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CDT月度人物 转载自：网络
CDT月度人物：孙大午
时间：2020年11月
评选理由：11月11日凌晨河北大午集团创始人孙大午以及企业高层被逮捕。2003年孙大午曾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判刑，作为一名成功的企业家，孙大午对公共事业一腔热血、拒绝与官僚体制同流合污的道德操守博得了公众的同情，引发舆论对公权力迫害民营企业家的关注和批评。而悲剧的再次上演，似乎预示了中国民营企业家更加黯淡的生存前景。
1.恐怖的大抓捕
2020年11月11日，保定市公安局官方微信公号通报了一则警情：河北大午农牧集团有限公司孙大午等人涉嫌“寻衅滋事”、“破坏生产经营”等违法犯罪，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据南方周末记者的报道，一名大午集团匿名人士是该事件的亲历者，对于这次突如其来的大规模抓捕，他形容为“真的特别恐怖”，集团高层几乎全部被捕，“相当于连锅端了”。抓捕明显是经过周密的计划，11月11日凌晨1点左右，6辆大巴车载着特警，带着冲锋枪、警犬和梯子，闯进了大午新民居。大午新民居是大午集团自建小区，里面住着许多集团员工。据其了解，凌晨抓捕发生时，附近通讯信号都被屏蔽，警方将人带走以后才恢复。
被带走的集团高官大多是在家中被破门而入，包括孙大午和其妻子、儿子以及多位亲属。第二批被带走的是子公司的领导人，他们被以开会名义召集，然后被带走。远在海南的大午集团总经理刘平，也在同一时间被警察带走，刘平掌握着大午集团的理事会，她是孙大午妻子的侄女。
在这同时，大午集团对公账户被冻结，集团与各个子公司的人力资源、财务处，都已被警方控制。11月11日下午，第二批被带走的领导人中有部分回到了集团。等待他们的是一群在案件侦办期间前来接管集团的“工作组人员”。在中国新闻周刊的报道中提到，当地政府已成立工作组进驻公司，大午医院和大午中学已被接管。
南方周末采访的匿名人士称，警方通报中的“破坏生产经营”，源自于孙大午所在的郎五庄村与徐水国营农场的土地纠纷。1963年，郎五庄村曾将740亩土地交由徐水国营农场耕种。实际上，后者占用的土地超过2000亩。为了土地确权，双方数年争执不下。后来，郎五庄村把土地租给了大午种植业公司。今年6月21日和8月4日，大午集团人员与徐水国营农场人员先后发生了两次冲突。第二次冲突中，徐水区公安介入，并与大午集团员工发生肢体冲突，大午集团 20多名员工因此受伤，39名员工被抓。
据美国之音的报道，孙大午在后来接受采访说，公安明显偏袒徐水国营农场，“认定他们是国家的，其实他们是以国家名义谋个人私利的团伙”。
这并不是孙大午第一次被捕。2003年他曾因涉嫌非法集资被当地公安部门拘捕，后被当时的徐水县人民法院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处罚金10万元。大午集团也被判处罚金30万元，这给孙大午和大午集团都带来一次重创。
几年后孙大午在他的自述《面对恐怖你能怎样》里回忆起当时被捕的情景，竟然与2020年底这次抓捕的恐怖程度如出一辙：
“2003年5月27日，我接到徐水县一个政协副主席的电话说，新来的县委书记请我去鸿雁大酒店吃午饭，到了酒店后我就被便衣警察抓起来了，也许这算不上恐怖；当公司把这个信息报告给在400公里以外的邯郸考察的我弟弟二午和副总刘平，当他们终止考察赶快回来的时候，在高速路口被抓捕，这也不算恐怖；当我的三弟孙志华知道两个哥哥都被抓起来，去公安局打听情况的时候，也被抓起来了，这还不算恐怖；那么接下来几十辆警车（包括政府部门办公车），上百名警察、政府人员封锁了大午集团，抓了企业二十几个人，拉走了微机，撬开了保险柜，这算不算恐怖？还有比这更恐怖的是，我的妻子被追捕，为了逃生，被朋友装到汽车的后备箱里；当警察要带走我长子孙萌的时候，我八十多的老母亲站在警车前说：“我的三个儿子都抓被起来了，孙子得给我留下一个吧？要不你们就从我身上压过去。”我就想，孙大午一个人犯罪，为什么要抓这么多人？为什么要把这个气氛渲染得如此恐怖？他们要达到什么效果？是想要摧毁人的意志吗？由此我联想到满清入关、日本鬼子入侵中国，在军队投降城池被攻下的情况下，为什么还要屠杀手无寸铁的老百姓？他们要摧毁的是人的反抗意志，让人们恐怖而畏缩，像蝼蚁一样屈辱地活着。”
2.与当地官僚体制死磕
1954年出生的孙大午是河北省徐水县高林村镇郎五莊村人，他初中毕业后曾经参军，曾待過山西临汾二十八军八十二师，从部队退役后去了徐水县农行，后来与妻子承包了一块荒地养鸡养猪，并辞职走上了创业之路。孙大午从1985年白手起家创立大午集团，逐渐发展壮大为员工9000多人，固定资产20亿元的五百大民营企业之一，涉及教育、食品、农业、旅游多个领域，在当地颇有影响，被誉为保定的名片。但与此同时，有着强烈个人英雄主义和道德感、为人刚正不阿的孙大午由于不服当地官僚体制的“潜规则”，坚持不送礼、不行贿、不给回扣，并拒绝与当地当权者的利益勾结，得罪了不少人，也招来许多报复。这让农民出身的他深深体会到了在权力的压榨下，底层百姓和乡镇企业生存和发展的艰难。
“农民穷是因为农民有饭吃没有钱花，没有钱花是因为没事干，没事干是因为农村有事没人干，农村有事没人干是因为不能干不敢干。有几个敢干能干的人，下场都很惨，比如乡镇企业的带头人。官僚体制伤了农村的元气。”孙大午在一次演讲中这样评价他和大午集团所处的生存环境。
十几年来，大午集团的官司几乎就没有断过，而且很多都是与地方政府的职能部门之间发生的“摩擦”，因为孙大午据不屈服，发展到对簿公堂。这些接二连三的行政诉讼官司不仅伤了大午集团与这些管理部门之间的关系，而且也使孙大午身心疲惫、伤痕累累。
据南方周末2003年的报道，孙大午先是得罪了当地的土地管理部门。大午集团发展起来后，当地的镇土地所便说大午违法占地，要罚款1万元，孙大午没给。后来县里出面，说要罚5万元。最后市土地局把罚款追加到10万。孙大午还是不服：“《土地法》1987年生效，我是1985年占地，怎么会是非法占地？”对方来个几十辆车，要把大午集团推平，孙大午就把当地土地部门告上法庭。
孙大午接着得罪了当地工商部门。大午集团曾生产按摩器在石家庄上市，却突然接到工商处罚通知：大午集团假冒大午商标非法销售大午产品。孙大午纳闷了：“大午”是我的名字，大午集团是我注册的，怎么会大午集团假冒大午商标非法销售大午产品？”但对方说大午的商标没有发公告，所以罚款5万元。实际上，大午集团的商标申请已经历时18个月了，按规定最多15个月就可以办完全部手续，而公告也只需9个月就能发出来，但却一直未见工商管理部门的公告，孙大午觉得这不是自己的责任。官司怎么都打不赢，拖了一年，最后孙大午认罚了5万。
孙大午与当地的税务部门也曾在法庭上理论过五年。原因是税务部门通知大午集团欠税138万，并限期三天内缴讫，否则就查封集团的财务帐号。起诉后，对方说经过核实只需交16万，再加上20万的滞纳金就可以了，但孙大午还是不服，认为自己一直是守法经营。最后，官司升级到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事情越闹越大，有关部门不得不出面调解。虽经官司很快撤诉，但大午集团却此损失了一百多万。
为此，熟悉孙大午的人，都担心孙大午在这样的环境里难以走下去。他的一位朋友说：“大午，你跟别人都不一样，你跟现实社会‘不兼容’的。”这种“不兼容”或许是导致大午集团在资金问题上受挫的重要因素。
孙大午并不是没有走过银行贷款的“正规”门路。据南方周末的报道，这些年来，孙大午年年申请贷款，年年落空。1993年，大午集团还是一家小型饲料厂，想投资100多万元购买一套现代化的生产设备，求助银行，被拒。1995年，孙大午申请50万元贷款办农民技校，还是贷不到。2000年，他想筹建一个1000亩的葡萄园，需贷款600万元。在连续贷款未果的情况下，孙大午被逼无奈，终于送了1万元给某银行行长。可是钱收了贷款却没下来。孙大午气得非要把钱要回来，最后索回了6000多元。
从此，大午集团与当地银行完全断绝了关系。孙大午无奈之下开始向公司职工和周围农户借款，并发展出成熟的民间借贷体系，在满足企业资金需求的同时，也大大方便了当地的农民，“我要到农业银行存钱的话，要骑摩托车跑十几里地。”一位当地村民说，而大午集团当初在村里就设有代办点，存钱、取钱都很方便，而且24小时服务，有急用农民可以马上拿到钱。而当地人对孙大午的信任也是大午集团能吸收到大量存款的重要因素，这无疑挤压到了当地银行和信用社的利益。
著名的《炎黄春秋》杂志刊文“再说‘孙大午案’”，其中提到，“中国人民银行徐水县支行”提请徐水县公安局立案侦查大午集团，罪名是“我支行初步认定该公司涉嫌变相吸收公众存款”。
3.因言获罪？
2003年孙大午被捕的事件引发了巨大的舆论关注。据美国之音的文章复盘，当时，包括中国官方的新华社、人民日报等，以及美国华盛顿邮报、悉尼先驱导报、法国解放报等国内、国际数十家著名新闻机构，“先后拥进大午集团采访”。媒体和公众几乎一边倒地站在孙大午一边。知名律师许志永、张星水和朱久虎为孙大午作无罪辩护。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胡星斗就在其个人网站上发表了《拯救中国最优秀民营企业家孙大午的呼吁书》，经济学家茅于轼公开“挺”孙，称孙大午错就错在干了一件“违法”的“好事”，而“过去制定的一些与市场经济原则不相适应的法律法规急待修正或废止”。在孙大午案件宣判的第二天，联想掌舵人柳传志发给孙大午的儿子孙萌一份亲笔签名的传真，对孙大午境遇表示同情和支持。
而在当时，民间便已经传言孙大午被捕并非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因言获罪”。在环球企业家2012年对孙大午的专访里写道，孙大午一向爱好读书、勤于思考，又在部队得到过历练、开阔过眼界，做了企业后，他因为离北京近，常有机会进京参与各种讨论，并结交了秦晖、秋风、于建嵘等知识分子，深受法制人权、宪政民主等思想的熏陶，孙大午逐渐以关注“三农”问题的农民企业家形象，活跃在京城企业和知识圈中。
2003年3月13日，他应邀在北大讲坛做了《十八年感受三农——来自底层的声音》的演讲，在演讲中剖析中国社会弊病，直言“中国农村问题的实质是权力和资本对农民劳动权利的限制和剥夺”。这些演讲文章又流传到了网上，在学术界造成不小影响。
2003年4月，大午集团公司因在其网站上发表了《小康社会的建设及难点》、《悼念李慎之》、《两位民间商人关于中国的时局及历史的对话》三篇文章而受到警方的警告。警方称这些文章“严重损害了国家机关的形象”，并下令整顿网站，停业6个月，罚款15000元。
弟弟孙二午回忆说，那个时候的孙大午，热衷于这些公共话题，甚至连企业经营都常常耽搁。
4.孙大午的政治梦想与独立王国
这场演讲的另一句被人记住的话是：“我想建一个大午城，一座世外桃源，安得淳风化淋雨，遍沐人间共和年。”这是孙大午的终极人生追求，也可以说，他想要将自己几十年来打磨出来的政治理念、社会理想融入到了对大午集团的社区建设中去，幻想打造出一个“人人自食其力，家家丰衣足食，没有贫穷富贵，高低贵贱”的“桃花源”。
传统的儒家思想、当代的法治思想和社会主义共同富裕共同构成了孙大午的精神动力，“大午城”正在成为一个乌托邦式的全能社区，孙大午的企业赚取的大量资金没有投入在扩大生产中，却投入在给当地建立各种公共设施。为了让乡亲们能顺利致富，他开办了免费的农民技校，专门为乡亲们做技术培训；为了让乡亲过上体面的生活，大午集团自己给员工建小区、建市场、公园和度假村；为了让乡亲们能看得起病吃得起药，他还建了大午医院，每月只用1元，职工和村民们就能享受合作医疗。他重视教育，为农民的下一代建了不赚钱的大午中学。他还投资160万元修了一条长达10公里的公路，直通107国道，造福了一方民众。相比之下，孙大午自己作为一个亿万富翁，却依然过着农民般的朴素生活，他没有别墅，没有专车，住在集体宿舍里。生活极其简单，爱吃玉米饼子、大葱蘸酱，在外办事往往在路边小摊填饱肚子了事。不赶名牌也不上娱乐场所。一个月只拿2000元的工资。出差去宁夏，他坐硬座。
“大午集团的最终目的，是要变成一个社会，人们在这里互为成长、互为消费，大午集团每年死掉几个工厂、再新建几个工厂都很正常，但社区的模式要永远存在。”孙大午坚称，大午城的社区模式与之前国有企业的“企业办社会”不是一个概念，大午城完全是一个自主的、野生的民营社区。
2003年的非法集资风波给孙大午和大午集团都带来沉重打击，大午集团当年账面亏损580万，总体经济损失近2000万，企业一时陷入半停滞状态，大量员工及客户资源流失。而历经磨难的孙大午也深感屈辱和缺乏安全感，他交出了执掌大午集团的大权，设计出“私企立宪”制度，大午集团设立董事会、理事会、监事会，三会并立并行、相互制约，董事会成员由职工民主选举产生，董事长、总经理由董事会民主选举产生，俨然是他梦想中“宪政民主”的缩影。
退出管理一线的孙大午，有了大把的时间，开始积极地学习英语、发展自己的文化研究爱好。但可惜的是，像堡垒一般对抗着这个污浊社会的“大午城”最终也无法庇护孙大午，反而成为了对体制的最有力威胁，为他招来无妄之灾。
在2003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便曾为孙大午案撰文，称：“当局一旦发现孙大午这样的农民企业家的不断壮大，特别是孙大午的企业家良知，既鄙视权钱交易，又有敢于直言的勇气，既有经济资源和组织能力，又从争取农民权利角度提出摆脱贫困的思路，从宪政民主的角度呼吁政治改革，将在政治上对现行体制构成巨大挑战，很可能成为新型的农民领袖，所以当局必然要利用模糊的法律进行整治，于是，孙大午及其大午集团就成为“恶法治国”的受害者。”
网络上，署名“老侯”的作者写了一篇文章感叹“做党的孩子，是大午集团的唯一出路，也是所有民企的唯一出路。”
“不出所料，对大午集团的处置是从接管医院和学校开始。这个处置法，充分说明，在当地政府看来，大午集团的问题不是刑事问题，也不是经济问题，是政治问题。大午集团标榜不行贿，就意味着从不与政府私下交集，没有勾兑。而其对社会服务功能的染指，触及政府深层管辖范围。特别是教育、医疗和养老，三驾马车支柱产业，被他办成福利事业，不仅破坏产业政策和产业环境，也有架空基层政府的嫌疑。”
为那次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判决，孙大午曾表示自己多年来都无法释怀：“你想做个干净的人，你就做不成。你想做个好人，你就做不成。你非得把自己染黑，再把自己漂白;或者人家不把你弄脏，你自己得弄脏自己，这样你才能混下去。这是我感到非常悲哀、悲愤的地方。”
孙大午的悲剧并未结束，但时隔17年，社交媒体上那些为他抱不平的文章都转瞬即逝，舆论被逮捕事件激起了些许水花后，再无波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