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邹幸彤 原文链接
阁下，本人是本案唯一被告。本人被控一个没有发生过的集结，本人是一位大律师，自 2015 年底起出任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简称支联会，副主席，直到支联会在刚刚的 9 月 25 日宣布解散为止。我没有案底，目前因为支联会的关系，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和未有按通知提交资料而处于还押。同时也因为去年六四烛光悼念，被控煽惑和参与未经批准集结，案件会在 11 月开审。
从刚刚的自我介绍，法庭不难见到，我所有的法律麻烦，都是同支联会、六四相关的。而这个控罪的层层叠加，其实都很形象地反映着，政权如何一步步打压消灭六四的记忆。而这一个大的背景，是我为什么要写本案中两篇文章的原因。
要正确理解两篇文章的意思、我写两篇文章时的意图，以及另一个议题，政权行动背后有无不当政治目的，必须要了解两篇文章出现的前因后果，而不是只看字面意思。支联会其实是成立于 89 民运期间，承载百万港人对民主中国的期许。当年这场和平的民主运动被血腥镇压之后，支联会就用每年六四维园的烛光，用我们的五大纲领，释放民运人士、平反八九民运、追究屠城责任、结束一党专政、建设民主中国，去传承 89 民运的精神，以及希望为死难者讨回一个公道。
32 年来，六四维园见，是无数香港人每年最重要的约定之一，甚至可以说是香港每年最标志性的活动，是香港人良知的象征。我们用维园的烛光，用令世人惊讶的毅力，守护住了六四的真相。起码在香港，一讲起八九六四，大家会知道军队入城的时候的乱枪扫射，会知道被坦克车碾断双腿的方正，知道睡在板车上流血的 9 岁小学生，知道当年在天安门广场上和平绝食的大学生们，知道当年这场运动多么得到全国上下甚至党政机关的人的支持，也会知道王丹、吾尔开希、刘晓波这些名字，知道那位只身走上长安大街挡住坦克的“坦克人”，知道只是想悼念她们的孩子都要面对重重困难的天安门母亲。
但这些知识不是必然的，因为政权一直用它的权力、法律、宣传机器，去抹杀、改写这一段历史。所以在国内的网络上，六四是打不出来的敏感词，每年到了 6 月 4 日这个日子附近，天安门母亲、民间的行动者都会被严格地控制，甚至是预防性拘捕。几年前，有记者去北京，走访大学生，拿着“坦克人”的照片，没有人知道发生了什么事。2014 年，浦志强律师和几位朋友办六四研讨会，被捕，判足 4 年。2016 年，陈兵、符海陆、罗富誉、张隽勇，只是因为做了一支六四的酒，夸张到被人说是煽动颠覆国家，关了差不多 3 年才给其中 3 个人缓刑。还有办六四祈祷会的王怡牧师、只是拍了一张八九六四车牌的尹旭安、举着勿忘六四纸牌的张五洲，全部被拉、被锁。这里有一些辩护人声明，关于刚才提及的案件情况，想呈上给法庭。
刚刚讲到，因为政权的种种打压，八九民运我们香港知道是什么事，但在深圳河对面，就是一场反革命暴乱，军队入城是平暴，不是屠杀。甚至同样是特别行政区的澳门，终审法庭都可以完成接受中共的定性，说这场运动是反革命暴乱，说数以千计的平民学生被屠杀是有悖事实的政治宣传，这样的黑背颠倒没有发生在香港，很大程度是因为有维园的烛光。
但其实，政权不是不想消灭在香港的六四记忆，不是不想消灭维园烛光和支联会。只是在今年之前，它都未能得逞罢了。支联会在创立之初，已经被中共定性为一个颠覆的组织，当年中英双方的人马，许家屯、李鹏飞等等，都去劝我们的创会主席司徒华先生解散支联会，未能得逞。到回归了，首任特首董建华先生，还是继续劝华叔，不要搞六四悼念了，同样未能成功。
软的不行，就开始来硬的。2010 年，支联会在时代广场展示民主女神像，被没收，多人被拘捕。2014 年，我们在尖沙咀置办第一所永久六四纪念馆，被亲中法团滋扰、逼迁。2019 年，我们再次置办第二座永久六四纪念馆，装修期间已经被人上门搞破坏、淋电掣。到了去年，疫情给了当局最好的借口去禁止所有的公共表达，六四的游行、集会，第一次被禁止。但不少市民都仍然到维园，到全香港各地，点起烛光，见禁令无效，当局高调检控大批在维园的市民和支联会常委。
到国安法通过之后，建制中人不停放风，说支联会纲领违反国安法，说北京要取缔支联会，恐吓市民不要再参与支联会的活动。我们搞了 31 年的维园年宵摊档，今年第一次被食环署无理单方面终止合约，我们的六四纪念馆也被食环上门关闭。同一时间，港台的六四节目被抽起，甚至只是在节目最后播一段六四长跑片段都要被严厉谴责。以六四为主题的街站、电影放映会被滋扰、被中断。而学校更加是重灾区，教科书上面，历史书，关于六四的内容被删走，被淡化，不会再提军队屠杀平民，学校老师越来越不敢请支联会去跟同学讲六四发生什么事，也无法再带学生来六四纪念馆了解历史。
其实六四这个记忆，这样打压下去，就快要断了。不出所有人意料，今年的六四游行和烛光集会，再一次被警方禁止。之后的发展大家都看得很清楚，六四当日，数千警力，围封维园，终于成功让六四的烛光，在今年断绝，在维园不再燃起。
但这样它都不够，不到 3 个月，在 8 月底，当局动用国安法 43 条下面的权力，以老屈支联会是外国代理人的手段，索取大量资料，迫使我们要关闭我们的网站，我们的社交媒体平台，让大量的六四的史料瞬间消失。当我们的常委，据理力争，我们就全部被检控、还押，甚至支联会本身这间公司都被告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在所有常委在囚、公司运作陷入停滞，当局继续穷追猛打，要剔除公司注册，在这样的重重压力之下，我们的成员在 9 月 25 日议决解散支联会，让这个 32 年的组织画上句号。
但解散都未完，一解散完，就说要查封我们的财产，所以我们现在连律师费都给不起。而在这些事情发生的同时，是针对整个反对派、整个公民社会的扫荡，大批民主派领袖，被捕入狱，连参与选举都成为罪名，大量民选议员被迫辞职、被 DQ，无数民间组织、工会甚至学生组织都被迫解散，新闻媒体被关停，苹果日报执笠，言论创作自由受到毁灭性打击，现在连跑个长跑都不可以穿“香港加油”的 T 恤。
禁止六四集会不是一个单独的事情，整个脉络，所有事情，都在显示政府其实在做什么。结论写在墙上，政权就是要消灭所有反对的声音，而六四的烛光集会是它达到这个目的上，必须要盖熄的其中一个行动，疫情也好、公安条例也好，只不过是方便的借口。而其后发生的事情，不到 3 个月就对支联会拉人封艇，正正是证实了我当时的这个判断。
我们看到的是，支联会一方，早早入纸通知，我们要搞游行集会，我们表示我们会遵从所有社交距离、防疫措施，持开放态度，愿意和当局任何部门商讨如何可以兼顾防疫，让六四悼念可以进行。但警方的反映，整个月不理你，随便跟你开个会走过场，不给任何方案给你继续进行集会、进行悼念，快快反对就完事。明明我们看到的是，同一段时间，林郑刚刚宣布，第四波疫情完结了，香港人是工照返、戏照睇、地铁照逼、演唱会照开、商场照行，所有这些活动，人的拥挤程度，都会比六四集会有过之而无不及，我自己每日上班逼地铁都知道。明明我们见到，世界各地，都有可以兼顾防疫和示威集会权的方法，唯独香港永远一刀切，所有反对派的集会游行都不给进行，明明我们知道，法律上，政府有积极责任促使集会顺利进行，但警方永远把球推给民间团体，只会强调集会自由不是绝对，完。明明我们看到公安条例没有赋权警务处长用公共卫生理由禁止集会，但疫情一到，警务处长就可以自我扩权，而没有人可以出来制衡他。明明就算禁止支联会通知的集会，是禁止一个集会，但政府可以讲到，所有六四悼念都会犯法，穿黑衣是会被捕，可以把禁止无限扩大。
面对着警方这样的滥权，面对政府步步进逼去消灭六四记忆，我们如果不作出任何反抗，就是默许真相被掩埋、死难者沉冤莫白，而我自己，作为支联会的副主席，当我们主席李卓人、另一位副主席何俊仁都是在囚的时候，是更有责任，在今年，去延续、推动六四的悼念活动。即使我们认为警方的禁止是违宪，支联会作为一个有众多成员和包袱的组织，是不能冒着被检控的风险去彰显我们的权利，所以我们也公开宣布了支联会不会在今年举办维园烛光集会。而这个也是第一篇 Facebook 文章为何出现，我也表示非常遗憾，非常对不起香港人，做不到这件事。
唯一方法就是用个人行动去延续、甚至扩散，本来在维园的烛光。所以，我在那段时间是不断写文章，做访问，摆街站，去叫大家记住，呼吁大家继续用行动悼念六四，呼吁大家克服恐惧，不要因为权力无理的恐吓就连我们基本的表达自由、行动自由都不再去做，不要被所有白色恐惧瘫痪我们的行动能力。
我这里有一些街站、访问的记录，想给法庭看看，我当时对公众的呼吁是什么内容。街站内容我找不到片段，感谢国安处帮我记录了我讲了什么，里面 D4是我，这里是一些新闻报导，是我接受采访的时候讲的话。
其实我在这段时间，对公众做的呼吁，行动的呼吁，只是叫大家 6 月 4 日八点，点起烛光，无论你身在何处，无论你可以到哪里，遍地开花。而这个模式，其实自上年六四维园烛光集会第一次被禁之后发展出来的，是一个不用集会形式，都还可以表达集体力量的方式。作为一场群众运动，我们必须给到一个相对安全的参与的方式给大家，才有可能动员最多的人参与其中，而遍地开花，正正是这样一个平衡之下的方法，给到每个人因应自己风险承受能力，因应自己可以去的地方，自己选择一个地点，做一个行动。
但作为一个共同的行动，一个政治的表达，最低限度的要求是这件事是要在一个公开的地方去做，而不是自己躲起来，做给自己看。如果法庭要说，这样一个没有指定地点的行动呼吁，都是在煽惑一个未经批准集结，那我也很疑惑，这个集结是在指哪个集结、在哪里的集结，是否地点是全香港或者全世界，是否任何人在那个时间点点起烛光，就是在参与未经批准集结？如果这样说，不如直接承认，要禁止的，就是六四的悼念本身。
虽然六四点烛光的行动，没有一个指定地点，但最有象征意义的，也最大风险的地方，一定是维园。但因应政府摆出来的态度，警方摆出来的各种放风、威胁，维园确实不会是很多人愿意或有能力在今年再去做这件事的地方，但无疑，是最多人还想见到有烛光亮起的地方。因为维园的烛光，象征着一种承诺，一种坚持，一种坚守良知的勇气，而最责无旁贷应该去维园做这件事的，无疑是在维园举办了 30 年烛光晚会的我们。
在法律上，我看不到我一个人，点着烛光，走入维园，可以犯什么法。即使我公开说，我会做这件事，那是否说现在法律不允许我公开说我会做一件合法的事呢？是否说只要有人通知了集会而警方禁止，警方就有权将一个完全公开的地方，画成禁区？就有权禁止所有人就相关议题作表达呢？将维园守到铜墙铁壁那样，真的跟防疫有关系？
但刚刚其实都讲到，法律的分析是一回事，实际的风险是另一回事，这个确实是现在香港的现实，否则我也不会在这里，我自己愿意，也觉得有责任，去承担这个风险，但我不可能预期，有很多的人，和我一齐去做这件事。无论是事前和友好团体的沟通、在街站和市民的聊天、网上的讨论、社会的气氛，其实都说得很清楚给我知道，像往年那种大规模集会，其实今年，不可能出现。
到了六四那天，如果有十几二十个人，和我一齐，尝试进入维园，已经是很好的结果，更大可能是小猫三四只，甚至只有我一个。但是，即使只有我一个，我都要去做这件事。因为维园的烛光，经过 32 年的沉淀，已经是这个国家最重要的反对专政的象征，我们可以守住它多一年，香港的自由，六四的真相，就多一分保障，即使是能去维园的人不多，只要有，我们都还可以说，维园的烛光未死。当大规模的集体行动变得不可能的时候，最起码，我们都还可以用个人的力量，做最有象征意义的行动，将每个行动的政治力量放到最大。正如当年的“坦克人”，他不是因为见到后面有千百万人跟着他上去，他才去挡住那列坦克，而是即使他孤身一人，他都必须要做这件事，因为这件是正确的事。
而如果我们自问是在传承八九的精神和坚持，我们就要有这种，不论人多人少，不论高潮低潮，都坚持下去的决心。我当然不会否定，我很想很想见到维园依然烛光如海的画面，但同时我对时势都有很清醒的判断，若然到了当日，维园真的只剩下几点烛光，甚至是被当局成功，完全没有烛光亮起，那我更要向公众解释，那几点烛光的意义，32 年来维园烛光的意义，和当局为什么这样大决心要禁绝维园的烛光。这些话，今年不讲，很可能以后都不会有机会再写，气候的发展也证实了这一点。所以会有明报的那篇文章，匆匆忙忙一晚写成，不是很成熟的文字，但当局如获至宝，觉得可以用来搞文字狱了。它甚至抄足国内打压六四的手段，作预防性拘捕，6 月 4 日一早就把我抓了，关足 30 多个小时，让我完全无法在六四当日作任何悼念行动，而之后我也因为同一单案而还押超过一个月。再之后对支联会的行动更是上纲上线，说我们 32 年的悼念活动是颠覆国家，是受外国势力的煽惑，但我想讲，驱使香港人 32 年坚持悼念六四，不是任何人的煽惑，而是每一个人的良知。
说我那两篇文章煽惑了大家，是抬举了我，也是看低了香港人。我们看到即使维园被封禁，去到西贡、去到屯门，铜锣湾到旺角，都还是有人亮起烛光、点起灯光，不需要谁去召集他们去什么地方集会了。这个就是香港人的“如水”，香港人的坚持。
其实，八九年的时候，我只有四岁，很多人会疑惑，为什么我要这么执着这件事，是香港人，是 30 多年每一个在维园点起烛光，普普通通而善良的香港人，教会我，什么叫择善固执，而我所做的，只是传承、发出这些普通人的声音，去做一个普通香港人在这个时间想做的所有事，去不给当权者垄断所有真相和意见。如果法庭一定要用煽惑、被煽惑这些字眼，不如说，是香港人煽惑了我要按良知行事。如果要因此受刑的话，我亦无怨无悔。
以上是我的口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