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丹 转载自：自由亚洲
最近，作家戴晴的言论再度引发关注，尤其是她对晚年邓小平的描绘，令人无法苟同。作为曾经推动中国思想解放的知识分子，戴晴如今却声称邓小平曾有过未实现的民主梦想，甚至将他塑造成一位追求民主的政治领袖。这样的言论，模糊了邓小平在中国历史上所扮演的复杂角色.。我觉得我们有必要澄清一个问题：邓小平真的曾经有意推动民主吗？
戴晴的言论，集中于邓小平对中国未来的设想。她声称，邓小平认为中国最大的危险不是自由化，而是左倾；他希望中国能够像香港，台湾那样发展，言下之意，邓小平的晚年，曾经梦想中国能转型为民主社会.。然而，这种说法，是对历史的严重歪曲。
首先，戴晴在论述中提到邓小平曾经想过要把“四项基本原则”从宪法中删除，但是她没有提到的是，“四项基本原则”本身，正是邓小平本人提出的中共的基本治国纲领。邓小平在改革开放过程中，虽然推动了经济改革，但其“四项基本原则”始终是中国改革的红线和底线，这明显限制了任何形式的政治民主化的可能性。邓小平在八十年代曾经发动和坚决支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甚至宣称“反自由化要说一百年”。这些话语表现出他对政治开放的强烈抵制，而不是向往。这些历史事实，戴晴并没有提及，反而根据一两句听来的传言，就将邓小平描绘为一个支持政治开放的领袖，这种选择性忽视呈现的，并不是完整真实的历史。
谈到邓小平的政治遗产，无法绕过的就是1989年的天安门六四事件。戴晴的论述试图把邓小平描绘成一个有远见的改革家，但她对邓小平在六四镇压这个问题上的主要的责任却避而不谈。当年，邓小平在党内拥有绝对的权威，他的决定直接导致了对学生的武力镇压，这再次显示出邓小平对民主改革的强烈抵触心态。赵紫阳作为当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因反对武力镇压而被邓小平罢黜。他在晚年曾经指出，邓小平的所谓“政治改革”是有底线的，一是不能触及中共统治集团的利益；二是不能背离一党统治的基本制度。赵紫阳也作证说，在1989年，邓本人的强硬立场正是导致六四事件悲剧的关键因素。换句话说，如果邓小平真的有推动民主的愿望，他本可以选择和平解决这场抗议运动，而不是诉诸武力镇压。赵紫阳长期追随邓小平，他对邓小平的内心真实意图的认识，应当比跟邓小平没有什么接触的戴晴，来得更为清楚，更为深刻。
回到邓小平是否曾有意推动民主这一问题上，我认为，我们必须从历史的角度审视他的整体政治遗产：第一，邓小平的确积极推动中国的经济发展，但是他的目的并不是中国的民主化，而是中共的统治能够更加稳固；第二，政治上，他始终坚守一党专政的底线。即便他在某些时刻表达过对左倾的担忧，这这并不意味着他对民主改革持开放态度。相反，邓小平的四项基本原则，始终将中国的政治发展乃至于经济改革和社会发展，统统限制在了共产党一党专政的框架内，而且事实上，他也未曾推动任何实质性的政治开放。
总之，戴晴的言论试图将邓小平描绘成一个追求民主的领袖，这无疑是一种对历史的扭曲。邓小平所做的一切，更多是为了巩固共产党的统治地位，而非实现民众的政治自由。他在六四事件中的作为，彻底揭示了他对政治改革的真实态度。对于一个在关键时刻选择用枪口对准人民的领袖，我们如何能相信他会希望把中国带向一个民主的未来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