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泳 转载自：网络
2016年4月26日，是切尔诺贝利核事故30周年。1986年4月26日凌晨1时23分，在前苏联乌克兰普里皮亚季市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一场拙劣的技术试验引发了石墨着火，爆炸击穿屋顶，50吨放射性燃料进入大气层。瞬间，一道强烈的蓝白光线射向夜空，那道光比电影场景还美，人们竟抱着孩子，涌出家门来观看这异象。
他们不知道自己看到的实际上是一幅末日异象，因为切尔诺比利核事故是历史上最严重的核电事故，也是人类迄今最惨烈的科技悲剧。这次灾难所释放出的辐射线剂量是二战时期爆炸于广岛的原子弹的400倍以上。核辐射尘污染过的云层飘往前苏联西部的部分地区、西欧、东欧、斯堪地那维亚半岛、不列颠群岛和北美东部部分地区。乌克兰、白俄罗斯及俄罗斯境内均受到严重的核污染，超过336,000名居民被迫撤离。引发的死亡和长期的健康影响在30年之后还是争议极大的话题。一个数字估计，近400万人受到切尔诺贝利辐射影响，他们和他们的后代将为此遭受毁灭性的后果。而在事故中心地，大自然接管了一切，唯有麋鹿、羊和野猪在奔跑，因为要过数万年以后，这里才会重新适合人类居住。
被废弃的城市普里皮亚季已经成为了“鬼城”。墙壁的远处就是发生事故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4号反应堆机组。
经济上，这场灾难总共损失大概二十兆美元（已计算通货膨胀），是近代历史中代价最昂贵的灾难事件。政治上，灾难发生于前苏联在世界上仍举足轻重的时期，苏联社会的表面平静突然被打破：在祖国的技术奇迹被大肆吹嘘的年代，事情竟然可能出大错。可以说，作为一起无数人为之受难、却无人为之负责的事故，切尔诺贝利核灾难敲响了前苏联的丧钟。苏联当局被迫改变过去的强硬路线，事故发生五年后，前苏联轰然解体。在白俄罗斯作家斯维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的非虚构著作《切尔诺贝利的悲鸣：核灾难口述史》中，一个救治切尔诺贝利儿童项目的负责人说：“那个伟大的帝国瓦解了，四分五裂。首先是阿富汗，然后是切尔诺贝利。当这个帝国倒下后，我们发现自己一直都是一个人。”
爆炸发生2天后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反应堆。
对切尔诺贝利灾难，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总结：有人归之于反应堆设计缺陷，有人归之于行业管理不善，更有人上升到前苏联的体制：核电站从设计、管理到日常运营都极度草率马虎，是苏联高度僵化和无能的官僚体制种下了恶果。灾难固然可怕，更令人感觉荒诞的是政府在灾难发生后的信息处理方式。虽然时值戈尔巴乔夫刚刚提出“公开性”的时期，人们还是在上级长官的行为而不是在媒体的报道中寻求真相。白俄罗斯科学院核能研究所的首席工程师克哈诺夫去到隔离区，发现当地的农民依然在种地，妇女依旧在哺乳，孩子们一如既往地坐在沙坑里玩耍。食物被放置在露天环境里，它们已经称不上是食物了，而是辐射污染的副产品。他问领导该怎么办。领导回答说：“带上你们的测量结果。看电视。”而在电视上，戈尔巴乔夫安抚民众说：“我们已经迅速采取了行动。”当党领导服着碘片到现场视察时，有人确保他们在专门新铺的三层沥青上迈动方步，而同一时刻，当地储存的700千克浓缩碘却被锁在仓库里，没人敢拿出来发放给民众用于防辐射。原因是？没有收到上级长官的命令。
普里皮亚季的一处幼儿园。
国家安排投放到当地的防毒面具，也没有发放给民众。为什么？地方官员解释：为了避免造成恐慌。一位大学教师回忆：“事故发生后的最初几天，图书馆里所有关于辐射、关于广岛和长崎的书，甚至就连有关X射线的书都消失了。有人说这是从上面传达下来的命令，如此一来，人们就不会恐慌了。”政府甚至要求医疗人员在对被核辐射感染的志愿清理者的诊断中，不要使用“急性辐射综合症”，而是用其他术语代替。甚至灾难一开始都是由外国人首先披露的。瑞典核电站工作人员首先测到他们的工作服上出现了放射性粒子，追踪其来源，发现位于乌克兰-白俄罗斯边境。在污染云层向西部和北部大肆飘散的时候，苏联官方毫无动静。将近三天之后，塔斯社才发布了一条简讯，承认事故的发生。苏联也因此丧失了快速获得国际救援的机会。
直升机在事故周围喷洒净化物质。
一名当时的核能研究所所长对阿列克谢耶维奇说：“这是一个权力的国家，而不是人民的国家。国家永远排在第一位，而人民的性命轻如鸿毛，几乎没有任何价值……人民对上级领导的畏惧远胜于对原子的恐惧。每个人都在等待上级下达指令，他们在等待上级的电话，可是没有一个人主动地为自己做点什么……”另一位口述者说：“收音机里什么都没说，报纸也一样。可是蜜蜂知道。有两天，它们没有一只飞出来。”当局派出了军队，他们带着枪，但是靶子是什么呢？难道是饱受污染的红树林？克格勃也在污染区展开搜捕，为的是发现那些不存在的敌人：颠覆国家政权的人和外国特务。记者之后的调查表明，干部的孩子早早就被疏散了，而一些工作人员在工厂死去，因为他们没有被下令离开。
2011年3月23日，在乌克兰顿涅茨克，白血病患儿戴着口罩。
在顿涅茨克的肿瘤医院收治的患者中，有许多是因切尔诺贝利核事故而患病的。从信息流通的角度来看，在一个技术社会里，广泛的秘密性最终会导致事故的发生和恶化；为了避免技术和社会灾难，自由的信息交流是必须的。过度保密是所有集权主义政权的特点，也是其主要弱点之一。前苏联当局在事故后的掩盖行为，出发点是为了防止恐慌，但却在民众心头留下严重的不安，增加了他们对其他事故的长期关注。也就是说，一起事故发生后，尽管让公众停留在黑暗中可能会在短期内有所帮助，但长期来讲却会令公共事故的关注度大为增加。它给一个国家留下的创伤更多体现在不可见的一面：政府公信力的丧失，民众的怀疑与恐惧，对缺乏透明度的痛恨，点点滴滴汇聚到一起，造成了前苏联的一个根本性的裂纹，而这道裂纹终于无法弥合。
废弃的摩天轮坐落在普里皮亚季市中心，距离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仅有2英里。专家称消除核泄漏事故后遗症需800年，而反应堆核心下方的辐射自然分化要几百万年。
归根结底，切尔诺贝利代表了苏联公民与国家之间的关系的根本性转变。爆炸发生前，大多数苏联人都并非心怀不满的持不同政见者；他们相信苏联体制，原谅它的缺陷，认定在其范围内可以实现更加美好的未来。但切尔诺贝利之后，这个体制不仅看起来可能是无法弥补的，而且充满了巨大的危险。因为每一个公民的安全都危在旦夕。
苏联解体后，一位市民在倒塌的雕塑旁戈尔巴乔夫后来说，他认为切尔诺贝利灾难是往苏联这副巨棺上钉的一颗大钉子。如果戈尔巴乔夫的说法是准确的，切尔诺贝利代表着苏维埃国家最后的归宿，这个国家最终被自由表达的力量所瓦解。令人悲哀的是，竟然需要一次核爆炸才能释放这股力量。切尔诺贝利之后，苏联在崩溃前还挣扎了好几年。1991年圣诞夜，苏联国旗从克里姆林宫上空缓缓降下，历史上最大的帝国之一从地球上消失了。（本文首次发表于2016年）
【重刊补遗】
1990年，已经来日无多的前苏联政府承认，在切尔诺贝利事故处理上需要国际援助。1991年，联合国建立切尔诺贝利信托基金。2016年12月8日，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决定将每年的4月26日设立为“国际切尔诺贝利灾难纪念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