，浪打浪，洪湖岸边是家乡……人人都说天堂美，怎比我洪湖鱼米乡”，心里都美滋滋的，发自内心地为自己的家乡感到骄傲与自豪。

当时，我们都不知道，中共曾经在洪湖杀人如麻，成千上万的中共党员、红军官兵、游击队员，被中共残忍地杀害了。洪湖里到处是被杀的尸骨，殷红的鲜血，冤死的鬼魂。

第一次看贺龙回忆夏曦在洪湖杀人的历史时，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我的美丽的家乡竟然是中共乱打乱杀的乱葬岗。

我相信，当今我的家乡的年轻人，中国大陆的年轻人，甚至包括许多其他年龄段的人，了解这段历史的可能少之又少。我觉得有必要把这段历史真相告诉大家。

以史为鉴，可以明善恶；择善而从，善莫大焉。

2024-1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