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二大爷 转载自：网络 原文链接
1900年庚子之难被联军揍得鼻青脸肿后，满清威信尽丧、风雨飘摇，社会上各种革命思潮风起云涌。在各种思想的传播中，诞生了一批敢说敢言不怕杀头的报纸和记者。
1903年，长沙革命党人沈荩，受聘于天津的《新闻西报》。他得知满清将出卖东北权益，认贼作父，与俄国缔结军事同盟的密约后，迅速将消息在报纸刊出。这个爆炸性的消息曝光后，舆论哗然，引发全国声讨，同时西方列强亦一致反对。
满清惨遭打脸，被迫放弃签署该密约。但却怀恨在心，对始作俑者沈荩咬牙切齿。当年7月沈荩被捕，愤愤不已的慈禧亲自下令“斩立决”，沈荩在狱中受尽酷刑而死。
沈荩其实是“新中国”这个词的首创者。他之前曾经在汉口组织武装起义，公开声明：“满洲政府不能治理中国，我等不肯再认为国家，变旧中国为新中国！”
他是中国史上第一个因新闻言论而被杀的记者。
很显然，沈荩之死，不仅没有吓退革命党人和新闻界，反而让更多人的看清了满清的面目，激起了更大的声浪。连万里之外的英国《泰晤士报》也专门发文评论，认为清廷“狠心残暴，为历来刑法正义中所稀有”，将来“必有不得久安之势”。
1904年，重庆人卞小吾受此激励，变卖家产，创办了四川第一家日报——《重庆日报》，开始以笔为刀，讨伐满清。卞小吾亲自撰写社论，揭露世道黑暗，抨击贪官污吏，推动社会变革。
《重庆日报》一经创办即引发热潮，一时洛阳纸贵。清廷恐慌不已，以“妖言惑众，播乱民心，结党为奸，意图不测”的罪名于次年迅速查封了《重庆日报》。卞小吾被捕后送至成都关押3年，因拒不认罪被秘密杀害。
沈荩和卞小吾之死，只是满清在末路狂奔中因言治罪的小浪花。苏报案的发生，才算是高潮。
当时的报人为了躲避迫害，一般都在租界里办报。《苏报》就是在上海日租界注册的，聚集了当时一堆大牛。《苏报》老板陈范曾是满清官员，当过江西铅山县令。目睹满清的黑暗后，愤而办报唤醒国人。《苏报》以章士钊为主笔，章太炎、蔡元培等为撰稿人，邹容响彻海内外的《革命军》就是在苏报发表。可以说《苏报》是当时国内反清革命舆论动员的重要阵地。
对于躲在租界里面的《苏报》，清廷碍于一国两治，不能直接下手，所以一直在想办法欲置之死地。1903年章太炎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其中有“载湉小丑，未辨菽麦”之语。载湉就是光绪皇帝，这么指名道姓的侮辱最高尊严，清廷坐不住了。当下以《苏报》“悍谬横肆，为患不小”，和英、美、日等国的领事进行勾兑，“切商各领等，务将该馆立即封闭”。
《驳康有为论革命书》
章太炎虽然早就得知消息要被抓捕，但是大义凛然，绝不逃跑。巡捕冲进报馆时，章太炎端坐在那里，指着自己的鼻子说：“余皆没有，章太炎是我！”从容被捕。被点名抓捕的苏报6人中，老板陈范已经逃亡日本，满清不做不休，以“父债子偿”理由，抓捕他的儿子陈仲彝代父受审！
列强虽然同意了抓人关馆，但由于之前的“沈荩案”的残暴已经让满清声名狼藉，所以列强要求庭审在租界的“会审公廨”进行。早在1868年，上海租界当局曾和清政府协议，成立了一个专门负责审理涉及租界里中国人案件的机构——会审公廨。这个机构名义上由清廷派员主持，按照清律判案，但按照双方拟定的章程，列强派人组成“公使团”，拥有观审权。这个“观审”，其实就像现在西方的陪审团，权力很大，完全可以左右案件结果。
搞惯了文字狱的满清迫不得已，第一次既当原告又当判官，聘请了英国律师以“污蔑政府朝廷、捏造上谕、大逆不道”罪名起诉章太炎、邹容等6人，但是结果可想而知，6人概不认罪。观审的列强“公使团”认为，几句批评并不足以称之为污蔑，不能定罪。
满清知道这么按洋人司法程序来审，自己必败无疑。所以动了“引渡”（也可以叫送中）的歪心思。慈禧甚至专门秘密对此案下口谕，要求一定要将“苏报案”嫌犯押到南京，凌迟处死。
为了完成慈禧的心愿，满清甚至想到了秘密绑架这种下三滥的招数，上海道袁树勋为此埋伏了五百人马准备劫人。但租界方面早有准备，布置了大量巡捕严阵以待，导致满清计划落空。满清耍横不成，又生一计，专门在租界搞了一个“额外公堂”审理该案，不再对外开放，完全秘密审判，把主审官换成上海县令汪瑶庭，但列强仍然要求观审。清廷指控章、邹二人“登报著书，扰乱人心”，汪瑶庭随即宣布苏报案涉案人员“阴谋颠覆政府”罪名成立，应予“永远监禁”。
为了逆转不利的舆论，清廷甚至花重金收买了诸如《新闻报》这种小报，来为自己营造“舆论支持”。
但是列强“公使团”仍然认为证据不足，判决无效。你大清是纸糊的吗，几篇文章几句话就能颠覆？参加庭审的英国副领事迪比南强硬表态，如果再乱判，就要将嫌犯释放。由于判决的执行权在租界，清廷迫于压力，只能高举轻放，最终改判章太炎监禁三年、邹容监禁两年，罚苦役，期满“驱逐出境”，不准逗留租界。
租界的会审公廨
这个案子因为被全国关注，审判时间长达一年。影响之大，一时为最。因言治罪的满清不仅没有能够达到杀一儆百、恐吓民众的目的，反而把见不得人的龌龊袒露于世人面前，丢尽了脸面、丧尽了民心。《革命军》等作品的知名度大增，传播更广。
但显然自恃“有兵在”的满清并没有因此收敛。在武昌起义之前，都还在抓捕报人，查封报纸。《大江日报》案就可以说是武昌起义的导火索之一。
《大江日报》是汉口的一份革命党人办的小报，办报的总共就两个人——主编詹大悲，主笔何海鸣。1911年4月，该报连续发表了《亡中国者和平》《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两篇鼓吹革命的文章，引发清廷震怒，湖广总督瑞澄以“宗旨不纯，立意嚣张”、“淆乱政体，扰害治安”的罪名，封禁《大江日报》，抓了詹大悲和何海鸣。
两人都是好汉，争相包揽罪名，在法庭上理直气壮，毫不畏惧。因为读者的声援，这事同样引发了大范围的关注，汉口各革命团体和报界公会集体抗议，谴责清廷钳制言论，连握有枪杆子的部分新军士兵都到报馆声援。
总督瑞澄慑于民愤，不敢重判，最终罚款了事。当时已经是1911年的8月，距离武昌起义的爆发，只有两个月不到。大江报案和武昌起义有没有关联？当然有——黑天鹅事件的发生，其实是诸多稻草一样的事件的累积。只是你不知道，哪一根才是最后的稻草。
堵塞言路，因言治罪这种事情，古今中外没有绝迹过。但是无一例外，都是审判者声名狼藉、受害者永垂青史。这样的故事即便再丧心病狂、变着花样的重复千遍万遍，也绝不会改变结局。所有的一时得逞，不过是逆流而行的自我羞辱。
章太炎坐牢时，在《狱中答新闻报》中写道，“天命方新，来复不远，请看五十年后，铜像巍巍，立于云表者，为我为尔，坐以待之”。
天道昭昭，人心自辨，哪里需要五十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