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邹幸彤 转载自：网络
联会不交资料案口头陈情前，幸彤也准备了书面陈情，中英文版对照如下。
法庭虽然判处我们有罪，但其实这场审讯已经证明了我们的清白。
我们清楚看到，所谓外国代理人的指控根本就是莫须有。我们清楚看到，原来国安把说出真相、要求问责、追求民主、捍卫人权，都视作危害国家安全。我们清楚看到，以国安法之名所作的所谓刑事调查，原来是没有追溯时限的历史清算。
如果我们当时默许了国安的标签和裁断，乖乖遵从对“外国代理人”的所有无理要求，这一切就不会有机会大白于天下。
这个案件表面上只是一宗关于资料的案件，而事实上，资料或曰讯息亦正是这个案件，甚至是国安法时代的核心问题。
政府说，以国家安全之名，它有权要求公民交出各种资料。同样地，以国家安全之名，它做什么决定都不用跟你解释。
当人民在权力面前变得愈来愈透明，但权力却在人民面前变得愈来愈不透明的时候，人民就不再是国家的主人，而是国家的奴隶。而“国家安全”亦只会成为掩饰这种奴役的借口。
讯息就是力量。这点当权者是最清楚的。所以他们要不惜一切地掩埋六四真相，要秘密地完成国安法的立法，要千方百计地阻止我们知道和公开他们对支联会的荒谬指控。正如这场审讯，虽然是在公开法庭所进行，但是以“公共利益”为名，最关键的信息要不被遮蔽，要不只能以打哑谜的方式去呈现，实际上连阁下都无法一窥案件的全貌。就算公众可以旁听，记者可以报导，大家也看不到什么，所谓“公开”变得徒有形式。
黑暗是滋生滥权和恐惧的温床。在本案中，真正关乎公共利益的讯息，并不是支联会这么多年做过些什么事，而是公权力在以国家安全之名做些什么。真正应该“交出”的资料，是国安行事的准则和理据，是他们凭什么可以将一个植根本地 30 多年的组织，一夕之间打成是外国的和违法的。
可悲的是，在这个权力失衡的体制下，政府要拿公民的资料，发一封信就可以，但公民想要得到一个交代，却必须去抗争，去冒著牢狱的风险，而拿到的可能也很有限。但是，这是是值得的，也是必要的。如果透过这场审讯得到的讯息能多少缚住权力的手，令它没有那么肆无忌惮，那个人的牢狱并不算是什么。
况且，我们如若顺从，那外国势力的标签就再也脱不下了，香港人 30 多年的坚持，就会因为我们的退让，变成了名不正言不顺的外部阴谋，变了不再是属于我们自己的运动。我们退无可退，我们必须如此。
我们必须以最响亮的话语，最清晰的行动，和当权者，也和全世界说，平反六四，结束专政，从来就是这片土地上的人自己的要求，不是因为什么煽动、什么误导、什么外部势力，而是出于每个人都有的良知和尊严。
维园的如海烛光，之所以震撼，之所以难能可贵，并不只是因为那个集体的画面，而是因为每一点烛光的后面都有一个独立自主的人，是因为这片烛光是任何权力都操纵不出来的。
因为国安说我们 30 多年的烛光集会都是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证，我这阵子重温了不少集会的片段。我看著烛光背后的一对对眼睛——沧桑的、年轻的、含泪的、坚定的、善良的、普通的、独特的、真诚的——我就知道，我永远不可能背弃这些目光。顺从或认罪，代表的从来不只是我们自己，而是这千万对眼睛。他们都不是无知无觉的棋子，我亦无权代他们承认这种侮辱。
否认我们是外国代理人，并不是要和外国割席。恰恰相反，正是因为我们想要和国际社会维持正常、自由的交往，我们才更要否定这种标签，并拆解它背后种种不合理的假设和谬误。
只有一个极权、一元的国家，才会将所有政治组织等同为国家利益的代表，才会将政治等同权势和阴谋。他们无法理解，政治可以、更应该是道德的。政治只不过是人们想活得更好的努力，它真正要回应的，是人性的需求，普世的价值，无论是古人所说的仁义，还是今人强调的人权和自主。
人性无分国界，价值高于国籍。追求人权和民主的运动，本就应当是超越国家界线的运动，尤其当国家本身就是压迫的来源。在国际舞台上，民间有权发出与当权者不同的声音，有权和不同的公民、政治组织去来往、合作而不被视作敌人或罪犯。我亦希望全世界爱好自由的人能继续与我们同行，不要中了极权的话术，为了避免代理人这个标签，反使得在地的抗争者被孤立。
况且，对这个国家的人民最大的威胁，从来就不是来自于什么外国干预，而是来自于内部，来自于不受制约的国家权力——六四就是最好的例子。与其千方百计地提防什么外国代理人，我们更应该提防的是自封人民代理的当权者。
作为扎根香港的公民社会的一份子，我们没责任依从规管外国代理人的法律行事，却有责任制止滥权、守护尊严、捍卫自由，我们尽了该尽的责任，我们自豪，我们无悔。
面对国安与控方的生安白造，隐瞒闪躲，我们一直持守的不过是立足事实，捍卫尊严。若然法庭认同前者是而后者非，那就判处本人最重的刑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