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钱理群 转载自：爱思想
——–读和凤鸣《经历–我的１９５７年》、杨显惠:《夹边沟记事》
（一）
……把书放下，我不禁颤栗起来：真好像在地狱里走了一遭。
我想起了鲁迅的《写于深夜里》。面对国民党政权将革命者秘密处死的空前的大黑暗，鲁迅这样写道：“我先前读但丁的《神曲》，到《地狱》篇，就惊异于这作者设想的残酷，但到现在，阅历加多，才知道他还是仁厚的了：他还没有想出一个现在已极平常的惨苦到谁也看不见的地狱来”。
记得每读到这里，我都会感到莫名的恐惧。而现在，却突然发现：人们都说他有一双“毒眼”的鲁迅，还是太仁厚了：连他也没有想到，中国还会出现罩着“革命”的神圣之光的地狱，“惨苦”到不仅“看不见”，而且还要强迫“遗忘”。——我因此有大恐惧。
鲁迅《写于深夜里》这篇文章，除了“论暗暗的死”之外，还写了“一个童话”、“又是一个童话”、“一封真实的信”几节，讲一个十八岁的青年（木刻家曹白），因为同情革命，参加了具有左翼倾向的木刻研究会，因为在给朋友的信中，写了一句“世界是一台吃人的筵席”，而被捕入狱，并因此“游历了三处残杀人民的屠场”。《经历》的作者和凤鸣和她的丈夫王景超应该是曹白的同代人，都是向往革命的热血青年，在１９４９年就参加了革命队伍。但到了１９５７年，就是这个他们无限信任，对之表现了无限忠诚的“革命大家庭”，以“革命”的名义，将他们打入了地狱。这是一个更加离奇，更不可思议的“童话”——“童话”这一词也显得过于轻飘，这里充满了层层叠叠的血污，这又是一个新的，更具中国特色的“吃人的筵席”。
我们必须直面这“革命地狱”，看它如何将真正的“革命者”打成“反革命”，看它怎样把真正的“人”变成“非人”。
（一）命名。
这是一个后人无法理解，却令当事人至今仍不寒而栗的细节：“‘右派右派，妖魔鬼怪！’这流行一时的歌曲，常常在街头巷尾、斗争会上由群众高歌，在广播和扩音器里响亮地播放，时不时地撞击撕扯着我们流血的心。曾几何时，我们都成了‘妖魔鬼怪’。在公众场所，在斗争会上，右派分子们还得做屏息凝神静听默思状，以表示自己真是‘妖魔鬼怪’，这个玩笑真是开得太大了。在１９５７年的中国，我们对自己被歌为‘妖魔鬼怪’，只能表示衷心悦服，个中的辛酸痛苦，真是一言难尽”（《经历》，１８——１９页）。
还有这样一个细节：“在反右斗争进行得如火如荼轰轰烈烈热闹红火不亦乐乎之时，有关美术编辑发生奇想，把全报社的右派分子集中在一幅大漫画里，用妖魔鬼怪的诸神形象丑化一番，标出在黑社头子王景超指挥下，群魔乱舞，正在兴高采烈地进行反共大合唱；其中的‘牛头’自然是牛华生了；杜绍宇因为身材短粗平日里大家对他就有‘狗熊’的戏称，在漫画里就变成了一头丑陋的狗熊；杜博智被丑化成挺着大肚子蹦跳着的大青蛙，旁边写上‘蛙将杜博智’。像这等大漫画，当时我只扫了一眼心里就痛楚不已”（《经历》，９２页）。
问题是在共和国的历史大事件中，这样的细节却一再地出现。和凤鸣的回忆中，就提到文革一开始，《人民日报》的那篇题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于是，就有了“牛棚”，有了强迫每一个受害者高唱“我是牛鬼蛇神……”的“嚎歌”……
这是为什么？这样的“命名”有着怎样的历史功能？
最容易想到的，这是对受害者的人身侮辱，不仅是对其“革命者”的资格、身份，更是对其“人”的资格、身份的剥夺，正是要通过这样的命名仪式，使其在舆论眼里，更在其自我心理上“非人化”。我至今还不能忘怀大剧作家曹禺对文革中的心理迷乱的自述：“他们整天逼你念叨着：我是‘反动文人、反动学术权威’，……一直搞得你神志不清，……不但别人相信，甚至你自己也相信，觉得自己是个大坏蛋，不能生存于这个世界，……我也许是疯了，我老岳母剥下的白薯皮，我都吃……”（《曹禺与田本相的谈话，１９８６年１０ 月１８ 日》）。在我看来，“曹禺吃‘剥下的白薯皮’这一细节是特别惊心动魄的；它让人想起了老舍《骆驼祥子》的结尾：祥子‘看着一条瘦得出了棱的狗在白薯挑子旁边等着吃点皮和须子。他明白了，他自己就跟这条狗一样，一天的动作只为检些白薯皮和须子吃，将就活下去就是一切，什么也无须多想了’”（参看拙作：《大小舞台之间–曹禺戏剧新论》）。——“人”就是这样在自我幻觉中变成了“狗”。
而“牛鬼蛇神”的命名，更是所谓“革命狂欢节”中必不可少的“节目”。不但在将迫害无辜的罪行戏谑化的过程中洗涤血污，而且减轻了民众参与时的心理负担，使这样的“反右运动”或“文化大革命”在狂欢气氛中成为全民性的迫害运动。和凤鸣对那幅“革命群众”自发、主动“创作”的漫画“痛楚不已”原因即在于此。
这样的命名法也非这些新式革命家所独创。鲁迅早已指出，“中国究竟是文明最古的地方，也是素重人道的国度，对于人，是一向非常重视的。至于偶有凌辱诛戮，那是因为这些东西并不是人的缘故。皇帝所诛者，‘逆’也，官军所剿者，‘匪’也，刽子手所杀者，‘犯’也，满洲人‘入主中夏’，不久也就染了这样的淳风，雍正皇帝要除掉他的弟兄，就先行御赐改称为‘阿其那’与‘塞思黑’，我不懂满洲话，译不明白，大约是‘猪’和‘狗’罢。黄巢造反，以人为粮，但若说他吃人，是不对的，他所吃的物事，叫作‘两脚羊’”（《准风月谈．“抄靶子”》）。
——我们现在终于明白，命名法的老谱袭用，目的就是要通过将受迫害者非人化，来磨合其口头的“革命人道主义”与实际行为的“反人道”之间的矛盾，使迫害合法化，合道德化。有了这样的遮眼法，就可以心安理得地，甚至天趣盎然地实施各种暴行了！
（二）
在和凤鸣的记忆中，最难以忍受的是，当被宣布为右派，顷刻之间，所有的人都像逃避瘟疫一样，远离而去；“在原来十分熟悉，非常友好的同志们面前，自己忽然成为敌人置于被审判的地位，垂手恭立，接受斗争批判”（《经历》，２１页），这来自朋友、同志，有时更有亲人的陌生的，冷漠的，甚至仇恨的眼光，是真正令人恐惧的。——这正是当年“狂人”的感受：这死鱼般的“白而且硬”的眼睛，“真教我怕，教我纳罕而且伤心”，“从顶上直冷到脚跟”！正像当年以“疯子”的罪名将反叛者逐出社会之外一样，现在又以“右派”的罪名将革命者逐出了。
处在社会隔离中的自我，只能躲避到小家庭里：和凤鸣和他的丈夫就是这样回到家里，“悄悄地述说外面的世界不允许说的话，倾吐冤屈，互诉衷肠”（《经历》，２４页）。读到下面这段文字，人们无法不为之动容：“他用双臂围住了我，悲伤地柔声说：‘他们为什么要斗我的小娇娇啊？为什么？’悲伤使他声音喑哑，我的心颤栗了”（《经历》，２１页）。但应该说，和凤鸣和王景超还是幸运的，因为他们仍心心相印，相依为命；更可怕的是，有的家庭却或因社会压力太大，或因精神的迷乱，竟出现了夫妻之间的不信任，甚至揭发私房话以示“划清界限”，这就最后地堵塞了人赖以躲避外在风浪的精神退路，在历次运动中，很多人就是在这最后的绝望中走向绝路的。因此，我说过，把革命引入家庭，将精神控制伸向床第，强迫或诱使夫妻与骨肉相互划清界限，这是最无人道的，因为它逼迫人越过人之为人的最后底线。
对于和凤鸣与王景超这样的死命相守的夫妻则要强制他们分离。“两个在大灾大难中融合在一起的灵魂又生生被撕扯得鲜血淋漓，各自东西”（《经历》３３页），这更是一种残酷。人们似乎还有一点退路：可以通过通信来慰藉两颗孤寂的灵魂。但这也是“革命”所不允许的。在经过了“万种柔肠焦急等待”以后，和凤鸣终于收到了心上人的来信：“这是一个小小的、揉得皱巴巴的信封，奇怪的是信封开着口，没粘，里面装着一张薄薄的信纸，字写得歪歪斜斜，没有了他的来信中惯常对我的爱称，只是简单地说到他现在新添墩站，已开始劳动，主要是挖水渠，队里管伙食，每月发两三元零花钱。……”和凤鸣“反复读着这封被检查过的来信，想从字里行间捕捉到什么，却什么也捕捉不到，干巴巴的字句，意思明确，连引起联想的可能都没有”。她突然明白：“唯一沟通和抚慰两个受难的灵魂的渠道已被堵死”，“我们在苦难中想要互诉衷肠、沟通心曲已无法做到，这种残忍的剥夺使我心颤不已”（《经历》，６４，６７，６５页）。
于是，人只能回到自我倾诉：王景超正是这样坚持记日记，作为自己最后的精神防线。如今这已成了和凤鸣永远的记忆：“每天晚上，景超还用工整的笔迹写日记，写每天挨斗的情形，写他的委屈，他的痛苦，也写出那可悲的世相”（《经历》，２４页）；到了劳改农场，他也还在写，并且劝难友记，说这些日记会很有意义，不仅是为了现实的精神的坚守，而且也是他的一个梦：总有一天，将这一切写出来，留给后人。可以说，记日记几乎成了王景超们身陷地狱以后，唯一能够证明自己“人”的存在、“思想”的存在，证明自我生命的意义的最后手段。但正如一位远比王景超现实、冷峻的难友所说，这是“在为自己准备绳索”，他也因此遭到了残酷的批斗与训斥：“王景超思想反动，现在还在记日记，你记日记想要干什么，你老实交代！”（《经历》，５０９页）而听了他的劝告也在记日记的难友，更是被同在罹难的右派“无限上纲”：“你记日记想干什么，是不是要给台湾的蒋介石送情报？”（《经历》，１４５页）尽管王景超冒着危险，奇迹般的写下了两本日记，作为生命的最后遗物留给了自己的妻子，但在十年浩劫中，知道在劫难逃的和凤鸣，仍将这些日记连同他写的小说底稿、信件，以及自己“守着孤独和心灵对话所记的日记”，全部付之一炬，所有的文字，都“灰飞烟灭，全部消失”（《经历》，４５０页）。–这也正是发动反右运动与文化大革命的目的：一切作为独立个体存在的思想、生命，连同它的文字表达，都应该“全部消失”。人也终于失去了自我倾诉的权利。
很多人在研究法西斯集中营时，都谈到了单独监禁的可怕：那是将人置于和外界严密隔绝的空间里，杜绝了一切交流的可能，陷入了绝对孤独的状态。著名的奥地利作家茨威格说，人们无法想象，“这种办法是多么恶毒，对人的心理打击是多么致命”；他这样描写一个亲历者所受的精神磨难：“我真是形影相吊，成天孤零零地、一筹莫展地守着我自己的身体，以及四五件不会说话的东西，如桌子、床、窗户、洗脸盆；我就像潜水员一样，置身于寂静无声的漆黑大海里，甚至于模糊地意识到，通向外界的救生缆绳已经扯断，再也不会被人从这无声的深处拉回水面了。……我的身边是一片虚无，一个没有时间、没有空间的虚无之境，处处如此，一直如此。……即使看上去无实无形的思想，也需要一个支撑点，不然它们就开始毫无意义地围着自己转圈子，便是思想也忍受不了这空无一物的虚无之境。……你仍然是独自一人。独自一人。独自一人”（《象棋的故事》）。中国的监狱自然少不了这样的被茨威格称为“阴险”的单独囚禁，但我们也有自己的特色的创造，即精神的隔绝：从表面看，你还是生活在群体之中，甚至是在一个相当拥挤的生存空间里，你和你的管教者，和你的难友朝夕相处，经常有身体的摩擦，但彼此精神上却是绝对隔离的。和凤鸣曾一度被安排在场部财务科协助工作，财务科是一个人来人往的场所，场部的人有事无事都会到这里来转一圈，或者随意闲聊；但所有的人，眼见和凤鸣这样一个“大活人”坐在那里，却都视而不见，没有一个和她打招呼，闲聊时也绝不涉及她，仿佛她并不存在（《经历》，２４６页）。这样的被周围的人绝对孤立与空洞化的境遇，是可怕的，和凤鸣这样描述她内心的感受：“如果我独自一个人待在封闭的古墓里，面对那死去了的世界，我会焦灼不安，着急无望……而在这活人的世界，我自己就是一个大活人，却不能张嘴和他们之中任何人搭上一句半句话，在他们的眼里，我是一个‘异类’。这种压抑，这无言的压迫，是我未尝经历过的，它沉重地压在我的心上，使我感到窒息般的痛苦”（《经历》，２５５页）。与同一处境的难友之间的交流，也无可能；甚至，这样的交流是危险的，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和凤鸣就是因为给一个正在受批判的朋友送了一张小纸条，对方反戈一击，才被横加“订攻守同盟”的罪名而被打成右派，最后家破人亡的。而当她忍受不住被周围的人空洞化的痛苦，极其谨慎地向同屋的女伴作了有限的宣泄时，竟立刻被打了“小报告”，又获得了“不安心改造”的罪名（《经历》，２５６页》）。受害者之间的这类相互伤害，我们在下文还要再作讨论，这里只想强调一点：这与笼罩着整个社会的恐怖气氛是直接相关的，所有的人都感觉到自己处于无所不在的监视网的控制之下，仿佛你不揭发检举，就会被检举揭发，这样的人人自危，极大的毒化了社会风气，很容易越过道德的底线：保护自己成了唯一的欲求，即使因此而伤害了他人，也似乎顾不上了，人与人的关系成了狼与狼的关系。这样，尽管仍处于人群之中，但所有的他者，都成了具有显在或潜在危险的不可交流的对象，这是另一种形态的“空洞”的存在，“你仍然是独自一人。独自一人。独自一人”，这样的人群中的绝对隔绝与绝对孤独感，是真正令人恐惧的。
这是和凤鸣的回忆里，最不忍卒读的一页：当被派去“医院”烧炕时，她看见的是：所有的人“一个个蓬首垢面，面黄肌瘦，目光呆滞。他们立即全都看见了我，但全像没有看见一样，面部无任何表情，没有人同我打招呼。他们相互间也不作任何议论，没有一句话。作为病号，他们没有呻吟声，只是不知是谁，发出了几声沉闷的叹气声。这就是囚犯生活在他们身上形成的一切”（《经历》，３４２页）。——人本是社会的存在，如马克思所说，人是社会关系的产物；而现在却用“革命”的名义，将右派从整个血缘关系、社会关系中隔离出来，成为一无依傍的绝对的孤独的存在，而且被剥夺了情感倾诉、思想交流、言语自由表达的一切对象，一切手段，一切渠道，一切希望与可能，长期的绝望，最后连自身也仿佛失去这样的欲望，这就是我们这里所看到的人的精神、人的生命的虚无化与空洞化，这样的非人化是具有一种内在的残酷性的。
（三）革命紧箍咒
但“革命”似乎还要显示自己的仁慈，宣布要给右派以“出路”，据说这就体现了“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和凤鸣和她的丈夫是曾经对此深信不疑的：“为了摘掉右派的帽子，从困境中走出，重新回到党和人民的怀抱。我们天真地认为，只要具有百折不挠的毅力，靠自己非同寻常的努力，就能达到目的。……我们在虚幻的梦境中游来荡去，沉湎于自己编织的梦境，只是由于我们一无所有……”（《经历》，３２——３３页）。
但这真是右派“通向外界的救生缆索”吗？
血的教训终于使和凤鸣们有了这样的觉醒：所谓“右派帽子”不过是戴在头上的“紧箍咒”，“４００年前的吴承恩让面目仁慈不明善恶的唐僧念动紧箍咒，驱使孙悟空在时不时抱头喊疼中仍忠心耿耿地保唐僧的驾赴西天取经，是因为孙悟空在要命的头疼的折磨中也还有个想头，他想的是保唐僧从西天取经回来，自己才能成正果，取得自由之身……（我）心中却十分凄楚，为什么历史中的神话故事，竟同现实生活如此相似乃尔？这惊人的重复究竟说明了什么？我们扮演孙悟空去西天取经路上的角色，竟是那样地有声有色而更其增添了许多悲壮许多惨烈。唐僧和孙悟空是一对一，而我们是几十万人，况且我们的队伍还在不断膨胀扩充”（《经历》，２０４页）。
这正是我们要讨论的：“革命的紧箍咒”为什么能够对当年的右派发生作用？它又在实际上起了什么作用？
和凤鸣这样写到她拼命改造的心境与动力：“我拼命，是因为我承受着双重的苦难，我的和他的。我拼命，是为了争取早日改变目前的处境，好进一步帮他脱离苦海。然后，我们的俩孩子也才能得救，我们才能跟孩子在一起。可怜的孩子，他们原应该跟别的孩子们一样，有一个无忧无虑欢快活泼的童年，但他们小小年纪长久地连父母的面也见不到，让孩子们也苦熬苦度岁月，这虽也是我尽量不去想的，却又时刻在心上。我痴痴呆呆地，一心只想着改造，改造，拼命，拼命！真是到了可笑而痴迷的地步。而在当时，这一切就是如此真实，沉重酷烈的苦难使我别无选择”（《经历》，１５６页）。
这“别无选择”四个字实在令人心酸。“革命”对这些不驯服的右派的惩罚，最致命之处，不在惩罚落在他们自身——右派中并不乏能够承受苦难的硬汉，而且“一人做事一人担当”本也是做人的一个基本准则；而现在却要把惩罚加之于孩子，特别是和凤鸣、王景超这样夫妻双双被打成右派，孩子更是无家可归，只能由年老病重的父母来承担本属于自己的扶养的责任，而且按当时的血统论的“革命逻辑”，孩子也将和右派父母一样，成为被社会歧视、排斥的对象，葬送了一切前途：这样的惩罚才是真正不堪承受的。特别是因自己而让无辜的孩子受苦，这更会引起无止尽的心灵的自责：“孩子啊，孩子，你们受苦完全是由于我们的过错，在你们面前，我们是真正的罪人，我们罪不可恕”（《经历》，３５页）。亲子血缘之情，这是人的本性，人的底线，也是人的情感中最神圣、最敏感，也最脆弱之处，可以说是人的精神的一个软肋；而现在反右运动的发动者却正是从这里捅刀，挥舞其“革命的惩罚之剑”，再硬的汉子也得屈服，并且承受永远除不去的罪恶感，真正“别无选择”。而对人的基本情感的这种蹂躏与利用，是残酷的。
和凤鸣还留下了这样一个可怕的记忆：一个右派，在极度的饥饿中知道自己的日子已经不多，但他仍担心着妻子和儿女还要继续为自己“背黑锅，遭骂名”，于是，就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写了一首颂歌，表示在即将饿死时，仍然忠于党，忠于毛主席，希望留下一个“正面的形象”，对妻子和孩子们或许会好一些，这几乎是他唯一能为家人做的事了。和凤鸣说：“这看似滑稽、矛盾之极的一幕，却包含了多少凄惨而令人痛断肝肠的内涵”（《经历》，３８７页），使人感到对人的亲情的蹂躏与利用，不仅残酷，借用茨威格的说法，更是“恶毒”与“阴险”的。
说到茨威格，我们又记起了前面讨论过的精神隔离问题。我们已经说过，精神隔离的严重后果，就是对人的自由思考、言说、交流的权利的剥夺，欲望的压制，造成人的虚无化与空洞化；而这样的虚无与空洞，正可以使“革命的绝对权威”趁虚而入。和凤鸣对这些被虚无化、空洞化的右派的精神状态与选择的描述，同样令人心酸：“我们一个个不明不白地因‘反党反社会主义’而获罪，在受苦受难中连做梦都想着如何争取早日回到人民的怀抱，对于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总路线’、‘大跃进’的号召，在内心深处谁也没有想过可以打个问号，绝对地只是响应号召，绝对地只是跟着党走。这样，我们在劳动改造期间又成为‘总路线’、‘大跃进’的热情宣传者。功欤？过欤？背着沉重的十字架，埋头劳动改造的人，是根本不去考虑的。……反右斗争期间对’独立思考’大加挞伐，凡是曾经主张独立思考或有过此等表现的人先后都遭了难。我们当了右派后的处事原则只能是进一步唯命是从，‘但求无过’，谁还有兴致对这些国家大事用自己的脑瓜儿再去思考一番？”（《经历》，１００——１０１页）这里所说的“绝对”响应与“绝对”服从，正是说明，当人陷入停止思考的虚无、空洞状态，就必然通向对专制强权的绝对顺从。这是另一种形态的对人的本性或基本弱点的利用：人是有一种“皈依”的内在欲求的，人对父母、故乡、大地……的迷恋，都是这一欲求的外在表现。而当人处于一种非常状态，如右派所处的这种绝对孤独的，几乎是绝缘（一切联系，一切缘分）的状态，这样的皈依的本能就会以一种畸形的，又是极其强烈的方式表现出来：只要谁显得强大，有权威有权势，以不容置疑的充满自信的语言说话，就听命、依附于谁；而当时的“革命权威”正扮演了这样的角色，“绝对”响应，“绝对”服从，就不可避免。刚刚被“革命权威”打入地狱，就以“空前”的热情，投入到“革命权威”所发动的将给自己与整个民族带来新的灾难的新运动中去：后来者会觉得不可思议的“奇迹”，就这样在二十 世纪五十年代的中国，确确实实地发生了。
这不仅是对人的本性、本能的利用，更有对革命者精神品格与气质的利用。
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像和凤鸣、王景超这样的右派都是真诚的革命者。因此，当突然被自己以生命相许的“革命”打成“反革命”，他们就陷入了极度的困惑之中：一方面，他们相信自己即使烧成灰也不会反对革命；另一方面，他们又绝对难以想象，“革命”会犯根本性的错误，但他们又必须寻找某些说得过去的逻辑，来弥合这二者似乎是不可解的矛盾，勉强说服自己。和凤鸣在她的回忆中，这样谈到他们终于找到的逻辑：“当时无论他和我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这场运动还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怀疑，我们仍崇拜中国共产党，……作为新闻工作者的我们，对于通过新闻渠道传播的整个运动的进展情况都深信不疑，绝对没有想到其中有什么虚假。诸如《人民日报》的报道，中国人民大学讲师葛佩琦，原国民党上将，在鸣放中说，‘群众是要推翻共产党，杀共产党人’，云云，我们绝对相信都是真的。我们想，北京出了‘章罗联盟’，像葛佩琦这样‘反动透顶’的人物都跳了出来，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不反击能行吗？”（《经历》，１７页）。在为“反右运动”找到了合理性以后，自己犯了错误，也就顺理成章：至少是“客观上”帮了“葛佩琦之流”的忙了吧？但他们绝对没有料到，这竟是一个精心炮制的谎言：经过胡耀邦的亲自过问，现在已经查明，葛佩琦是一名老共产党员，受地下党的派遣，打入国民党内部，这才成了“国民党上将”；而１９５７年的鸣放会上，他说的原话是：“现在共产党工作做得好没话说，做得不好，群众就可能打共产党，杀共产党的头，可能推翻它”，但到了《人民日报》的报道中，就变成了“群众是要推翻共产党，杀共产党”，尽管葛佩琦立即去信指出这与事实不符，并声明自己的意思是“在这次整风中，如果党内同志不积极改正缺点，继续争取群众的信任，那不仅可以自趋灭亡，而且发展下去，可以危及党的生存”，但《人民日报》却不加理会，反而变本加厉，连续发表工农兵及各界人士的文章，“痛斥葛佩琦的‘杀共产党’，‘要共产党下台’”（参看戴煌：《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问题是，《人民日报》这样做，是有理论根据的，即所谓“党性高于真实性”，为了“党的全局利益”，只要便于发动群众进行反右斗争，什么样的手段都可以采用，至于葛佩琦本人是否受了冤屈，是否形成了对读者、群众的欺骗，都不在考虑之列。这背后，隐含着两个十分可怕的逻辑，一是“为了达到所谓‘崇高’的目的，可以采取一切卑劣的手段”，一是“为了所谓整体的、全局的利益，个人应作无条件的牺牲”。和凤鸣、王景超和无数天真、善良的革命者、普通百姓，在１９５７年就是这样落入了按上述“革命逻辑”编织的铺天盖地的舆论宣传的骗局中，和凤鸣、王景超这些右派还成了所谓“革命全局”祭坛上的牺牲品。
和凤鸣对当年接受改造的心理的描述、分析，还有一个方面也很值得注意：“由于整个社会舆论的强大作用，我和我的难友们有时也觉得自己灵魂深处有不少污垢，遇到大风大浪未能站稳立场，所以才陷入了右派的泥坑，而劳动人民才是我们学习的榜样。确实也想诚心诚意地通过艰苦的劳动把自己改造成新人，改造成中国共产党所需要的人”（《经历》，８５页）；“阿．托尔斯泰在《苦难的历程》第二部的开篇语，此刻又撞击着我的心。这段话说：‘在清水里泡三次，在血水里浴三次，在碱水里煮三次，我们就会纯净得不能再纯净了。’……我自己已被饥饿折磨得难以支撑，想的还是浸泡、蒸煮本身，让灵魂无比纯净的事。当时我崇拜伟大的作家，一种使自己的灵魂更为纯净的强烈愿望使我仍真诚地相信阿．托尔斯泰的这些话，在这种自我宽慰的梦幻里浮沉，精神上似乎获得了一些宁静”（《经历》，３４３–３４４页）。–这样的心理今天的年轻人恐怕已经很难理解，但这正是那一代革命者或向往革命的青年共同的精神特征：将劳动和劳动人民理想化、圣洁化，知识者天然有罪的民粹主义的信念，将苦难神圣化，在苦难中纯净灵魂，成为“新人”的“圣徒”情结，这里显然存在着俄罗斯文学与文化对这一代人的深刻影响。这样的信念与情结的道德自律的纯洁性，是无可怀疑的；但鲁迅早就警告过，“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忍从‘是有可能导致’对于横逆之来的真正的忍从”的（《且介亭杂文二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事》）。现在，在和凤鸣、王景超这样的右派身上所发生的，正是对自我道德完善的追求，却导致对专制的迫害的忍从的悲剧。从另一面说，那些“在劳动改造中求出路”的说教，就是对这些虔诚而幼稚的革命者的理想追求的蓄意践踏与利用，这是更令人憎恶的。
和凤鸣关于１９５９年国庆十周年给右派“摘帽”的回忆，让人觉得既荒诞又悲凉：消息公布时，人们当作“最大的喜讯”相互转告；接着是“为思虑这次‘摘帽’自己是否有份”而“心慌意乱，坐卧不宁”——正如和凤鸣所说，“我们这些划为阶级敌人已经两年的人，真是活得太可怜了，我们一个个都如堕入黑暗深渊奄奄一息又无法掌握自己命运的人，哪怕明明看见是一根稻草，也要抢先抓到手里争先活命”；在急切等待中终于到来的国庆“盛典”上，却宣布只给两人“摘帽”，而且依然在农场劳动，一切并无变化。同时，又将一位写了一首“祁连山戴帽，劳教人员睡觉；苦难的日子何时了，问谁谁也不知道”的打油诗的年轻右派就地枪毙，以“杀一儆百”（《经历》，２１３——２１８页）：这又是一次精心策划的“仿佛要放开，赶紧又抓住”的猫捉老鼠式的戏弄！
这绝不只是人性的残酷，这更是体制使然，或者说这是维护“革命地狱”的秩序的需要。和凤鸣有这样的痛苦的自省：“地狱里出现的人与人之间的冷漠无情，对自己同类大批死亡的无动于衷，竟于不知不觉间也影响了我，改变了我。……被改造的人只要管住自己就行，其他与‘我’无关的事，不闻不问不管不顾，才是我们的行为准则。我在‘医院’为那些奄奄一息的病号烧炕时，油光满面的‘职工’炊事员’阻拦我为病号代发信件，我不是顺从地拒绝了为他们发信吗，现在让我感到万分羞愧内疚不已的事，当时竟认为理所当然。当时称之为‘改造’的东西，其造成的直接结果是人的异化，人的精神的可耻堕落、改造愈甚，要求愈严，异化愈甚，堕落愈甚”（《经历》，４２３页）。本来，将一群异己者聚集在一起，尽管严加管制，对统治者也有不安全的方面：如果他们由于境遇与利益的相同联合反抗，就将破坏地狱秩序的稳定。而现在却用“改造好了可以摘帽”诱惑，将这些右派分割成单独地为自己“早日摘帽”这一虚幻目标奋斗的个体，形不成共同利益与意志，自然也就无法产生群体的抗争；所形成的却是和凤鸣所说的“只要管住自己就行，其他的与‘我’无关的事，不闻不问不管不顾”的“行为准则”。而当每一个右派对同伴的苦难无动于衷，实际上采取了容忍的态度，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对同伴的迫害：这才是真正可怕的。而且这样的参与，还会表现为主动的相互监督与告密。我们前面的分析中，谈到在劳改农场中普遍存在的右派间相互伤害，是无所不在的恐怖气氛所致；而“摘帽”的“革命紧箍咒”则将这样的相互伤害注入利益的动机：对他人的伤害正是自己“赎罪”的表现，更是“立功受奖”的机会。如上文所说，所谓“摘帽”不过是一个大骗局，但它却成功地在右派中灌输了一个理性的观念：“为了自己活着，有一天能够摘帽，成为自由的公民，就必须不管他人死活，甚至要以他人的罪与死作为自己摘帽的筹码”，正如一位作者所说：“正是理性地保护自己的生存的要求使得人对于他人的毁灭无动于衷，理性让受害者丧失了人性和道德，让他们相互仇恨而不是仇恨迫害者，理性使得他们争着想成为旁观者，把人的生活降到自我保全的生存线上”（于闽梅：《理性之下的杀与被杀——读〈现代性与大屠杀〉，文载《随笔》，２００３年３ 期）。这样，这些受害者（当然不是受害者全体，反抗者仍大有人在）既是被迫地，又是自觉地（出于解脱自己的理性考虑）参与了迫害，成为无所不在的控制网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我们可以说，“革命地狱”的最大特点就在于受害者理性地合作，这样的包括受害者自身在内的全民迫害，是它的“力量”之所在，也是它的罪恶之所在。
（四）人身依附
和凤鸣在谈到“革命的紧箍咒”时，还说了这样一番引人深思的话：“为了摘去那道可恨的‘金箍’，我也得像孙悟空那样，事事顺着唐僧。而我面前的‘唐僧’就多了，包括那个要用绳子捆我来场部的Ｘ场长——后来我才得知他是个副场长，还有杨振英、张振英、王会计，以及来到财务科闲谝的所有的股长们，我都得在他们面前低眉顺眼，显出一副恭顺的样子”。和凤鸣在书中说：“在九十年代的今天，我动手写这段文字的时候，为当时我人格和灵魂的扭曲，还真想大哭一场”（《经历》，２４５页）。
而我们想追问的是，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人格和灵魂的扭曲”？“我面前的‘唐僧’就多了”这一事实意味着什么？
和凤鸣所说的Ｘ副场长，恐怕是她以及农场所有的难友终生难忘的人物。直到今天想起那一幕依然心惊肉跳：他威风凛凛地骑在高大的马上，举起长枪，对着一位对他的无端指责稍作辩解的右派的胸口，用枪探条狠狠地戳刺，殷红的鲜血从衬衣里涔涔渗出……。尽管这位无辜的受害者曾是八路军、志愿军的战士，是当年战场上的英雄，但此时已是一个“被解除了武装的右派”，面对这个“改造他的人”施加的暴虐的伤害，却只能默默忍受，“若略有不恭或说出什么话来，狂怒的Ｘ场长会毫不手软地将他打倒在地，然后再逮捕他，给他判重刑。没有人会为他说话，替他辩护，只要场里出一纸公文，先抓了他再说”（《经历》，２６７——２６９页）。右派们背地里都称他为“魔鬼”，“从春种到秋收，他喜欢巡视于田间地头，腰里别着手枪，或背着长枪，耍够了威风。他决不允许他所管辖的农场里的‘职工’及右派们劳动上有怠慢，对大小的‘长’们发布的各种大小命令有任何违抗”（《经历》３３８页），俨然“山大王”，农场主。
这是具有一种象征意义的；而且说是“山大王”与“农场主”，也绝非形容，而是一个现实。和凤鸣根据她的亲身经验，这样写道：“我深深地感到，经过反右派斗争以后，基层党的书记具有了绝对的权威。得罪了书记，他要给你扣个反党帽子置你于死地，易如反掌”（《经历》，３３６页）。这是一个极其深刻的观察。本来，一党专政的体制就已经赋予党以绝对的权威性；而２０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建立、到六十年代日趋完善的单位制度则最大限度地把每一个中国人都组织到某个单位中，从而对所属单位形成了一个依附关系。而１９５７年的反右运动，不仅把党的绝对权威与绝对权力扩展到前所未有的地步，而且将这样的绝对权威与绝对权力落实到每一个基层党组织的领导，特别是第一把手的身上。不无条件地服从基层党组织的领导，对某个具体领导人有不同意见，就是反对党的领导，就是反社会主义：这就是反右运动的铁的逻辑。和凤鸣、王景超，以及千千万万善良的人们，就是因为对某个单位领导，甚至是某个党员、某个党的积极分子提了意见，而被打成右派的。因此，反右以后所建立起来的一元化领导体制，其最大特点，就是赋予从中央到每一个基层单位的党的各级领导，特别是第一把手，以一种不受法律限制，不受监督的绝对权威与绝对权力。鲁迅当年在批判专制者时曾愤慨地说：“他们的嘴就是法律”（《致曹靖华，１９３５年１０ 月６ 日》），又说有一种罪叫“可恶罪”，即被某一种人认为“可恶”就有“罪”（《而已集．可恶罪》）。而现在，这一切都有了体制的保证：Ｘ场长可以任意给他人定罪，在无论资历、人品、知识、智力……都远在他之上的右派们面前大耍威风，而所有的人都不敢稍示不满，原因就在于他处在领导位置上，他代表党，他有权，而这些受他管辖的下级及右派，和他之间存在着人身依附关系：他是操有生杀之权的“革命农奴主”，右派都是他的农奴。
而“山大王”的统治，是建立在一个层层控制的严密的等级制结构上的：从和凤鸣的描述中，即可看到，在她所在的劳改农场这个单位的范围内，第一把手居于最高位置，党组织和行政其他领导成员处于第二等级，下面各级管教干部处于第三等级，一般职工处在第四等级，“右派小领导”处于第五等级，一般右派则处在最下层。每一个等级的人，对待上一等级，所有的人对待第一把手，都“陪着笑脸”，“小心翼翼地”说话，不敢有半点得罪（《经历》，３３６页）；但对下一等级的人，则又可以施行不同程度的淫威。于是，就有了这样的同样令人震惊的回忆：一个劳改队的队长怎样破口谩骂一个右派，稍有顶撞就扣克口粮，将其打入严管队，最后这位右派只能忍气吞声地低头认罪；而那些“手中有了一点小权的右派小领导”，“对同派难友也拳脚相加。挨了拳脚的难友也只能将愤怒埋在心底，敢怒而不敢言”（《经历》，２６９——２７０页，３０５页）。我们也因此明白，和凤鸣说她面前的“唐僧”太多，所倾诉的正是压在等级结构最底层的弱者的悲哀与痛苦，让她事后如此痛心疾首的“人格和灵魂的扭曲”，责任并不在她自身，这是等级制压迫的结果。
但在整个社会结构中，单位的领导也是处在某一等级上，虽然在本单位范围内，他可以不受制约，但他的上级却有权制服他。于是，Ｘ场长，这位不可一世的“山大王”，也终于遇到了危机：因为出言不慎，触犯了忌讳，而被送到县里接受批斗，但又因为县委书记的赦免，有惊无险地又回来继续当“山大王”，其凶残暴虐却没有半点收敛（《经历》，３３８——３４０页）：因为他的权力完全来自上级，只要以对上级的无限忠诚赢得信任，就可以在下级及底层百姓面前任意逞威，这样的“对上为奴才，对下为主子”的为官之道，是深谙等级体制的奥妙的。于是，天下永是太平，而处在底层的和凤鸣们的弱者的呼号却一再地被遮掩了。
（五）饥饿惩罚
早就有过这样的名言：知识分子如不接受改造，就“不给饭吃”。这不仅是恐吓，更是现实。
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国的大饥荒中，被劳改和劳教的右派自是首当其冲；所谓“夹边沟事件”即是其中的一个典型：夹边沟农场原是犯人劳改农场，１９５７年后半年反右以后，改为右派的劳动教养农场，“收容”有甘肃省各类右派二千四百余人（官方数字），１９６０年９ 月，除了瘦弱不堪者外，又全部迁移到高台县明水乡开荒。１０６０年１２月，因死亡人数太多，经中央干预，而遣返劳教人员，此时，夹边沟农场尚存苟延残喘者仅一千一百人。也就是说，有一半以上的无辜者都“钻沙包”了。——这是当时的俗语：因每天都出现大批死亡，只能用他自己的被子裹住，抛在戈壁深处的荒沙包里。而据官方自己透露，六十年代初，“甘肃因缺粮饿死上百万人”，而当时全省总人口才一千二三百万（《经历》，４０６页）。
这都是血的数字，其背后更是无数血的记忆。
一个右派，因为饥饿，趁麦收时，吃了过量的生麦子，又尽饱喝了些开水，到了夜里，胃肠里的深麦子发酵膨胀，剧烈的疼痛使他在铺上翻滚不已，喊叫了一夜，终于在痛苦的挣扎中死去。
“第二天，割麦前，就在站里的一块空地上，召集全体右派及家属开现场会。死难者隆起大肚皮的尸首就摆在一旁的地上，让参加会的每个人一眼就能瞥见。站上的王智礼队长铁青着脸，大声训斥：‘你们有些人不是叫喊肚子吃不饱吗？右派分子徐ＸＸ吃生麦子胀死了。现在大家都看见了，这种人硬是不服改造，同党顽固对抗，直到自取灭亡。你们都好好把这人看看，你们自己愿意走这条路也行，死就在眼前！’王智礼冷酷无情的训话，重重地敲击在每个难友的心上。他们眼睁睁地看见躺在地上的死难者头发散乱，脸色蜡黄，肚子高高隆起，肚皮泛起青白色，肚皮上的血管因为绷得太紧，甚或已经绷断了，颜色五抹六道的。这副惨状，使他们一个个瞥了一眼之后，便立即转过了头，不忍再看下去。”“（死者的妻子）唐迪凤苦肿了眼睛耸动着肩膀啜泣不已。……她本该号啕大哭，吐尽几年来心中的苦水，倾诉几年来她和丈夫积郁的愤怒和委屈，而她不能。作为右派的遗孀，她连放声大哭的权利都没有，她只能噎着气啜泣不已”（《经历》，２８２——２８３页）。
这里所描述的饥饿与死亡，是可怖的；而这位队长所宣示的“革命逻辑”却更其可怖：明明是因为饥饿而吃了过量的生麦子而暴死，为什么反倒是“自取灭亡”，而且因此背上“同党顽固对抗”的罪名？究竟谁有罪？
这里且不从全国大范围内来讨论六十年代中国的大饥荒、大死亡产生的原因与责任，单就这位暴死者所在的农场而言，导致大规模死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按“劳改系统”的传统习惯即自己定的土政策，每月的口粮都没有发足，要“节约”几斤；因此，尽管死人与日俱增，仓库里却储满了一万多斤的粮食，但上级领导仍三令五申，不准动用这些从犯人口里硬抠出来的粮食，来抢救濒临饿死的人，理由是不能违反“党的粮食政策”，并把是否坚持口粮标准（即不增加本可以增加的粮食供应），提到“政治立场”的吓人高度。一方面是人的生命，另一方面是所谓“党的政策”，当时的领导，几乎是毫不犹豫的选择了后者。宁可死人，也要“模范地执行党的粮食政策”：这就是六十年代的中国的“政治”（《经历》，３３６——３３７页）。在这个“政治”里，人的个体生命，特别是普通人的生命，是没有任何位置的，更何况右派，既已被宣布为敌人，就根本没有生命的价值可言。而且还振振有辞地自有“革命理论”的依据：夹边沟农场迁到高台县明水河不久，即大量死人，汇报到地委，地委书记的回答是：“搞社会主义死几个人就尻子松了吗？”（《经历》，３９１页）。不可小看这句话，这里暗含着一套严密的“革命逻辑”：搞社会主义，也是搞革命，总是要死人的；因此，为了社会主义的整体利益的需要，个人，包括个人的生命，应该作出无条件的牺牲；而党的政策正是这样的社会主义整体利益的具体体现；因此，党的政策是高于个人生命的，当二者发生矛盾，个人生命应无条件地服从党的政策；因此，即使死了人，我们也应该坚持党的政策，因为这就是搞社会主义的需要。——这一套“革命逻辑”看起来很玄妙，不加思考，就很容易被绕了进去，事实上，它曾经长时期地迷惑过许多的中国人，也包括许多本应该最具独立思考能力的知识分子。要破这样的精神迷魂阵，除了指出其逻辑上的狡辩术之外，最主要的方法，是看这套“革命逻辑”在现实生活中实际所起的作用。就以和凤鸣所在的农场而言，按照这样的“革命逻辑”，当时处于极度饥饿状态的右派，只能有一个选择，就是遵守党的粮食政策，老老实实地吃规定的定量，无论饿到什么程度，都绝不设法去增加自己的进食，如果因此而饿死，也是对党的社会主义事业的“贡献”。现在这位暴死的右派，不能心甘情愿地忍受饥饿，却要趁收割之机，偷吃生麦子，自己活活撑死不说，还造成了不好的影响，这就自然是“自取灭亡”，“与党顽固对抗”了。因此，这位队长的训斥，看起来凶狠，粗暴，不近情理，却是以无耻的坦率道破了玄妙的“革命逻辑”的实质：这样的完全抹煞个体生命价值的整体性思维与逻辑，是诱人落入愚忠的陷阱，逼人活活送死的逻辑，这是暴殄生命的吃人者的逻辑，用鲁迅的话来说，这是“黑暗的装饰，是人肉酱缸上的金盖，是鬼脸上的雪花膏”（《准风月谈．夜颂》），是应该将其送回到地狱里去的。
问题还在于，这是一种蓄意的欺骗，是鼓吹者自己也不准备实行的，或者说，他们实际奉行的是另一种逻辑。就拿和凤鸣所在的农场领导来说，他们忠实地、模范地执行党的粮食政策，拒不用仓库的粮食抢救濒死者的生命，也并非出于所谓“党性”，而完全是为了保住自己的“乌沙帽”，因为按当时的体制，因饥饿而死人，他们可以不负责任，如违反上级“不改粮食定量”的死命令，那就得罪了上级，犯了“政治错误”，在顷刻之间，就会失去了现在所拥有的一切。这里实际起作用的还是“保官，保命”的逻辑。他们一面严令禁止“小偷小摸”，宣称这是“阶级斗争在粮食问题上的尖锐表现”，一面却“大摇大摆地走进机磨坊，明目张胆地把农场的面粉装进面袋里拿走”（《经历》，３６６页，３４０页），可见“为党和社会主义的整体利益，忍饥挨饿，牺牲生命”之类，是针对被统治者的，他们自己并不相信，而且是不受其制约的。
但他们却懂得如何利用饥饿：居然在死尸面前举行“现场会”，居然以如此悲惨的饥饿导致的死亡来威胁活着的人：如不驯服，“死就在眼前！”——这都不可思议，难以想象，却是曾经发生过的事实；以饥饿与死亡作为维护统治的手段，这实在令人发指。
和凤鸣的这本《经历——我的１９５７年》与杨显惠的《夹边沟记事》，最震撼人心的文字，是他们关于饥饿与死亡对人的肉体与精神的摧残的真实描述。
和凤鸣至今也不能忘记那件“小事”：一个管教干部不许一劳教人员吃午饭，说他拉肚子，不能吃菜团子，饥饿的劳教人员立即哭了起来。和凤鸣却因此受到了心灵的颤栗，几乎流下泪来：在她看来，一个成年人因为不许吃苜蓿菜团子而哀哀哭泣，这是惨无人道的（《经历》，２８８——２８９页）。——这样的“几乎无事的悲剧”在那个年头几乎是每天都在发生，人们已经见惯不怪了。
杨显惠也讲了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个年轻的右派被派去拉洋芋种子，因此得以饱餐一顿，却不想吃得太多而上吐下泻，队上派一个五十多岁的，原来是省建工局的工程师的老右派来照顾他。第二天他从昏睡中醒来，却意外地发现，那位老工程师在从他的排泄物里，拣着小小的像指头蛋蛋大的洋芋疙瘩往嘴里塞……，在震惊之下，他连踢二三脚将这些粘稠物踢飞，而这位老工程师却作出了异乎寻常的激烈反应——
”他的嗓子里发出了一声撕心裂肺的尖厉的啸叫声：啊——
随着这声尖叫，他以从来没有过的矫健动作一跃而起向我扑来。
……那一声惨叫，是我从来没有听到过的，我的心灵震颤了一下。……我没有想到那么老实、善良的老人会像头狮子一样发怒，扑人。……他冲到我跟前……剧烈地摇晃着我的两只胳膊说：
小高呀，我把你当作亲兄弟，我以为你是好人，每想到你竟这么坏！……小高啊，你太可恶了……
我说，老牛，那东西能吃吗？
他严厉地大声说：怎么不能吃，那东西怎么就不能吃！
我说，不能吃，那东西就是不能吃！
……我们争执了几句，我突然心里一阵悲哀：一个文质彬彬的上了年纪的令人尊敬的老工程师，竟然吃起别人的呕吐物和排泄物，人怎么能这样作践自己呀。同时，我也感到委屈：我是为了维护他的尊严，可他竟然认为我是个坏人，夺去了他的口中食……我眼睛里涌出泪水来了，我哽咽着说，老牛呀，我们不要吵了。你是大学生，是知识分子，你懂，你心里非常清楚，那东西能吃不能吃……
听我这么说，他怔住了，慢慢松开了双手，但他又猛地把我抱在怀里，哇哇地哭了起来：小高呀，小高呀，我的小高呀，哇哇哇……
……我不由自主地大哭起来：老牛，老牛，你不要哭……啊啊啊……”（《夹边沟记事．饱食一顿》，７４——７５页）
这是不能不放声一哭的：为人的尊严的丧失，为人的被迫作践自己。这本就是设置“革命地狱”的目的，饥饿帮助加速了这一过程，或者说，饥饿以一种赤裸裸的形态将一切美丽的装饰物也剥落干净，就露出了背后的真相。当在精神上被剥夺了一切，在物质（生理）上也被逼到绝境，这双重的彻底剥夺，就使人只能按求生的本能行事，这是人的彻底的“动物化”，一切人世间不可想象的事，在这里都会发生：几个犯人奉命将一个死去的右派拉去埋葬，突然发现他还活着，却不将他拉回去，仍草草埋葬了事；原因却简单得令人恐怖：农场规定，埋一个死人给两个馍，如把活人再拉回去，就得不到这两个馍。为了两个可以救自己命的馍，就本能地将未咽气的同类留在荒野里（《经历》，４５４页）。“人食人”的现象就这样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但人们仍感到震惊：端来一大盆血淋淋的死人的心肝的，竟是一位文学的爱好者，平时总在读小说，还颇有学者风度。后来他自己也为这样的癫狂行为吓坏了，两天后就在恐惧中死去（《经历》，３９１——３９２页）。
这就是革命地狱的改造功能：使人不成为人，使人异化为非人——这异化的背后，满溢着淋漓的鲜血！
然而，人还是人——地狱里仍然有歌声。
……放下书，这歌声还响彻在耳边–
草原大无边，
路途遥又远，
有个马车夫，
将死在路边。
爱情我带走，
请她莫伤怀，
找个知心人，
结婚永相爱。
这首俄罗斯民歌，在和凤鸣的书中一再出现：一次是在她思念远方受难的亲人时，一次是她终于失去了亲人后的木然的痛苦中（《经历》，１８２——１８３页，４１５——４１６页）。而在我的感觉里，这首歌的爱的执著与悲凉的旋律，一直流泻在她的带血的记忆与叙述中，构成了对前述非人的境遇，惊人的黑暗的抗衡力量，这正是大江健山郎所说的“人类的暗部”里的“光明”。
我正是从下面这些细节里，感到了挡不住的人间暖意–
“一中队全队６０ 人，……在我来之前纯属男性王国。当我第一次出现在全队人面前时，我的第一感觉是大家全都亲切地注目看着我，眼睛里漾着笑意，嘴角挂着笑，有些人干脆张开了笑口。大家似乎很高兴我的到来。我笑眯眯地站在旁边，用微笑向大家致意”（《经历》，１７９——１８０页）。
一次来到了开荒队的难友的住处，“令人惊异的是他们的住房都非常整洁，地扫得干干净净，通铺收拾得整整齐齐，只是有些人大约是怕弄脏床铺，把褥子一古脑儿地卷起在叠起的被子上，空下来的地方只铺着灰色的棉毯或报纸，躺下或坐着休息不会弄脏衣服”（《经历》，８６页）。
在艰难地挖窑洞、修地窝子时，“有的人在地窝子的土壁上挖了整整齐齐的壁龛，以便把日常用的碗盆洗漱用具之类摆得整齐有序些。有的人别出心裁在土壁上挖了小小的凹进去的圆形土台，恰足以放进一个用墨水瓶制作的小煤油灯。还有的人在土壁上挖了长长的月牙形的龛，下面的土台上放些零星的日用品。……他们还想在这艰苦的环境里，把生活装点得好一点”（《经历》，２９２页）。
还有，《夹边沟记事》里的那个在劳教农场出生的“夹农”，成了“大家的孩子”，每个人抱着他，就像抱着自己留在母亲那儿的孩子一样，止不住流泪。像是“一道阳光射进我们冰冷的房子，照亮了我们的心，温暖了我们孤寂痛苦的灵魂”（《夹边沟记事．夹农》，５１页）。
正像和凤鸣自己所说：“人的生命意识竟是如此强大，强大到只要活着就行，只要活着有个既定目标就行。我就这样活着，我身边的难友大都也这样活着”（《经历》，２０１——２０１页）。只要人活着，生活就要照样进行；有生活，就会有爱，有美的追求，有歌声，也有笑，那怕是带泪的笑。这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有一种无声而坚韧的生命力量，是能够穿透地狱的厚壁的阳光，任何邪恶的势力，无论看起来多么强大，也不能消灭它，在绵绵无尽的较量中，它是最后的胜利者。
这里最伟大的，是爱的力量，即使是在最后的绝望中，它也要显示出来。我读和凤鸣的回忆，正是在这一处忍不住流下了眼泪：又一个病人死了！“我”默默地从病房走出来，突然“听到有人喊了我一声：‘和同志！’我吃了一惊，……循声望去，喊我的是一个三十几岁、面容苍白消瘦的病号。他不同于旁人，穿着几乎全新的深蓝色咔叽布中山服，显得比别人整洁，整洁得多，说普通话，从眉宇间透出几分儒雅。他头顶后墙脚朝炕外面睡着，见我已听到他的喊声，又冲口说：‘和同志，保重，保重啊！’……我不知他的姓名，也不知他是何许人，什么案犯，但我得回答他，便说：‘你也保重，咱们都保重！’……人啊，人，人对自己的同类并不都是冷酷无情、干戈相加的。在这生存危机正在威胁着每个人的地方，爱，依然在人与人之间生发，即使一个身陷困境绝望已极的病号，也在试图温暖一颗被认为是弱者的心，在急切地关照一个存在着生存危机的女人。”（《经历》，３５８——３５９页）。
这里，对女人的关爱，是特别感人的。在和凤鸣关于革命的地狱的回忆里，“女人”是处于一个特殊的地位的，这恐怕不仅因为和凤鸣本人的女性身份。这本书的读者大概都很难忘记，当她听到男难友说起“现在我们嘛，一个个都成了童男子，真正的童男子”以后，所引发的一番感慨：“男子汉都在思念妻子，思念儿女，对‘童男子’的生活发出了怨声，可见思念之苦也在折磨着这里的每一个男子汉。……生离死别，天各一方，这种对数十万右派分子感情和心灵上的挞伐，往往比政治上的沉重打击更难适应更为撕心裂肺。因为政治上的沉重打击……经过岁月的流逝，会逐渐习惯性地承受下来。哪怕是麻木不仁，也会逐渐地习惯下来。但是夫妻情，亲子爱，对于身处逆境的难友们来说，却是须臾隔离不得的，快刀可以斩乱麻，同家人的缕缕情爱之丝，愈是相距千里之遥，愈是时日不断延续，其韧性与强烈只能与日俱增，谁也无法将其淡化扯断。男子汉们每个人的心都在流血呢！”（《经历》，１９２页）。但也正是这样的对女性——妻子、母亲与儿女的思念与爱，成为被剥夺了一切以后，唯一夺不走的东西，成为这些一无所有的受难者保持人性的自觉的最后的支撑，成为他们与非人化的罪恶相对抗的最强有力的精神力量。可以说，有女性存在，哪怕是思念、梦幻中的女性存在，这些男子汉就不会被革命地狱所压垮。我理解，那位难友要在自己生命濒危的时刻，把他最后的鼓励、祝福给予一位并不相识的女性，原因就在于此。这真是地狱里的生命的最强音。
何况还有和凤鸣这样的现实的女性，和他们一起在地狱里熬煎，抗争。记得曾有朋友感叹中国没有“追随丈夫流放到西伯利亚去的妇女”（摩罗：《巨人何以成为巨人》）；但我读和凤鸣的回忆，特别是《地狱之行》那一章，读杨显惠的《上海女人》，却默默地对自己说：哦，我们有，我们中国有这样的女人！写到这里，我的耳旁突然响起撕心裂肺的一声呼喊：“我还是一个女人！天哪，天哪！”这是在那个月夜，和凤鸣向着“深邃寥廓的夜空”从心底发出的泣血的悲鸣（《经历》，２０１页）。世上有谁知道，有谁想过，中国的女人，中国的右派的妻子，中国的无辜孩子的母亲，中国的女右派，背着怎样的重负，活得有多么的艰难？而她们又是以怎样的力量，承受着“由四面八方包围而来”的“无尽”的重压，挺住了一切！（《经历》，２００页）请看看这位“上海的女人”，她风尘仆仆数千里奔夫而来，丈夫却“没了”。她哭，泪水喷涌；她要见丈夫的尸身，但丈夫尸身上的肉已被饥饿的难友切割吃完了，人们不忍心带她去看，她坐着，不吃不喝，一夜，又一夜；第三天早晨，她移动着树叶般飘浮的身子，自己去找，直到深夜；第四天黎明，她终于见到了自己的丈夫：“整个身体像是剥去了树皮的树干”，没有一点肉，“皮肤黑乎乎的，如同被烟火熏过的牛皮纸贴在骨头架子上”，她扑上去，却没有声息，从嗓子里发出奇怪的吱吱吱的响声，很费力地转化为一声凄厉的哭喊；哭了半个多小时，她站起来，宣布要将丈夫的尸身火化，“带回上海去”；她抹下绿色的缎子头巾，将骨头一根不剩地全部包起来，又用毛衣、毯子裹成大背包，压在瘦小的肩膀上，徒步走向车站，戈壁滩刮着凛冽的寒风，她的身影渐渐消失在茫茫沙漠里，却永远定格在每一个善良的人们的心上，扣问着我们的良知（《夹边沟记事．上海的女人》）。沙漠里就有了一条通往地狱的“寡妇之路”。两个月以后，和凤鸣又开始了她的“地狱之行”：“啊，我来了。我从茫茫雪原中走来，从漆黑的夜幕下走来，从漫长死寂孤另另的小路上走来，从苦难重重的另一处走来。我疾步如飞地走向你。我的亲人，你如今在哪里？啊，亲人，我哭你喊你寻觅你，你可听见我肝肠寸断的呼唤？你究竟在哪里？你失去的我尚拥有，可它的价值和意义又在哪里？你还在等我吗？我的亲人！”但寡妇的悲哭，却没有引起任何反响，周围的人“无动于衷，一声不吭。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对我说一句劝慰的话，也没有一个人对我的亲人的故世做任何说明性的介绍。我的亲人只不过是死了，饿死了，仅此而已。我坐在一个条凳上哭。他们沉默了一阵以后，继续做他们的事，说他们的话，也听我哭。痛哭的我仿佛同他们毫无干系。我也未向他们做任何发问，我敢向他们问明一切，让他们说个清楚吗？我不敢。”（《经历》，４１２——４１３页）。人的死亡因司空见惯而被冷漠待之，人的死因更是讳莫如深，这近乎麻木的沉默，正是六十年代中国政治生活最典型的表征。和凤鸣说，这“冰冷”了她“悲伤的心”（《经历》，４１５页），因此，她真正放声一哭，却要等到三十年后，１９９１年８ 月她再次来到这里时，“几十年来，为活活饿死的亲人痛哭，会认为是跟党记仇而不被允许，为极右分子的丈夫死去的痛哭，更被认为是严重的阶级立场的问题，会影响到我的生存，孩子们的生存。悲痛有罪！生离死别的痛楚，我一直苦苦地压抑着强忍着。在自己家人面前，我还要忍耐还要沉默地咽下这一切吗？不要阻止我的恸哭，不要阻止！”（《经历》，４６７——４６８页）。“不要阻止我的恸哭”，这一声呼号是惊心动魄的；在我看来，天下罪恶之大，莫过于禁止女人为自己蒙冤饿死的丈夫而哭泣。尽管本文中，一再使用“残酷”、“恐惧”这样的词语，——这是我读和凤鸣、杨显惠的著作最基本的感受，也是包括我自己在内的那几代人最基本的生命体验；现在，我仍然忍不住要说，宣布“悲痛有罪”，连哭泣的权利也要剥夺，因为表示一点对亲人惨死的哀痛，就要危及自己的，以及孩子的生存，这都是把人性的残酷发挥到了极致，是真正令人恐惧的。但同时，这也正是一种极度虚弱的表现，反过来证明了中国女人的力量，她们的痛哭也会动摇革命地狱的根基，那“孟姜女哭倒长城”的传说与寓言，使一切新老地狱的统治者永远不得安宁！
丈夫死了，妻子却活着。——我总觉得女人的生命力比男人更为坚韧。于是，中国的女人又有了“幸存者”的责任。和凤鸣的回忆中，多次使用“幸存者”这个词（《经历》，４２４页，４５８页，４８４页，４８８页，５２４页），她是深知“幸存者”这三个字的份量与责任的：牺牲者的生命及未及实现的生命理想，已经延伸到她的生命之中。但她更知道，不是所有的幸存者都能听见并记住牺牲者和他们的亲人的“地狱里的哭声”的（《经历》，４２４——４２５页），他们在自以为的“天堂”里活得如此的自在，已经觉得如果现在还要哭泣，就会破坏了他们的好心情，成为新的罪孽了。也正因为有了这些健忘者，强迫遗忘者，和凤鸣这样的不肯、也不敢忘却的幸存者，就更感到了一种生命的重压。尽管丈夫的离去，“没能扶我一把”，她生活得十分的艰难，多少次发出“我好苦、好累哟”的呻吟（《经历》４６３页），尽管她甚至感到多年来的挣扎，“重新铸造”了自己的性格，早已是“铁石心肠”，很少动感情，很少流泪了（《经历》，４６５页），但她却永远不能把丈夫从她的生命中除去。她的景超留下了三样东西：“两套叠得平平整整的深灰色卡其布中山服，还有两件漂亮的带条的府绸衬衣”——他至死也期待着有一天“穿得体体面面，人模人样地重新出现在人们面前”（《经历》，４４９页）；两本用他所特有的工整的笔迹写成的厚厚的日记——这是他生命的挣扎的忠实记录；还有他的对朋友，也是对妻子的最后嘱咐：“我出不去了”，“你是生活的强者，你一定能出去。你出去后，一定要写一本书，把这里的一切都统统写出来”，不仅“要写我们的苦难”，还要写我们的“爱情”（《经历》，５１４页）。——这几乎是一个无法拒绝的生命的，也是历史的命令。在“生死两茫茫”中，和凤鸣一刻也没有忘记，她的丈夫，所有的死难者，“在冥冥之中的召唤”。整整十年，三千六百多个日日夜夜，她被梦魇般的记忆驱赶着，不停地写，“清泪如注，笔尖上流着滴滴鲜血”。她说，她要“把这一切如实的描述奉献给读者，是为了以我特殊的经历，让读者对这段沉重的历史有个较为深刻真切的感受。警示后人，使这样的历史永远不再重演，是我的最大愿望”（《经历》，５１８页）。
现在，这本血写的书，就放在我们面前。这位伟大的中国女人，用她那双黑色的眼睛凝视着我们每一个人，她的后面站着无数在那场民族灾难中倒下的受害者和挺过来的幸存者。我们再也不能回避，如果我们尚存良知和勇气；我们再也不能遗忘，如果我们还有信念与追求。我们必须和他们——死者和生者一起直面这沉重的历史，并思考一切，作出我们自己的结论。
２００３年５ 月２９日——６ 月４ 日
来源：爱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