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肖薇薇 转载自：新京报
11月11日傍晚，背着鼓囊囊的行李包，女人推门走进旅店，挂断电话，手冻得通红。这是郑秀娟来吉林市的第八天，还是没找到活儿，她瞒着家人住在这家五块钱一晚的旅店。
“来住宿吗？”烫着棕色短卷发，穿着牛仔马甲和黑色绒衣的小个子女人，趿拉着鞋从门口的小屋走出来。
这是旅店的老板孙二娘，今年68岁了，她每天透过小屋玻璃窗打量着每一个进店的女人，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有钱就交，没钱拉倒。”在住客眼里，这个小个子女人性格泼辣，像《水浒传》里的孙二娘。
开业24年来，旅店住客几乎都是农村进城务工的单身女人，也有下岗的女工。她们中最年长的超过70岁，最小的刚过30岁。
以前，花两元便能在这儿住一晚，来的多是被家暴后逃出来的女人，“把这里当成了避难的地方”。孙二娘记不清，最多时一晚住过多少人，只记得以前大通铺上躺满了人。
在过去10年时间里，房费从两元涨到了三元、五元，来这里住的人少了——“干一天活，活一天”。
“避难所”到落脚点
11月11日傍晚，女子宿舍或坐或卧的有四个女人。
刘桂兰是高低床的下铺，她倚靠着墙坐在阴影里，身旁放着一只收音机，放着戏曲的调子。
刘桂兰额头留着两缕黑色刘海，往后扎起的黑发间，显出一小圈白色的发根，她今年77岁，是宿舍里眼下年纪最长的一位。
她已经断断续续在宿舍住了二十多年。这是刘桂兰来到这座城市的第一个落脚地。老伴患癌去世后，家里为治病背了一屁股的债，两个儿子出门学瓦匠和木工，女儿也在外地打工。十多亩的苞米地，苞米两毛钱一斤，除去种子、化肥等成本，剩不下几个钱。
庄里几个女人进城打工回来时告诉她，城里有活儿干，能挣钱。她卖了家里的土房，还上一部分债，揣着几十块钱，收拾几件旧衣裳去了吉林。
50岁的何芳刷着手机屏幕聊天，丈夫去世后，她出来打工，在附近一家饭店上早班，每天从早晨7点上到下午五点。
65岁的郑秀娟则用手机跟孙女视频。她这一趟来宿舍住了有八天，一直没接到活儿。她个头高，丰腴壮实，力气大，“以前基本上没愁过活儿，有时半天一天就能接到活儿”。
这一趟郑秀娟出来得晚。在家掰苞米二十来天，她的双手十指被割出细细长长的口子，一沾水就疼，指甲缝儿留下搓不掉的黑色印记。她休养了几天才来找活儿。正赶上农忙结束，农村来挣钱的人多起来，“找活儿就难了”。
裹着被子躺着的张清64岁，她头发灰白，面色显得暗黄，额头上有几道深深的褶皱。在几个女人里，她是被家暴多年后，“净身出户”后孑然一身来到了这间宿舍。
在老板孙二娘印象里，刚开店时，住客几乎都是这样的单身女人。她们多是被家暴后逃出来的，有人还带着几岁的孩子，“把这里当成了避难的地方”。
孙二娘记得，刚来宿舍的女人几乎都不说话，神情疲倦，有人累得躺下就睡，有人偷偷抹眼泪。“没有人问起伤心事，大家都明白，那个年代的人都很苦。”
“虽然叫宿舍，其实就是个旅店。五六十岁的女人，地里没活儿的时候，出来挣几年钱，找活儿时上这儿住几天。”
新的住客来来往往，孙二娘很难记住她们每个人的样貌。“现在来这儿住的都是农村来的没钱的女人，比起十几二十年前，生活好太多了。挣着钱了，女人家庭地位也高了，也不能被家暴，在农村，离婚的女人也没人说闲话，很快能开始新生活。”
从啥都干到“挑活儿干”
11月13日，天色微亮，郑秀娟起身，摸出包里的牙刷牙膏，她拧开水龙头，俯下头张口接水，水流细小冰凉，快速“刷刷”几下刷牙漱口，双手捧水拍在脸上，狠搓几下。然后从包里摸出梳子，站在门厅墙上挂着的大镜子前，沾点水抹上前额的头发，仔细往后捋顺头发，紧紧扎起。
三两下叠好被褥，穿上大衣，戴好围巾，刚过6点一刻。她背起鼓囊囊的大包，侧身往外走。见孙二娘屋里亮起了灯，郑秀娟对着玻璃窗小声说，“今儿肯定能下户干活了，不得来住。”
昨天，家政中介给她介绍了一家保姆活儿，她要去那家看看情况。中介说，这家老人身体不错，陪老人聊聊天，做做家务就成，要合适让她赶紧上工。
郑秀娟在楼下小吃店喝了两碗粥，中介还没开门。十字路口零星站着等工的人，有个五六十岁的女人拿着硬纸板，写上“干零活，刷涂料，打扫卫生”。
每天，郑秀娟和二十几个女工挤在这家中介的屋子里，从早晨七点，到下午六点，平均只有五、六个雇主来招工。这些天价钱压得很低。1500元一个月的家政工作，都成了抢不着的“俏活儿”。剩下的大多是照顾卧床、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活儿重，工资开得却比往年低几百块钱。
傍晚天色暗下来，宿舍亮起灯，郑秀娟背着鼓鼓的大包推门进来，围巾胡乱裹住脸，头发凌乱，脸冻得通红，眉头紧皱，对着门口小屋玻璃窗，声音嘶哑，“二娘，今晚还住这儿。”
对于郑秀娟而言，没活是没接到好活。她们会挑活儿，待遇好、轻松的“俏活儿”难抢。
但刘桂兰、张清等早一批来宿舍的女人，她们几乎没有挑过活儿，“有什么活儿都去干”。
刘桂兰没识几个字，只能卖力气，她干过工地上的活儿，挑砖抬石灰比地里的活重得多，她也在附近的饭店打零工，刷一天碗，从早上4点到深夜，累得直不起腰，能挣到十块钱。
秋天去一百多公里的黄松甸摘木耳，她坐着摘四五个小时，鞋子都浸湿透，换双袜子又回去继续摘，干几天遭不住了，起了一身的疹子，她就去药店买了最便宜的消炎药膏抹抹。
岁数越来越大，对这些女人来说，找活儿时，首选都是保姆和饭店服务员。
那时还没有家政中介，起初，这些工作对年龄的要求并不严苛。特别是保姆活儿，六十多岁的女工照顾七八十岁以上的老人，很是常见。
眼下郑秀娟明显感觉到，六十多岁的女工不容易找到活儿，等活的时间越来越长。“一上65岁就更不好找了，24小时护理老人的活儿干不来了。”
在医院协助护士护理透析病人，一天100块钱，包一餐饭。这在很多人看来是“好活”。但对女子宿舍的几个人来说“医院的活儿可不好干。”郑秀娟就说她接不了护理病人的活儿，她没上过学，识字不多，药名都不认识，怕“误事”。
刘桂兰在六十岁以后，头发一点点白了，雇主一看便说年纪太大，招不了。为了显得年轻，她学着宿舍里的人，买来两块钱一盒的染发膏。每过上几个月，染黑的头发里露出新长的白发，她就再染一次。
15年前，女子宿舍楼下就是吉林市惟一的劳动力市场。早上三四点，找工的人就开始聚集，胡同里分成两排，分别站满挎着包的男人女人，“雇主挑中了，跟着走就行”。
2006年，劳动力市场搬走了，取而代之的，是胡同里开了十几家家政中介，雇主都与中介联系。
经历过劳动力市场的刘桂兰等人不喜欢现在的雇工模式。“我们那时候才300块钱一个月，中介费得收50块钱，来宿舍住一晚就得2块钱，哪能剩下什么钱。”刘桂兰说，起初她不舍得出中介费，在胡同里站着等活儿，有时站一天，都见不到雇主来问，只能也找中介。
而现在郑秀娟干保姆，一般一个月都能有两千多元。她们更愿意找中介，“第一个月收10%的费用，能管一年的介绍费，有的人干一两个月，不合适了就回来，中介再给找”。
现在上中介找活，要求拿身份证后，染头发这一招也不管用了。刘桂兰只能偶尔接到发传单、清洗人参这些活儿，但今年清洗人参的活儿也被机器取代了。
打工都是为了孩子
刘桂兰花了五年多时间还完家里的欠债。住宿和吃饭的开销之外，她不会多花一毛钱。“能不买东西就不买”，攒下的钱都寄回老家给孩子，冬天时手和脸被冻伤皴裂，她花1块钱买了一瓶雪花膏，后来换成更便宜的袋装面霜，一次挤出黄豆大小抹在脸上。
后来大儿子、小儿子结婚，刘桂兰把攒下的钱都给了孩子。过了几年，小儿子在一次干木工活时伤了手，她再一次感觉挣钱的压力。
刘桂兰说，孙女长大、上学都需要花钱，她继续打工，想着能补贴儿子一点是一点，“不觉得辛苦，心疼孩子，宿舍里大家都是这样过来的。”
刘桂兰在老家的六亩地租赁给了邻居，现在每年收一千多块钱，加上新农合每年的一千块钱，勉强够她在宿舍的食宿费。
没活儿的时候，她会到街上去捡些废品，拾来的纸盒整齐叠好，收在床铺下，存上一蛇皮袋，她拖去废品站，几毛钱一斤，能卖几块钱。
她在上铺床板夹缝里塞满塑料袋，这是冬天的防寒利器。零下十多度时，腿上裹上塑料袋，再套上棉裤，出了门雨雪渗不进来，风吹着也不冷。
外面的饭菜贵，她一般都是自己做饭，用酒精锅煮菜。床铺下堆放着土豆、红薯和一捆大葱。上个月，她遛弯时在菜场看到土豆三毛钱一斤，个头不小，比平时得便宜一半，她赶紧挑了七八斤抱回宿舍，喊了孙二娘一起去，来回几趟，囤了四五十斤土豆。
郑秀娟老伴身体不好，在农村伺候四十亩地，春秋农忙时候她得回去搭把手。
来宿舍住，郑秀娟瞒着家里人。“现在农村的房子修得敞亮干净，瓷砖地面擦得锃亮。要家里知道住这么便宜的地方，可不得让赶紧回家。”
但住贵一点的旅店，她不舍得。比起她之前住过的一些廉价旅店，“这儿干净一点，看着有点埋汰，其实睡一晚就知道洗得勤，被子上还有肥皂味儿。”
再来找活时，她基本都住在这里。有时去雇主家干了两天，觉得不合适，又回来住一天找活，像“候鸟”一样。
郑秀娟说，之前有一位70岁的女工，身体硬朗，但雇主一看身份证，年纪太大了，担心磕磕碰碰，心里有负担，自然更倾向年轻保姆。
眼下她正在这个年龄坎儿上，“心里着急上火”。
“孙子孙女都在读书，儿子儿媳打工都累得不行了，你说我不打工能行吗？”六年前，郑秀娟大儿子结婚，她和老伴给他们拿了20万首付，在老家买了一栋楼房，装修又花了快20万，小儿子在吉林市工作，也得给他准备结婚和买房的钱。
这些女人们几乎抱着同样的想法，年轻时打工养育孩子长大成人，攒钱为孩子买房、结婚，补贴家用，等到干不动的时候再“退休”，“老了干不动了，就跟儿子过。”
要不要找个伴
在宿舍，她们并不避讳谈及男女间的关系。
大概十年前，孙二娘租下了隔壁的一套房，又开了间男子宿舍，经常有男住客过来串门。
几天前，有一对在宿舍里凑成的男女来唠嗑，俩人在一起时女人59岁，男人37岁。何芳打趣她，“宿舍送了她个小男友”。
还住在宿舍的李琴芳也找了个伴。孙二娘在女子宿舍的阳台隔出了一间不到两平方米的“夫妻间”，一张一米二的床占据了全部空间。李琴芳俩人住在这里一个多月了，每天的宿费是按两人收，十块钱。
这样的结伴生活在男女宿舍里不算少见。何芳语气里不无羡慕，说起之前住客里有不少单身女人找到了另一半，搬了出去。有的结婚了，听说日子过得很好，慢慢与宿舍断了联系。
在大家眼里，50岁的何芳还是找对象的年纪。有时觉得有对眼的，也有意撮合。
11月18日，吉林市下了一夜的雨，开始飘雪。
第二天下午，积雪没过了脚踝。何芳的饭馆打烊早，她从饭馆打包了没卖完的卤豆皮和一碟花生米，隔壁男子宿舍的刘大力拎着两瓶牛栏山白酒和三罐雪花啤酒，刘桂兰给切了两根大葱，孙二娘送了一盘烀红薯过来。几个人难得地坐在一起喝酒唠嗑。
李琴芳拿他们打趣，“刘哥没歇过两天，干活踏实，脾气也好，你们喝酒也能喝到一起，干脆在一起吧。”刘桂兰也起哄，“何芳才50岁，正合适找个人。”
听到打趣自己，何芳和刘大力直摇头，何芳举起杯子，“刘哥是我大哥。我现在就等我儿子结婚，我再想自己的事。”
“找有啥用。”张清说，她话少，声音也小，望着床板沉默良久，从黑色塑料袋里又捻起一小撮烟草，用白色的烟纸卷起，靠着床头的梯子抽纸烟，她在床杆处绑起一个铁盒接烟灰，这是女子宿舍里唯一的“烟灰缸”。
张清也曾找了个男人，是干活时候认识的，起初他也肯干活，在工地做小工，时间长了，遇着事便脾气急躁，也会动手打人。后来，张清再不尝试给自己找个伴，“离开他就不挨打了，苦过去就拉倒了，就熬过来了。”
孙二娘起初并不看好这样的结合，担心男人骗女人的钱。但现在看李琴芳两人感情稳定，她也在改变看法，觉得两人“过得还很不错，有个伴”。
“有钱就交，没钱拉倒”
在这间女子宿舍，孙二娘是绝对的主心骨。
20多年前，孙二娘离了婚，从酒厂下岗后，在路口支了个烟摊，几年后在这栋楼房里买了一套两居室，打算留给18岁的儿子做婚房。看着找工作的女人越来越多，那时候附近旅店少，要住宿得走5公里远，她想着干脆开一间女子宿舍。
旅店在1996年开了起来，起初收一元住一晚上，孙二娘在十字路口吆喝，“住宿，住宿”。第一晚只来了1个人，第二晚6个，第三晚10个，很快住满了。后来宿费涨到了两元一晚，过几年涨一块钱，直到现在的5块一晚。
开了20多年旅店，她还是“抠门”得厉害。
在宿舍，什么服务都明码标价。烧一壶热水1块钱，用一次洗衣机2块钱，带锁的柜子十块钱一个月，给没有棉袄穿的工人一件旧棉衣20块钱。有时碰到有住客打包回来一些好菜，她会煮一锅米饭，“要吃的给两块饭钱”。
人一多，睡大通铺难免会产生些摩擦，吵吵闹闹是宿舍的常态。特别是夏天，宿舍里没有风扇，人挨着人更闷热。有人东西乱放，有人说些闲言碎语，争执起来谁都不愿让步。这个时候，就需要孙二娘去主持公道。“吵什么，有这时间不如自己去找活儿。”孙二娘嗓门儿亮，宿舍里会瞬间安静。
每天熄灯前，孙二娘走到高低床前，伸出手，挨个收费。一张5块钱或10块钱的纸币丢在床上，孙二娘拿起抚平。
很多人还是喜欢这个泼辣女人，孙二娘常领着宿舍一帮女人去干零活，“宿舍住满了一天也就四十来块钱，可不得多干点活。”给新盖好的大楼做清洁，二十多层楼，能干上好几天；也去水泥厂种树，大冬天给企业发传单，最少时20块钱一天，最多时一天能挣100块钱。
宿舍里不管多大年纪都跟着去。天没亮都兴冲冲起来，到地方雇主看到都是一些老太太来，不太乐意。孙二娘赶紧说，都才“五十多，干农活显老。”说了一箩筐好话，雇主才同意。
干活儿时，她把力气最弱的女人安排在自己旁边，“都不容易，能互相搭把手就搭把手。”深夜回来女人们坐床上，孙二娘挨个给大家发工资。“活多辛苦，想到晚上就能开支，没有不乐呵呵的。”
“有钱就交，没钱拉倒。”遇到几天没上工的，交不上房费的，她念叨一句，又喊，“八点半熄灯啊，早点睡觉，明天早起干活。”
有人接到中介电话，雇主临时有事，要提前去上工。她嗫嚅着问能不能退房钱。孙二娘爽快，“退你一半钱，你先去看看，不行再回来，再给我就行。”
“她比谁都心软，对我们有操不完的心。”刘桂兰记得，隔天看见有招工，孙二娘跑进来，“这个活你去不去？别嫌钱少，不干一分钱都挣不着。”
过了花甲之年，孙二娘的腰椎间盘突出和关节疼痛不再允许她接零活，她才停下来。她开始信佛，小屋里整日传出佛经的声音。
在10年前和记者聊天时，孙二娘提到自己的心愿，希望改造这个宿舍，把旧的床、褥子都换掉，墙要刷上那种淡淡的苹果绿，地上铺上光滑的瓷砖，养上几盆花——像真正的“女人的宿舍”。
这些心愿实际却难以实现。又10年过去，这间老房子的地板和墙壁变得愈加黢黑斑驳。她数着很多难处，“没有钱装修，也怕停业了有些人没地方去。”
她尝试做了一些改变。把被褥换了，附近小区的人搬家，被褥不要了都会送来宿舍，她会买来一些红色、粉色的布缝上被套。
她在窗台养上了花，向刘桂兰介绍每一盆的名字，刘桂兰记不住，瞅见其中一盆开了五朵，就介绍给其他姐妹，这叫“五朵金花”。
“把宿舍开到‘老得动不了’那一天”
虽然住在城市的中心，但事实上，这些女人从没有与这座城市真正相关。除了去打工的地点，她们几乎都待在宿舍附近，没有主动去过城里其他地方逛逛，“那有啥好看的。”
这座城市留给她们的回忆，都与打工相关。在吉林大街，她们为吉林市创建文明城市打扫过街道；吉林火车站新大厅，她们几年前做过保洁；附近最大的商场开业时她们接了“当客人”的活儿，那真是最好干的工作，进进出出就能挣钱。
2006年，吉林市电视台的记者戚小光来这间女子宿舍，拍摄了五年制作成一部纪录片，就叫“女子宿舍”。
之后，又有多家媒体来进行了报道。
孙二娘没看过纪录片视频和关于宿舍的报道，她戴上眼镜，用小手电筒照着手机上的文章，一字一句读出来，“20多个女人，像沙丁鱼一样，抹布一样的床单……哈哈”。
“那时候大家确实也很苦。”她叹气。
但这些报道还是让这间宿舍得到了关注。有好心人给她们送来旧衣服，也有人坚持送一些常用药品和馒头。
年初，刘桂兰回了老家大儿子家过年，电视上放着疫情的新闻，她隔三差五给孙二娘打电话问能不能过来宿舍。
这是二十多年来，刘桂兰和儿女相聚最长的一段时间，她说，儿女孝顺，每日炕烧得暖暖的，但她总担心给他们添麻烦。到五月份，有姐妹打电话给她，疫情控制住了，她执意回了宿舍。
刘桂兰说，她们留下来的人，大多都是因为孙二娘才选择住在这里，不知不觉把这间宿舍当成了家。“有人情味。这里没有一个地方像家，却给我们温暖的感觉，心里头都热乎。”
操劳半生的岁月还是在她们身上留下了不可逆的印记。她们几乎都带着一身的病痛走进暮年。
刘桂兰有高血压，有时会感觉心脏不舒服，她不敢去医院检查，她想着，等到年纪再大一点，就让儿子接她回家。张清走路时双腿僵直，一弯曲能明显感觉疼痛，她的腿上总是贴着几片暖贴。
不久前，宿舍里一位老姐妹被儿子接走，二十几年的打工时光被收进一个塑料袋里，就是她的全部家当。前几天，这位姐妹又回宿舍住了两晚，床铺不够长度，她得曲起腿，睡在对角线上，早上起来对刘桂兰感叹，“还是来这儿睡得更踏实。”
张清已经没有“家”可以回。离婚后，她与孩子联系少，偶尔女儿打来电话，她说，“在这儿都好”。逢年过节，张清也留在宿舍里。孙二娘吃素，她就包素饺子，一个饺子半个拳头大，得捧着吃。
“在这儿热闹，自在。”张清说，她做好了在宿舍“养老”的准备，“干一天活，活一天，没活就拉倒”。
孙二娘说，要把宿舍开到她“老得动不了”的那一天。
孙二娘的枕头边放着几个笔记本，密密麻麻记满名字和电话，有一本外壳掉了，纸张泛黄。她时不时翻一翻，看到名字时喃喃道，“她现在结婚了，过得挺好”、“她年纪很大了，要活着得有九十了。”
她很少会拨通这些电话。她说，“知道她们日子过得好就行，没必要再联系，打扰人。”
有媒体打来电话想来采访，她皱起眉头，手机举到嘴边，“没啥好拍的，现在情况都好了，都没那么苦了。”
（文中人物除孙二娘，均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