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原 转载自：微信公众号 原文链接
多年以后，我会想起那个肃杀的残冬，草木伏霜，残阳滴血，逃亡路上的每一棵树木，都像是扛着长枪的行刑队。
好久没写公号了。前几天有读者质问我：年过六旬的方方即将写下她的第60篇封城日记，不知原叔搂着老婆孩子过得可好。这话击中了我。首先，我过得不好，时常失眠，在悲伤的梦境中醒来，其次，我并未忘记一个写作者的良心，不会在这场巨大的灾难面前装瞎。
2020年1月20日，阴雨，我临近中午才起床。本来这天我们是预备驾车从长沙回南宁的，但兔妈前一晚在单位的年会上喝高了，而我在10多个小时的车程中是需要她替换开车的，所以我说推迟一天才回吧。
因为醉酒而耽误行程并不是第一次。前几年有位朋友从加州回南宁，我们就着猪大肠喝XO，大醉，翌日我醒来准备按计划开车回长沙，发现已是下午。
但20号那天兔妈说她还行，我确认她不会在车上像害喜一样乱吐，遂开车南归。半路上我在服务区倒车时发现，左右停着的车，都是鄂A车牌。
我或许算是最早注意到武汉疫情的人之一，大概是去年12月初，第一条肺炎新闻发布之后，我几乎每次看到武汉这类的新闻必转，而且都在质疑。
我和一位前同事，时常在微信上交流对武汉疫情的观点。我们不是先知，但都经历过非典劫难的广州岁月，我和他对这类的消息都有本能的敏感。
正是1月20号那天，跑在高速路上的我在微信里看到，北京已经对武汉疫情作出了批示。我松了口气，心想，这个盖子终于揭开了。
那天深夜，我们在暴雨如注中回到南宁，在大排档吃了老友粉和田螺。没想到的是，从那夜到现在，我们再也没在外面的馆子吃过哪怕一碗粉。世道骤变。
回到南宁的翌日，我去药店买口罩，得知全被抢购光了。
我当时的脸色，绿得像初春的禾苗。
有一天，我走了几公里，到所有的药店去问，都说没有。我两手空空，疲惫地在南湖边的石椅上发呆了很久。最懊悔的是，我最早注意到了疫情，也从海外公布的数据中研判出武汉已经处于爆发期，我不瞎也不盲，甚至后来还有老同事说我是朋友圈里最早的吹哨人，可是，我怎么居然忘了应该囤点口罩？
我悔得肠子都青了。但我是真没想到武汉会严重到这个地步、物资会匮乏到这个地步。总以为自己是快手，可以眼看形势不对时再准备物资，其实你在10多亿人当中，哪能抢到什么？
母亲重感冒了，声音喑哑得说不出话，她担心自己染上了病，坚持不出席我们和姑姑家几年来例行的年夜饭，所幸后来证明是虚惊一场。几十年来，我第一次不和自己的亲娘一起吃除夕的团圆饭。大年三十下午，我和姑父在厨房里忙活，他是广西一家最著名的医院里的专家，我们边做菜边聊这次疫情，他淡淡地说：这种传染病，对搞医学的人来说是家常便饭，反正都逃不掉，只有他们上。
在南宁时听说，我表妹的同学援鄂，我老友的妹夫援鄂。古时是湖广填四川，如今是全国填湖广。
我活了40多岁，这是最忧伤的一个春节。
两个娃儿根本就不出门，他们惟一的娱乐，就是跟我上顶楼放冲天炮。城里是禁烟花的，我们也许是全南宁惟一放炮的人。在无边的黑暗里，在死寂的城市里，在望不见的冠状病毒里，我带着两个长沙崽，在南宁的夜空里放着湖南产的焰火，假装无忧无虑，假装国泰民安。我抱着三岁的流氓猴一次次点烟火，他拍着肉乎乎的小手欢呼，丝毫不知人世的悲哀。
新闻里的病例人数每天都在猛涨。据说武汉上空的二氧化硫浓度也在上涨。我每天都去药店，站在门口远远地问一声“有口罩卖吗”，平素低眉顺眼做促销的店员把头仰起来，傲慢而嫌恶地说：没有。
8岁的流氓兔和3岁的流氓猴每天趴着阳台栏杆贪婪地看楼下的滑滑梯，但我不让他们下去玩。我每天深夜都在看来自武汉的各种消息，有一晚，我看到李文亮医生去世的消息，忽然鼻酸，眼睛湿了。他并不是大英雄，他只是低声而急促地向自己的亲友们吹着哨，提示一下风险，可是，这世间容不下他这点卑微的良心。
一个小人物窃窃私语说几句真话，会被单位领导痛斥，会被派出所训诫。如今成千上万的人在李文亮那哭墙般的微博下每天留言，他们哭的何尝只是一个早殇的医生，他们哭的分明是这现世。
我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学过一篇课文，叫《猎人海力布》。海力布得到一块宝石，令他能听懂鸟语，但他不能泄露秘密，否则就会变成石头。有一天他听鸟儿迁徙时说即将山崩，于是赶紧劝村民逃难，村民不信，他被迫说出了秘密，自己变成了石头。
瞒骗者侯，死谏者诛。
除夕那天，我手机里收到了一篇文章，题目是湖北的一名记者呼吁立即换帅，当时我正翻飞着菜刀在做白切鸡柠檬鸭香辣虾，没空看。闲下来时去看，已删，我都不知道文章说的啥。后来才知道作者是我多年前的熟人张欧亚，他因为这篇文章而被封口面壁。
你如果公开呼吁撤掉你所在城市的一把手，会有什么后果？不知道，反正你家的水表会接受轮番的检查。所以，张欧亚很生猛。他和我是同一代的体育记者，那代足记中出了许多胆儿巨肥的人，出了许多有勇气的良心写作者，因为骂足协、骂国足成为习惯，所以，他们觉得天底下没什么是不能骂的，就算，你是那谁，川普。
乌云压城，但我们终究决定回长沙。虽然长沙距离武汉仅300公里，很凶险，但兔妈要复工，流氓兔随时准备开学，还是得走。家人反复叮咛：如果长沙大爆发，就赶紧逃回广西。我苦笑着想，倘若那天到来，我们这湘A的车早就在湘桂边界被广西赤卫队拦住了，哪还能回来。
在暴雨中一路向北，路面死寂。除了加油，我们连服务区都不敢进。入夜时，经过衡山，沿途的村庄燃起清冷的焰火，我想起这是元宵之夜，整个春节都过完了，我才第一次感觉到年味。
然后，我带着娃儿，在长沙家里延续着漫长的自我幽禁。我迄今没见任何一个朋友，没赴任何一个饭局，出小区的次数不超过5次。趁着不用见人的这个机会，我甚至完成了一个多年的心愿：剃了个光头。活了46年，我终于第一次看到自己光头的模样。
但模样佛系了，内心却无法佛系。每天深夜在微信上看到无数的消息，我心如刀割，愤懑而无力。
武汉发生了什么？武汉人自己并不愿说。除夕那天，家里给武汉的一位9旬亲戚打了电话，她什么都不愿说，不愿提，想是有无限惨痛。我朋友圈里的武汉朋友，从不诉说自己的遭遇，从不哭惨，甚至很少发朋友圈。而我从潮水般的信息中，知道他们的困厄和绝境，但他们就是这么硬气，不需要任何怜悯和同情。换了别的城市遭受这种天塌大灾，市民早就崩溃了。
在网上听到一首不知名字的歌，特别喜欢。听了几十次。一位我很喜欢的女演员，用独特的唱腔演绎了刻骨的凄凉。像素衣的女吊飘荡在旷野的坟场，咿咿呀呀地泣诉着百年家国。每一次听，都五雷轰顶。
特别喜欢里边的词，她写的歌词，连许多著名的词人都写不出来——
那年的呱呱坠地啊
那年的老无所依
那年的满心愤恨
那年的生死转机
那年的的万人空巷啊
那年的小心喘息
那年的铁栏罩住傲慢人
那年的生灵哭晚清
一遍遍的悲从心来。
这次大灾能让我们记住什么？
我们会记住颟顸冷血的官僚和专家，他们在疫情已经爆发时办万人宴，他们告诉大家疫情可防可控人不传人，他们训诫吹哨的8个医生，他们假手红会打压报复同济协和中心医院让医护人员连口罩都领不到，他们把山东无偿捐助的蔬菜卖到了超市，他们用垃圾车和灵车给隔离的市民送生活物质，即使在灾后，他们公布的数据依然被公众一次次地质疑。
我们会记得在这个冬天死去的人。有个重症患者，治愈后出院，才知道家人全都已经去世，他不愿活了，吊死在高楼顶上。我看过视频，他悬在空中，像一棵轻飘飘的芦苇。昨天武汉市民排着长队领骨灰盒，而他们并不是最悲惨的，最惨的是，那些无人领取的骨灰盒，这意味着整个家庭的覆灭。绝户，灭门，这些久违的词语，一次次在我们眼前浮起。
我们会记住那些孤儿。一个七八岁的男童在社区工作人员指引下茫然地独自去领父母的骨灰，一个襁褓中的湖北男婴被无力糊口自身难保的父母遗弃在汕头一家医院里，而32个0到17岁的孩子被集中安置在一个隔离点，他们的所有直系监护人——包括父辈和祖辈，全都去世，他们也许还不会说话，就已永远喊不出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这些词，他们今生只能提着小小的灯笼行走在长夜般的人世，无人理会，无人怜爱。
我们会记住出生入死的医护人员，战战兢兢吹哨的李文亮医生，“早知道这样，老子到处去说”的艾芬医生，千里援鄂却在曙光前夕在荆州被醉汉驾车撞死的王烁医生，以及，来自南宁横县贫困家庭的援鄂护士梁小霞，据说突然昏厥的她还在死亡线边缘，祈祷奇迹出现，祈祷她还能回到北回归线以南，重新见到邕江上的霞光。
我们会记住方方，以及和她一样努力为苍生发声的人，硬骨头的武汉人，硬骨头的中国人，从未死绝。我很清楚方方为这60篇日记所付出的代价，远不止于花甲之年的她每天用皲裂的手指忍着疼痛敲打键盘，她承受的还有无数的攻击和打压，谢谢这位大姐，谢谢不断封号不断转载她日记的湘妹子“二湘”，谢谢隐忍但始终不屈的武汉人民，我们都知道你们身处这场旷世之灾，有多么绝望，有多么悲痛，死神压顶，弹尽粮绝，这不仅仅是武汉之殇，这是国殇，甚至世界之殇。
我们还会记得那些攻击方方的蝇营狗苟之辈。其中一个出语恶毒的专栏写手，这两天被骂上了热搜，自己还恬不知耻沾沾自喜，这厮去年污蔑港人是纳粹，如今攻击方方之后，竟然还说君主比民主好。1912之后，这一百多年来，除了杨度等少数几个三姓家奴，貌似没人敢说这种封建复辟的话了吧。10多年前，我的专栏和此人经常同时出现在不同的报刊里，如今，我感到深深的耻辱，怎么就和这种叼屎盆子的人为伍了呢。鼓浪屿长蛆了。
当然，我也会记得寥寥无几的良心媒体。财新、三联、人物、新京报等几家媒体，一直努力地报道最真实的疫情。作为前媒体人，我知道他们有多不容易，也许一篇报道的背后，就是一次训和无数诫次的检讨。
友情推荐一下财新刚推出的《新冠时刻特刊》，这是财新汇集36名记者，历时100天，用多篇重磅报道和近200幅照片集结的精华版。胡舒立和她的团队，竭尽全力记录下了这场旷世之灾。
就在昨天，财新的记者还深入汉口殡仪馆，去数骨灰盒。这是真正的良心媒体。全中国就剩这么几家了。
我们该记住的，还有许多。在围城中心力交瘁的方方，在第60篇日记后疲倦地放下了笔。但我们应该接过她手中的笔，延续她反复的呐喊：追责！迄今没有一名官员对这场疫情负责，而我们都等着那一天。
最近接连看了两部方方小说改编的电影，一部是《万箭穿心》，一部是《埋伏》。
在《万箭穿心》中，颜丙燕饰演的宝莉，丈夫有外遇后又下岗，跳了长江二桥，她为了养家，扛着扁担每天给人挑货，10年后，她含辛茹苦抚育的儿子成了高考状元，却要和她断绝关系。
片尾，她没有哭天抢地，只是踢了一脚熄火的面包车，骂声“个婊子养的”，扬长而去。武汉的女子就是这么硬气。
武汉于我，多少是有些缘分的。上中学时，发现武汉的大学在广西的招生人数是最多的；直到这次疫情爆发，才知道武汉的在校大学生数量居然是全球第一。我高考时也不可免俗地填了那里的院校，是武汉粮食学院。最近据说今年全世界会闹粮荒，我囤了一堆大米罐头压缩饼干后，忽然怔怔地想，当年倘若读了粮院，去守了粮仓，也许，心里就不会慌了吧？
曾经驾车陪长辈去武汉，去看望长辈的长辈。
曾经三次在命运的拐角处，被武汉大学的三个毕业生改变。
曾经出差武汉，那是2010年，我刚定居长沙，准备要个娃了。同事带我去汉阳的归元寺，说求佛特别灵。我在送子观音佛像前拜了一下，同事望见一片树叶打着旋落在我的头顶，说一定灵验。翌年流氓兔出生，如今他8岁半了，上三年级，我一直没告诉他今年武汉的惨剧，武汉满城的生离死别，因为我没想好该怎么说，虽然，他与那座城市有今世的缘分。
但我一定会对他说的，老子必须要说。这两个月固然是孩子们囚禁家中的童年阴影，但又何尝不是父母们此生最大的阴影。如果转眼就忘，转眼就若无其事，那我们跟一条咸鱼又有什么两样？
想起了多年前复旦诗人陈先发的诗：
两阵风相遇，有死生的契约
雨水赤裸裸，从剥漆的朱栏滑下
从拱桥之下离去
那时的他们，此时的我们
两不相见，各死各的
两不相见的，岂止是那些逝去的人。还有国与国的关系，族群与族群的冷眼，以及你和我，各自分道扬镳的表情。我们有可能，刚刚过完了今生最好的日子，接下来只剩坏日子了。死去的人很痛，活着的人更痛。
我的前同事冯翔（“8字路口”创始人），在北京的公车上拍下了这幅图，一个戴口罩的女孩在读余华的《活着》。多么真实的写照。
恰似我们昏庸而怯懦的生活。
恰似我们深夜里的悲从心来，泪流满面。
个婊子养的，我们先前不是好好的么，怎么就遇见了这正月里的雷，那昆明湖里的钱塘潮，以及，千里江山的无数新坟？
这个世道，这片山河，你能告诉我么？
