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所长 转载自：微信公众号“张所长” 原文链接
生活中常会说“打鸡血”。这是个形容词，表示对某件事很亢奋，或者说精力过于充沛。但这个民间俗语却是有历史渊源的。
全民“打鸡血”发生在上个世纪60年代，从上海逐步扩散至全国。这种给身体肌肉注射鸡血的做法，号称能治疗百病，被称为“鸡血疗法”。组织甚至立项研究，临床推广。流行几年后，不断有人注射鸡血后休克甚至死亡，人们才慢慢认识到荒谬和危害。
现在，这个做法已经成为笑谈。那么这个荒诞不经的做法，在当时是如何得到组织重视，并被立项研究，逐步推广到临床，随后又一步步风靡全国的？
一
坊间流传，打鸡血的秘方是来自于前国民党军统特务。
这个军统特务解放后潜伏在大陆，无恶不作。
被抓后，他声称掌握一个治病的“秘方”——老蒋就靠这个延年益寿——如果能对他网开一面，留条生路，可以无偿贡献出来。
在多方心里攻势下，特务终于招供了。
他提供的秘方是：抽取一只大公鸡新鲜血液，50至100毫升，脱离有机体后，以最短的时间注射进人体，每周一次。能包治百病。
当然这个传闻神秘而又涉及权贵，符合民间传说的特点，但可信度较低。
有据可查的信息显示，打鸡血的盛行，跟一个人有关。他叫余昌时。
余昌时1903年出生，年轻时在上海某个中专医学院学医。后来参加革命，以医生的角色掩护，搞地下工作。后来被捕了几次。
出狱后开过私人诊所，当过战地医生，在地方卫生院行医。
总结来说，他学过医，但并未接受过完整，系统的基础医学教育，也没有医学研究经历。但他断断续续的行医生涯，让他积累了一定的医疗经验。
你很难想象，这样一位医生，在人生的前50年默默无闻，但在他人生即将进入暮年的时候，突然宣称自己发现了一个世界级的医学成就——鸡血疗法。
但这个神奇的事情，就是这样发生了。
据他自己讲述，上世纪50年代初期，他在江西南平县城的一家小医院里上班。
一天晚上，因为好奇，他给几只公鸡测量了体温，发现这些健康的家禽的体温平均都在43℃左右。
他觉得，鸡常温如此之高，表明其神经中枢的调节能力很特殊，主要是因为血液的发热机能特别高。
在中医典籍里，就有内服或涂敷鸡血，以治疗妇科病的记载。
一个大胆的想法在他的脑海里产生：鸡血能治病，应该也能注射进人体吧？
于是，他先在自己身上试验。他从一只小公鸡身上抽了1.5毫升鲜血，在自己的左臂实施肌肉注射。
注射当天没啥不舒服，周身也没有疼痛、瘙痒和肿胀之类的感觉。
之后三天，他觉得精神亢奋、食欲增加。
到了第四天，奇迹终于出现了。他常年不治的脚癣和皮屑病很快痊愈了。
当然，从1950年代初期，他发现这个疗法之后近十年时间，并未见其用这个方法对外治疗。所以这个一面之词，到底是真是假，也无法考证了。
直到1959年初，余长士回到上海，在上海永安棉纺三厂担任行政副厂长，兼任厂部卫生室医生。他用“鸡血疗法”开始在工人中推广和试验。
根据他编写的小册子《鸡血疗法简说》说法，他为上百人注射鸡血后，荨麻疹，咳嗽，失眠，胃痛，胃溃疡，月经过多等症状，都有明显改善。
他的这个成绩很快引起了上海市静安区的注意。静安区组成了研究小组，设置了实验室，对此疗法立项研究。
一场即将席卷全国的“鸡血疗法”风潮，由此开始。
为什么现在看来如此荒诞不经的做法，在当时会得到组织的重视，并且专门立项研究呢？
这要结合当时的大环境来看。
二
当时，国家提出要把工作重心转移到”技术革命”上来。其核心是发动群众破除对外国、对专家、对书本的”迷信”，全民办科学。
尤其要批判那些瞧不起群众的发明创造、对新生事物冷嘲热讽的专家，破除对这些人的迷信，破除条条框框的限制，发扬祖国医学遗产，土洋结合，创建祖国新医学。
当时在这种氛围之下，各种大胆表决心的医学领域口号不绝于耳。
比如，有群众提出，要在两三年内找出对十大疾病有效的药物，“让高血压低头、肿瘤让路、血吸虫断子绝孙”。
也有群众发明了据说超过当前国际医疗水平的治疗高血压、破伤风、小儿麻痹症、麻风、糖尿病、梅毒、慢性肾炎等疑难病症的中医药疗法。
做出这些“发明”的土专家，有数十位被医学科学院聘请为特约研究员。
1959年，报纸又指出，不要对中医治疗办法中暂时还不能作出科学解释的部分轻易加以否定。
因此，“鸡血疗法”作为一种新生事物，领导总体上持肯定态度，认为这是”已经出现的技术革新成果”，应当”抓巩固”，”抓提高”。
在大政策的指引下，这个项目被充分重视，随后得以立项，研究，并且火速红遍了全国。
三
1959年夏天，静安区成立鸡血疗法研究工作组，地点设在区中心医院东院。
这个项目立项之初，没有经过专家审核，工作组也不是由这个领域的专家。
所以，这项研究缺乏科学常识，以及科学的实证体系，更多体现的是个人意志和领导意志。这在当时属于普遍现象。
研究组首先做动物试验。一是鸡血注射的有效性研究，二是鸡血注射的安全性研究。
他们给6只家兔注射鸡血，测量注射前后的各种变化。
但研究组的动物试验动物试验的样本量不大，试验周期过短，试验数据不全，研究结论大多为推测。
尽管也有活生生的病例证明，鸡血疗法会产生一些副作用，并且会发生鸡疫感染人体。但政绩冲动掩盖了理性判断，卫生部门想快速进行”鸡血疗法”的临床试用，并将试用计划上报给了上级。
临床试用涉及多家医院，为保险起见，1959年底，卫生部门先后召开了3次专家会议，意在讨论”鸡血疗法”临床试用的可行性。
尽管领导积极倾听专家的意见，让大家畅所欲言，但专家们都察言观色，并未对此项目提出异议。
没有反对意见，卫生部门批准了”鸡血疗法”的临床试验，并根据专家意见初步选定胃及十二指肠溃疡、支气管哮喘、慢性支气管炎等7个病种进行临床治疗。
第一阶段临床试验，研究组认为，”鸡血疗法”对某些病种具有显著疗效。部分病例在注射鸡血后出现食欲明显增加、思睡、精神爽快、大便通畅的现象。
也有一些病例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过敏反应，有些患者还因害怕副反应和微生物感染而放弃治疗。
但研究组认为这些过敏反应均可在短期内自行消退，未予以重视。
(余昌时1903-1994)
四
尽管这些病例中，没有1例完全治愈。但”鸡血疗法”的临床研究还是取得了初步成效，领导颇为高兴。
在“鸡血疗法”座谈会上，大家一致认为，认为这是区卫生工作中很好的技术革新项目。俞昌时因为”大胆创造试用鸡血疗法”获得了肯定和表扬。会议鼓励他要”进一步研究其疗效为劳动人民更好的服务”。
1960年初，会议指出，必须打破少数人关起门来搞技术革命的旧框框，要发动广大职工群众大闹技术革命，作到工程技术人员与工人群众相结合。
领导干部必须深入群众，深入运动，及时发现苗头，抓住苗头。
对已经出现的技术革新成果，必须抓巩固、抓推广、抓提高……将技术革命推向更高的阶段。
在这样的形势下，研究组加快了推广试用的步伐。
1960年春天，静安区卫生部门增加了”鸡血疗法”的临床试用单位，这些试用单位包括静安区中心医院、静安医院、上海广慈医院儿科、上海第一妇婴保健院、上海公用医院等机构。
在领导看来，因为这是新生事物，不支持就可能犯错误。
这些医院甚至直接开设门诊，提供鲜鸡血注射。
“鸡血疗法”研究课题还得到了一级卫生部门的注意，领导亦提出了研究要求，研究组的干劲更大了。
但经过近2年的临床试验，研究组认为这个疗法，对功能性月经过多，消化性溃疡等病症疗效显著。但副反应问题也比较严重，一些人发热，还有出现了局部淋巴腺肿、荨麻疹等不良反应，甚至发生了较严重的休克。
研究组决定改变研究方向，逐步停用鲜鸡血注射，改用脱敏鸡血粉进行临床试治。
但是，这个研究方向遭到俞昌时反对，他坚持用鲜鸡血注射，并坚信疗效。
他私自印发了一本《鸡血疗法》，共辑录了一百多个病例，并且宣称，鸡血疗法属于国际领先的技术，中央已作出指示，要求只进行“秘密研究”，有相当多的内部人士私底下在悄悄使用。
静安区组织的”鸡血疗法”的立项研究，尤其是第二期的大规模临床试用，给俞昌时的宣传起到了背书效果。
俞昌时的小册子的传播很有效果，各地”打鸡血”现象在多地蔓延，逐步传播到南京，西安，北京，天津等17个省、市、地区。
这期间，一级卫生部门发现了这些大量的油印小册子，对宣传内容深表怀疑，责成上海调查此事原委，并妥善处置。
五
1965年夏天，针对卫生部的调查指示，上海市卫生局专门召开了一次专家会议。
与会人员有不少是生物医学领域的权威。既然中央要求调查，20多位专家们都说了实话，并且做出了以下结论：
1、鲜鸡血不安全，不推荐临床。特别是鲜鸡血治疗的均为慢性病，该病本身无多大危险性，而治疗却冒着危险更值得考虑。
2、远期疗效又不明显，且副作用较大，建议临床不使用，以免发生危险。
可能是为了给领导留点面子，他们下结论时也还留了点余地，称，还可对脱敏鸡血粉继续研究。
但此后，这项研究最终不了了之，且一直没有研究成果发表。
根据这份调查报告，卫生部门下发了《关于”鸡血疗法”的通知》，要求各方禁止医务人员用鲜鸡血给病人治病，并劝阻群众打鲜鸡血的行为。对于群众中流行的各种传说，应进行必要的澄清和解释。
但余昌时对鸡血疗法的传播并未停止。
随后，十年探索期开始，鸡血疗法又得到了更高级别人物的肯定，到1967年，1968年，鸡血疗法成了一种真正的全国性的群众活动。
在全国各地，能看到这样的情形：清晨天不亮，卫生所或者医院门口排着长队，每个人的篮子，或者网兜里，都装着一只大公鸡。
公鸡感觉自己命不久矣，发出刺耳的尖叫。扑棱着翅膀挣扎几下，有的还猝不及防的排泄。可谓人群公鸡共一色，鸡屎和鸡毛齐飞。
随着打鸡血的流行，副作用越来越显现，不少人注射了鸡血后休克，甚至死亡。
慢慢地，人们认识到了危害，鸡血疗法的热潮退去，上世纪七十年代逐渐停止。
打鸡血也终于归入历史，成为笑谈。
参考资料：
《风靡一时的鸡血疗法》海巴子
《1967年鸡血传奇》朱大可
《鸡血疗法医学研究始末》中华医史杂志 张云涵 熊卫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